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荒唐的年代

德性非生于天性，但也不违反天性。

——亚里士多德

一．天性与人性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块宝。……”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是棵草。……”

每听到这首小儿撒娇似的“流行”歌曲，我就想：唱这种得便宜卖乖的歌，是特意给世上没有妈妈或没有亲妈妈的孩子们听的吗？

这岂不是在嘲弄“没妈的孩子”吗？

是“伟大的母爱”给予他们这种冷漠别人感受的优越感？

有人或说我这种心态不对，是得不到母爱的病态心理。

我说不，得到母爱的心态未必比得不到母爱的心态更健康。

这种过于夸张了的“恋母情结”原本就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这首歌作为衬托特定故事的电影插曲还可以理解，平时摇头晃脑地唱还真有点变态。

不论对母爱的讴歌是如何的温情感人，我们还是应当对它进行理性的思考。

母爱并不是人类所独有，它不过是动物为繁衍其后代而产生的“天性”。

在非洲草原上，动物的“原汁原味”的母爱告诉我们：这种天性中有无私与自私，有温情与残忍，有勇敢与懦弱，它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

人类母爱的天性也是如此。

人性中应当有母爱，但母爱中却不一定有人性；所以母爱本应是个中性词。

不仅是母爱，其实任何形式的爱都能作为恶行的口实。

继母对继子女精神或**上的恶行就是在“母爱”的圣洁光环之下实施的。

那是一种卑劣的爱；因为任何爱如果超越了人性，超越了正义，就是非人性，非正义的东西。

对人来说，母爱也不是没有副作用的补品。

缺乏人性的母爱既不“绿色”，也不“环保”，对其亲子的心灵都能造成潜在的伤害，更不用说污染社会环境了。许多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伟大的母爱能造就伟大的一代，而平庸难免造就平庸，卑劣难免造就卑劣。任何人，只要不是故意闭目塞听，不是故意掩饰事实，就不能否认这一点。

我歌颂合乎人性的母爱，但不会失去理性地崇拜它。

对母爱的崇拜是母性崇拜的遗物，其本质是性别崇拜。

请对“母爱”尊崇膜拜的女士们先生们原谅，我绝不是故意冒犯。

女性作家张爱玲在散文《造人》中有一段论述，我非常赞同：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

简言之，母爱如不能上升到“高一等的知觉”和“高一等的理解力”，与兽性无异。

不是每一位母亲都有“机会”成为继母，但可以这样讲：高尚的母亲能成为好的继母，好的母亲会成为一般的继母，而本能的母亲必定是坏的继母。

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继母难为”。

最后，也请尊敬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先生们息怒。

许多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把人的劣根性称为动物性或兽性是侮辱了动物。的确，动物依本能行事，它的善恶是人类赋予的。狼吃小羊并非残忍，鳄鱼流泪也非伪善；狗依主人并非忠诚，公鸡司晨也非守时。它们本能的“恶”无可指摘，而本能的“善”却令人感动。

人既然是由动物祖先进化来的，就不可避免的具有动物性，这本来也没什么。可悲的是，人的动物性的恶性发展并不能使人回归为动物，而是连动物都不如。

因为动物无法选择，而人可以选择；动物本无心作恶，而人是有心作恶。

二．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我升入“育才学校”上中学。

“育才学校”很有点名气，都知道那是从革命老区转过来的，学生全是革干子弟。学校五八年开始向平民开放，我成了第一批“掺沙子”的幸运儿。

我们班有的男生的确相貌不凡，高高的，壮壮的，穿着部队的黄呢子大衣，说话也声音洪亮，那军人气派，帅极了。

刚上初一，那个荒唐的年代就开始了。

群众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除四害，把我们这些初中生也卷了进去。

学校的一角建起了几座两三米高的小炼钢炉，鼓风机轰轰作响，高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炉前奋战，我们低年级的推着小车到处捡废铁。出钢的时候敲锣打鼓，一团红热的面团一样的“炒钢”在众人的注视下逐渐变暗变黑，我们欢呼雀跃。后来才知道，炼出的“钢”还是废铁。

学校的后院挖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深坑，然后一层土一层肥的填好；我们也参加了劳动，两个人抬一个小筐运土。说是要在那儿种小麦，放亩产几十万斤的“高产卫星”。（五八年苏联“老大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受此鼓舞的国人于是把创奇迹都称之为“放卫星”。）

最好玩儿的是人们都登上房顶，摇旗呐喊，鼓噪不止。那是为了驱赶“四害”之一的麻雀。可怜的麻雀背负盗吃粮食的罪名，别的鸟儿也受到连累；一起被赶得飞来飞去，无处落脚，最后累得像石头一样往下掉。

上中学时我家已搬到珠市口鹞儿胡同的油脂公司宿舍，因为住的地方紧张（老小八口住两间不大的房子，五九年又添了老四），外公也常住在学校。大人们都很忙。父母工作的单位是“北京油脂公司”（粮食局的前身），妈妈是会计，爸爸搞统购统销经常下乡。我记得爸爸讲起农村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大好形势时十分兴奋，手舞足蹈。

爸爸不在家使我的胆子大了起来。

记得有几次我在马路上逛到深夜才回家，不论他们怎么问，我也一言不发。

还有就是偷偷跑到大伯家看奶奶。那是精心计划的；大伯家在德胜门外，他们带我去大伯家时我记住了坐车换车的路线，我也有了力争来的每月两毛的零花钱，够往返的路费。

每次看奶奶都是我最幸福甜蜜的时刻，奶奶总能从床底下，枕头边，还有其它意想不到的地方变出糖果，点心等小零食，然后拉住我的手问长问短，总有说不完的话。奶奶问我吃的什么饭，摸摸我身上看穿得暖不暖，问在学校书念得好不好。有一回拿出她的一件毛衣要我试，那是用几种毛线拼接的前开身的花色毛衣，我穿着有点大，奶奶要把它给我，我说不要；奶奶以为我嫌它颜色太花，劝我说：

“穿在里面，人家看不见，没关系的嘛。”

“那你没得穿了，我不要。”

奶奶叹口气：

“你拿去穿吧，我晓得就是你没有毛衣。我在家里不要紧，我还有的穿。”

那件毛衣我一直穿到参加工作，其间接过袖子，补过洞，伴随我有十几年。

三．第一次交手

我和妈妈的正面冲突只有一次，不论是我还是她都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天下午只有妈妈和我在屋里，我在做作业，她叫我去倒水，叫了几声，我也不理。

见我没把她放在眼里，又没有别人帮忙，只好自己动手。

“你个要死的东西，耳朵聋啦！”

她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揪住我的耳朵便拧，我不愿就范，抓住她的手，使劲向外推；她没想到我竟敢如此大胆，气急败坏，用手向我脸上狠狠地抓来，我躲不过，脸上被抓了好几条血道子。

我挣开她跑出家门，脸上挂着眼泪和血印，心里气愤极了。

我不允许她打我！她不是我的亲妈，她凭什么打我！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不想回家，我要出这口气。

谁能帮我呢？我知道奶奶管不了她；想来想去，想到了警察——他们是好人，他们能帮我。

经过打听，我找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我走进去坐在一个角落。派出所里人很多，有警察，还有进进出出的许多办事的人，没有人注意我，我就一声不响地坐着。

直到派出所里没什么人了，一个警察才注意到我。他走过来说：

“小孩，你在这儿干吗？还不快回家！”

“我不回家，我后妈打我！”

屋里有的人笑了，那个警察说：

“你听话就不会打你了，快回家吧！”

“我不！我回去她还会打我，我的脸都让她抓破了！”

他们走近仔细看了看我，又问我住在哪儿，我说了。又一位警察说：

“回去跟你爸说去，这事儿我们不管，回去吧！”

说完他们又忙他们的事，不再理我。我不走，还在那儿坐着。

天黑了，他们该下班了，一位警察走过来说：

“走吧，我送你回家。”

我把警察带到我们家，他让我在门口等着，他敲门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位警察和妈妈一起出来了。

“你妈不会再打你了，你以后也要听话，知道吗？”警察说完就走了。

妈妈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容：

“谢谢了，警察同志不再坐会儿？喝点茶再走？”

“好啊，你有本事，敢找警察！你以为警察就向着你啦！”

外婆说。

“等你爸爸回来再跟你算账！”

妈妈恨恨地说。

几天后爸爸回来了，我听见里屋妈妈在向爸爸告状，我在外面等着。

一会儿爸爸从里屋走出来，他严厉地瞪着我，我攥着拳头咬牙切齿地瞪着他，那一刻气氛很紧张；我等着他过来打我，想着反抗的方式，是跑还是拼；不知他是被我的表情镇住了，还是怕我再找警察，他没有打我，扭头又回去了。

从那以后，爸爸也没再打我。

由于我脸上挂花到的学校，班主任老师问，跟我要好的同学也问，结果我有个“后妈”的事在班上传开了。有一回我和一个同学发生了争执，他嘲讽地说：

“怪不得你后妈打你，活该！”

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和他扭打在一起，有同学报告了老师，老师赶过来把我们分开。我气喘嘘嘘，一脸的悲愤；那个同学呼哧带喘，断断续续的辩解：

“我就，说，说那么一句…，你，犯得上，跟，跟我急吗？…”

是的，我不指望同情，但起码也别拿人家的痛处开心。

我很长时间没再理他。

四．住校

育才学校能住校，我不愿住在这个家里。我跟爸爸说我要住校，起初他不答应，和妈妈的那次冲突后，他们答应了。

住校真好，我享受着住校的自由。

育才学校的学生宿舍是大殿一样的房子，是“先农坛”建筑的一部分。学校很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有，我好像三年也没有走遍它。

更让我高兴的是学校的图书馆，凭借书证能随便借书，我能不受干扰地看书了。我如饥似渴，看遍了当时的热门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还看了不少古典名著。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深。我至今还能背诵英雄保尔的名句：“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开始了独立生活，我能自己洗衣服，钉纽扣，缝补衣服，整理床铺。不用外婆絮叨让她“服侍”了。

男孩子都不太注意自己的穿着。我那时的个子已和妈妈差不多高，所以我穿的衣服大都是她穿旧的改的。衣服还好说，裤子穿起来就有些问题。起初我还不在意，不过是撒尿时麻烦点。有一天让一个男生发现了秘密：

“嘿，你们看，他穿女的裤子！”

同学们在一旁嘻嘻地笑，我十分难为情。以后再给我女式裤子我一概拒穿，非让他们改成前开叉的不可。

那个年代衣服穿破了打补丁是寻常事，革干子弟也是如此。上衣的肘部和袖口，裤子的膝盖和臀部等处都是必打补丁的地方。用缝纫机打补丁是奢侈的，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一般都要自己动手来缝，我则更不能指望别人。补丁要漂亮，选一块大小合适颜色相近的布剪成圆形或椭圆（那时的主色调是蓝和黑，颜色的配合不是问题），然后再一针一针用细针脚一圈一圈的缝，针距行距都要匀称，两肘两膝的图形要对称，看起来有一种美感。我开始不行，经过反复实践，后来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在育才学校，几个人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缝补丁是男生宿舍的一景，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的一部分。

学校的餐厅里摆着一台苏联产的电视机，那可是个稀罕东西。平时晚上老师看，周末没有晚自习学生也可以看，为此我常常周末也不回家。

我喜欢中学的所有课程，尤其喜欢外语。当时中苏友好，学的是俄语。我们唱苏联歌曲，和苏联中学生写信交朋友。元旦晚会上，摆放着苏联小朋友寄来的漂亮的圣诞树。我是班上的俄语科代表，在晚会上我用俄语高声朗诵：

Χοροщийдень，好日子到了，

Эемланацветов.遍地花开。

Цветырастут，花儿在开放，

Намирастй.我们在成长。

但好日子不长，困难时期到了。

五．困难时期

五九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老师告诉我们，国家遭遇了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吃饭要定量，我们那个年龄的标准是每月二十六斤。

我现在一天的主食吃不到半斤，二十六斤够两个月的了。可那年月缺油少肉，人就特能吃饭，个个像狼一样；二十六斤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够。

育才学校毕竟是革命后代多，能稍稍的享受一点照顾，就是三顿饭除了定量的馒头米饭以外，有随便喝的比较稠的粥。我们那时正值长身体，又是爱动爱闹的年龄，每天没到下课就饿得不行。老师给我们宣传“劳逸结合”，为的是减少热量摄取不足情况下的体能消耗；结果是广播操也不上了，足球也不踢了，吃完饭就挺着灌满粥的肚子回宿舍。

可放假回家就遇到了麻烦。外婆嫌我能吃，会占他们的便宜；于是特意准备了一个小缸，把属于我的那份米倒进去，做饭时让我自己拿一个碗单独盛好米放好水，放在他们焖饭的锅的一边。我必须估计每天的米的用量，以保证细水长流，不至于断顿。

因为我们是南方人，不太会做面食，于是拿定量中的白面和邻居换成米，所以我们老有米吃。

吃饭时还会单分出我的一份菜，在那个特殊时期，菜也是有限的资源，尽管没什么菜。

父母不反对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公平，我无话可说。

我们学校有一个像医院一样的特正规的校医室，开学后不久进行了一次体检，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检。在一个小护士面前，我满脸通红，把汗味十足肮脏不堪的内衣脱得只剩一件裤衩。一系列的检查后告诉我得了浮肿，要住院。

所谓浮肿就是用手指按压腿部时，会出现一个坑，要过一会儿才能恢复原状。

我和十几个被检查出浮肿的学生住在校医室的病房，享受了大概半个多月的特殊待遇；每天的饭菜里都有些蛋和肉，吃得特好，后来出院时我们都有些恋恋不舍。

现在想起来，能上育才学校真是幸运；那个年代因营养不良造成浮肿的人太多了，而浮肿后能得到这样护理的人太少了。我无疑又是易于前者，难于后者的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育才学校的那种平等意识。被检查出浮肿的学生基本是普通百姓的孩子，而主要是“革干子弟”的学校并没有忽略他们。我不知道先后有多少学生接受过这样的疗养，但我肯定，这是那个年代中所能做的最具有人性的事。

人人生来平等，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没有平等意识就意味着缺乏人性。

六．自信与梦想

几乎每个少年都有梦想，但没有自信也就没有梦。

我的自信都是老师给的。

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时，有一天轮到我值日到教师办公室送作业，教“自然常识”课的老师叫住我：

“常无敌，过来！我出个问题考考你！”

我走过去，紧张得不得了。

“你说说，现在雪化了，马路上为什么南北方向的路面比东西方向的先干呢？”

“因为刮北风。”我来不及细想，脱口而出。

“哎呀——”他大为惊讶，对周围的老师说：

“这孩子不得了，真聪明！”

我让老师夸得飘飘然。其实我根本不懂其中的科学道理，只是相当于现在的脑筋急转弯，我恰巧蒙对了。

但这句表扬的话，一生都刻在我的脑子里。

因为我不仅在学校是落后分子，五年级才加入的少先队，在家里，更是个令人讨厌的“没出息”的孩子。

我已经忘了那位老师姓什么，但记得他的自然课讲得特别好。他讲人生病时白血球如何跟细菌打仗，讲得活灵活现，眉飞色舞，我印象极深。多年以后，我小女儿发烧，我都学他那样讲白血球跟细菌打仗，哄她吃药吃饭，帮助白血球。

五七年反右，他从学校消失了，听别的老师说他成了右派，那时我六年级。

和在小学一样，我的作文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

有一个周末，邻居的孩子拿了一本《少年文学》跑来说：

“你看，这上面登着你的一首诗！”

我一看，还真是我在学校写的一首赞美大跃进的诗，署名就是北京育才学校常无敌。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卫星”放上了天，与嫦娥和吴刚如何如何的对话。我有些纳闷，是老师替我投的稿？怎么也没告诉我？我也不敢去问老师，但从此我在本大院的学生“圈子”里威望不小，有的干脆叫我“诗人”。

我开始有了当“诗人”的梦想。

不久我又迷上了无线电。

宣武区“少年之家”到我们学校招生，我报名参加了无线电小组。那时的课外活动分文不收，教练还非常的敬业。我们学习电路原理，看电路图，焊接电子管收音机，最复杂时做到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是当时的高级机型。

我又梦想当“无线电工程师”。

我的自信也让我吃了一回大亏。

我自认为已精通电器。有一天趁家里没人，我把床底下一台废弃的电炉拿了出来，把断了的电热丝接好，那时电炉还是个稀罕玩意儿，我把在院子里玩的几个小孩都叫过来看新鲜。接上电源，电炉在一片惊讶声中逐渐发红发热，我十分得意；也就在这时，我的手碰到了电源线，没想到那种老式电源线由于常久放在潮湿的砖地上已经漏电，强大的电流一下子把我击倒，我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身体已完全失去控制，但头脑还十分清醒。

时间仿佛倒流，许多景象一幕幕在眼前掠过：南京的家，石榴树，奶奶的面容，学校，老师，要好的同学……

突然，一切停止。我下意识地从地上跳了起来，看看周围，又软软地倒下了。

我再睁开眼时，身边是闻讯赶回来的外婆和邻居中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男孩。我才知道，在我触电的那一刻，别的孩子夺门而逃，是他临危不惧，上前拔掉了电源插头，救了我一命。

父母回家时，我面临的是爸爸的斥责和妈妈那厌烦的眼神；我不指望慰问，我知道又闯了祸。

大概是因为父母对人家什么表示也没有，我的“救命恩人”挨了他爸爸一顿打；为的是让他记住：以后不许多管闲事。

我从家里偷偷拿了一本画报送给他，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有专家研究过人濒死时的体验，据说在那时脑海里会再现所有的亲人。

我回忆，在那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一刻，有许多人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唯独没有我的父母。

是的，我肯定，没有他们。

七．愚蠢的错误

在育才学校住校不花钱，但每月要交七块五的伙食费。

每个月我可以从爸爸那里拿到伙食费和五毛钱左右的零花钱。有一个月拿了钱后去学校，我把要交的钱放在一个兜，零花钱放在另一个兜，路上免不了买点零食什么的；到学校才发现伙食费里短了五毛钱，零花钱也没剩几分，不知是花超了还是搞丢了。我不敢再向家里要，心想欠一个月的伙食费没关系，下个月再补兴许也发现不了。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把剩下的钱买了我早想买的国际象棋和一些棋谱；因为我们班上流行国际象棋，我下决心在棋艺上压倒别人。

结果有一天，班主任让我到总务处去，我知道坏事了。

我没钱，学校叫来了家长。爸爸来了，补交了伙食费。

周末我忐忑不安地回家。爸爸让我交代钱是怎么花的，我一五一十地坦白，把买的东西给他们看。

让家里遭受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气坏了。

妈妈激动地说：

“你爸爸从学校回来，气得手都抖啊，说话时手都抖啊！你以为我们挣钱容易呀？”

爸爸不无感慨地说：

“你们总务的老师讲，他在学校工作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学生！”

我站在屋子一角，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态。

妈妈提高了声调：

“这孩子太坏了，撒谎骗家里的钱，还上什么学，把他送去劳动教养算了，这家里管不了他！”

这时，坐在桌旁批改作文的外公慢慢地说了一句：

“劳动教养可不是想送就能送的。”

“那什么样的能送？”妈妈说。

“是学校开除的才行。”

“他这么坏学校还不开除？”她转向爸爸：

“你去跟学校说去，这孩子家里没法管了，开除送劳动教养家里没意见！”

外公抬头看了妈妈一眼：

“行了！学校的事你们不懂。”

妈妈不说话了。

那的确是一次愚蠢的错误。

对我的惩罚是几个月不给零花钱。

八．生命的感悟

有一次挨了责骂，我蹲在院子里，心里生气又百无聊赖，用一把劈柴的刀在地上使劲地剁来剁去，外婆走过来一把将刀夺走，恶声恶气地说：

“干什么，想杀人呀！”

我莫名其妙，坐在地上直发愣。

我们住在“教子胡同”时，因为那里是回民居住区，要遵守回民的习俗，不能吃猪肉，也不许随意杀生。如果家里要杀一只鸡，也必须请阿訇来做。阿訇是专业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在杀鸡之前要念简短的经文。我听不懂阿訇念什么，问外公，外公也说不清，说大概是道歉的意思。

在牛街的清真寺我还看过回民的开斋节仪式，开斋节上要杀一头牛，杀牛之前也要念经文，仪式很隆重。

这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平等意识缘于对生命的尊重，不仅对人，也包括对地球上的一切生灵。不尊重生命会导致生命的毁灭，而这毁灭中没有胜利者。

《信息时报》佛山讯：

“一名怀疑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犯罪嫌疑人杜某，因长期对家庭状况不满心生恶念，佯装重病不能起卧，趁人不备，先用锄头将其后母砍死在一楼客厅，随后又上到二楼卧室，将熟睡中的父亲打死，并将作案工具锄头丢弃到屋旁鱼塘。”（200472）

有不少类似的杀亲案例见诸报道。

果必有因，因因而果。

不论外婆当时的话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

这正应了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一句话：

——行不公正的人比遭受这不公正行为的人更不幸。

小时我在屋檐下捉到过一只麻雀，放进一个大纸盒里打算把它养起来。邻居大爷说：

“你养不活它，这小东西气性大着呢！”

我不信。结果那只麻雀不吃不喝，在盒子里乱撞，饿到奄奄一息时把米粒放到它嘴里也不进食，最后死掉了。

我把它埋了，心里很难受，是我害了它。

这小小的麻雀——它既没有漂亮的羽毛，也没有动听的歌喉，却有别的鸟儿没有的“气性”！它为何如此倔犟，是天性使然还是环境使然，我不知道。

如此卑微的生灵都不容侵犯，视自由和尊严高于生命，真令人叹服。

九．外公的书

上中学时，从南京寄来一大木箱外公的书，都是线装的。是一套《四库全书》，书的扉页上写着——曾国藩编，李鸿章校。（注）包括经诗子集四大部分，简直是古典文学的百科全书。

每年夏天过后，我都要帮外公把这些书拿到院子里晾晒，防潮防虫。我也借机拿几本翻翻。外公看我喜欢，也答应借给我看，条件是一次拿一本，看完了再换，不许借别人，不能损坏。我先后借过唐诗，元曲等内容的书二三十本。对我的文学爱好影响很大。

外公请“荣宝斋”的人来看过，当时的出价是十五块钱一本，外公没有卖。可惜这些书在文革中全部遗失，那是后话。

星期天外公带我逛过天桥，天桥其实离我们家住的珠市口不远，不过在一片胡同里，我自己可找不到。

那时天桥还有撂地的场子。说书说相声的，变戏法的，摔跤的，练武术的各围一块场子，观众站在四周，练手艺的开场通常是两个人，一说一捧：

“光说不练——”

“假把势！”

“光练不说——”

“傻把势！”

“连说带练——”

“那才叫——真把势！”

然后边说边练，十分的卖力。那些节目都很有意思，常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自从认识了这个地方，周末逛天桥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文化活动”。

“天桥把势”靠手艺吃饭，很讲义气。他们的原则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观众中不少是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孩子，都是一分钱也舍不得扔的；但他们不欺负小孩，要钱时从你面前转过去也不会难为你，可以放心的免费观看。就是大人们不给钱也没有关系，只是别一见收钱扭头就走，那是要受到摊主的奚落的。

老天桥的豆汁二分钱一碗，外带一小碟咸菜。那真是一道廉价的美食。尤其是冬天，你慢慢地品着滚烫的豆汁，越喝越香，身子也越喝越热；喝完豆汁去看天桥把势的表演，就像如今吃完比萨饼去听音乐会，绝对的舒服，惬意。

由于从小在南方长大，我对北方冬天的严寒特别不适应，到北京没多久就得了慢性鼻炎，老流鼻涕。家里人对我吸鼻涕特别反感，时常呵斥：“去去！快擤鼻涕去！”

小时候北京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记得好像是上初一的那年，我的手和脚都冻了，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到后来手指头溃烂化脓。外公带我去医院看，拿回纱布和敷的药。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我都能自己换药；在手指上敷药裹纱布容易，最后打结比较困难；我学护士那样把纱布头剪成两叉，再用牙齿配合另一只手将纱布头打结系好，往往要尝试几次才能成功。我换药时妈妈和外婆离得远远的，她们嫌脏。

冻手冻脚是件很麻烦的事，走路疼不说，写字都不方便；而且会在相同的部位反复发作。今年要是右手的食指中指被冻伤，明年就还是这两个手指头被冻；这困扰了我好几年。后来听了一位老医生的劝告，从入秋开始天天坚持用冷水洗手，冬天用雪擦手，这个毛病才断了根。

注：《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编纂的一套丛书，之后清代不断有人修编。本人学浅，尚未在相关资料中找到曾﹑李二人编校的记述。

十．失落的大学梦

老是蹲在书店的角落读书损害了我的视力。上中学后，我的视力下降得更厉害，因为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座位不断地向前移。初二体检时，我的视力到了0.7，校医建议我配副眼镜。我回家说了，妈妈斜了我一眼，挖苦地说：

“这么点儿大的学生还想戴个眼镜，显得你有学问呀！”

妈妈说得不错，那时学生里戴眼镜的不多，连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假装“有学问”。

但是眼睛不争气，终于到了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写了个条子，让家长给我配眼镜，否则无法安排我的座位。

这回他们同意了。

我自己到眼镜店，配了一副最便宜的眼镜，花了三块多钱。

班上的“小眼镜”总共才五六个，还真有的同学挺羡慕我们的。

后来我一个人去探望奶奶，奶奶看我长了“学问”，知道是读书读的；她拉着我的手怜惜地说：

“你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那样才有出息。”

她看我无语，接着说：

“你放心，上大学有我供你。”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

奶奶是有一些钱，听说那是离开南京时变卖了部分家当；另外南京的房子委托亲戚出租，还收点房租。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什么上大学的事，指望他们是不可能的。

奶奶没上过学，仅认识有限的几个字，但她希望自己的孙子上大学。

爸爸妈妈据说都是高中毕业，可他们并不盼我有什么出息。

我望着奶奶，不知说什么好。

在学习上我有充分的自信。我爱好文学，语文老师夸我的作文写得好。俄语是我的强项，数理化也是我喜爱的课程。我还特别喜欢几何的证明题，那缜密的论证，严密的推理和完美的逻辑让我着迷。我和班上的几个男生已不满足于几何作业，缠着老师给我们出些难题来做，还从杂志上找来一些偏题怪题。例如：“已知三角形ABC不是等边三角形，证明三角形ABC是等边三角形”；“已知四边形的边AB≠CD，证明AB=CD”；这些类似诡辩的题我们做起来津津有味。

除了无线电的爱好，我还是班内的国际象棋高手，所向无敌。

年少的我求知欲旺盛，学什么的感觉都是如鱼得水。

那个年代还不时兴成绩排名，但我相信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按河南人的话说，在班上是个“人物”。

我的课外爱好多，有时就影响到老师留的作业。老师问起来，我不知深浅地说：“那些作业太容易了，我都会，做它是浪费时间。”为此遭到老师的点名批评。

五十年代末是反对走“白专道路”，提倡“又红又专”的政治形势。“红”指的是政治思想觉悟，“专”指的是业务本领。一位开国元帅曾用生动的例子解释红与专的关系：如果你开战斗机，红而不专，没本事，一上天就被敌人打下来了；专而不红，开着飞机投敌去了；只有又红又专，才是革命事业需要的人才。

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这个有几分小聪明又有几分狂气的学生，在班会上把我和另外一两个与我差不多的同学称为“小白专”。“小白专”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都不会“假积极”（我们对在班主任面前摆好的人的称呼）。班上的革干子弟根红苗正，是当然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作为初中生，我当时对这些政治名词的理解十分肤浅，只知道“红专”是表扬，“白专”是批评而已。哪里晓得这批评的分量。

我心里不服，也没往心里去；那时的我，的确是太不懂事了。

初三毕业考试前填写志愿，育才学校当时没有高中，我填了三个能住校的比较好的高中：一零一中学，清华附中，另一个好像是师大附中，因为我不愿再住在家里。虽然当时的学校并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升学竞争也没有今天激烈，但这种填报方式在现在看来也是不明智的。外公让我报一所附近的普通中学，我不听；俄语老师劝我报一所俄语专科学校，我也不听；爸爸劝我报中专，说可以早挣钱，我也拒绝了。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造就了我的固执，我一意孤行，非上高中不可，非住校不可。

中考结束了，我自我感觉不错，满怀希望地等待录取通知。

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打开一看，录取我的是“北京农业学校”，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是写了“服从分配”，但为什么没有分配到一所高中，而分配到我想也没想过，听也没听说过的“北京农业学校”？难道我连普通高中的录取的分数都不够？这不可能。

是我没考好吗？我不相信。但那时不公布分数，查分是根本做不到的。

我想到了班主任老师对我的恶评，莫非是“小白专”的评语起了作用？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一句评语的确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要么就是爸爸到学校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妈妈虽然表面上对我的升学不闻不问，但她会坐视不管吗？

我整天苦苦地思来想去，还是找不到答案，心里十分痛苦：上不了高中，我的大学梦再也无法实现，我也让奶奶失望了。

我该怎么办？不去报到，下一年再考？我立刻意识到这个想法不现实，家里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看我有不想报到的意思，爸爸来动员我。说这是国家办的学校，享受助学金，还负责分配，毕业后和他一样就是“国家干部”，比高中要好得多等等。

我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能住校，而且还住得远远的，于是我打起铺盖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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