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姚江中游的浙东大府——绍兴，可以称得上是一座风貌独特的城市。它扼控着省会杭州与浙东地区的交通，城中水网纵横，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内河与之并连，船只进出十分方便；又因盛产名茶和佳酿，所以茶馆酒肆遍布城中各处，而且一年四季生意都是那样兴隆。

可是，也正因其地处水陆要冲，在去年那场席卷整个江南的叛乱之中，自然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战火的涂炭和乱兵的洗劫，如今已显出了一副荒凉破败的景象。那纵横交错的水巷，昔日还飘荡着美妙的吴侬软语和琵琶铮纵，如今已经被穷饿无计的呻吟愁叹和失去亲人的哀哀痛哭所代替。此外，由于青壮男丁多被伪明朝廷强拉从征，耽误了去年一年的农时，给占据江南手工业主导地位的丝织棉纺业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遍布全城的丝绸作坊如今也很难听到提花织机那一天到晚的轧轧之声。丝织棉纺业的衰败不仅只是关系到桑农、棉农和织户、织工的生计，还进而影响到了各行各业。比如说，由于贩运丝绸棉布的商船较往年减少了许多，以往那种百货充盈、行人熙攘的景象荡然无存，依之为业的店铺、客栈、酒肆纷纷倒闭，只剩下少数的店铺还勉强支撑着门面，生意也相当的惨淡可怜……

好在那令人悲伤令人恐惧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王师去年岁末平定江南叛乱之后，施行了一系列的安民抚民与民休养生息的仁政，如发钞发粟赈济饥民、组织流民返乡；将抄没谋逆倡乱的藩王宗室、勋臣贵戚和官员的田产分发百姓，鼓励农桑，减免赋税；命铸造钱币的宝源局用缴获的兵甲军械铸造农具；利用所俘虏的叛军兵将兴修水利、广垦荒地、开办军屯等等。这些抚民兴农措施已初见成效，流离失所的难民陆续返乡，在官府衙门的赈济下度过了最难熬的春荒，入春以来几场透雨，几度薰风，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又出人意料地迅速复苏过来。到了眼下八月初，新谷已经收进了谷仓，二、三月里插下的桑苗也已产出了至少两茬三茬的生丝，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农夫，还有那些终日为生计奔波的市井小民，尽管还是衣衫褴褛、形容憔悴，但总算是看到了一点微茫的希望，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萧条冷落的市面也多少恢复了一点活气……

正午时分，一个年轻人匆匆走过青石铺就的小桥，看他头戴方巾、身穿长衫的打扮，大概是一位有功名的士子，但那身已洗的发白的长衫上补丁摞着补丁，比街边那些一身粗衣短打，挑担背筐的村夫也好不到那里去。

不过，在绍兴城里，他大抵算是个名人，街边店铺的老板、伙计见了他，都热情地打招呼：“徐相公，这早就收摊家去啊？”

那个年轻人虽然落魄，却似乎仍少不了士子儒生的心高气傲，耻于与这些粗鄙不文的商贾之徒、市井小民叙话，只轻轻地点了点头，算是应答，脚步不停歇地匆匆而去。

一个过路的人忍不住问道：“这位相公是谁啊？”

店铺的伙计大惊小怪地说：“他你都不知道？一听就知道你老哥不是本地人！我们绍兴城里一大怪，徐癫子啊！”见那个外乡人还是懵懵懂懂的样子，又补充说道：“就是那个城中卖字卖画为生的徐家老二，叫徐渭。”

“哦，听说过，听说过。”那个路人热烈地说：“听说他画画的不错，字也写的好。”

兴许是终日无生意可做，那位伙计闲得发慌，就兴致盎然地问道：“你见过他写的字？”

“我们余姚的几位相公都这么说，把他的字画当宝贝似的藏着轻易不肯示人，那还能有错？”话虽如此，那个路人还是主动坦白了：“不怕你老哥笑话，徐相公的字我也见过，不大认得……”

那个伙计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十分开心：“就是说嘛！写得跟个鬼画符似的，有谁能认得！要不满城怎么没人找他写招牌写对子？整日价守着他那个破字画摊也遇不到一个买主，常年饥一顿饱一顿的，还一副穷酸像！”

余姚是绍兴百余里之外的属县，年代却比绍兴还要久远的多，它的名字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传说。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余姚人比之眼前这个绍兴城里的伙计，多了一份难得的宽容，听他这么刻薄地挖苦那个徐渭之后，忙摆着手说：“可不敢这样说。那些相公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可得罪不起……”

似乎怕绍兴大郡的市民嘲笑自己这个郊县人怯懦，他又给自己找到了理由：“这不，马上又要乡试了，中了便是举人大老爷，立时就阔了。日后还能选官……”

“嗤！”那个伙计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打断了他的话：“往年你还说得这个话，如今可说不得了！那些相公要跟我们一样纳课完税，还有谁愿拿自家的田产去投他？怎能说阔就阔了？再说了，就算中了举能选官，那个徐癫子大抵也没有那个命，他十二岁中秀才，全城人哪个不说他是神童，别说是举人大老爷，日后状元都有得做！可如今怎样？一来二去也考了十来年了，鸟毛都没捞到一根，倒是那装乔模样的长衫是越发的破了！”

那个会稽人知道自己见识不及这个通衢大郡的店伙，也辩不过他，只得举起了白旗，感慨道：“说的是，举人大老爷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就在他们议论得越来越热烈的时候，那个成了他们谈资的徐渭已走到了一座低矮破败的房舍前，轻轻推开虚掩着的柴扉，走了进去。

一个面有菜色的女子——他的妻子徐黄氏迎了上来：“回来啦。”

“嗯。”徐渭应了一声。

“家里没有米了，奴家把刚织好的那匹布拿去换了些米，不晓得相公这么早就回来，刚下锅，请相公稍等片刻。”

“嗯。”徐渭又应了一声，这才发现妻子与往常有些不一样，仔细看去，原来是头上异样地用一块罗帕包住了发髻，便问道：“你怎么了？大热的天竟还包着头，莫非还打算出门？”

“哦，不是的。”妻子慌乱地答道。

“那么——”

见徐渭仍要追问，徐黄氏知道无法隐瞒，低下头，轻声说：“奴家想着，今儿是八月初三，再过六天就又到乡试时间了，就……”

“啊，你又把头发剪了去卖？”

“年辰不好，上次还能卖到五串钱，今次只能卖三串了。”

“唉！”徐渭长叹一声：“好容易才护起来的头发，也不和我商量便剪了，未免太快了点。到底要不要去应考，我还没定呢……”

徐黄氏出身一个破落秀才之家，比之一般的村妇多识了几个字，更受了家学的熏陶，也把功名看得很重，嫁给徐渭之后，终年忍饥挨饿，辛苦劳作也毫无怨言，只求徐渭有日能金榜题名，听到徐渭说还在考虑要不要去应考，立即急切地说：“要考的，一定要考的。相公的文章做的那样好，怎能不去考？”

徐渭心里苦笑一声：童子发蒙诗起首便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可如今这世道，谁还看你文章做的好与不好？

但是，这些话说出来，未免有拈酸之嫌，也使含辛茹苦操持家事的妻子大失所望，徐渭也只好沉默了下来。

似乎能觉察到丈夫的难言之隐，为了坚定他的决心，使他打消放弃赶考的荒诞念头，徐黄氏走到里屋，费力地提出了一大卷行李和一只三屉格考篮：“看，奴家把相公进场行李都收拾好了。还向隔壁刘姥姥讨了几枚鸡子，到时候煮了给相公在场上补身子。”

因三场乡试每场考试都要持续整整一天时间，加上提前一天点名发卷，迟后一天放牌收卷，被褥、灯烛等日用之物便是必不可少。见妻子已家里唯一那床五成新的被褥被浆洗得干干净净，装进了包袱里；考篮中笔墨、砚台、挖补刀、糨糊等物也一应齐备，徐渭感慨地说：“劳你如此费心了，可上次应考，已将你陪嫁的衣物首饰全都当了，还累你剪了头发，才勉强凑足了路费。今次……”

看看徒穷四壁的家，他苦笑道：“如今家里还有什么可拿去当的？总不成把这房子押了出去？且不说祖宗就留下了这么点家业，不能败在我的手上，押了房子，你我可在何处栖身？”

徐黄氏犹豫了一下，又鼓足勇气，试探着说：“相公怎不去找大爷想想办法？”

听妻子提到在城里绸缎庄当帐房先生的大哥，徐渭长叹一声：“大哥那里……唉，不去也罢！”

“大嫂虽说凶了点，大哥总还讲道理。毕竟功名是一辈子的事儿。自家兄弟，总还是会帮忙的……”

见徐渭还是兴趣缺缺的样子，徐黄氏又鼓励他说：“相公今次一定能中的。只要相公中了，日后我们便可百倍千倍地还他们。大嫂那么精明一个人，这层道理她不会不明白。”

徐渭苦笑一声：“科场之事，谁能说得清楚？你又怎能断言我今次一定能中？”

徐黄氏说：“往年相公不中，不是文章不如人家，而是没有银子去孝敬。奴家听说，南都那些相公前年拿银子去捐官，去年朝廷兵马杀来，夺了功名不说，还罚了双倍的银子抵罪。没有他们那些只会拿银子买通关节的人作怪，相公今次怎能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