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革命与人道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维克多•雨果
一．命定的职业
没想过会当老师。
只记得从小对老师就十分的崇拜。上小学时我坐在前排，时常盯着老师的脸和手看，发现老师的手都特别的不一般，白白净净，指甲缝里一点儿泥也没有；这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打心眼里觉得当老师的都非常的了不起。
长大了也一直保留对老师的那份恭敬，只是对叫我“小白专”的那位中学班主任心存芥蒂。
上了农业学校，却当上了老师，谁也没有想到。
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的，因为在你做出选择之前，社会的诸等因素就已经替你决定了。
是否人人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己确实是让马克思说着了。
去密云之前，爸爸妈妈找我认真地谈了一次话。
“你要参加革命工作了，教师也是国家干部，你有什么打算吗？”爸爸说。
我不知怎么回答。
妈妈见他言不及义，插嘴说：
“你看你也挣钱了，我们养你这么大也不容易，家里吃饭的人多，挣钱的人少，你每个月要给家里点钱，帮助家里。行不行啊？”
他们的表情还和气，用的也是少有的商量的口吻。我才明白为什么近来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还有前些日子到学校给我拿衣服洗所做出的善意姿态；原来他们是必须要和我商量点什么了。
可我还真没想过钱的事。
记得在南京时，家里曾雇有一个女佣，有一回那个佣人逗我：
“无敌，奶奶对你这么好，长大了挣钱给奶奶花，对不对？”
我那时才上学，反应不过来。我想我的零花钱都是从奶奶那里挣的，从奶奶那里挣来钱又给奶奶花，奶奶怎么没说？我正认真思考着，奶奶笑着说：
“无敌挣钱会给奶奶花的，无敌有良心，长大了有出息！”
我才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是的，我挣钱先要给奶奶花。
看我没回答，妈妈有点沉不住气，绷着脸站起身进了里屋。
爸爸说：“行，你好好考虑考虑。”
晚上躺在床上，我思来想去。想到过去他们对我的种种，心潮难平。
如果要报复他们，我就此便可以与他们一刀两断。
但转过来又想，这么做，奶奶是不会同意的。
奶奶心地善良，她教人有良心。
过去的已经过去，或许他们心里也会有一点反省。
家里弟弟们还小，最小的老四才六岁，最大的妹妹也在上初中。
还有对我好的外公。
我不能连他们一起报复。
临走之前我告诉爸爸，我会给家里寄钱的。
第一次挣钱回北京看奶奶时，我给奶奶买了两瓶水果罐头，奶奶非常高兴，不住的说：
“不要乱花钱嘛，不要乱花钱嘛！”
看着奶奶笑容满面的样子，我心里十分自豪，我终于能为奶奶做点什么了。
第一次发工资，我给家里寄了十五元，当时我的见习工资是三十二元。
工作之后的有一次回家，爸爸满脸的正经，对我说：
“你是知道的，你小时候表现不好，所以没让他们叫你哥哥。现在你长大成人了，也工作了，应该叫他们改口了…。”
没有叫哥哥是因为我“表现不好”！真是个堂而皇之而又荒谬十足的托词，亏他想得出！
照他的理论，我都可以不叫他们父母。
不过我不想和他争论。
弟弟妹妹们被叫了过来，依次叫了我一声哥哥，有那么点不自然。
这一天距我八岁到北京，开始“表现不好”的那一天整整十二年。
我心里明白，我这个“哥哥”的名分是用挣钱的身份换来的，倒像是用钱捐来的一个“官”。
他们更看重的是钱。
有一个月刚开支，妈妈来信，说是外公要去南京，要用钱，让我多寄点回来。我向互助会（注）借了钱凑够三十块钱寄回家。过些日子回北京，看见外公在家里，根本哪儿也没去。妈妈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什么解释也没有。
我也没问什么，因为问也没有用。
她似乎急于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
看来我的估计错了，不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没有丝毫的反省之意。
（注）：当时大多数单位都有互助会，一般每月从工资里扣两块钱，年终返还。参加者可从互助会借支，然后分期还清。
二.密云一中
深夜，一阵突然的剧烈心跳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拉着了灯看看周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是两人一间的教师宿舍，同宿舍的人周末回家了，我一个人留守。
我想坐起来，可是刚一抬起身就感觉天晕地转，几乎要失去知觉；只好躺下来不敢再动。
我意识到是中了煤气。昨晚和往常不一样，我是用水和了碎煤渣封的火。取暖的蜂窝煤一天四块，不省着点不行；没想到弄巧成拙，坏了事。
隔壁有李老师在，宿舍的墙本来也不怎么隔音；可是我浑身无力，用尽了气力，也声音细微，根本喊不动。
我伸手在床头后面的桌子上乱摸，摸到了一个墨水瓶。我把它拿过来，拧开盖把墨水倒掉，然后用瓶子在枕边敲墙，敲击声在深夜显得格外的清晰。不一会儿，李老师醒了：
“怎么啦？无敌？”
“殿华，你快过来，我中煤气了。”
李老师动作迅速，因为门还别着，他果断地将玻璃击碎，伸进手开了门，然后打开了窗户。
一阵寒风吹进宿舍，致命的煤气如隐身的女巫，随风飘然而去。
一九六五年初冬，在“密云一中”，我参加工作才三个多月就险遭不幸。
真令人后怕。
这次死里逃生，既归功于李老师的及时援手，也亏了自己处置的冷静：如果我有大的动作，定会导致昏迷，那就一切都完了。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自助者天助”。教训是沉重的：煤气熏得我一个多星期都头昏脑胀。
初为人师的我绝对是“出师不利”。
我是那年秋天分配到离县城三四里地的“密云一中”的。到学校没两天，就把校长兼书记打了个头破血流。
校园里有一口水井，是全校师生的水源。井有十多米深，井台上立着用来打水的辘轳。我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劳动技能，打一桶水拎到厨房去；刚把水桶打满了向上摇，郭校长走了过来。我们的校长是领导过密云抗日游击队的传奇式人物，人称“郭大麻子”，特别有首长的风度，说话有密云山区的口音，软软的，很好听：
“小常啊，放下放下，你干不了的！来来来，快给我！”说着就要接我手里的辘轳把。
“郭校长，我行！”我还坚持不肯放手。
我们两人争执起来。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我看争他不过，松手了，结果他也没抓住。水桶下落，失控的辘轳把飞速转动，一下子打在他的前额上，顿时鲜血直流。我慌了，赶忙上前扶住他。他用手捂住伤口，血顺着手指淌出来。这时他还不住地安慰我：
“小常啊，别害怕，不要紧的。”
众人赶来，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学校的小马车，送到县医院包扎。
好半天才回来，我去看校长，他头上裹着纱布躺在床上。
“都是我不小心…，真对不起您。”我不知说什么好。
“小常啊，不怪你，你可别着急呀！是我没拿住，不怪你，你放心！”
郭校长还是那么亲切。
我心里既感动又懊悔。那一刻，真恨不得有个人过来把我也打个头破血流。
我教初中三年级的“农业基础课”。山区的学生上学晚，班里有的学生比我年龄还大。虽然第一节课没踩着痰桶（每个教室前有一个痰桶是那个年代校园文明的体现），我也紧张得不敢看学生，精心准备的内容不到三十分钟就全讲完了，剩下的时间我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不知干什么好，急得直冒汗，十几分钟比几个小时还难熬。
丛老师说的“艺不压身”还真对，我的文学爱好后来还真的帮了我的大忙。讲课是一种演讲，是口头作文。只要事先认真阅读教材教参，拟好教学提纲，加上现场的发挥，再加上一点投入和幽默，就能较为顺利地完成一节课。一个月后，校长，教务主任，教研室的人来检查我的课，反映还可以，基本过关。
学校内的气氛是和谐的，校长人好，老教师对我也很照顾，刚到学校时有一位党员教师热情地领着我买饭票打饭，以至有人误认为我是他的弟弟。
密云县那时还比较穷，与我在农校下乡时见到的近郊农村大不一样。我随同老教师家访时，常看见村里的小孩光着屁股在街上跑，男孩女孩都有。老教师告诉我，在当地，给小孩子做衣服是花费不起的。这些孩子冬天也大多是光着屁股在炕上跑，赶上“老阳儿”（阳光）好时会到街上晒晒太阳。
我在一个班级当见习的“副班主任”，有一天，班主任叫过来一个男孩：
“你爸昨天家长会为什么没来？”
“我爸死了。”那男孩低着头。
“瞎说！前些日子我还见你爸好好的呢！”
“他爸是撑死的。”边上一个同村的男孩插嘴，有几个孩子偷偷地在笑。
“真的？”班主任不敢相信。
“真的。”那孩子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我和那位班主任都大吃一惊。
后来听他们村的人说，他爸是阴历八月十五那天撑死的。那时农村过中秋讲究吃烙饼摊鸡蛋，这种过节才能享受的美食害了他。村里的亲戚多，他爸嘴谗，吃了好几家；回家的路上口渴，到井台上喝水，喝完了就躺倒在井台上，送到医院时已经救不过来了。
“唉！他真犯傻，吃那么多烙饼哪能喝水，这不是找死嘛！”
村里人摇头叹息。
密云县有三件宝：“核桃，栗子，金丝枣。”核桃皮薄，手一捏就碎；栗子软皮不粘栗肉，金丝小枣剥开能见糖丝，而且绝不生虫。金丝小枣就产在学校附近的西田各庄，统购统销，据说大部分出口，市场上很难见到。但我们的学生家长遍布各村，有的还是生产队的干部，到收枣时，就有家长热情地邀请我们。场院上的枣子堆得像小山一样，可以随便品尝；要买的话是一毛二一斤，我们一般都一二十斤的买。
买回家一说这枣子的来历，爸爸立刻板起了脸：
“你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政策，我们不能要，退回去！”
真是费力不讨好。
妈妈嘟囔着：
“退回去干吗？真是的，要不你别吃。”
表完态，爸爸倒也不坚持。
我一开始还真转不过弯来，之后才想明白：他是要求入党的“老积极分子”，这“坚持原则”的内容是要向组织汇报的。
后来回家，我看见他用一个小锅煮枣吃，每次十几个。妈妈说那些小枣就是他记得吃，他说那枣子是补的。
不错，这些小枣对他来说有双重的营养。
三．手表
我当上教师，外公很高兴。他在山东工作的儿子和儿媳也在中学任教，外公说家里又多了一个老师。
临去密云时外公对我说：
“当老师没个表看时间可不方便，你把我的表先拿去用，我是老教师了，不看表也行的。”
我看见妈妈用眼睛瞪着外公。
外公有块带银链子的瑞士怀表，还是从南京带过来的；小时候我曾小心地拿着把玩，被外婆训斥。那是外公的心爱之物，就是妈妈不在边上瞪眼，我也不会用的。
爸爸妈妈都有手表，那是他们“干部身份”的标志。
但此时他们一言不发，不做任何表态。
在六十年代，手表﹑自行车﹑收音机是所谓的“三大件”，是值钱的家当。
我没有指望他们马上就给我买。
但我很快就体会到外公所说的“不方便”。
由于没有手表，又没有教学经验，我总是掌握不好时间。讲快了空堂的时间太多，讲慢了又拖堂，完不成教学任务。班与班的情况还不一样，课堂上提问﹑维持纪律﹑解答问题所需要的时间都不相同，讲课的节奏也要随之调整；没有表就心中无数，不是快就是慢，搞得我很苦恼。
一九六六年寒假，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我走进里屋，当着爸爸妈妈的面，语气坚定地说：
“我要买块表。”
他们看着我，又互相看了看，好像感觉意外。
过一会爸爸说：“我和你妈商量商量。”
我扭头出了屋。
不论他们怎么商量，我都拿定了主意。
从工作以来，我给家里的钱也够买块表了，买表也不是跟他们要。
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就先不给家里钱，自己攒钱买。
过一会他们出来了，爸爸面无表情地说：
“明天你妈带你去买表。”
我松了一口气：看来不需要我的“第二套方案”了。
第二天，在离家不远的前门“亨得利”表店，我挑了一只一百块钱的上海牌手表。
这是我的第一次据理力争。
工作之后，外婆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再凶了；转而变成冷淡，很少和我说话。
她的心态实际没变。有一回家里就我和老三吃饭，正吃着，外婆过来，把另一盘菜放在老三的跟前，那意思是显然的。
我如同没看见。
老三看看我，有些过意不去，但也不敢让我；他三口两口吃完起身走了，那盘菜一点没动。
他本应当心安理得地自己吃。
看得出来，他们对弟弟妹妹的言传身教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成功。
妈妈却像是到了更年期，爱发脾气，可从不向自己的儿女发。
有一次在家，我正看书，妈妈怒不可遏地冲到我的跟前：
“是你吧！上完了厕所也不冲干净！都臭死人了！”接着是一大套的埋怨。
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继续看书，即便不是我的过错我也不屑和她理论。
她自觉没趣，回转身解嘲地说：
“无敌当了老师变了嘛，真有涵养。”
我不再像小时那样“顶嘴”，对她的无名火我都是如此的处理。
因为作为教师，我已能在人格和品性上给自己和他们定位。
四.反党小集团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意“闹”得不一般。
先是批判“三家村”，随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红旗》杂志社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每个人面临的选择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
北京城里出现了名为“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开始造“修正主义”的反。
密云县远离城区，这里的黎明还是静悄悄。
但是家在北京的老师消息灵通，知道那里已经“革命”了，我们还没革，心里颇有些不平。
六月十四号，几个北京分配来的年轻教师再也沉不住气，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意是批评学校党支部按兵不动，敦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发起人里就有救我一命的李老师。他们拿着大字报找我签字，我不假思索地签了，总共签名的有六个人。
大字报上午贴的，下午就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大会。
会议开始，郭校长先让大字报的发起人讲话，他们的发言还是那些意思，没什么特别。
忽然，郭校长把桌子使劲一拍，站了起来，声色俱厉：
“你们安的什么心！这是反对党支部的领导，是反党！五七年右派就是这样干的，我不怕这个！有**，有**，你们要打倒我，休想！”
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也站起来冲到会议室的前面，高喊口号：
“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
“**万岁！”
“**万岁！”
顿时群情激昂，口号声一片。
势态陡转，我们这几个人一下子被孤立起来，定性为“六人反党小集团”。有人义愤地指出，我们是“目无组织，骄傲自满”，从而走上反动道路的。
不容我们辩解，也不允许任何辩解。
会议将结束时，一位党员教师——就是曾如“大哥”一样领我买饭票打饭的那位，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声念颂：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另一位语文教师应和：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众人齐声喝彩。
我们六个人垂头丧气，想哭都哭不出来。
会后老师们纷纷表态，校园里到处贴的是拥护党支部的大字报。
组织上找“六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分别谈话，但没人找我；这几个人里就我年纪小，又刚参加工作，他们认定我是个小角色。
跟我关系较近的老教师私下里劝我要和别人划清界限，好好检讨；因为情况不妙，郭校长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
“那个常无敌，刚来这儿就差点把我打死，这就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
我的心一下子凉到底。
但没两天，形势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六月十六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黑帮”。
我们心里有了底，他们心里倒没底了，对我们的批判也停了下来。
六月下旬，上面派来了工作组，在大会上给我们平反，宣布我们的行为是革命行动。
我们摇身一变，又成了造反的“革命派”。
现在想起来，郭校长不过是错把六六年当成了五七年；而我们如果知道五七年，也不会有六六年的蠢动。
我怎么也搞不懂，那个原本有情有义的郭校长，那个软软地说：“小常啊，不怪你”的郭校长，为什么一下子就变得那样冷漠无情，充满了杀气。
五．革命与人道
我们六个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有感情的，要不是它，我们就真成了“反革命”。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但出乎**那样的“老革命”的预料，也不是造反的“新革命”所能预料的。
老师们造反，学生们也开始造反，都说自己是造反的“革命派”，各个群众组织应运而
生。学校里揪出了第一批“黑帮”，除了郭校长，还有一些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他
们挂着牌子，弯着腰被批斗，红卫兵有时让他们跪在铺着炉灰渣的地上。当初高喊“拥护党支部”的人批斗郭校长竟也毫不手软，对他拳打脚踢。
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看到那些“黑帮”的绝望的苦脸，不禁想起六月十四号那天我自己的感受。那是一下子被抛到了荒野，成了另类的感觉：恐惧、迷茫、无助。众口一词的谴责足可以击碎任何人的自信，你不知道如何获罪，但又必须认罪。
那是一场人与人性的战斗，胜利者必须抛弃一切同情和怜悯，化除往日所有的承诺和温情。
我理解了爸爸自诩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犯错误”所需的人格代价。
每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付出了人格代价。
那是怎样的一种“大批判”！
从批判《三家村》开始，批《海瑞罢官》，批四旧，批走资派，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电影《怒潮》，批修正主义回潮，批《水浒》，批投降派…
批彭德怀，批陶铸，批刘批邓，批林批孔，从赫鲁晓夫批到安东尼奥尼，从国家主席批到学校传达室当过国民党兵的老头…
我们都狂热地参与，从胜利走向胜利。
但我亲眼目睹的一个人的自杀将这“胜利”动摇了。
那是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学校传达室的老尉头是国民党“老兵痞”，曾在长春与共军对抗，之后俘虏投诚。人人心知肚明，此内情出自档案，必得工宣队领导的授意。
老尉头看这张大字报时，一泡鸟屎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他的光头上，引来旁人的嘲笑，老尉头面如土灰，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
当天夜里，听到有人大声叫革委会主任的门：
“宋主任！宋主任！尉老头出事了！”
原来是值班的红卫兵听到传达室里有痛苦的呻吟声，不敢进去看，来搬救兵。
住这一排房子的老师都被惊醒，有几个人，包括我，一起跑过去看。
传达室昏暗的灯还亮着，门被一脚踢开。
屋子里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地上有摔碎的药瓶子。老尉头靠在床上，由于农药的作用，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眼珠子像要掉出来，表情非常的恐怖。他见有人进来，断断续续的说：
“我…自尽了！”
我感到阵阵恶心和眩晕，视觉渐渐的模糊，眼前一片光亮之后又一片殷红，人几乎要跌倒；我退后几步靠在墙上才勉强站住。我闭上眼睛，努力作深呼吸，足有几分钟的时间才慢慢缓过劲来。
周围一片忙乱，人们连抬带拽地把老尉头弄上了手扶拖拉机。他中毒较浅，在县医院洗胃后第二天早上就拉了回来。解放军放了他可造反派放不了他，当天就开了他的批斗会，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罪名，叫“自绝于人民”。
在运动中因“问题”而自杀的人都叫“自绝于人民”，这是文革中成为定论的说法。这意思也很明白：人民要斗你，你不让斗，这显然是和人民对着干。
我那时已攻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知道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女婿拉法格就是因年老不能工作而双双自杀的，列宁对此评价很高，称他们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再往后，苏联的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九三○年因患“绝症”而自杀，还居然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准。（注）
但在中国，连耿直的彭德怀被批判时也一再向中央保证“不自杀”，包括**，以被折磨而死表示了他们的忠诚。
我不明白，自杀即便不是明智之举，何以要背负“自绝于人民”的大罪名；毕竟自我毁灭是一件痛苦而无奈的事情！我看到老尉头自杀时那昏昏惨惨的场景，如同见到了地狱。
维克多•雨果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九三年》一书中呼吁：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但在绝对错误的“革命”之中，绝对没有人道主义的容身之地。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对敌人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外公在文革中退休。他珍藏的《四库全书》也在“破四旧”时被迫交公。
本来是没什么事的，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封、资、修”的名门旺族，红卫兵本无暇光顾。但爸爸是不愿意在政治运动中犯错误的人，天天和外公吵闹，让他把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处理掉，否则他就要叫红卫兵。外公只好屈服，叫了一辆三轮车，把书拉到了他原来所在中学的图书馆，管图书的人直埋怨：“这时候谁还要你这些东西！”外公好说歹说，那人才答应将这些书堆放在墙角，算是交了公。
“没办法…，你爸爸天天的闹，说是红卫兵来了，别说是书，连大衣柜都保不住…”
视书如命的外公痛苦地摇着头，那表情，也如同下了一次地狱。
有失必有得，外公失去了藏书，爸爸得到了他想要的一点政治资本：他可以向组织汇报是如何坚决地敦促思想顽固的老岳父革了自己的命。
外公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些书，后来“复课闹革命”时，他到学校想“借”两本回来看，
结果一本也找不到，动乱中全部遗失。
外公退休了也闲不住，每天义务清扫楼道和院子（六六年我家搬到了朝阳区水碓子的居民楼），结果被小孩们误认为是劳改的“黑帮分子”，朝他身上扔石子。外公一气之下也不扫了，整天在家闷着，后来脑中风瘫痪在床。
由于爸爸交了南京的房子，奶奶没有了房租的收入，老住在大伯家终于引发伯母的不满，文革中改为两家轮流住。我们家是九口人两间房子，二十多平米，平时就拥挤，我回家就要打地铺。外婆管奶奶叫姐姐，她们是堂姐妹，妈妈管奶奶叫“姨妈”。可我看得出来，外婆和妈妈对奶奶充满了敌意。奶奶善良而软弱，根本摆不起长者的架子，但她温和而宽容，对咄咄逼人的外婆母女礼让三分，所以表面上还相安无事。
奶奶私下里问我交没交“女娃儿”，我说没有。
奶奶认真地说：
“交女娃儿要小心哦，不要很亲热了，把人家肚子弄大了不得了，女娃儿家不答应的。”
我埋怨奶奶：
“你说这些干什么嘛！”
奶奶笑了：
“你听我的，这是好话嘛！你要是交了女娃儿，带回来让我看看。”
也就是奶奶才会和我说这样的好话。爸爸妈妈除了让我按月寄钱，其它一概不问。
（注）马雅可夫斯基一九三○年因患“绝症”而自杀，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这是我六十年代从一本书里看到的，书名已记不清了，惟独“自杀”还能得到“批准”一事记得非常清楚。但现在的许多有关马雅可夫斯基的资料，对他的自杀或不提或简单带过，我的记忆也就缺少了佐证；我手头的资料有限，还望有识之士教之。
六．忏悔和反思
“群众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现象。关系比较近，比较谈得来的若干人组织起来，起个“兵团”，“战斗队”之类的名字，便可宣布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革命派”之间若观点不一，也会相互攻讦；这在当时叫做“派性”，一个并不难听的名词。“派性”据说会被敌人所利用，但更多的是被“自己人”在用。指导运动的军宣队、工宣队会有意透露一些档案材料，让各派别之间相互批判，制造阶级斗争的大好形势。
一九六八年秋，“清理阶级队伍”后期，老的“名牌”的阶级敌人已经批得差不多了。
一天晚上，工宣队的人找了我们这派的骨干，我当时已是本派的“笔杆子”。他们拿出一份材料，是一位姓汤的老师大学时的日记，好像是作为思想汇报交给组织的。这位汤老师是师范学院政教系毕业，参加工作比我们早几年，理论上一套一套的，曾嘲笑我们是“左派幼稚病”，与我们有些不大不小的矛盾。
那日记的内容反映了他大学时期思想的苦闷，诉说心中“理想王国”的破灭和对“现实世界”的失落感。没有具体的所指，文字隐晦深奥，像是哲学论文。
工宣队的人说，由于他的反动日记，他一直是组织“内控”的对象，让我们写批判文章，揭露这个心怀叵测的“阶级异己分子”。
有工宣队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当然没的说，也乐于借此给他一点教训。由我起草，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上纲上线，把汤老师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世界”不满，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理想王国”的“阶级异己分子”。
大字报一贴，全校震动。当天开了他的批判会，会上汤老师一句话也不说。
当夜，汤老师离校出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至今日，仍没有他的下落。
二十多年后，我们对他的日记才有所理解。应当承认，汤老师的思想水平远在我们之上，他是较早独立思考，较早对“极左”思潮有所批判的人。
他跑到了哪里？有人推测跑到了国外，当时中越中缅边境很容易出去。即便如此，他现在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他应当回来看一看；如果死了，也应当有身边的人给他家里带个消息，为什么信息杳然？
前不久和老朋友李老师聊天，聊到文革，我们当时是一派的；谈到汤老师时都心里感到内疚。对他的出走，我们负有责任。
汤老师的下落成了压在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
是可以有许多理由为自己解脱：工宣队要整你，我们不写文章批你，也会有别人写。工宣队也没有责任：以当时的形势，不抓阶级斗争行吗？
没有人需要忏悔，有一句冠冕堂皇的话：“一切向前看。”
但是，如果汤老师活着，我和李老师都愿意在他面前真诚地说一句：“对不起！”并请求他的原谅。
如果他已魂留异乡，愿我们的这番诚意能上达天国，告慰他的英灵。
不是一个普通人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负责，而是作为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后来，工宣队又发动另一派来批判我，抓住我文革中说过“革委会代行党支部职权”的一句话不放，上纲到反对党的领导。我知道只要一认错，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和检讨，所以在针对我的“学习会”上引经据典，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到《人民日报》“革委会领导一切”的论述，夸夸而谈；总之是铁嘴钢牙的一番狡辩。所幸我资历短，让他们抓不到什么别的把柄，才让我逃过了一“批”。
学校里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七○年工宣队大换班，换了另一个厂的，队长姓何，人称何师傅，很有表演天才；张口闭口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
早晨，他敞着上衣在院子里抡一把大笤帚扫地，一位女老师过来和他打招呼：
“哎哟，何师傅，您身上怎么了，贴着膏药？”
何师傅立刻把上衣扣好，表情庄重：
“怎么让你看见了。”
然后正色道：
“我们工人阶级，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不怕任何困难的。”
“工人阶级”的大批判也是一针见血，势不可挡；对一位学俄语的教师说：
“你学俄语想干什么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就是等苏修打过来好给他们当翻译！”
一天清晨，还没有到起床的时间，突然铃声大作，广播喇叭也响了，通知全体教职工开紧急会议，不得缺席。人人不敢怠慢，匆忙赶到会议室。
何师傅严肃地宣布：
“今天早上，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大家屏住气，紧张地等着下文。
“有人，竟然用印有我们伟大领袖**语录的报纸，擦屁股！”
没有人敢笑。
“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对伟大领袖**的态度问题！我们革命的工人阶级，绝不答应！”
会议室前面的桌子上，作为物证的几张沾有排泄物的报纸残片已经被展开，有几个人正凑在一起认真地分析，也没有人怕臭。
“我们的政策是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揭发有功！”何师傅继续说。
“凡是订报纸的教研组和个人，马上把报纸收集上交，一份也不能缺，我们要做全面的调查！只要有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行为，我们都要追究！”
有报纸的人都着了急，不知道自己的报还能不能找齐，否则还说不清。
案情有重大进展，那边分析的结果出来了，是某月某日的《光明日报》。
有《光明日报》的老师都慌了手脚。
散会了，老师们都紧张地找报纸。在政策的强力感召下，作案人“自首”了。但那位老师是革干子弟，根红苗正，连检查都不愿意写，谁也奈何他不得，结果这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不了了之。何师傅想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捞取政治资本的小算盘也落了空。
没多久，这位何师傅从学校里消失了；打听他的去向，工宣队的人也吱吱唔唔。后来有内部消息传出来，何师傅在北京站购票时顺便掏了一个妇女的钱包，在厕所点钱时，被盯上的便衣一脚踹倒，人赃俱获。听有的工人师傅讲，他在厂子里原本就是个耍嘴皮子不干活的混混。
越是这样的人倒是越需要点政治资本。
二战中的巴顿将军有一股挥师作战的狂热，他的同僚说：“我们是生于战争，而他是为战争而生。”
“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生于运动，另一种人却是为运动而生。何师傅之流应属于后者。
“为战争而生”的巴顿将军何其壮，“为运动而生”的何师傅之流又何其劣也！
“复课闹革命”，学生回来了，课不好上也要上。“农业基础”课取消了，我便成了“机动”人员，缺什么教什么，我教过语文，教过历史，教过生物，后来教化学。农校冯老师给打的化学底子还不错，教起来比较顺手，学校也正缺化学老师，于是从那时起到退休，化学成了我的专业。
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老大（妹妹）到江苏插队，老二分配到农场。七一年，老三也插队，分到密云，离我的学校只有十几里地。
老三在密云插队时，我尽到了当哥哥的责任。我到村里看过他，村里有我的学生，不少村里人都知道那是“常老师的弟弟”。
有一回妈妈不知想起了什么，对我说：
“听老三讲，他插队时到你们学校改善伙食，你们两个人就能吃一只鸡呀！”
我还真记不起来吃鸡的事。不过我记得老三让我给他买一双橡胶雨靴，我给他买了，我工作十几年也没舍得买。转正后我的月工资是四十块零五，每月给家里二十，剩下的钱除了吃也没有多少富余。
文革中，我让爸爸给我买一只箱子，因为我的东西没个箱子放不方便。在转了几个信托商店之后，爸爸给我买了一只旧皮箱，说是花了十五块钱。我不在乎新旧，能用就行。
从那以后每次回家，爸爸都跟我要买箱子的钱。开始我还不理他，心想拖延两次也就算了；没想到他还鍥而不舍，把我给要急了。
我拍案而起，用力过猛，把手震得发麻。我冲着爸爸大喊，也是让里屋的妈妈听：
“钱！你们就知道钱！再跟我要钱我跟你们脱离关系！我每个月给家里钱，你们还要，我哪儿那么多钱！买个破箱子还跟我要钱，你们给我买过什么，我跟你们要过什么？”
我把肚子里的怨气全发泄出来。
爸爸看着我，似乎也觉得理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妈妈在里屋听着，也不应声。
七．四川探亲
：
一九七五年春，我收到一封由密云县教育局转来的信，发信的地点是四川省武隆县。我感到奇怪，信一打开，我惊呆了。
是我亲生母亲的来信！
信中的大意是：无敌，我是你的母亲，我和你姐姐在四川，你姐姐在武隆县邮电局工作。我们一直很想你，但无法和你联系。在南京的姐夫通过常家的亲戚打听到你在北京密云县教书，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尽快和我们联系。落款是徐素，是我母亲的名字。还附有姐姐的信。
我看着看着，禁不住泪如雨下！
我的亲妈妈！多少年了，魂牵梦绕，已然是想苦想断想绝了的思念，已然是无望的祈望，已然是不敢奢求的亲情，今日得以如愿，今日终于如愿！
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不已，哭了一回又一回。
等我冷静下来，我又有些茫然；我与母亲和姐姐从未谋面，她们长什么样，她们是什么样的人，我都一无所知。至疏而又至亲，真让人一时转不过弯来。
我马上回了信，急切地等待他们的回音。
母亲和姐姐回信了，还附上了她们全家的照片。照片中母亲的脸型很像我，准确地说应当是我的脸型和母亲很相像。母亲看起来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很面善。姐姐姐夫身旁还有我的外甥女，一两岁。
我也把照片寄给了她们，不知她们看到我这个陌生的儿子（弟弟）时作何感想。
这件事告诉不告诉北京的爸爸妈妈？我考虑再三，决定告诉他们，不论他们怎么想。
我回北京和他们讲了此事，爸爸很冲动：
“我过去不和你讲，是你还小。你妈是反动地主出身，你不要只讲血缘关系，对人要阶级分析，别一点立场没有。”
听爸爸的意思，他和母亲的离异简直就是一种阶级觉悟。
我说：
“你说话注意点，她们是人民，不是敌人。”
妈妈倒温和：
“我们和你生活也二十多年了，和你还是有感情的。你总不能认她们不认我们吧。”
是否有感情我心里最清楚。不过我明白表示，我不会忘了他们的“养育之恩”。
奶奶又住到了大伯家，我看望奶奶时把母亲和姐姐的消息和她说了，奶奶很觉意外：
“你妈现在怎么样啦，又嫁人了没有？”
我说不知道。
奶奶叹口气：
“你姐姐叫胜男，比你大一岁。你六个月大的时候，你妈抱着你姐姐回的四川娘家。这么多年了，也不晓得她们怎么过的…”
我问当年母亲为什么要走，奶奶摇摇头，似答非答：
“我说你妈不要走，不要走，她就是不听嘛！”
奶奶叹息着：
“唉…，作孽哟！作孽哟！”她不想再说下去了。
我无法再问这“作孽”指的是谁。
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四川看望母亲和姐姐。
去四川一趟的花费十分可观，姐姐告诉我要先坐火车到重庆，再坐船到涪陵换乌江的船才能到达武隆，往返车船费就得三百块钱左右，还不算路上的吃住。我自己每月留的生活费才二十块钱，绝对负担不起。
学校的教学已逐渐走向正轨。“密云一中”分出一部分校园，盖起了新教学楼，成立了“密云师范学校”，我归属师范学校。师范的校长姓李，为人不错，不是那种以整人为乐的人。
我找到李校长，说了自己的情况，说想暑假去四川看母亲，希望学校能按探亲假报销路费。
我说话时有点紧张，一直注意校长的表情，他在认真地听。
听完我的话，李校长说：
“行，你去吧！走时从会计那儿支点儿钱，我跟会计打招呼。”
然后上下端详着我笑了笑：
“你妈走时你才那么点儿，这回见了你这三十岁的大儿子，指不定得有多高兴呢！”
我开始为这趟行程做准备。那时外地缺的是油和糖，我每月从食堂买些肥肉炼成油，装在两个铁罐里，积攒了有十几斤。然后又从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几斤奶油糖，当时叫“高级糖”，是给外甥女的。
暑假到了，为了避免麻烦，头天晚上我住在已调回北京的朋友李老师家，购了次日的火车票。
第二天临走时，李老师塞给我十五块钱，我说不要，李老师不容分说：
“拿着吧，路上用得着！”
火车向西，向南疾驶。
三天两夜才能到达重庆，硬席车厢里人多拥挤，我晚上不敢睡着，打个盹儿就瞄瞄自己的东西，生怕丢了。
到了重庆找了个旅店住下，去涪陵的船是第二天开。买了船票，我在重庆的街头游逛，发现最大的百货商店里也没有“高级糖”，而路边卖的担担面可真是辣得要命。
到了涪陵又要住一宿，我和姐姐通了电话，她说明天到码头接我。
清晨，我乘坐乌江的小客轮，逆流而上。
那是一种仅能坐二十几个人的铁船，甲板上有简单的顶蓬和固定好的几排座位。逆水行舟，非常吃力；发动机嘟嘟哒哒响亮地叫着，像是在吹前进号。
乌江水汹涌湍急，名不虚传。到了狭窄的江段，船似在山的走廊之中行进，抬头是冲天的危岩，船舷外是触手可及的石壁。只听得船头激起的水浪哗哗作响，几乎要压过马达的声音；偌大的铁船就像被定住了一样，在逆流中一点也前进不得。
有船员跳到岸边的岩石上，接过一条钢缆，系在船头。钢缆的另一头是百米开外的电动绞盘，船在钢缆的牵引下，缓缓地越过急流。
经过两三次这样的牵引，江面豁然开朗，武隆码头到了。
我收拾东西下船，用目光在岸上的人群中急急地搜索，凭记忆，寻找照片中见过的母亲和姐姐。
“无敌！无敌！”我听到几声四川口音的呼唤。
我随声音望去，是姐姐在不远处叫我，身边站着母亲，还有小外甥女。
我匆忙赶上前：
“妈妈！姐姐！”
就叫了一声，嗓子就像堵住，说不下去了。
“无敌！”
母亲的声音哽咽，也就这么一声。
间隔三十年的母子相认，一切都包含在这一声寻常的称呼之中。
姐姐接过我手里的东西，亲切地说：
“走吧，回家好好歇歇，你一路上辛苦得很。”
姐姐的家是武隆县邮电局的职工宿舍。
如果说重庆是座“山城”，那么武隆县城应当称之为“小山城”。整个县城依山临江，房屋错落有致，石板路纵横其中，上下的台阶曲折，路旁的竹子丛生，自来水管就裸露地铺设在路边，是地道的南方小山镇的景象。
每天早上，母亲为我磨豆浆做早点。那是一种南方才有的小石磨，我第一次看见用这种工具做豆浆。母亲一只手摇着磨，另一只手将泡好的豆子和水倒进磨孔，白花花的豆浆像瀑布一样从石磨边沿流下来。我过去帮她，母亲便放开手看我摇，说：“别那么快，要慢点，对，对。”磨完之后她熟练地用纱布滤出豆渣，把豆浆拿去煮。不一会儿，香喷喷辣簌簌的四川豆花就做得了。
母亲的饭和菜都做得非常的香。怕我不适应，做菜已然少放了辣椒，对我来说仍是辣得可以；但四川菜没了辣味也就没得了香味，这简直就是蕴涵了一条人生的哲理。
不知怎么，我原来想说的一肚子话全没了头绪，就想平静地过几天这样的日子。
我有时陪母亲上街，有当地妇女和母亲热情地打招呼，看到我这个外地人，自然要打听一番。然后是四川人那种辣泼泼的女高音：
“啊唷，这是你在北京工作的儿子！长的真像你嘛，蛮好的嘛！”
她们啧啧称赞，母亲平静地笑着。
母亲还不到六十岁，已显得有几分苍老，两只手因劳作而粗糙有力，干起活来麻利，家里收拾得干净而有条理。
对于过去那段伤心的往事，母亲简直是不忍回顾。
“我是要带你走的，你爷爷不肯。”母亲对我说；像是解释，又像是懊悔。
“你奶奶心肠好，是要留我。”
我问母亲为什么要走。
“你爸爸脾气不好，回南京经常打我…，我受不了…”她说不下去了，似有无限的苦痛。
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我命苦…，我命苦…。”她深深地叹口气，表情又渐渐平静下来。
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我不忍心再追问离异的详情。
小时候，每当受到委屈，我想念母亲，也记恨母亲。怪她为什么不把我带走，怪她为什么不来找我。但脑子里“亲妈”的形象是个空白，连记恨都空泛而没有目标，后来就慢慢地淡忘了。现在，我理解了母亲；母亲的心比我的心更为痛苦。
母亲说，回了四川之后，开始把姐姐放在外婆家，在茶厂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因茶厂离家太远，为了照顾姐姐，索性辞去工作，靠打短工供养姐姐。母亲含辛茹苦，供养幼年失怙的姐姐上了大学；直到姐姐邮电大学毕业，生活才有所好转。几年前姐姐成了家，姐夫也是四川人，现在“南京华东工程学院”工作，是大学教师。
后来，是姐姐向我叙述了母亲多难的身世。
母亲生在四川农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年轻时到重庆“茶专”就学，毕业的那年，家境不好，为了还债，被迫嫁到了一个财主家，给他们生病的儿子“冲喜”，那年母亲才十九岁。那个“病夫”最终还是撒手而去，留有一男。夫家以收房为名将母亲赶出门，儿子不让带走，母亲经历了第一次生离死别。
被赶走的母亲先是回到了娘家，后到重庆某茶厂当“品茶员”。在此期间，结识了独自一人在“国统区”讨生活的父亲；这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父亲二十一岁，母亲大他四岁，二十五岁。
父亲是明白知道母亲的寡居身份的，因为他也对我说过，母亲曾嫁“反动家庭”，似有不屑之意。那么，既然是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由结合，又为何“氓之蚩蚩”在先，“二三其德”在后，如《诗经•蝃蝀》所讽：
乃如之人也，
怀婚姻也。
大无信也，
不知命也！（注）
姐姐是四四年出世，四五年有了我。以为找到了人生归宿的母亲，没承想面临命运的第二次打击。
四五年抗战胜利，父亲拉家带口回到南京。此时，吕家有女初长成，一十八岁曾相识。年轻漂亮的表妹使父亲觉悟起了“革命”精神，视妻子﹑子女﹑乃至爷爷和奶奶均为“革命”之障碍。母亲与小她十岁的现任“妈妈”有无直接冲突我不知道，但母亲之所以离去，一定是到了某种无法挽回的地步，是为了维护起码的自尊不得不做出的痛苦抉择。
然后父亲就带着他的表妹去了解放区。拉“革命”之大旗，做悖人伦之事，好不快活；把“别人”的痛苦，通通抛之脑后。
就在我来四川之前，爸爸还这样解释他们的离异：
“你妈是地主出身，就认钱。嫌我穷，整天和我吵，骂我是穷鬼，后来就带着你姐姐走了…”
我看过爸爸年轻时的照片，西服革履；论出身和家境，怎么也算不上是个无产者，自封“穷鬼”显然可笑。再说，爸爸其时二十五岁，可母亲已二十九岁，谁能相信，已然年近三十还带着一个幼女的母亲，离开“穷鬼”是为了再找一个“富翁”。
很显然，是这个“穷鬼”在撒谎。
撒谎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他们）并不光彩的行为。
遭遇两次不幸婚姻的母亲，不敢再尝试婚姻；但母亲敢于面对生活，于艰苦卓绝之中，把女儿养育成人。和她们短暂相处，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勤奋和志气。
有这样的好母亲，姐姐是幸运的。
相比之下，我没有姐姐幸运。
半个多月很快过去，我该回去了。
告别了母亲、姐姐和乖巧的小外甥女，我乘船顺流而下，到了涪陵。按姐姐说的，我购了去武汉的船票，下水船快，还可以欣赏长江三峡的美景。
因为“夜不过三峡”，船行到万县时停了一晚。
第二天清晨，航船在薄雾中驶向神秘的三峡。
船上的广播喇叭向旅客播送着景点的介绍，旅客全站到了甲板上，向两岸眺望。
三峡指的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
船在峡谷中缓缓前行，两岸的山峰高耸，插入云中，如群龙不见首，忽隐忽现，迷迷朦朦。缠绕在诸峰之间的云纱千姿万态，一会儿矫似奔马在疾走，一会儿翩似惊鸿在轻飞，混茫之中使人意动心驰。
到了巫峡，神女十二峰更是气象不凡。那山峰和云雾在晨光的映射下，犹如九天神女现身；轻摆霓裳，便呈现出十二种妩媚，七十二种璀丽，令人神迷目眩。难怪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我正入神时，忽然觉得船前面的山也渐渐地近了；一扭头，只见客轮径直地向一座黑压压的山崖开了过去，而船头眼见得是三面环山，无处可行。正吃惊时，船已在山崖前掉头；峰回路转，眼前又是重峦叠嶂，水阔江平。
大自然真是一本奇书！这次渡乌江，过三峡，给予我心灵的感动，胜读十年书。正所谓“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刘禹锡有咏三峡的《竹枝词》几首，颇合我当时的心情：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青猿啼在最高枝。个里行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注：《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男子求婚时笑嘻嘻的样子；“二三其德”，指德行不一。
《诗经•鄘风•蝃蝀》篇，讽刺婚姻无德信。蝃蝀，音帝东，虹的别称，是爱情与婚姻的象征
八.“文革”体会
“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进行。
密云县的“文革”没有外地那种可怕的“武斗”，但“触及灵魂”的革命有时也让人的躯壳难以保全。
我在“密云师范”时，连续三年，每年有一个女生自杀；那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个还是在“文革”刚结束之后。
第一个自杀的女生姓柴，品学兼优，爱好文艺，而且容貌出众；被选为学生会文艺部的干部，还是发展入党的对象。“三夏”时，师生都下乡劳动，她和几个学生骨干留校，和工宣队军宣队的干部一起值班。三夏结束后我们刚返校，就得到她在家喝农药自杀的消息。
没有任何遗言，只听说那一天她给家里的水缸挑满了水。
自杀的原因不明，公安局的人要验尸；她的母亲抱住死去的女儿不放，哭喊着说把她们娘儿俩一起拉走，公安局的人只好作罢。
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工开会，校领导定调，工宣队军宣队的干部表态，说她是因为几次入党问题没有通过才自杀的，不要乱议论，干扰革命的大方向。
死了一个这么好的学生，教师们都十分痛心。她的班主任有一天上课时忽然失态，冒出一句：
“学习好有什么用，学习好的也死了！”
引得全班同学唏嘘不已。
我当时很不理解她母亲的所为，觉得验尸是能还她女儿以公道的唯一办法。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一位农民母亲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再说我们这些教师又做了什么，我们也不过是怯懦而沉默的看客。
另一个是毕业后自杀的，不是我教过的学生。她搞了个富农出身的对象，父母坚决不同意；为了纯洁贫下中农的血统，她父亲强令她与那个男子绝交，她一时想不开，就走上了绝路。
最后的那个学生我教过，是个沉默寡言的女生，在班上很不起眼。毕业后与同是小学教师的人搞对象，不谨慎，怀了孕。这在当时属“作风问题”，所在的学区让他们二人写检查，开大会批判。这女生回家，父母嫌她丢人，赶她走；她去对象家，对象的母亲也骂她，说她勾引了儿子。
这女生说不想活了，她的对象说两人一起死。于是买了两瓶农药，她是毫不犹豫地喝了，那个男的却犹豫了。对象的母亲连忙叫来生产队的拖拉机，大呼小叫：“快拉走哇，死哪儿也别死在我们家里！”
没等拉到卫生院她就死了，尸体送到了火葬场，她的母亲到火葬场又哭又骂，临走时把她的外衣脱下来拿走。可怜她是隆着肚子，穿着裤衩背心进的火化炉。
许多年过去了，每想到这三个逝去的年轻生命，我的心就不能平静。
是谁把她们推上了绝路？我们又能责怪谁呢？
她们都是有亲生母亲的人。
是什么压抑和扭曲了这些母亲的母性？
又是什么，压抑和扭曲了人们的人性？
一九七六年秋，随着“四人帮”的被捕，号称“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但许多许多、许许多多的事情并没有完结。
无论中外的专家学者现在和将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文革”在中国几代人灵魂中烙下的印记都无法磨灭，而每个人灵魂中的印记又有所不同。
简单地说，“文革”是一种空前绝后的社会不公正。
社会权利不折不扣地演变成了滥施不公的邪恶继母。
人人都是这不公正的参与者，人人都是看客，人人又都是受害者。
就是没有人需要忏悔。
当我们对不公正的行为变得冷漠和麻木时，我们就失去了判断力。
只有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已失去公正的判断力，或者从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在“文革”中才会如鱼得水。而且，他们也没有忏悔的能力。
老子认为，知美识善则丑恶自辨；故《道德经》中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在“十年”的漫长岁月之中，这种知美识善的判断力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无情的愚弄。
“文革”是将善与恶，美与丑搅混在一起，恶成了善，丑成了美。然后再颠倒，让善成了恶，美成了丑。只消一两回，便能使人不辩善恶，不识美丑。任你说善便是善，说美便是美。且大恶愈善，大丑愈美。
总之，那境界是：善与恶齐飞，美与丑一色。
这种社会病，可以称作是“获得性公正判断力缺失综合症”。
物体不论在运动或静止时都有惯性，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如此。
“文革”后记得电视里曾播放过一位“老歌唱家”对“四人帮”的控诉，听她饱含情感地说：
“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我的嗓音还没有完全恢复…”
可惜这还是“文革”的语言。
其实她的容貌和嗓音都无法恢复，需要恢复的，是公正的判断力。
巴金老人在《病中集》中说：“十年‘文革’绝不是一场噩梦，我的身上还留着它的恶果。今天它还在蚕食我的血肉。我无时无刻不在跟它战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为了下一代的生存。”
诚哉斯言。
前不久学校组织老师去桂林旅游，参观溶洞时，导游不停地指指点点地说：你们看，这块石头是鳄鱼，那块石头是仙女，这个是兔子，那个是猪八戒……。
这是一种审美强迫，也是一种判断力强迫。
什么时候大家不再像小孩子一样跟着，而是对导游说：“请你少讲一点，或讲点别的，让我们自己欣赏，好吗？”我们就进步了。
每个人前进一小步，便是我们的民族前进一大步。
第三章农校生活第五章叹息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