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在军中任职期间，效法古之大将统军之法，时常与将士们一同操练，起初每天累的腰酸背痛苦不堪言，久而久之，发觉自己身体强健了许多，不但甚少生病，终日伏身案牍忙于政务，也不觉得累了，算是尝到了体育锻炼的甜头。此刻听到皇上这一番高论，他也来了兴趣，插话说道：“孔圣先师《论语。宪问》有云‘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庸》更有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足见皇上的圣谕契合圣人之道。此外，尚武精神也绝非上古先贤所独有，自汉唐以降，文人墨客之中，亦有不少豪勇任侠，精通武技之士。汉有班超投笔从戎，此后扬威西域；唐有诗仙李太白擅长击剑，一生纵情山水。还有生于宋室南渡之际的辛稼轩，其时南宋朝廷偏安日久，主上昏庸，文恬武嬉，忠义之士空怀报国之志，却请缨无路。即便如此，稼轩先生纵然要‘把栏杆拍遍’，一抒胸中壮怀激烈的悲愤之声；也要先‘把吴钩看了’。太岳不妨多给那些监生讲讲这些前圣先贤的至理名言、逸闻趣事，他们想必也能见贤思齐，乐而行之，推行圣谕亦能事半功倍。”
高拱这一番侃侃而谈，令朱厚熜大为惭愧：遭遇过京城宫变、江南叛乱这样的奇惨祸变，竟然也没有使自己变得聪明一点，光知道抱怨士人儒生不能体念自己的一片良苦用心，却没有想到在孔圣人的著作中为自己“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找到理论根据，也没有想到从那些名闻遐迩、震烁古今的古代文豪名士中树立几个热爱体育锻炼的榜样，难怪费尽口舌，亦是应者寥寥……
不过，正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如今这么做大概也能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因此，他开怀大笑道：“肃卿所言甚契朕心啊！其实，在朕看来，若论文武双全，谁能及得上我朝正德年间的阳明先生王守仁？他不但学问渊博，开创了继程朱理学之后最为博大精深的儒家学术流派阳明心学；还曾三箭定军心，孤旅破逆贼，真可谓是文能论经治国、武能平乱安邦的一代名臣大儒。不但太岳要在国子监多给监生们讲讲阳明心学，黄埔军校亦要将阳明心学列为教程，以之激励我朝那些未来的文臣武将都能象阳明先生那样‘去人欲，存天理’，做一位忠君爱国的能臣良将！”
张居正的恩师徐阶算是阳明心学的再传弟子，受其影响，张居正对阳明先生王守仁也是推崇倍至。不过，当是之时，虽然阳明心学在官场士林之中广为流传，昌明正气官员士子多蜂起从之，一时蔚然成风，但朝廷还是奉程朱理学为正统，皇上如此盛赞阳明先生，并要在国子监和黄埔军校开设心学课程，等若是把阳明心学提高到了与程朱理学同等重要的高度，有此助力，心学必能大行天下、教化万民！
想到这里，张居正不禁万分激动，离座跪地，慨然应道：“皇上圣心深远，一心为的是我大明万世治安，居正定当凛然奉行，不负皇上社稷之托！”
朱厚熜笑道：“好好好，朕就知道，你张太岳不会辜负朕的一片苦心的！”
接着，他又正色说道：“肃卿、太岳，朕将后世之事说给你们知道，又东拉西扯跟你们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你们这些位列庙堂之高的社稷重臣，即便是身处太平盛世，亦要时时居安思危，深谋远虑。其实，无论是防备西洋诸藩，还是讨伐倭国，这些都是御外之策，也不是当务之急。还是朕方才论及建州女真时说的那样，只要我等君臣上下一心，挽振颓风，刷新吏治，革除积弊，布陈新政，开创国家昌隆的太平盛世，使天下黎民百姓都得以安居乐业、衣食无忧；那么，无论是内贼，还是外敌，都休想乱我大明江山，我们中国亦能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后世之炎黄子孙也再不受外夷欺凌侮辱！怕只怕内乱不靖，被外敌趁虚而入。因此，要想攘外，必先安内。安内首重安民，为政之人应该体察民情，为民做主。这便是朕今日为何那样震怒，执意要惩处刘清渠的原因。具体的处分由严阁老、夏阁老他们内阁去议，你们就不必参与了。朕只想问你们一件事：朕记得宋元话本、杂剧之中，时常会提到百姓受到当地官府的凌虐而无处申诉，愤然进京告御状，冤情上达天听，终得昭雪。你们说说，告御状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作者凭空臆造出来的？”
高拱说道：“回皇上，赵宋之时，确有允许百姓上书君父或伏阙陈述冤情于御前之制，百姓家俗称其为‘告御状’。史载，北宋仁宗皇帝嘉祐年间，曾有开封一老妇因自家喂养的一只鸡被人偷走而告到御前，仁宗皇帝固然以之为殊为可笑之事，却仍御批着令开封府尹为其加倍赔偿。宋室南渡之后，仍奉行此制而不违。是故宋元话本中多有‘告御状’之情事。”
朱厚熜感慨地说：“百姓丢失了一只鸡，天子尚且能亲自过问，这是何等的仁君爱民之心！见微知著，宋仁宗确实当得起庙号之中的一个‘仁’字！”
接着，他又意犹未尽地说道：“赵宋皇室虽多孱弱庸碌之君，朝臣也多是颟顸迂阔之辈，在安邦定国的战略方针上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说割让幽燕十八州给辽国，使中原失去天然的防御屏障，宋朝步兵不得不在广袤平原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野战。又比如说，宋室南渡之后，君臣上下都仰仗长江天堑，偏安于江南一隅，碌碌无为，不思进取，直至被蒙元亡国灭种。但是，正因他们始终都怀有一颗爱民之心，士人百姓感念宋室数百年恩惠，即便到了蒙古铁骑席卷江南，几乎全部国土沦丧敌手，宋室行朝漂泊海上之际，仍有数十万百姓抛弃家产，矢志追随行朝，身死国难亦无怨无悔。换作是我大明朝到了那么一天，真不知道甘愿守节殉国者能有几人啊……”
朱厚熜只顾着自己说的痛快，却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番感慨等若是质疑朝臣士人的忠君爱国的节操。高拱、张居正两位臣子对此都不以为然，甚或觉得皇上今日一再说到大明覆亡如何如何，是为大大的不吉。不过，皇上有上天示警，有此忧思也在情理之中。即便是高拱也不敢明着反驳，便婉转地说道：“请皇上恕微臣放肆敢言，若论仁君爱民，非独赵宋有之，我太祖高皇帝比之宋室列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大明定鼎之初，洪武元年，太祖高皇帝便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接受百姓击鼓申冤。为防有人暗中阻拦，还派都察院御史每日轮班值守，凡民间有冤情而地方官府不接状或不能秉公而断者，百姓便可以击鼓，由当日值守御史即时带着上奏御前。”
“呵呵，朕就知道你高肃卿会这么说。”朱厚熜笑道：“既然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告御状是太祖高皇帝定下来的祖制，想必也没有人敢贸然废止。那么，朕就不明白了，今日朕向那位浙东行商李老爸提出此议，他为何却畏之如虎？”
高拱解释说：“自设置登闻鼓之后，刁民诬讼之事屡有发生，地方官员难以行政治民，对此多有怨言。弘治年间，孝宗先帝便采纳有司官员奏议，对所告不实者，族诛其家；所告属实，涉案官员依律治罪，诉告之民以‘违制犯上’律杖四十、流三千里。”
朱厚熜叹道：“原来如此！无端捏造、诬陷父母官，有抄家灭族之祸固然是不法刁民咎由自取；即便是真有冤情，告倒了虐民害民的贪官污吏，却还要吃四十大板，流放三千里之外。难怪那些受了官吏欺凌压迫的良民百姓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敢来敲登闻鼓告御状！既然如此，那面有名无实的登闻鼓不妨撤去，省得官员看到它心慌，百姓看到它心烦！”
听到皇上虽然仍是面带微笑，话语之中却有压抑不住的尖刻讥讽，高拱这才明白皇上的言下之意，不禁为之语塞。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设置登闻鼓，允许百姓击鼓鸣冤，用意在于借助民众力量来监督官员、惩治**。不用说，这一制度让那些贪官污吏为之胆寒，也让那些即便自己不贪，却自诩为“抚牧一方，为民父母”的官员觉得有损官威。诚如朱厚熜所言，由于这些制度是他们固然不敢非议朱元璋钦定的“祖制”，却能找出种种理由，想出种种办法加以限制，严防百姓越级上告，高拱所说的孝宗弘治年间的律令便是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