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

作者常无敌

(2007/10修订)

人之子宣言

我，向世上为母亲和将为母亲的人宣告：

你应当是人之母，而不仅是生灵之母。

你应当爱人之子，而不仅是爱己之子。

你应当给人子以人性，只要你的母爱有人性。

否则，你将不为人母。

而且，你将不得人子。

——人之子

引子

非洲，庞大的角马群在荒原上游弋。

一只小角马蹒跚地跑来跑去，它不幸和它的母亲走失了，可每当它靠近一只母角马时，都遭到粗暴的拒绝，因为那不是它的母亲；母角马凭借气味识别无情地将它踢开。幸好它的生母及时赶来，可怜的小角马才有了归宿。另一只失母的小角马就没有那么幸运，在屡遭拒绝体力耗尽后绝望地躺在地上，等待死亡的降临，而它身边的角马群对此无动于衷。

这是电视里播放的野生动物的生活场景，它似乎告诉我们，动物的母爱是自私的，排它的；这是自然法则。

其实并不尽然。

人工饲养的动物自不必说，因为已有许多“狗奶妈与虎宝宝”之类的报道，这或多或少有人为的干涉在里面；野生动物也有不少的例外：狮群中的幼狮就由成年母狮共同照顾，印度“狼孩”的故事表明哺乳期的母狼能接受人类的婴儿。以狼机敏的视觉和嗅觉当然不会人狼不分；那么，母狼能抚养异类为“养子”，这种“母爱无类”是自然法则的背反，还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我们人类母爱的法则是什么？是高于野生动物，还是如同角马，不如母狼？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拷问人类的母爱。“母爱”——这个包含人性与兽性的词让我心向神往，又使我备受伤害。

第一章一个人的旅程

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

——管子

一．妈妈

爸爸说：“这是妈妈，叫啊！”

那是一九五三年的秋天，九岁的我一个人从南京坐火车到北京，由爸爸接到一个陌生的家，带到一个陌生的女人面前；那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正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我从未叫过妈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单词。我努力想张嘴，但叫不出来。

我从小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奶奶告诉过我，在北京有我的父母，但我不太认识他们。爸爸回过南京几次，很快就走了；而妈妈却一点印象也没有。

“叫啊！”爸爸催促着。

“妈——”我终于叫了一声，妈妈答应着，笑了一下。

“叫婆婆（外婆）！”爸爸说。

我又叫了外婆，她没有理我；那是一个瘦瘦的女人，模样有些厉害。

两岁多的妹妹跑了过来，爸爸对她说：

“叫哥哥！”

“叫什么哥哥，叫无敌！”外婆大声说。

妹妹有点糊涂了，外婆又重复了一遍：

“叫无敌！”——无敌是我的名字。

爸爸妈妈没有再说话。

没有当成哥哥，我当时并不在意。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另外一些事。

就是那“到家”的第一天，外婆在尿盆小解，还没有站起来就叫我端走，我走过去弯下腰伸手拿尿盆，大概是不习惯那种气味，我扬了扬头，外婆大叫：

“看！看什么看！你这个坏坯子！”把我吓了一跳。

随后大人们就争执了起来。我听见有说我坏的，有说我还不懂事不必大惊小怪的。我听不懂他们的话，端了尿盆默默地走出去倒掉。对我来说，他们都是陌生人。

晚上，我睡在墙角的一个小床上。夜里，我被尿憋醒。睁开眼睛，四面是一片黑暗，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心里十分恐惧；我不敢动，不敢喊，不敢哭；我拼命想憋住尿，但最后还是尿了一床。

早上，外婆催我起床，见我不动，过来掀开了被子，然后惊叫：

“哎呀呀，这么大了还尿床！真没出息哟！”

然后就絮叨给她添了多少麻烦之类，我没有辩解，满面羞愧。

我今年已六十岁，五十年多前的这一幕幕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天。

注：在南京，老人们习惯说虚岁。来北京那年九岁，我印象极深；但从出生的1945年算，53年实为八周岁。以后本文中再出现的年龄，均按周岁算。

二．爷爷奶奶

从我记事起，我就仅知道爷爷奶奶。而疼爱我的，只有奶奶一个人。

奶奶跟我说，她是从六个月把我带大的。

“喂你吃饭像唱大戏哟！”奶奶用浓重的南京腔说。“吃一口就要用勺子敲呀打呀哄你，你哭哟闹哟，唉呀呀——。”

“唱大戏”时我吃的是藕粉，四十年代的南京大概还买不到奶粉吧。我一定是小时吃藕粉吃伤了，长大后闻到藕粉的味儿都难受。

可以想见当时奶奶抱着六个月的乳孙，用小勺喂食；一边是又哭又闹，一边是又敲又唱的场景。那是一幅令人心酸的弄孙图。

我印象中的爷爷很严厉，从来没有对我笑过。而奶奶非常和善，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离开南京的前一晚，奶奶哭了，我抱住奶奶，祖孙俩哭成一团。我不想离开奶奶，不想去哪个陌生的北京；但我除了哭，没有办法。

第二天爷爷送我上火车，把我交给一个列车员。爷爷临走时给我买了好多零食，还嘱咐了我许多话，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过的和蔼。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听奶奶说，是爷爷多次给父母写信，执意要送我去北京的。

我的名字叫常无敌，这个名字就是爷爷给起的。

我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出生，然后就发生了许多大事：美国投原子弹，苏联出兵，日本鬼子投降，抗战胜利。爷爷高兴的不得了，于是赐名无敌，意为从此中国不再有外敌。我五岁多时就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学写自己的名字，无敌两个字的繁体（無敵）笔画奇多，结构复杂，难为了我很长时间。

这个名字立意不错，但也有过于张扬之嫌，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包含如此重大的爱国主义典故。到北京后父亲曾要给我改名，我不同意；后来又有人误认为“无敌”是“文革”中赶革命时髦改的名字。常无敌——这名字确实是有点个别，甚至有几分可笑；但我不想改。

我出生后不久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父母的离异。父亲和他的表妹自由结合，去了北方，我的生母带着姐姐回了老家重庆。年幼的我成了多余的人，留在南京，与奶奶相依为命。

听奶奶说我几个月大时得了可怕的肺炎，高烧至昏迷，几乎没有了呼吸，把玻璃片放在口鼻前才能查看到一丝热气。那时肺炎的死亡率很高，都说没希望了。或许因为是男孩吧，家里人不言放弃；也多亏那时有了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很贵，花了十几块现大洋，总算把这条小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父亲后来多次向我诉说当时的情景：

“大夫说扔了吧，这孩子不行了。我说不能，这孩子还有救，你一定要救救他！大夫让我给你擦身上降温，我几天几夜没合眼。后来，你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父亲当时好像还很在意我，但后来就把我淡忘了。八年后重新生活在一起时，一切都从头开始。

三．我不是老大

没有人告诉我妈妈是继母，但他们也不想隐瞒这一点。其实许多事都在不断地向我提示，只是当时我太小，我是在太多的困惑之后才明了的。

有一个周末，我听见父母商议：

“明天带老大去公园玩。”

当我盼望的第二天到来时，他们带着妹妹高高兴兴地出去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妹妹是老大，我不是老大。

但我明白了，他们说老大时指的就是妹妹。

我转入“西单区第一中心小学”上二年级，我的南方口音让我十分自卑，不敢在同学中讲话。有一次课堂上老师让我念生字，我把“熟”念成“书”的音，引得全班哈哈大笑。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个好老师，她很和气，鼓励我在课堂上发言，还时常给我回答问题的机会，使我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学会了普通话。起初我在课堂上还老低着头，害怕老师注意到我；后来上她的课时我始终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每当她微笑的眼神注视到我时，我由心底感到一股暖意。

我至今还记得她在成绩册上秀气的签字——李清香。

在家时自然要做家务，外婆说不能只吃饭不干活。

我不怕干活。早晨被外婆叫起，先要扭着头屏住气一路小跑去倒尿盆，再拎铁壶到院子里打水给大人们洗脸，等他们洗完了自己再洗。天渐冷了时，脸盆里要兑暖壶的热水，妈妈洗完了我刚要拿去倒，妈妈说：

“别倒！就着这水洗，省点热水嘛！”

我在南京没这么洗过，看着脸盆里泛着肥皂沫的水直犹豫，可又不能违抗，只好拿自己的毛巾沾湿了在脸上擦两下。当我端着脸盆出去倒时，听见妈妈在后面说：

“哎哟哟，还嫌脏呢，真是的！”

可外婆和爸爸他们都换新的水洗，妹妹有外婆伺候着洗，也是用换过的水。

一个冬天妈妈都让我用她洗过的“剩水”。

放学后便是打酱油买醋之类，后来还学会了生火和劈劈柴。到北京的第一年冬天，我端着一大盆脏水摇摇晃晃地去倒，在污水池边滑倒，头磕在地上，一下子摔昏过去，是院子里的邻居把我扶回家。我额头上起了一个大紫包，我想哭，但没有哭。

每天躺在床上，我都想念南京，想念和奶奶在一起的日子，后悔到北京来；心想当初要是赖着不走就好了，奶奶一定不会强迫我。

我家那时住在西城一个叫“四棵槐”的地方，是一个大杂院。院子里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地玩。邻居大妈有时把我叫到家里，给我一块糖或一点零食，叹息道：

“这孩子真可怜！”

我则高兴地跳回院子里继续玩。那是一个还不懂得忧愁，不懂得怨恨的年龄。

随后一起刻骨铭心的“冤案”使我懂得了怨恨。

我每天上下学要路过北海公园，碧绿的湖水，飘荡的小船让我想起了南方，那高高的白塔，又带着几分神秘；不少小孩子被父母领着高高兴兴地进去，兴高采烈地出来，很是让人羡慕。公园的门票是五分钱，五分钱在当时可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我也没有一分零花钱。

一天下午放学，北海公园门前有许多解放军战士，他们穿军装的样子吸引了我，我跟在他们周围转来转去。

一个解放军叔叔问我：

“小朋友，想进公园玩吗，跟我们一块儿进去吧！”

我当然喜出望外，那天和解放军叔叔一起玩得很开心。

回家后自然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我如实说了；父母还没有说什么，这时外婆又说话了：

“你们别信他编的瞎话！一定是让你买东西时扣的钱，谁会花钱请你玩，全是瞎说八道！”

父母顿时大怒，不容我再辩解。父亲拿了个板子，开始打我，我挨不过，只好哭着承认是贪污了家里的钱，外婆则像破了案的福尔摩斯一样得意。

我开始恨他们，为了报复，我真的试图偷拿家里的钱。有一天，趁他们不注意时，我从抽屉里拿出五毛钱藏到一个角落里；结果很快被他们发现，又挨了一顿打。

孩子们盼望的春节到了，来串门的客人有的给我压岁钱，那是快乐的时刻；我五角钱，一元钱的积攒，好不容易攒到三块多钱，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大数目。我还没来得及考虑怎么花，外婆就跟我说：

“小孩子拿那么多钱干嘛，不小心该丢了。把钱放我这儿，我替你存着，用的时候再一点点从我这儿拿，好不好啊？”

我听她说的在理，样子又从来没有过的和气，就把钱给她了。没想到过些日子再找她要时，她脸色一变：

“人家给你钱是人情，我们是要还人情的，哪还有什么钱！”

我听不懂她的人情理论，只知道大人骗了小孩子的钱；我又气又急，可是跟她要了好几次也是分文不给；父母在一旁冷眼旁观，不帮我说一句话。

我在心里骂外婆：

“骗子！骗子！”

有了这次痛心的教训，后来过春节拿到压岁钱我就迅速地把它花光。二踢脚，黄烟炮虽然贵，也要买一些过过瘾；为了能尽情享受，我还有“少花钱多办事”的办法，就是用一块钱买十挂小鞭，然后拆散了一个一个的放，能玩好几天。

四．外公

外公从南京来了，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喜欢外公。外公戴着眼镜，样子非常有学问。他在南京当过小学校长，会讲很多故事。

他对我很和气，也很严格。比如洗手，我通常是把手在脸盆里划两下就算完；外公把我拉回去，先用肥皂把一只小黑手洗白，然后要我把另一只手洗得和这只一样。刷牙我也是敷衍了事，外公要求我刷牙时要心里数一百下。还有许多吃饭时的规矩：筷子不能在菜里来回拨动，夹了的菜不能再放下；眼睛要看自己的碗里，不能老盯着菜看，等等。

我觉得很麻烦，但还是乐意听他的。

最开心的是和外公一起洗澡。澡堂子真大，一排排的床，热腾腾的水池子，外公教我把毛巾卷起来给他搓背，然后他也给我搓；他给我搓得生疼，但很舒服。我给他搓时他老说：“使劲！使劲！”我奇怪怎么用力他也不疼。洗完澡躺在床上，会有人给你递上滚烫的毛巾，用它擦一把脸，哪个舒服劲儿就别提了。

爸爸就从来没有带我洗过澡，他好像总很忙。

外婆比外公厉害，外婆发脾气时，外公就不做声。

外公后来在北京的一所中学教语文，直到“文革”时退休。

南京打来电报，说爷爷突发脑溢血死了。

我脱口而出：

“活该！”

“不许瞎说！”这次瞪着眼斥责我的是外公。

父亲去南京办丧事，然后奶奶也到了北京。

五．南京回忆

我记恨爷爷是因为他打奶奶。我小时看见他打奶奶，奶奶掉泪，我跟在旁边嚎啕大哭。

爷爷性格古怪。他一个人住在小楼上，那间屋不许我进。我曾在奶奶整理房间时偷偷进去过，知道房间里有一台能说话唱戏的收音机，我猜想那里面一定藏着小人儿，想到收音机后面看看，被奶奶慌忙制止了。

南京的家是位于“文昌巷”的一栋二层小楼，还有一个我记得非常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一棵石榴树；这两棵树给我的童年带来不少的快乐。

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我进了南京的一所“幼稚园”，即现在说的幼儿园。奶奶后来不止一次引以为荣地告诉我，幼稚园的老师夸我干净，从不尿床。

我记得，老师带我们去公园坐船，湖水清澈见底，水中游动的小鱼小乌龟就像在天上飞一样。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船上，看见另一条船上的老师要把饼干递给我们，把身子用力探过来；这边的老师也探过身子去接；有好几片饼干掉了出来，在我们的惊呼声中飘落到水面上，然后摇摇摆摆地扭动着，钻到云里。

我还参加过演出。我扮演“拔萝卜”里的老爷爷，穿小马褂，拿支烟袋锅。那是一个表现团结力量大的节目，老爷爷、老婆婆、小朋友和小花狗、小花猫齐心协力，把一只硕大的萝卜从地里拔出来。

拔萝卜，拔萝卜，

拔呀拔呀拔不动，

拔呀拔呀拔不动。

小花猫，快快来，

拔呀拔呀拔萝卜，

拔呀拔呀拔萝卜。

……

这首儿时的歌我现在还会唱。

有一天不去幼稚园，我在家门口玩。有人喊：“飞机！快看，飞机！”我仰起头，看见大鸟一样的飞机嗡嗡地飞过，有个孩子惊喜地叫：

“我看见飞机上趴着的小人儿了！”

我没看见飞机上的小人儿，却看见飞机的肚子下面撒出了许多小点点，小点点越来越大，变成了漫天飞舞的纸片，“传单！传单！”人们叫喊着，大人们也像小孩子一样跑来跑去地捡传单，我也捡了不少，是红红绿绿的纸片，非常好看。我走到巷子口，看见马路上有好多的人，有打鼓的，有跳舞的，热闹的不得了，像过年一样。

那些传单是我的宝贵收获，我拿它叠小船，叠会下蛋的鸟，叠可以吹起来的球；那是我无师自通，看别的小孩叠时学会的。

现在想起来，那一天要不是迎解放军进城（1949年4月），就是第一个国庆日。

大概是我的小聪明误导了爷爷奶奶，六岁就送我上了学。我搞不清学校和“幼稚园”有什么不一样，只知道玩儿，结果糊里糊涂地留了一级，和七岁上学一个样。

我的学校叫“府游街小学”，记得早晨上学时路边排满了挑担卖螃蟹卖菜的小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总要趁大人不注意时用小棍逗弄螃蟹的大钳子，被呵斥后拔腿就跑。

我不觉得没有父母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劲儿，但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

一天放学后我在池塘边玩，为追赶鸭子踩到浮萍上落水，差点儿被淹死，被旁边洗衣服的好心妇女从池塘里拉了出来。我哭哭啼啼，失魂落魄，身上挂着绿苔水草，在一群看热闹的孩子的前呼后拥下凯旋般回家，让奶奶数落了半天。

常家在南京原是个大家族。据说祖辈是菜农，清朝时科举考出了个官，然后兴旺起来。到爷爷辈已是家道中落，但多还是读书人；爷爷是一名律师，解放后律师无事可干，他的怪脾气大概与此有关吧。听说爷爷是一个愿意帮助穷人打官司的好人，愿他的灵魂安息。

六．读书

爷爷去世后奶奶来到北京，我见到奶奶，高兴极了。奶奶还是那样慈祥，拉住我说了许多话，但令我失望的是，奶奶不和我住在一起，住在离我们很远的大伯家。不管怎样，能常和奶奶见面了，我好像有了靠山。

我也渐渐地明白了，现在的这个妈妈没有生我，所以我不是老大。

既然我不是她的孩子，我不想叫她妈妈了。

有一天他们下班回家，我就故意没叫妈妈。

妈妈告诉了爸爸，爸爸气势汹汹地过来，捉住我的手心拿板子就打：

“叫！你敢不叫！”

妈妈在边上看着，我咬住牙，一声不吭。

爸爸继续打，一下比一下用力；我终于坚持不住了。

“妈——”我放声大哭。

爸爸这才放手，妈妈气哼哼地回了屋。

这次反抗失败了，不叫妈妈是不行的。

“妈——”

我叫着妈妈，一个人哭了好久，哭得很伤心。

我在哭我自己的亲妈妈。

我不明白，为什么生我的妈妈不要我。

后来我去问奶奶，生我的妈妈在哪儿，奶奶摇摇头，叹口气说：

“不晓得，不晓得。”

连奶奶都不能告诉我，我彻底失望了。

但我还有我的反抗方法。

每天放学后我不回家，在街上乱逛。逛来逛去发现了一个绝好的去处，那就是“新华书店”。

记得小学时搬了两次家，先是搬到了宣武区的教子胡同，后来是宣武区的鹞儿胡同。我在“教子胡同小学”上学时，不远处的菜市口有一家“新华书店”，那简直就是我的庇护所和天堂。我已四五年级，能认识不少字了；记得书店里的“小人儿书”（连环画）不让随便拿，“字儿书”可以随便看。这迫使我成了那个年代的同龄人中较早看“字儿书”的人。那时学校放学早，我下午一放学就钻进书店，挑一本能看懂的书，找个角落，或蹲或坐的看；时常看入了迷，直到书店关门才回家，几乎天天如此。起初外婆还以不给饭吃来吓唬我，后来也拿我没办法。

我看了许多寓言，童话等故事书，还居然啃下了《西游记》那样大部头的原著；这种囫囵吞枣式的阅读的直接结果是我作文成绩的提高，我的作文经常成为全班宣讲的范文，受到老师的夸奖，还加入了少先队；最“辉煌”时当了一学期的“一道杠”，即少先队的小队长。

有一本叫《新中国儿童文学选》的厚书吸引了我，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让我爱不释手；那本书的价钱记得是九毛多，我太想拥有它了，我跟爸爸说想买书，爸爸说：

“跟你妈说去。”

我鼓足勇气跟妈妈说了，妈妈瞥了我一眼，淡淡地说：

“花钱买书，不吃饭啦？”便扭头而去。

我的第一次购书计划便彻底落空。

有一天在书店呆到很晚，该回家了有一本书还没看完，可我太舍不得放下了；我看没人注意，把书揣进口袋就往外走，刚走出门口就被书店的人追了回来。他们打电话给派出所，说抓了个偷书的小孩。

警察来了，我吓得不知所措，那位警察让我跟他走；天色已晚，街上的行人已不多；他走在前面，根本不回头看我；我远远地跟在后面，想跑，但又不敢，怕跑不过他。

到了派出所，他问我偷了多少次，我说这是第一次。

他鼻子哼了一声：

“都说是第一次。”

他接着问了我的姓名、住址、学校、班主任老师的名字，我如实说了，他拿笔在记。

然后他到另一间屋子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反省。

过一会儿他回来跟我说，他会把这件事通知学校，让老师对我批评教育的。

临让我走时又加了一句：

“再让我逮住可饶不了你！”

此后我在学校里天天都提心吊胆，见了老师也不敢抬头；我怕被开除少先队，怕被别的同学嘲笑，怕告诉家长；心里懊悔万分。

我惴惴不安地熬了一个多星期，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才知道那个警察只是要教训我一顿，根本没有通知学校。

几十年后回想起这次孔乙己式的窃书，我心里仍充满对这名警察的感激之情。多亏了他对一个懵懂少年的自尊的爱护，否则，我今天或许是另一个样子。

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动窃书的念头。

七．弟弟们

不知不觉中我长大了。

爸爸妈妈也很忙，因为家里先后添了两个弟弟，他们称为“老二”和“老三”。

全家忙着照顾弟弟，我的任务是推摇篮哄弟弟睡觉。我记得老二小时特别爱哭，哄半天也不睡。我烦了时将摇篮猛的一晃，他居然不哭了；我才可以休息一会儿。但过不了多久他又哇哇大哭起来，我还得继续摇。

到后来，上学前先送老二上幼儿园也是我的任务，我拉着弟弟的手走到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对弟弟说：

“跟哥哥再见！”

老二便摇着小手说：

“哥哥再见！”

但在家里，从弟弟们会说话开始，还是不让叫我哥哥。

老二比我小八岁，老三比我小十岁。他们比我小很多。

但从小到大，我未打过弟弟们一下。

我没有欺负别人的习惯，是受善良的奶奶的影响。我记忆中奶奶对谁都好，小时的南京经常有敲门寻乞的乞丐，奶奶总是十分和气地施舍，从未驱赶过他们。我吃饭时如撒落米饭，奶奶都会说：“作孽哟，作孽哟！”然后把桌上的米粒放回碗里，地上的米拾起来留着喂鸡。在奶奶看来，欺负弱者和不珍惜粮食都是做坏事，即“作孽”；奶奶说作孽多了，老天爷会用雷劈的。

不敢作孽，对上天存敬畏之心，是奶奶给予我的精神财富。

老二在三四岁时端着小板凳摔了一交，凳子腿把鼻子豁开一个口子；妈妈发了疯似地抱起血流不止的弟弟奔向医院；弟弟的鼻子缝了好几针，妈妈心疼不已，不停地说：

“这要留了疤可怎么好，这要留了疤可怎么好！”

那情景我印象很深。

妈妈很少理我，打我有爸爸动手，做家务有外婆指派，她要照顾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们和我不一样，那些不一样是由许许多多的细节构成的；而每一个细节我又必须忽略和容忍，否则就是我的错。

比如，吃饭时弟弟妹妹的碗里有煎蛋，而我碗里没有；妈妈给他们织毛衣，围巾，却不会给我织。

父母下班回家，弟弟妹妹们高兴地拥上去，在提包里找“好吃的”，此时我只有看的份儿。如果流露出眼巴巴想要的神态，妈妈就会嘲讽地说：

“这是小孩子吃的，你这么大还好意思争嘴呀！真没出息！”

“好吃懒做”是外婆骂我的口头禅。

这一切在他们（包括弟弟妹妹）看来都合情合理，无庸质疑；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会了忍让与沉默。

多年以后，我有了自己的女儿。从她懂事开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都会说：“给爸爸妈妈一点！”女儿就听话地用小手抓给我们；就是一根香蕉，她也会先让我们咬一口。后来养成了习惯，无论有什么好东西她都会和我们分享。在女儿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回在街上给她买了一支雪糕，我说：“爸爸不吃了，你自己吃。”可女儿不答应，举着雪糕非要往我嘴里送，这场面让过路的一位老者看见，赞叹道：

“这孩子真少见，真懂事，真好！”

我感到欣慰，我没有在女儿心里培育自私的种子。

现在想起来，我这么做或许是对儿时心理创伤的一种补偿：从来没有分享过而渴望分享。

但我庆幸命运使我懂得了分享的意义。

八．“小白菜”和软暴力

一面是对亲生儿女的自私而真挚的母爱，一面是对我的毫不掩饰的冷漠——这就是我的“妈妈”。

我生活在母爱的阴影之中。

“蛇蝎继母虐待男孩，家里几乎所有尖锐物都成刑具。”

“鹰潭铁路二小三(2)班学生刘超军被继母徐建华虐待的事实真相已经基本查清，公安机关已把徐建华治安拘留。”

这是2003年9月的新闻报道。

“17岁少女疑遭继母凌虐致死，骨瘦如柴全身多处淤肿。”

“台北县深坑一位17岁的陈姓少女，疑似长期遭范姓继母虐待，以绳子捆绑限制行动，少女不堪凌虐死亡。”“

“警方已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將少女的继母移送台北地检署”。

这是2004年5月来自台湾的报道。

看到这些报道，我或许应当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

我受到的不是残酷的虐待，而仅仅是一些“小小的”不公正。

是的，父母挣钱养家，辛辛苦苦；即便是不喜欢我的外婆，每天操持家务，洗衣做饭，也当属不易。我衣食无忧，难道还不应当知足吗？

我能感谢他们的养育。

却无法感激他们的冷漠。

人们往往关心类似“人咬狗”的极端个案，很少有谁关注那些在自己家里受到冷漠的孩子。

在“爸爸”“妈妈”的冷漠下生活的孩子，仍然受到社会的冷漠。

近年来，教育心理学专家提出“软暴力”的概念。是指发生在家庭或学校生活中的，一方或多方成员对另一方或多方成员所施行的，强烈的或者持续不断的精神伤害。也可以叫做“心理暴力”或“精神暴力”。

那是一种触及灵魂的伤害，而且可能同时有皮肉之苦。也就是说，软暴力可以并不伴随暴力，但暴力往往同时伴随软暴力。

有一首流传久远的民歌《小白菜》，曲调哀婉，诉说的就是来自后娘的“软暴力”：

小白菜啊碧绿的黄啊，

三岁两岁没了娘啊，

跟着爹爹好好过啊，

就怕爹爹娶后娘啊！

娶了后娘三年的整啊，

生了弟弟比我强啊，

弟弟吃面我喝汤啊，

端起面碗泪汪汪啊！

桃花开了杏花的落啊，

我想亲娘谁知道啊，

亲娘想我一阵风啊，

我想亲娘在梦中啊！

有人说这是河北民歌，有人说是河南民歌，我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家庭“软暴力”的现象比“软暴力”的名词出现的要早得多。

九．感谢命运

不记得那是我多大的时候，大概是很小的时候吧；我躺在床上哇哇地大哭，感觉泪水顺着面颊慢慢地向下爬，爬到耳朵里，很不舒服；把头转过去，一边的泪水就往耳朵眼儿里钻，更不好受；只好不哭了。

我幼年时或许是个爱哭的孩子，但也知道哭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

到了北京后很少哭，即便哭也很少有眼泪，眼泪干了就瞪着眼睛想事情。我想过很多，想得最多的是快快长大；我觉得只要长大了，有力气了，就没人能欺负我。

那是难忘的，只有奶奶相伴的孤独的童年。

当要结束这一段童年的回忆时，往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百感交集。

我有时想：如果当初我不来北京，在奶奶的呵护下长大成人，我就不会遭受冷漠，遭受白眼，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那会是多么的幸福！

如果命运真的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的人生就会完美无缺了吗？

我认真地想了想，答案是：不会。

许多在爱中成长的孩子并不懂得爱，他们在爱的浸泡中麻木。

关爱和冷漠的强烈反差给我上了人生无比宝贵的第一课，那是爱的启蒙。这本是人生的必修课程，每个人也能以不同的经历得到的；但遗憾的是，不少人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过这种启蒙，而有的人竟然是在爱的名义下生生错过的，那才是真正的大不幸。

如同文盲看不懂书报，未接受过爱的启蒙的人不能正确阅读人生。

我能读懂命运给予我的每一份关爱，珍惜并在记忆中珍藏，并永怀感激之情。

我感谢命运。

即便是冷漠，其作用也未必都是负面的。

小学高年级时，学校号召订《中国少年报》，爸爸给我订了一份。每次报纸来了，我挑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草草看过便丢在一边，这遭到外婆和妈妈的一致批评：

“给他订报他也不好好瞧，这不是糟蹋钱吗？”

“连学校发的书他都不看，还看什么报，白下功夫嘛！”

为了保住这份报纸，以后每新来一期，我都仔仔细细地阅读，为了证明我认真读报了，爸爸还不时拿报纸里的内容考我，我都能对答如流。看过的报纸我把它叠好，按日期顺序整齐地放在一起，每个月都能做到一期不差，这才使她们无话可说。这个好习惯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我家的书橱里，衣柜顶上，堆放着我保存多年的几种报纸和杂志的装订本。

此外，我不挑食，能吃苦，能吃亏，也应归功于家庭环境的“培养”，这使我终生受益。

童年的心如同晴朗的天空，虽然曾有阴霾，仍能享受阳光。

回想起在北京的小学时代的生活，有许多快乐温馨的画面在眼前浮现：

那时出永定门就是庄稼地，是和小伙伴们捉蟋蟀的好地方。撒泡尿把蟋蟀从窝里赶出来，然后把捉住的蟋蟀小心地放进小纸筒带回家；斗蟋蟀的过程更是趣味无穷，拥有一只好的蟋蟀不亚于现在的孩子拥有一台好的游戏机。

“陶然亭”也是一块乐土，那时公园还没有围墙，我们从铁丝网的空隙钻进去；带上一个小玻璃瓶，里面放点米粒儿或馒头渣，然后用绳子拴住扔进湖里，过一会儿拉上来，瓶子里就会有几条游动的小鱼。回家把它放进大一点的瓶子里养着玩，那就是我们的“宠物”。

在那个年代，孩子们的玩具大都是要向大自然索取的；知了、蜻蜓、蚂蚱、磕头虫，都曾给我们带来许多难以忘怀的乐趣。

刚到北京时，街上叮叮当当隆隆开过的有轨电车吸引了我，那是南京没有的。有一回和大人们出门，我停在路口着迷地看电车拐弯时车顶上电线打出的火花，结果和他们走失了，是警察帮我找回了家。我记得警察叔叔还给我买了块烧饼吃，那块芝麻烧饼吃起来特别的香。

五十年代北京的公交车还不多，坐公交车如同现在“打的”，也是较高的消费。孩子们出去玩有时要步行很远的路，我走路节奏快，步伐大，都是那时锻炼出来的。到小学高年级时，“六一”节学校放假，那一天儿童享受特别的优待：坐公交车不要钱，公园也免费开放，那真是难得的疯狂的机会。我一大早就带点吃的急急忙忙走出家门，坐汽车从动物园逛到北海，从景山逛到天坛…，一直玩到天黑，才筋疲力尽地回家。

童年总是美好的，虽然在母爱的阴影之下。

第二章荒唐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