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农校生活

我们难免有时会迷失真理，但永远不要迷失人性。

——作者

一．失落

一九六一年秋，我去“北京农业学校”报到。

从广安门外坐郊区车到长辛店，就有学校接新生的拖拉机在等候。十几个人挤坐在一辆拖拉机的拖斗上，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行进。第一次坐“敞篷车”，还真有几分兴奋，我们好奇地看着路两旁的稻田农舍，十几里路一会儿就到了。

“北京农业学校”位于与丰台区交界的房山县境内，与“稻田村”相邻。学校的前身是农场，五八年“大跃进”成为学校。我们是这所学校正式成立后的第四届新生，我是农学专业六五○三班的学生。

开学典礼上有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由于学校有农场，自产粮食，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增加到三十七斤，这在困难时期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也正因为有农场，我们必须参加农业劳动；每到农忙，还要停课。我们的入学教育就是为期一个月的秋收劳动。

收割水稻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来说，开始还有趣，到后来就有点苦不堪言。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了解人力收割的劳作：赤脚站在松软的水田里，弯下腰作深鞠躬状，左手抓住一把稻子，右手握住镰刀贴近地面把稻子割断，割下的稻子再打成捆运走。用力量小了割不动，用力过猛，又容易伤到自己的腿。双脚要不停地来回移动，因为泥田里有“水蟞”（蚂蝗），停时间长了会叮在腿上吸血；但也不能没章法地乱动，踩到刚割过的稻茬子上，会把脚扎破。起初我们还能保持正确的姿势，刷刷刷地一直割过去；没多久就站不住了，只好蹲着割；再后来蹲也蹲不住了，就单腿轮换跪着割。第一天劳动下来，人人腰酸腿痛，手打泡脚流血，可谓伤痕累累。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响时感觉浑身疼痛，不想动弹；但毕竟是年轻，只要咬一咬牙跳下床，胳膊腿活动活动就没事，照样又是一天。

一个月下来，我们已完全是“农民”的形象：头戴草帽，手持镰刀，皮肤黝黑。体力劳动使我们吃得香睡得着，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睡觉沉得像条死狗，雷打不动。

班上有的人坚持不住退学了，但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没有退路。

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只是劳动锻炼的第一课，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

劳动的苦我不怕，我心里感到苦。

我本应当上高中，上大学。在育才学校，我哪方面也不比班上的革干子第差，为什么就让我上农校，为什么！

我的那些“美好”的理想，都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沮丧。

我抱怨，我不平，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好像是我的后娘，我在不公正的命运面前孤独无助。

这些可怕的想法像毒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我。

开始上文化课了。

除了语文，我对所有其它的课程不再感兴趣。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课上课下疯狂地阅读。上课不听讲，迟到旷课也是寻常事；有的课我根本不上，在宿舍泡病号。为了能“治理”我，第一任“队长”（班主任）对我软硬兼施，结果也不起任何作用。我向他扬言：“要不你开除我，我正好不想上呢！”把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气得吹胡子瞪眼，差点要打我。

期末考试八门功课我有六门不及格。补考时我照复习提纲恶补一气，虽说是“平时不用功，临时抱佛脚”，佛脚居然显灵，又全部通过了。

一学年下来，我虽然补考后勉强升级，却因旷课太多，屡教不改，班主任把我的材料总结上报，我受到学校记大过的纪律处分，张榜公布。

我破罐破摔，还是满不在乎。

我成了班上乃至全校的“个别生”。

由于我在学校的恶劣表现，爸爸到学校来过几次，我开始认识爸爸的另一面。在外面，爸爸是一本正经的“国家干部”的形象，当着老师，给我大谈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要我热爱农业。在学生宿舍，对我和同学讲什么：“革命同学要互相帮助，树立远大理想。”他讲那一套大道理很认真，也很投入，同学都戏称他是“革命干部”。

二．浪子回头

因为农校的前身是农场，所以在许多称谓上保留了农场的传统。比如班主任叫“队长”，校长叫“场长”，年级叫“中队”，年级组长叫“中队长”等等。到后来学校逐渐发展走向正规，这些老称谓才慢慢消失。

对于我们这些农校的“元老”来说，老称谓更显亲切。

农校有两位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一位叫丛选永，一位叫张维安。

二年级时，我们班换了一位队长，他叫丛选永。

他是个特别祥和的人，时常面带微笑，很少激动，说话声音也不大，显然没有前一任队长厉害。

他上任没多久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找我谈话，和前一任队长不一样，不是批评指责，而是一种关切：

“我知道你的情况，我觉得你不是坏学生，也不是不明是非的人。我说的对吧？”

还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这话让我心里一动。

“你有理想，喜欢文学，这是好事，你完全不用放弃。俗话说‘艺不压身’，将来工作中都用得着。”

“但你别脱离现实，你现在上了农校，就应当有新的理想。”

“马克思都说人是无法自己选择职业的，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留校给你们当老师。”

丛老师说他自己也是农校毕业，比我们大几届。

“别把自己的一辈子荒废了。只要你振作起来，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他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

“你知道吗，中国有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对你抱很大的希望。”

我凝望着他的眼睛，从他的眼光里，我感受到真诚。

我无法把丛老师十几次苦口婆心的谈话内容完全回忆并记录下来。实际上，与其说我是被丛老师讲的道理说服，不如说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的。

在丛老师的帮助下，我重新燃起了上进的希望。

在学校农场劳动的，还有从教育口转来的“右派”和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人。我们的语文老师张维安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年级时，我们在劳动时看见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身体瘦弱的男子在猪场挑泔水喂猪，这个文质彬彬的猪倌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劳动休息时我们和他聊天，他知识渊博，海阔天空地和我们谈古说今，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但问他为什么在这儿喂猪，他笑而不答。

二年级时，他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语文课讲得非常吸引人，上他的课没有纪律问题，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

我们班有好几个文学爱好者，也都是张老师的崇拜者，我们有时到教师宿舍找张老师

聊天。他没有架子，对我们亲切得像朋友一样。

“知道你们喜欢文学，你们都基础不错。听说有的人想当作家、诗人？”

我脸红了，不知他指的是谁。我们都忙着解释：

“不是，不是，就是有点喜欢。”

“其实作家很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尔基小学没毕业，鲁迅是学医的，也相当于中专。”

他笑着说：

“我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你们看我，还不是作家吧？”

我们也跟着傻笑。

“作家需要生活，这些你们现在可能还不懂，以后就能体会了。”

“但千万别混日子，我呢，在猪场就好好干活，现在就好好教书。”

他意味深长地说：

“好好念书吧！你们年轻，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丛老师和张老师的话以至诚动人，寓情于理，深深地感动了我。

老一辈教育家陶行之先生说过：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如果没有二位恩师“从心里发出来”“打到心的深处”的教诲，我或许永远不会消除心中的不平和愤懑，最终成为一个怨天尤人的傻瓜。

压在我心头上的块垒逐渐消融，一度迷失的“浪子”，终于回头了。

张老师也夸奖我的作文。有一回张老师在班上朗读我的一篇回忆江南景色的作文，他那抑扬顿挫富于情感的语调把我带进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写的；如同一支普通的乐曲经由小提琴大师用名琴出色地演绎，展现出神奇的魅力；我们都陶醉在其中。张老师念完后，有好几秒钟，班上静静的。

张老师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有一种整体的内在的美，不能仅注意辞藻的修饰，他引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我一直铭记在心。

他还给我们讲过清代学者王国维的立志成功“三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张老师讲解这几句词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稀可辩。

张老师告诉我们，治学的态度应当是“不雷同，不苟异”，要独立思考。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六十年代初有一股翻案风，给曹操翻案，给潘金莲翻案。我们在图书馆的报刊上看到有关内容，很感兴趣。在给潘金莲翻案的问题上同学们看法不一，成了宿舍熄灯后“卧谈会”讨论的热点。有的说她反封建，追求爱情自由；有的说她是淫妇，伤风败俗。我们争论不下，去找张老师评判，张老师说得很干脆：

“我觉得潘金莲再追求自由也不应该毒死无辜的武大郎。没这一条，他爱谁都行；有这一条，我看她永远翻不了案。”

张老师的话一针见血，说得我们心服口服。

的确，如果某种男女之情“自由”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人性为什么还要包容它？

“文化大革命”中，张维安老师受到冲击。“文革”后，他的历史问题被平反，张老师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在报刊上发表过数篇大块头的文学评论。他的文章论述精到，行笔流畅，文采飞扬，在当时颇具影响。正当张老师由逆境转入坦途之时，他被诊断得了肺癌。

在他生病期间，我回北京看望过他几次。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中透出一种悲怆，每次离开他时我都几乎要落泪。他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我远在密云，是事后才知道的。

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凡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惋惜。

惜乎痛哉！

诲人不倦、才华横溢的张老师！

三．刘校长的仁政

农校还有一位好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宗藩。

刘校长差不多每周要给我们作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通常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其中重要的是热爱农业的“专业思想教育”。别的领导的报告大抵枯燥无味，但刘校长极富演讲口才，他的报告幽默生动，我们特别爱听。

刘校长有胆有识，启用了一批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即包括张维安在内的一些人，让他们当上教师。这部分人不少是大学里的才子，教学水平非常的高。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这成了刘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条罪状：招降纳叛。批斗时让张老师他们陪绑。

虽然农校的粮食定量比较高，自己还有猪场，每个月能吃一次炖肉。对于我们这些活动量大的小伙子来说还是不够。在困难时期，饥饿是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

饥饿是什么感觉？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说：“哦，那没什么，为了减肥我有时也会饿自己一顿的，是有那么点不好受，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多年的饥饿和食品匮乏，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一个遥远的噩梦：不再可怕却挥之不去，可以回忆却难以言传。

我们那时好像是一群饿狼，寻找任何可以放进嘴里吃的东西。收水稻劳动的间隙，有一样工作是要抓紧的：将一支稻穗放在手里来回地搓，搓出米后小心地把稻壳吹掉，然后将米粒倒进嘴里，那新米嚼起来味道很香。这种“手工碾米”的效率很低，一次最多也就二十几粒，那可是我们劳动时重要的加餐。

如果不是收稻子，我们也能找到加餐的东西，因为农场里有的是农作物。萝卜、白薯，从地里挖出来用手擦擦泥就吃；灌浆的玉米棒子，半青半紫的茄子，摘下来就大啃大嚼；周末几个人合伙在水田里捉青蛙，当场开剥，然后用铁桶架起柴火煮了沾盐吃，几乎连骨头一起咽；我们还烧烤过蚂蚱、知了，不是为了寻求美味，而是为了填充老是空虚的肚子。

如果饿得睡不着，同学们就躺在床上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吃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会餐”，在美好的想象中咽着口水，慢慢入梦。

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怎么能够一口气嚼完二两糖块，一口气吃掉半斤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制“月饼”。那是“个人购货证”每月的定量：二两糖半斤点心；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营养大餐。

当用尽一切“自力更生”的办法还是无法驱赶饥饿的时候，我们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涂改餐证。

农校的就餐证是一张卡片，每个月一张。上面印着早中晚餐的格子，定量是三四三，即早晚三两，中午四两；边上还印有加餐的格子，一个格子是二两，正餐加餐总共三十七斤，是每人的定量。吃一顿由食堂的人用笔在相应的格子上划一下。比如你中午打算吃六两，那么划一个中午的格子，再划一个加餐的格子。我们一般月初控制不住，时常六两八两的吃，到了月底加餐就紧张了；于是开始打加餐格子的主意：一种办法是用小刀把划过的笔迹刮掉，要很细心地刮，不能把纸刮透；另一种办法是先在餐证上涂一层薄薄的胶水，在水里一泡，划过的笔迹就会洗掉。其实这两种办法都很容易被识破：前一种只要对亮处一照，刀刮过变薄的地方就很明显；后一种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水泡过的痕迹。这些小伎俩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虽时时得逞，也经常穿帮。农校对这些违规行为似乎也不想严厉打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作伪的技术太差，被发现了也不过当场拒付，弄个大红脸，没有严重的麻烦。

这是否和刘校长的“仁政”有关？我想是一定的。一定是他体谅饥肠辘辘的学生们搞的这些小把戏，如果换一个“铁腕”校长，“大力整顿食堂秩序”，我们就惨了。

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从食堂打饭回来，喜形于色；别人问怎么回事，他说由于开始人多，他的餐证漏划了。全宿舍一片欢呼，可再打一份他又不敢；因为打饭是一个班一队，他怕被认出来打了两回饭。我们谋划了半天，决定到最后食堂里没什么人，卖饭口合并了再去。结果成功，打回来的饭让在场的同学一抢而光。

如果说这是喜剧，那么把饭菜掉在地上则是悲剧。馒头包子掉在地上捡起来吃自然不必说，就是米饭和菜，不小心撒在地上也要尽量回收以减少损失。有一回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因为走得太兴奋了，结果把盛炖肉的饭盆儿扣在了地上，他把地上的肉块全收集到碗里，打了热水回宿舍一块一块地清洗沾在上面的泥土。别说他为此难过，大家都为他痛心。

几年前，我和来自河南农村的几个朋友聊天，他们如今在北京经商，已小有规模。当我说到困难时期的种种疾苦时，一位和我年龄相近的朋友淡然一笑：

“你们有的吃还能叫做饿？没的吃才能叫做饿！”

我有点听不懂，他摇摇头：

“你们城里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饿。”

我默然。

我不懂他们经历的饿，如同我的孩子不懂我经历的饿；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认知差异何以如此之大。

不论怎么说，有的吃，真不该抱怨什么。

不过说实在的，我也从未抱怨，那一时期的经历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磨练使我们终生受益。

刘校长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是曾在北京搞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位王校长，据说是长征干部，当过某元帅的警卫员，作风简朴但文化水平低。常看见他挽着裤腿在地里和学生一起干活，开会时他在主席台上一坐，从不发言。一九六二年声援古巴大会，群情激昂，口号声不断。开到要散会了，主持人提议：“请王校长讲话！”王校长像往常一样，摆摆手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不说了，不说了。”可是老师和学生的掌声热烈，特别想听听老革命的讲话。王校长看推脱不过，站起身走到麦克风前，迟疑了一会说：

“我不会讲话，我带你们喊几句口号吧！”

然后他振臂一呼：

“古巴必败！”

全场谔然。主持人跑到他跟前耳语了几句，他连忙纠正：

“错了，错了，古巴必胜！”

“美国必败！”

后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古巴必败”。

农校的不少领导和老师都被我们起过外号，但大多属于善意的调侃，并无不尊重之意。比如化学冯老师的外号是“使之变蓝”，冯老师讲课极好，语言严谨而不失生动，边作实验边讲解时说话半文半白：

“取碱液少许，加石蕊数滴，使之变蓝。”

令人忍俊不禁，这个外号也由此诞生。我们都特爱上他的课，我也由此喜欢上了化学，并深远影响到我后来的化学教学的生涯。

四．多彩生活

就在我的农校生活逐渐走上正轨时，我的慢性鼻炎突然急性发作。

从南方到北京，鼻窦炎是严寒的气候赐予我的第一个礼物。到医院看过好多次，滴鼻药也用过不少，还穿刺治疗过，都不见效。大夫说要动手术，这要花很多的钱，我也害怕开刀，结果一直拖了下来。没想到二年级冬天时一次感冒发烧引起并发症，鼻子和脸部都肿了起来。我请假回家，到了医院一看，大夫建议动手术。妈妈不愿意出钱，爸爸找奶奶商量，奶奶动用了她的积蓄，才在“天坛医院”给我动了手术。

手术是成功的，奶奶又一次救了我。

这次手术让我前后耽误了将近一个月的课。

农校老师的敬业精神是令人感动的。回校后我不好意思找老师补课，想抄抄同学的笔记就行了，结果各科的老师都叫我去补课；而惭愧的是，那些枯燥的“栽培”“遗传”课程我听着听着就走神，老师问一句：“明白了吗？”我楞楞嗑嗑不知说什么好。即便是这样老师也没有不耐烦，我只好强打精神，不敢再有懈怠。

农校的劳动较多，除了农忙以外，平时各班轮流参加农场的各种田间劳作。夏天要钻进一人多高、密不透风的玉米田里耪地，冬天要抡大镐刨冻土修水渠。到十一月底地里还有未收割完的水稻，必须抢收；劳动委员领来白酒，喝一口酒跳进冰冷刺骨的水田拼命割一阵，腿冻麻了跳上来活动活动再干，没有人叫苦。

学习劳动之余还是有不少的乐趣。学校有许多文艺社团：民乐队，军乐队，舞蹈队，话剧团，合唱团等等。根据兴趣可以自由报名参加。各班也有各班的特色，我们班是民乐之班，因为班上有民族器乐的能人，和我同宿舍的一位笛子高手据说是当时笛子演奏家刘森的再传弟子。有能人带头，个个都想试一把；于是纷纷参加了民乐队，从乐队借回乐器，主要是笛子和二胡，兴致勃勃地开练。

玩乐器的人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开始兴趣高，但技术差，叫做“别人不爱听，自己爱听。”如转化为自己也不爱听，那就失去了兴趣，到此终止。如能不离不弃，才可到下一阶段。

中级阶段：别人能接受，自己也入门，叫做“别人爱听，自己也爱听。”到此阶段可以自得其乐。

高级阶段：别人觉得很好，自己感觉技有未精，叫做“别人爱听，自己不爱听。”那是进入了“内行听门道”的境界，不练个十年八年是不行的。

你可以想象，一进入宿舍的楼道，耳中就充斥“初级阶段”吱吱哑哑的“音乐之声”时有多么的热闹。

但年轻人学东西就是快，加上有班里的高手点拨，没多久不少人便达到了中级阶段。

都说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我的体会是，要达到此目的，最好掌握一件乐器，那怕是粗通也好。

我是笛子和二胡都练，也都练到了可以自娱自乐的阶段，能演奏一些简单的独奏曲。

我喜欢二胡的柔和与韧性。尤其喜爱刘天华的曲子。

“良宵”的恬静，“病中吟”的婉转，“光明行”的坚定，消去了我的浮躁。

我也喜欢笛子的清脆和激扬。

我爱吹冯子存的“喜相逢”，前几个乐句下滑的花舌音，如同激动的心在颤抖；每吹奏这一乐曲，我都感觉好像有一支温柔的手在安抚我心灵的伤痛，我在向我的亲生母亲倾诉，和远在天边的亲人相逢。

“荫中鸟”活泼富有朝气，用笛子模仿林荫中各种鸟的鸣唱，几乎能够忘我；仿佛自己就是那只小鸟，心中充满了快乐。

如贝多芬所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

喜爱音乐的人是幸福的。

伟大的作家是高尚的人，与他们的精神交流也是我完成自我教育的重要一环。

我那时看的书很杂，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从名家的长篇小说，到诗歌、词赋以及传记、侦探、科幻无所不看。同学中也不乏同道，晚上躺在床上竞相背诵唐诗宋词是宿舍里的一乐。

当时翻译出版的俄国小说比较多，我喜欢托尔斯泰，契可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托尔斯泰的《复活》中，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骗了女仆玛丝洛娃，始乱终弃之后使她沦落为妓女，书中描写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玛丝洛娃蒙冤服刑后的忏悔以及他人性复活的历程。作者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倾注的人道主义精神令人感动。

我觉得，死了的人性是无法“复活”的，聂赫留朵夫毕竟还是有人性。

契可夫的短篇犀利而幽默，看他的小说如同看一出喜剧，轻松愉快又耐人寻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描写人性的堕落，善与恶的冲突，都令人心灵震撼。

六一年出版后就热销的《红岩》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很大。被称为“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教科书”。书中正直无畏不怕牺牲的江姐、许云峰、华子良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是我们克服当时种种艰难的精神支柱。

外公的古典文学功底深厚，我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其中古诗词中的“入声”韵就让我搞不懂，因为念起来明明是不押韵的。外公告诉说普通话里没有入声，用南方话念就押韵了。他让我用南京话朗诵**的“满江红（和郭沫若）”，果然就非常的顺。

有一回我写信向外公请教干支记年的问题，他的回信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张信纸，虽用钢笔写就，但字字工整漂亮，如同毛笔的小楷。为了让我能够明白，除了解释天干地支以外，从甲子开始，六十个干支组合按顺序排列，一个不差。这种近于“迂”的治学态度真令人敬佩。

我特别欣赏梁启超的一句话：“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即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以明日之我挑战今日之我。我就是在这样的挑战中吐故纳新，逐渐地完善自己。

在农校我们享受国家的助学金，扣除伙食费后每个月还能发三块五的零花钱，我们戏称挣“三十五大毛”。这“三十五大毛”用于每个月的生活必须品后所剩无几，但毕竟除了衣物以外已不用家庭负担，我已处于“半自由半独立”状态。

学校的文艺社团多，所以每学期都有几次全校性的演出活动；每逢此时，同学们都像过节一样兴奋。男生最漂亮的演出服是白衬衫蓝裤子，把衬衫下摆掖在裤子里面，系上腰带，个个精神抖擞，十足的神气。

蓝裤子好办，白衬衫就难免有点问题。不是有的同学没有，就是有而太破或太旧，旧到几乎不能再叫“白衬衫”了。有人说白的再脏也是白的，那是和黑的比；要是旁边有一个更白的，那就比黑的还难看。我的衬衫就是这种情况，与别人雪白的衬衫排列在一起，极不协调。为了维护集体荣誉，只好向同学借。仅是民乐队演出还好办，可以在班里借，要是全班大多数人参加的合唱之类就麻烦了。有一次演出，我正为借不到白衬衫着急，一个同学自告奋勇，说他认识低年级的一个男生，父母在国务院工作，白衬衫特多还特慷慨，我求他帮忙，他不一会儿就拿着一件几乎是新的白衬衫回来了。

我对这位不相识的同学产生了好奇。他瘦高的个子，是舞蹈队的成员，表演过舞剧“小刀会”里的“弓舞”，舞跳得非常好。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七八件白衬衫，谁向他借都不会拒绝。他父母的名字是保密的，连班主任都不知道，大家猜想一定是个高干。

国务院的大官也让自己的儿子上农校，我们对这个官还真有几分敬意。

到“文革”时才知道，他原来是国家主席**的儿子。（注）

注：刘允真，**与前妻王前之子。无独有偶，主席夫人王光美也是他的继母。

五．思想汇报

由于我的进步，处分撤消了。丛老师鼓励我并给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入共青团。

我原来对加入共青团想也不敢想，一是受过处分，二是入团太难。我们班四十八个人，到三年级时才只有六七个团员。

但谁不想入团呢？团章上讲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学习**的学校”，是“中国**的助手和后备军”。在胸前别一个团徽，那可是好学生的标志。

入团要写申请，申请之后组织上会指派一个团员为介绍人，然后要经常的与介绍人和团干部谈话，还要经常的写思想汇报。

团支部书记和我的入团介绍人对我都不错，也比较谈得来，我就怕写思想汇报。思想汇报不但要谈对团组织的认识，还要结合实际，剖析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体现世界观改造的过程。每个月起码应当写一份，表现好则要多写。班里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不少，有的同学一星期就能写好几份思想汇报。

开始还好写，我就把自己入学以后的错误加以分析，批判自己“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复批判之后，就不知写什么好了；不能不写，又不能讲空道理，只好挖空心思地找一些身边的事进行“阶级分析”：比如哪天劳动时怕苦怕累了，哪天运肥时嫌臭了，都可以归结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那年寒假，我在家里写思想汇报，是开学必须要交的。我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奶奶给过我一支在路上拣到的钢笔，这也应当是占小便宜的“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我就写了这件事，并加以分析批判。写完了爸爸恰巧走过来，他拿起来看了看，说：

“嗯，分析得不错，思想水平还真有提高。”

然后给我讲了一通要挖思想根源的大道理。我知道他一直在积极要求入党，写思想汇报一定是个内行。

过些日子我去大伯家看望奶奶，坐了一会儿后，奶奶看着我，欲说又止：

“无敌，那钢笔的事你不要写嘛…”

我一下子愣住了，奶奶怎么会知道的，难道是爸爸说的？

奶奶没有责怪，倒像是恳求：

“无敌，不要写嘛！那钢笔的事，你不要写…”

“奶奶，我不写了…，我不写了。”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心里十分惭愧。

出了门，我在心里痛骂自己。我怎么了，为了入团让奶奶伤心，我这是干了什么！

奶奶没有做错什么，错了的是我，我真不该那样写。

从那以后，我好长时间没写思想汇报，丛老师以为我有了什么思想反复，找我谈了几次话。我不好意思说出真正的原因，只说是对入团信心不足。入团介绍人和团支部书记也热心地来帮助我，和我谈心。思想汇报后来还是继续写了，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却是永远的懊悔。

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那样做。他明明知道那样会伤奶奶的心，那毕竟是他的亲生母亲！

我记得五八年爸爸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奶奶心疼他，每隔不久就用自己的积蓄买鸡炖给爸爸补身子，让他吃了有一年多。而他对奶奶又做了什么！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妈妈记恨爷爷和奶奶，是因为几十年前那场不同寻常的婚变。

我问过爸爸，为什么把我的思想汇报告诉奶奶，爸爸做出诧异的样子：

“我向你奶奶汇报你的进步嘛！”

我真是无言以对。

爸爸是很进步的。

他积极要求入党，不断地写思想汇报。他让我看过他给组织写的思想汇报和简历，对他的过去有了一些了解。

抗战时期他曾在“国统区”重庆旧政府的银行工作，集体加入国民党。四六年和表妹即现在的妈妈跑到解放区，参加过“华北军政大学”的培训，四七年加入**的外围组织“民主大同盟”，四九年又退出“民盟”，坚持不懈地要求加入**。

他在思想汇报中强调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

岂止是没有犯过错误，他还有许多突出的表现。

比如“三反五反”中揭发斗争，“抗美援朝”中积极捐献，“反右斗争”中立场坚定。更突出的是，在六三年的“四清”运动中，他坚决割“资产阶级尾巴”，要将南京爷爷的房产交公。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大伯和奶奶才同意了他的革命行动。由于他的行为超前（“四清”运动中没有没收房产的任务），当地的房管部门起初还嫌多事，不愿意接收；后来才勉为其难地打了一个收条。

他多次兴冲冲地向家里人宣布，他已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党支部书记已和他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谈话；但直到割完了“资产阶级尾巴”，他也未能入党。

真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六．下乡

农校还经常组织我们下乡劳动。

三年级时，我们到房山县的窦店村参加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

三夏劳动当时又称为“三夏战斗”，从六月上中旬开始，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任务是必须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麦子的收获、脱粒、扬场，以及玉米的套种、耕、耪等一系列田间管理。这一切全凭体力劳作，又值气候炎热，所以劳动强度非常大，比秋收劳动还要艰苦。

我们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在夜色朦胧中向麦田进发。收麦子有两种方式，镰刀割或用手拔。手拔虽比镰刀割慢些，但地里不留茬子，可以省掉翻麦茬的工序。

拔麦子看似简单，其实如练武功一样，一招一式马虎不得，否则要吃大苦头。

生产队长先给我们示范：两手抓住一把麦子，前腿绷，后腿弓，用腰和腿带动全身向后发力；不能仅用胳膊的力量拽，那样的话不到半天胳膊就得累肿了。手抓麦子也要松紧适度，不能在手里打滑，要不然手打泡不说，干黄的麦叶像小锉刀一样，能把手掌心割出一条一条的血道子。

就在那次劳动中，我得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后来到吃药也吐，喝水也吐。昏昏沉沉中感觉到有人把我抬上了马车，一路摇摇晃晃地送到了医院。我在长辛店医院也不知住了多少天，终于能喝粥而不吐了，生产队的马车又把我接了回去。

回到我们住的老乡家，我浑身无力，肚子开始有了饿的感觉。一位大妈端着一碗面走了过来：

“你准饿了，来，把这碗面吃了！”

我把碗接过来一看，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那是热腾腾的一大碗挂面，里面卧着两个鼓鼓的鸡蛋，面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香油，绿的白的葱花点缀其中，香味扑鼻。我呆呆地看着这碗面，舍不得下筷子。

我们住在老乡家，知道他们平时吃什么，也知道做这样一碗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从一家是很难凑齐这些东西的，必是这家奉献出准备招待亲戚的挂面，那家拿出珍藏几年的香油，再从篮子里掏出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的鸡蛋，那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换钱的东西。

大妈温和地笑着：

“吃吧，吃吧！唉…，你们城里的孩子哪受过这苦哟！”

我这个“城里的孩子”真没想到，在农村人的家里能得到如此的厚爱，能消受这样的福。

农校的学制是四年，四年级时有半年的时间下乡实习。实习的内容一是搞田间实验，二是访贫问苦，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农校体力劳动多，为劳动力易于分配，是男女分班，但实习小组是男女生搭配的。一个村是一个实习组，男女组长各一名，我被任命为小组长，实习的地方是房山县的周庄。

我们组有二十来人，分几处住在老乡家里，除田间调查记录外，和社员一起劳动，在社员家吃“派饭”。所谓吃“派饭”，就是由生产队指派到各家去吃饭，一家轮一个星期，当然必须是贫下中农家。每天给四毛钱，饭菜由各家自行料理。朴实的农民会拿尽可能好的饭菜招待我们。

好，是指能吃“干”的。六五年的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中午能吃上棒子面贴饼子、窝头，早晚有棒馇子粥喝，即“两稀一干”，就很不错了。如早晚还能搭配点干的，那就是非常的不错了。如果运气好，碰上劳动力多，粮食分配得多的人家，也会招待你一次白面烙饼；要是碰上困难的家庭，三顿饭可能都是以稀的为主，那也没办法。至于菜，是以自制的咸菜为主，等地里能见绿了，便有拌葱，拌黄瓜之类。

农村的生活艰苦，这我们有思想准备。

我们和老乡相处和谐。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劳动之余还要帮老乡挑水，推碾子，喂猪。晚上分头到老乡家走访，聊一聊解放前的生活情况，今昔对比，叫做“访贫问苦”。

有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劳动间隙回住处拿东西，在院子里就闻到一股香味。一进门，就看见房东老夫妻俩在紧张地吃着什么，锅里还有冒着热气的粉条和几块肉皮。见我们进来，他们很尴尬，也有些慌乱。我们意识到撞上了不该看到的场面，拿了东西赶忙离去。

以前也听说过“派饭”的人家吃“偏食”的事，没承想真让我们遇到了。

那“肉皮炖粉条”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可那一对老人的神态，却像印章一样，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无法忘记他们那惊慌的眼神，那眼神中包含着辛酸，也包含着歉仄和羞愧。

其实他们完全不必那样，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东西，何错之有。那是物质紧缺的年代，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分享。

可他们在现实的无奈中还是感到了不安。

多么善良忠厚的一对老人！

后来有一天，在村头分派农活的地方，生产队长站在高处，对社员们大声训话：

“咱们队里，有的人，学生分到家里吃派饭，可他们没良心！自各儿吃一样，学生吃一样！留着干的，好的，不给学生吃，留着自各儿吃！我告诉你们说，这可缺了大德啦！赶明儿养活孩子没屁眼儿！也不好好想想，要是你们自各儿家的孩子，出门在外的，能这么待他们吗！……”

生产队长荤的素的一块儿抡。

但他讲的，却是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圣人之道。

我当时就想，真该让家里那几个“缺了大德”的人也来听听。

有几家“访贫问苦”的对象因为经常去，与我们关系很熟。靠村东头的一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个子高，性格开朗，老人家天天到队里干活，推起小车跟小伙子一样。不管他的儿孙怎么劝，也不肯在家里闲呆着。他跟我们说：

“我一天不干活就非得病不可，他们不让我干活，简直就是盼我死！”

后来有一天他病倒了，我和同学去看他，他躺在炕上，伸出粗糙枯瘦的大手握住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颤巍巍地说：

“常无敌，下辈子见啦！…”

没有悲戚，他说得很从容。

第二天他就过世了。

我们全组同学到他家里去吊唁。按当地的习俗，他的长子披麻带孝，在门前施叩拜的大礼。

我们站在他的棺材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可敬的老人！终生劳作，死而后已，这就是养育我们的农民。

从农校毕业至今，我对农民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们中间，我能感受到人间最淳朴善良的情感，那是在我父母的家里一丁点儿也感受不到的。

七．毕业

实习圆满结束。我的实习总结作为典型之一在全校宣读。我也成了一个后进转变的样板。

但在我的入团发展会上，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发展会通常要邀请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参加。当程序进行到自由发言时，有积极分子提出异议，说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理由是我说过贫下中农“有油水”。

原来是“访贫问苦”时，越是解放前穷苦的家，材料就越多，我就说“有油水”；而一般的家，我就说“没油水”。当时没在意，还自以为很幽默，现在一上升到阶级立场问题，我还真不知怎么解释。团支部书记让我表态，我承认了这个说法不妥当，但声明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虽然十一名团员最终表决通过，我成为毕业前班上发展的最后一名团员，这件事还是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随便讲话可是要惹麻烦的。

毕业前的一个多月，爸爸和妈妈到学校来看过我一次。在床底下的一堆脏衣服中，妈妈挑了一两件说拿回去帮我洗，这真是破天荒的事。表示善意总是好的，只是一下子还真有点不适应；随后不久的一次“谈话”，才让我明白了他们这么做的用意。

毕业分配的时候到了，在“一切听从党安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召唤下，我们个个慷慨激昂。

校领导在大会上郑重地公布了分配方案。我们那一届多数是分配到农业局、农科所、

农场，还有一部分人留校。出人意料的是，居然还有分到教育局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部分大约有六七十人，到北京市教育局报到。老局长亲自接见并给我们讲话。我们听过他的传达报告，知道他是教育界很有威望的专家。他告诉我们，北京市的农村中学开设了“农业基础”课，缺少这方面的师资，才把我们分配了过来。为打消我们的顾虑，老局长风趣地说：

“不是师范毕业不要紧，哪个老师都是从第一节课过来的。我还是个科班出身，第一节课慌里慌张，在讲台上没站稳，一脚踩到痰桶里，那个笑话可大喽！”

后来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还真注意地看了看墙角的痰桶。

局长讲完话后发给我们一个意向表，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选择远近不同的区县，供组织参考，我选了最远的密云。

一九六五年秋，我奔赴密云，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四年的农校生活，努力回忆，也找不到什么浪漫的色彩。这似乎让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

我们那时没有“早恋”的称谓，对此有另一种说法，叫“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没有人会表露自己“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所以即便有，也极为秘密。毕业后虽有几对同学间的婚姻，他们也声明是参加工作后发展的，在学校真的没发现过一点蛛丝马迹。

但青春的萌动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好逑”的“君子”还是不少。

校舞蹈队有一名叫李红的女生，圆圆的脸蛋，苗条的身材；表演舞蹈时总是甜甜地笑着，样子很可爱。她成了我们班好几个男生暗恋的对象，我也是其中一个；但都仅限于集体活动或打饭时多看她两眼，不敢有什么别的举动。

毕业后各奔前程，几乎把她忘掉了。

“文革”后老同学见面聊天，才知道了她的遭遇。运动中她先是因出身不好受到冲击，后来在生活中屡遭坎坷；再后来，她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真是红颜薄命。

这个回忆还是不够浪漫。

在一般人眼里，“北京农业学校”不过是所不起眼的中专，没有什么可引以为傲。

但我感激我的母校，在我的心目中，任何学校无法和她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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