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议案，其实就是决定，言简意赅，只有短短六条两百余字，朱厚熜很快就看完了，随手递给身旁的高拱，不动声色地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皇上亲垂顾问，给了赵鼎莫大勇气，说：“微臣愚钝，前前后后读了不下千遍，依然觉得这个议案与‘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的初衷略有不符。”

“哪里不符？”

“这个议案只有方略的前四个字，没有后四个字。”

朱厚熜微微一笑：“我说崇君啊，这里不是翰林院，在场的诸人也都不如你了解松江的实情，你不妨把话说的明白些，有什么难处也都说出来，我们大家一同商议。人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还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兴许还能给你出个主意。”

“是。”赵鼎说：“微臣冒昧猜测，苏州知府齐大人提出这个方略的初衷，是让那些有钱的人拿出钱粮来买灾民的田，然后改种桑棉，既推行了国策，又赈济了灾民，可谓一举两得。可是，这个议案通篇说的都是如何让那些豪富之家、巨商大贾赶快把田买了，赶紧改种桑棉。至于那些买田的大户会不会趁灾情压低田价，那些卖田的灾民卖了田以后能不能过日子，这个议案上面却是一字无有。”

说着说着，赵鼎内心之中积压了好多天的忧思和愤懑被激发了起来，也不顾君前失仪，站了起来：“按这个议案施行，倘若真出现了买田大户趁机压低田价之情事，十石一亩、八石一亩，百姓卖是不卖，官府管是不管？管之则与省里议案不符；如果不管，‘以改兼赈’便只解了国计之难，反添了民生之难，这便不是两难自解。是以臣以为，国计民生兼则两全，偏则俱废，不能为了增产丝绸棉帛，就一任百姓失了生计！”

众人都愣住了，看着满脸激愤之色，慷慨陈辞的赵鼎，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上疏抗谏新政，身受廷杖仍昂然大喊“我自有胆，何需蛇胆！”的青年官员……

高拱此刻已经看完了那份议案，又传递给了张居正。对于赵鼎的话，他觉得颇有几分道理，但不免有些危言耸听，似乎还隐隐地带着反诘朝廷改稻为桑的情绪；加之这份议案经过了自己柄国执政十几年的恩师夏言的首肯，他在感情上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定的倾斜。既然刚才皇上说了“大家一同商议”的话，想必是要让身边的人畅所欲言，他也就不必顾虑什么，说道：“赵大人，在下倒觉得问题或许没有这么严重。”

赵鼎似乎还没有从方才的情绪中走出来，直冲冲地说：“请指教。”

这样的语气未免有些生硬，但高拱知道自己的这位状元同年就是这样的脾气，也不计较，继续说道：“比如说，你所说的那些卖田的灾民卖了田以后能不能过日子的疑问，在下就不敢苟同。依在下之愚见，百姓把田卖了，也不见得就没了活路。就像现在有许多百姓都没有自己的田地，都是靠租官田或大户人家的田来种，也能有口饭吃。同样，稻田改了桑田棉田，也要人种，还要人采，更要人去养蚕缫丝、弹花纺线，最后还得靠人去织成丝绸棉帛。那些大户买了那么多的田，一年要产那么多的丝绵棉帛，他们自己又不会种田织布，不雇用那些没有田的百姓，又靠谁去种，靠谁去织？今年的灾民把自耕的稻田卖了，明年无非是受雇于大户田主去种桑养蚕、种棉纺线。人不死，粮不断，我大明朝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子民百姓就因为没了自己的田地而断了生计，活活饿死。”

赵鼎毫不客气地说：“下官敢问高大人一句，可知道租种大户人家的田，雇农和田主租赋几何吗？”

高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下虽未曾外放地方，不过，这个问题赵大人可难不倒在下。我《大明律》载有明文，租赋不得超过四六。鄙乡的规矩，雇农田主大致都是五五分成。”

赵鼎说：“高大人说的都是正论。可是，下官却担心，无田的百姓多了，都争着租田耕种，田主倘若提高租赋，三七、二八，甚至一九，百姓租是不租？不租则无以为生，为了活命，大致也只能忍辱负重。这并非是下官危言耸听。当初朝廷也曾推行改稻为桑，那些丝绵大户公然提出按‘六、三、一’分润，六成归自己，三成上缴国家，只分一成给百姓，以致皇上富民强国之良法善政却成了官商牟取暴利之良机，更险些成为致乱之源，当初坐镇南都的吕公公才不得不上奏朝廷，紧急叫停了改稻为桑之国策，致使这一良法善政延误四年之久。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说着说着，赵鼎又激动了起来：“苏松两府田地多在官而不在民，民田不过十中一二，官田多肥沃，赋税高达数斗乃至一石；民田多贫瘠，亦达数升乃至一斗。平均下来，两地百姓所承担的赋税，原本就比其他州县高出数倍，区区两府之地，每年赋税已几近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赋税总和的十分之一。以本府治所华亭而论，在籍百姓四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二人，在册田亩五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亩九分，其中有四十万八千四百亩为官田，民田只有十一万八千亩，其中有一多半是棉业大户的棉田，百姓的稻田不足五万亩。每亩一季丰年可产稻谷两石五斗，多不过三石。交过赋税，所产稻谷摊到每个人丁，全年不到三百斤。脱粒后，每人白米不足二百五十斤，摊到每天，不足七两，老人孩童尚且不能充饥，成年壮丁则远远不够。得亏本地棉业兴旺、市井商贸繁盛，男丁于农闲之时受雇于商户充当苦力贩夫，老弱妇孺则日日在家纺线织布，全家老小终年劳作不歇，才能勉强交粮完税，倘有剩余才能换些油盐购点粗粮苟活性命。民生之苦，已然苦不堪言！”

“今年松江百姓遭了灾，近十万百姓绝收，若是把田都卖了，明年就只能租田耕种。即便仍是稻田，按五五交租，则每人每年只能留下稻谷一百五十斤，脱粒后不足一石，摊到每天只有三两五钱。倘若改种桑棉，田主未必还会和雇农按五五、四六分成，百姓分得的棉麻蚕丝，换成粮食，每天还不到三两五钱。三两五钱米，怎够过活？”

“且不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也不说朝廷律法煌煌圣命，我辈士子束发便受教于孔孟圣贤，当知孟子有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赵某虽无经略之才，既辱蒙圣恩，身受皇命，治政一方，抚民一地，治下百姓之疾苦便有如己溺己饥，万难抛之脑后……”

高拱怔怔地看着眼中含泪、悲愤不已的赵鼎，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许久之后，他突然站了起来，深深朝着赵鼎一揖在地，感慨地说：“自古都是不动的百姓流水的官，松江百姓能遇到赵大人这么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实则大幸！如果我大明朝的官员都有赵大人这样的爱民之心，何愁天下不治、百姓不安！”

高拱方才一直与赵鼎激辩，众人大致都能猜到他在帮自己的恩师夏言说话，此刻突然听到他给予了赵鼎如此高的评价，先是一愣，随即想到了高拱原本就是这样真诚坦荡之人，都把赞赏的目光投向了他。

静听他们激辩的朱厚熜更是心中怦然大动，深深地望着高拱，突然感悟到自己为何格外看重这个年轻的官员，一直把他当作宰辅之才悉心培养，原来就是他的这个“真”字让自己看到了大明王朝的希望。

有明一代，无论是阉宦专权，还是奸相柄国，朝野上下始终有一股浩然正气在，后世有评，言与当时文官士子昌明理学心学关系巨大。尤其是在嘉靖一朝，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之说在士林中大行其道并深入人心，陶冶了许多科甲之士。但心地光明多半还在于各人的禀性，高拱身为国朝理学后进一辈中的名士，天性又是心地坦荡，真实不假，加之这些年在御前行走，见多了皇上率性自然、不拘形迹的作派，耳濡目染，也就更是有一说一，从不打诳语。

赵鼎深知高拱与夏言的师生情分，见他支持自己，更是感动莫名，一边侧身避让拱手还礼，一边说：“肃卿兄盛赞，愚弟愧不敢当。”

高拱知道，虽说自己一直被官场中人评价为“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但比之自己的这位同年状元郎，还要差上几分。此刻听到赵鼎主动把官场中人客气中透出一丝冷漠的称呼改成了友朋之间的亲昵称呼，也不胜感慨，却延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了下去：“不过，愚弟还想多说一句，皇上三令五申，不许各级官府衙门干涉商贾货殖诸事。买田卖田，买主卖主各凭自愿，似乎不应该官府过问。”

赵鼎苦笑道：“愚弟不才，亦能体会皇上重商恤商之心，倘若是公价买卖，官府当然不必过问，更不宜干涉。不过那些买田的大户趁机压低田价，意欲借水患夺民田产，天理国法俱在，官府理应过问。”

这个时候，朱厚熜开口了：“我问你，你所谓的公价买卖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