君臣一行人沿着来路，从南城经过通惠桥，来到了诸暨县衙所在地——新安江北岸的老县城。

由于是县衙、县学等公署所在地，同作为商业区的南城相比，北岸的老县城行人要少很多，也就清静许多，在宽阔的大街上说话，不用担心被人听见。此外，比之先前入城之时，如今身边多了一位诸暨知县孙嘉新，朱厚熜等若是遇到了一位先生一般，一路上忙个不停地问东问西——说起来也着实好笑，回到明朝七八年了，跟他打交道最多的人，不是司礼监大太监，就是内阁学士、六部尚书，听到的、议论的，都是军国大政，于地方政务民情，却是一概懵懂。这倒也符合他至尊无上、胸怀九州万方的帝王身份。可是，要想治国安民，少得了两京一十三省各级地方官府衙门吗？地方实情，能从各级地方官府衙门的奏疏中了解到吗？今次驾幸南都、拜谒祖陵，他之所以执意要撇开龙舟船队、几千里鞍马劳顿地微服南下，还指示随行的高拱、张居正两人每日入住馆驿，都要接受当地府尹县令的拜访，就是为了补上这一课。不过，那样的官场交际应酬毕竟只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那些地方官员也不会跟“高大人”、“张大人”这两位天子近臣、过境钦差说实话。遇到孙嘉新这样心直口快的官场硬汉，他当然要仔细询问、虚心请教了。

孙嘉新先前还有些拘谨，渐渐也就放开了，向他说了许多地方官府衙门盘剥治下升斗小民的鬼把戏，直把朱厚熜听得瞠目结舌，简直有一种“叹为观止”之感。

比如收缴赋税、催派劳役，这是各级地方官府衙门的最为重要的一项政务。前些年征收实物，其中的鬼门道就实在是太多了——摊派不摊派、摊派多少、何时征缴、成色如何……各个环节都可以狠狠地敲诈治下平民百姓。尤其是那些不幸生在有地方特产的州县的百姓，若是更不幸地被地方官府确定为向朝廷敬献贡物的“贡户”，再遇到贪得无厌又心狠手辣的父母官，往往被逼得倾家荡产、卖儿鬻女，甚至每年被逼得弃田逃亡、投河上吊的人都不在少数。近些年来朝廷实行一条鞭法，把各项杂赋劳役折银计征；并且实行了zf采购，宫中及朝廷一应用度，只要能从市面上买到的，也都不再向各省府州县征收，一是体恤民生之苦，二来也是为了以此促进商贸流通。两项新政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是，免征各地绝大多数的贡物，并不能堵绝地方官吏盘剥百姓之门，他们就把主意打到了征收田赋和从百姓手中收购余粮之上。

推行一条鞭法，使得在中国实行了两三千年的实物赋税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粮还是要收的——一来全国有数万官员、数十万属吏都要吃饭，官员的本色俸、属吏的禄米都要朝廷支出；二来朝廷将大明军制由卫所屯田制悄然改易为募兵制之后，全国近两百万常备军的军粮，除了将军屯转为退伍兵士的农场提供，并用开中法补充一部分之外，还需要国家再解决一部分；三来京师等各大城市的民粮，也需要朝廷掌握一部分用以保证供应、平抑物价。此外，俗话说得好“手里有粮，心中不慌”，从朝廷到各地官府衙门都建有官仓，也要存粮用以应急备荒或赈灾抚民。因此，各地官府衙门仍需要向承种官田的百姓征收田赋，或按照各自拥有的田亩数量，从自耕农手中强制性地购买一定数额的余粮，这就给了贪官污吏盘剥百姓的大好机会。

田赋是为皇粮，征收田赋或收购余粮都有严格的规制章程，连所用的斛斗量具和秤，都是户部定制的“官器”。究其根源，是因为度量衡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自秦朝灭六国、成一统，统一了天下度量衡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明朝尤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而严格的度量衡管理制度，度量衡器均由官府制造，以保证量值统一，凡私造斛斗秤度者“依律问罪”，知而不揭发者“事发一体究问”。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元年令铸造铁斛斗升，付户部收粮，用以校勘，仍降其式于天下，令兵马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较勘街市斛斗秤尺，并依时估定其物价。”次年，又令司农司依照中书省原降铁斗铁升标准器进行较定后，依样制造并发下属府、州、县仓库收支行用，商行店铺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赴官府印烙，乡镇百姓使用的斛斗秤尺，也要与官方颁发的相同才许使用。此后，由于各地使用的器具又开始出现不统一的情况，明朝分别于宣德七年（1432年）、正统元年（1436年）、成化五年（1469年），又多次重申按照洪武年间的标准量器式样重新铸造，以备校勘，官民通行，并且仍将各式标准器具悬挂街市，以便比较。并下令布政司各府州县，凡每岁收粮五十万石，收布绢十万疋以上者，工部各发给铁斛一张，铜尺、木尺各一把。景泰二年（1451年）、正德元年（1506年）、嘉靖八年（1529年）皆令工部制造戥秤、天平和砝码，分给各司监收内府银科道官及内外各衙门，以作征收银两和支付官吏俸禄之用。

律法煌煌，胆小的贪官污吏轻易还不敢象那些放贷的财东地主一样大斗进、小斗出，或是在秤上面做文章。他们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往粮食里掺谷壳、麦糠甚至沙子、或从各地米行低价购来陈粮淘换当年收到的新粮以赚取差价，都可以大捞一把，不过要担风险，被户部查验出来或被边军拒收以致劣迹败露，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最稳妥的法子，还是在征收时做手脚，“淋尖踢斛”就是其中最常用的法子。

所谓“淋尖”，百姓将粮食倒入官家收粮的斛斗之中，一定要高高超出斛口；收粮的官吏再用铜尺在斛口上面这么一刮，高出斛口的部分就被刮到了斛外，这一部分照例是不退的。接下来便是“踢斛”——收粮的官吏穿着寸许来厚的厚底官靴，狠狠地在斛斗上面踹上两脚，就又有一部分粮食洒了出去，也照例不退，斛口却浅了一层，还得百姓再倒入粮食补齐。就这么一刮两踹，能盛五斗米、收粮七十斤（明制，一石约为141.6斤，五斗为一斛，二斛为一石，一斛约为70斤）的官斛，足斤足两能收到八十五斤到九十斤，等于多收了至少一斗。

一斛多收一斗，一石就是两斗，等于给百姓增加了20％的赋税，不用说，收粮的官吏将收到的粮食交到官仓之时，当然不必如此淋尖踢斛、锱铢必较，这多出的20％，都进了各级官府衙门那些贪官污吏的腰包！

朱厚熜闻之不胜骇然之至，怒道：“竟有这等事！难道他们就不怕引发众怒、激起民变？”

孙嘉新苦笑道：“回皇上，官器之下，百姓安敢言怒？至于民变，历年皆是如此，百姓早就习以为常，亦只能逆来顺受。”

“好一个‘官器’！朕这个万民君父，纵然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个‘官’字下面，竟还藏着这等血盆大口！”

朱厚熜愤慨地说了一句之后，突然问道：“既然历年如此，那么，你在各地做州官、县令时，也是这样淋尖踢斛的吗？”

孙嘉新坦然说道：“回皇上，田赋是皇粮，官府是代天家征收，征粮缴税，全凭‘良心’二字。微臣辱蒙圣恩，牧民一方，治下并无此等情事。”

朱厚熜不相信他的保证，：“你有良心，未必你手下的那些人都有良心。无论是做州官还是县令，你就算是长着三头六臂，也不能亲自监督到每一次、每一处收粮。如何担保治下没有这等虐民自肥之事？”

孙嘉新说道：“回皇上，微臣每到一处，便按照户部规制重铸铁制斛斗，并铸一杆铁秤，秤砣亦是铁铸，秤杆七十斤之处钻一孔，将秤砣固定于孔，先过秤，再过斛。并在斛斗下面平铺草席，淋尖之后的粮食由百姓自行收取。至于踢斛，微臣明令收粮官吏只能赤脚，不得穿厚底官靴。铁斛加上五斗粮食，重量超过百斤，他们若不怕踢断脚趾，微臣也只好听之任之。不过，微臣为官二十年，倒还没有发现这等要财不要命的贪婪之徒。”

孙嘉新说的一本正经，朱厚熜却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方才的怒气也不知不觉地消散了。

笑过之后，朱厚熜又正色说道：“征缴田赋是国之大政。因为，粮还是要收的！全国官吏的禄米、官兵的军粮、京师的民粮，还有年年必不可少的赈恤粮、平粜粮，都得要靠各地官府衙门的官吏去收！可是，朕不能、更不敢把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死活寄托在你们这些当官为吏之人的‘良心’之上。你用的那些征粮办法，跟方才建议朝廷以铁弓清丈田亩一样，虽说难登大雅之堂，却能收到实效，或可纠治此祸国殃民的大弊。回头好生整理出个条陈上奏朝廷……”

说到这里，他瞥见孙嘉新脸上突然露出了尴尬的苦笑，便问道：“怎么啦？有什么难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