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和夏言强调了后勤补给的重要性之后，朱厚熜的视线又转回到了严嵩的身上：“严阁老，夏阁老要专注于用兵西洋诸事，江南改稻为桑和抑制豪强兼并两项要务，就拜托你和东楼父子二人了。这同样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亦关乎我大明江山社稷万世治安，且不能出什么乱子！”

自从夏言举荐严世蕃主政应天，皇上俯允所请，严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不过，这两项要务固然棘手，可能还会引起江南官绅士人的激烈反对，总好过夏言承办关乎兵凶国危的西洋军务，他当然不能推托，忙躬身应道：“老臣与犬子定当殚精竭虑，不负君父社稷之托！”

这个时候，夏言突然插话进来，说：“皇上，微臣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一向刚直强横的夏言这么藏着掖着，让朱厚熜不禁微微一怔，随即笑道：“朕早就说过，御前议事，但有所想，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夏阁老有什么话尽管说好了。”

“谢皇上！”夏言说：“依臣之愚见，应天乃至江南诸省改稻为桑是否还要继续推行，还需从长计议……”

一旁的严嵩和高拱心里都是“咯噔”一下，尤其是高拱，不禁替恩师捏了一把汗：改稻为桑是皇上一直念念不忘的国之大政，嘉靖二十五年平定江南叛乱之后，就要在江南诸省大力推行，后因各地官府为了逢迎圣意，不顾百姓意愿，强令百姓将稻田改为桑田，险些激起民变，朝廷不得不紧急叫停，皇上却一直引以为憾。今年年初，皇上又重提此议，并汲取当年的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如今江南各省府州县正干得风生水起，也没有出什么乱子，恩师为何却说要从长计议？

而严嵩却在心里慨叹：夏贵溪果然是夏贵溪，老夫不敢说的话，他却敢直言无忌，可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朱厚熜的眉头也皱了起来，沉声问道：“为何要这么做？”

夏言说：“按年初御前财务会议议定的方略，以三年为期，要将浙江一半的农田改为桑田，应天府适宜种桑的州县也要改稻为桑，一年增产多达生丝一千五百万两，折合丝绸三十万匹。若是西洋战事一起，海上商路便会阻隔。臣恐三五年间，我大明所产丝绸难以远销印度、波斯乃至佛朗机商人口中所称的极远之阿非利加洲、欧罗巴洲诸国。这些增产的生丝和丝绸若是卖不出去，桑农织户将无以为生，各处作坊也难以为继；若是低价贱买，又恐有‘谷贱伤农’之虞。是故臣以为，可否将改稻为桑之国策暂缓三年推行，以待时变？”

夏言的话虽说不合自己的心意，但他指出的这个问题却不能说是杞人忧天，朱厚熜沉吟了许久，才说：“夏阁老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朕以为情势还未到那个地步。理由有三：其一，近年来，朝廷与蒙古各部一直交好，双边互市发展迅猛，据大同市舶司及其他各处马市奏报，蒙古各部对我大明丝绸棉帛的需求远未满足，每年多销十万匹应当没有问题；其二，晋商去年顺利打通了与西域诸番往来通商的丝绸之路，我大明所产的丝绸棉帛历来是西域诸国求索无限的商品，自汉代起便从陆路远销西域乃至波斯等国，是故才得名为丝绸之路。这些年里陆路阻绝，市场早就饥渴日久，商路一通，往来商贩势必络绎于道，又可消化很大一部分增产的丝绸。还有其三，印度、波斯及欧罗巴洲诸国与佛朗机人并未结成攻守同盟，大概不会因为佛朗机人与我大明交恶而断绝与我大明的贸易往来；他们国家的民众对我大明丝绸的需求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既然三大国外市场的需求都没有发生剧变，大致不会出现‘谷贱伤农’之事。”

夏言说：“请皇上恕老臣放肆敢言。以往我大明海商货殖西番，至多远至满刺加，运往印度、波斯及欧罗巴洲诸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都仰仗佛朗机人中转。我大明海商于航路、海情都不熟悉，也与那些国家的商人并无交情，要将我大明丝绸远销彼国，只怕并非朝夕便可功成之事。”

朱厚熜笑道：“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百姓家有句俗话说的好‘死了张屠夫，不吃浑毛猪’。我大明海商也不比佛朗机人少了一颗脑袋两只手，为何要让佛朗机人做中间商，平白地分去一大笔利润？早在成祖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便已开辟通往印度、波斯乃至阿非利加洲等国的航路；即便是通过极远的欧罗巴洲诸国的航路，佛朗机人也走了五六十年，应该不成问题。唯一值得重视的，是如何建立与那些国家商人之间的直接贸易联系，开拓新市场。朕也知道，开拓新市场一开始的确很难，但有我大明丝绸这一质量上乘、信誉极佳的拳头商品，又没了中间商的分润，售价便可降低一些，那些国家只怕会对我大明海商倒履相迎，奉若上宾呢！”

高拱插话进来，说：“启奏皇上，远赴印度、波斯及阿非利加洲、欧罗巴洲诸国，烟波万里，风险很大，且来回所耗费的时日倍于西洋航路，货殖成本势必加大，臣恐那些海商不愿成行。”

朱厚熜笑道：“呵呵，肃卿能说出‘货殖成本’这样的专业术语，倒不枉朕当年将你派往泉州主持废弛海禁、开办海市诸事啊！”

揶揄了高拱一句之后，他正色说道：“这个问题的确不容忽视。朕以为，朝廷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鼓励措施，比如说，对直销印度、波斯及阿非利加洲、欧罗巴洲诸国的商品减免榷税，从那些国家运回的商品也适当降低关税，以鼓励我大明海商积极开拓新市场。这么做，从表面上看，朝廷一时少收了一点进出口的商税；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国家、海商、织户、桑农多方受益。”

接着，他又笑着说道：“呵呵，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更何况驱本逐利乃是商贾天性，只要货殖利润足以令他们动心，不要说什么印度、波斯、阿非利加洲、欧罗巴洲，即便是天涯海角、碧落黄泉，他们也会趋之若鹜。是故朕以为，只要朝廷优惠政策得当、扶持措施有力，总有一天，全世界的各大港口，都会停泊着我大明海商的船队；各大城市，都会有我大明商人的店铺！”

无论是严嵩、夏言两位阁老，还是高拱，都不是迂腐守旧的道学先生，这些年里参与朝廷机枢要务，受皇上重商恤商、大力扶持工商诸业思想的影响，也对商贾之道颇有了解，自然明白皇上这么说绝非盲目乐观。

不过，他们可都没有想到，这正是朱厚熜梦寐以求的引领中国再次昂首走向海洋的天赐良机！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乏勇于探险、敢于挑战海洋的勇士。早在唐宋两朝，中国就有许多商人不畏海路艰险，驾船远赴波斯贸易。大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60多艘大海船、150多艘中小海船，大大小小共计200多艘船只，以及船员、兵丁27000余人七下西洋，宣大明国威，引万国来朝，并带回来了不计其数的海外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将中国的航海史推向了顶峰。

但是，到了仁宣年间，这样的壮举便停止了。究其根源，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并不象欧洲大航海时代的那些冒险家一样，有极其诱人的利益驱动。而郑和船队每次都超过27000人的一支庞大船队远航海外，所耗费的钱粮、物品十分浩繁，不胜计数；加之明朝一贯奉行“薄来厚往”的外交政策，郑和船队招揽来华朝觐的海外番国非但不能给大明带来多大的利益，糜费的赏赐更是一笔巨额开支，以至于从郑和下西洋一开始，朝野内外反对的声浪就从未平息，指责其为“宝船弊政”，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等到雄心勃勃要做“天下共主”的明成祖朱棣一死，继任的明仁宗、明宣宗便将“西洋宝船”列为劳民伤财的弊政而加以取消。为了防止有人重提下西洋之议，当时的兵部尚书刘大夏甚至毁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海图、文书记录等宝贵资料。自此，中国就逐步走上了闭关锁国的历史逆行道，被那些凭借地理大发现飞速崛起的欧洲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赶上、超越，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让无数后世之人为之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其中就包括朱厚熜。

回到明朝之后，朱厚熜一直在谋划重现郑和下西洋之盛举，以此引领中国再次昂首走向海洋。可是，这些年里，推行嘉靖新政所受到的巨大阻力使他变得谨慎了起来，加之国家的财政状况刚刚好转，也不容他做出那样的“奢靡”之举。既然官方再下西洋的时机还不成熟，而日渐繁盛的海外贸易使大明海商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完全有实力远航异域，何不利用他们先行一步，用事实教育和说服那些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封建官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朗机人在吕宋挑起的战事，其实正是中国再次昂首走向海洋的金鼓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