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当你需要它时，它总是喜欢睡眠。没有广告的而你不需要它时，它却无法忽视自己的存在，善于对你讲述似乎连你自己都已经要准备遗忘的往事。所以我们可以得罪许多，却唯独不能得罪记忆。这样的好处在于当我们需要它时，希望它恭候；不需要它时，它永远都不要出现。
忽然间我想起来了，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确实有过一个男人，一个真真正正属于我的男人，无论是他的心还是他的身。总之，那是一个称得上是被我拥有过的男人，他的名字叫伊索，与那个写寓言的作者伊索几乎是同名同姓；但是我的这个伊索不但不会写寓言，也从来不看寓言，并且不相信寓言；用他的话说，寓言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他的世界不需要。我清晰记得，因为寓言这个问题，我还与他吵过，我对他说：“不是你不需要寓言，而是你在逃避寓言里那些哲理，在回避生活里的哲学。”
在伊索总共与我为数不多的谈话里除不耐厌地丢给我一句：“无论你怎么逞能都透着一种神经质，对，你就是一个很神经质的女人。”丢完这样的话，他不再给我继续说话的机会，一个人讪然而去。在他讪然离去后，习惯中我通常都会一边无聊玩味他的话，一边苦思冥想我生活里这个叫伊索的男人。
伊索是个孤儿，所以无从追究和考证伊索这个名字的由来。那年我十八岁，考上一家剧团，做了演员，一年后剧团来了一个拉二胡的人。他的个子高高，眼睛很大睫毛也很长的男人。从他进剧团的那天起，几乎整天整天不说一句话，也从来不拿眼睛与我们这些演员“触电”。然而他拉得一手好二胡！他拉的曲子能让我如醉如痴，能让我因为想听他拉的曲子而想他。
于是有事没事，我总是喜欢拿眼睛“瞟他”，渴望他能看见我的目光，了解我的心思。整整两个月，我的“瞟”光一点也未能撞击到他的目光。有一天我在排练时故意把一段唱腔唱得调不附腔，导演刚要跟我发火，我便先发制人。我蛮不讲理地说：“是二胡，我一听见二胡的声音，就想到鬼哭的情景。总之是二胡跟不上我”。在剧团我们从来不称呼某某姓名，而是习惯根据乐队人使用什么乐器就直呼乐器的名称全做其人的名字代称；而对演员也是直呼戏中的角色名字。那个二胡也就是伊索，即不抬头看我，也不为自己申辩，只见他双眼仍然注视谱架上的曲子。我被他的沉默寡言激怒了，冲着导演嚷：“导演，你看二胡，什么态度？他那么傲慢分明是欺负人！”导演不解“戏情”，他走到二胡面前说：“怎么搞的？你犯晕乎了？清醒点！”我一脸委屈心里却暗自窃笑，心想：看你还注意不注意我。
导演喊继续走戏，我为自己在行动上征服他而得意，唱得十分卖力，想引起二胡对我的重视和注意；然而那个二胡仍旧那样扣我心弦地拉着，从伊索的表情判断，他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所有“用心”。
休息了，我对好朋友二丽说：“我就不信他永远不拿正眼瞧我！”二丽非常善解人意，她对我小声说：“那个叫伊索的，不就是会拉一把破二胡吗，有什么了不起。你呀把心思放错了地方，你看胡彪，小提琴拉得多好，人也帅，他对你的意思全团人都心知肚明，你难道一点都不动心？”
“你懂什么呀？胡彪出生在什么家庭？他那种人风流成性，他家背景太深，不适合我们贫下中农家庭，别说我，你也不能动那个念性，那种人不是我们能招惹的。没有广告的”我一边练着“手绢”，一边提醒着二丽。
“喝，手绢玩得专业了。”是胡彪走到我和二丽面前，奉逞着我说。二丽见状想知趣躲开，我一把拽住她说：“干嘛？想当犹大？”二丽看了一眼胡彪，有点胆怯地说：“我去找导演再说说戏。”“不行，现在是休息时间，不能影响导演休息。”我说。
胡彪故意很有风度地对我说：“你演的很好，不用这么辛苦练了，要注意劳逸结合。怎么样？我们出去散散步？”
“你太高雅了，我附雅不起。”说完我就要离开。胡彪耐性十足，他说：“你不要急着走开，我在你眼里就那么差劲吗？我不过想约你散散步而已；散散步，又没有什么企图。”
“我怕你有什么企图？我是不乐意和你单独在一起。”我不屑地说。
“为什么？”胡彪故意诧疑地问。
“不为什么。”在我欲离去时，胡彪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正在我们尴尬难解时，伊索提着他的二胡，忽然走到我们面前。他注视着我们，平静地对我说：“你在排练时，我跟不上你，现在休息，你可不可以在跟我几遍？”我像是分明遇到了救星一样，摆脱掉胡彪的纠缠，跟二胡重新又回到小舞台上。我见台上没有别人，对伊索感激地说：“谢谢你，想不到你还懂英雄救美。”
“我不是英雄。”伊索一字一板地说。
“喂，你为什么不爱说话？”我捉住这个机会，当然不会忘记询问和表现。伊索坐在那，即不看我也不看舞台，双眼只盯着他那调弦的五指，一边调弦一边说：“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吧，台下有人在看着我们哪。”于是他仍然不看我拉起了我的那段唱腔。我知道他说的别人指的一定是胡彪。为了伊索对我“落难”时的帮助，为了我和他不得罪胡彪，我只能一边拿眼睛瞪他一边装腔做势唱了起来。
接下来我认为我和伊索之间会有一种默契的转机，会有一个故事的开始，然而什么都没有。
我的自尊被伊索的沉默终于激怒了，于是在一个飘着白雪的夜，我一把推开他的宿舍，对惊讶注视我这个不速之客到来的伊索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会拉一把破二胡吗？有什么高傲的？有本事你做一辈子的哑巴！”我气鼓鼓地说。
“我惹了你吗？”伊索问。
“对！你彻头彻尾地惹了我！你是个木头人！”说完我摔门而去。眼泪，委屈的眼泪，莫名其妙的眼泪顺着脸颊流着。我一边走，一边狠狠地踩着脚下的雪，仿佛脚下的雪就是伊索。那晚我真正失眠了。二丽见我翻来覆去地折腾，就问我：“你没事吧？”我说没事。然而无论如何是睡不着了，我的眼前我的心里全是伊索的影子和二胡声。我对自己说：“完了，我是爱上了这个木头人。”
木头人伊索和胡彪打了起来。这事发生在我失眠后的第三天。那天导演在排练时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团长从省里有电话来，汇报演出提前了，我们的拉场戏赶排不出来，要换一个节目。团长说换一个器乐独奏，让二胡上一个独奏。这样吧，二胡，你自己选一个曲目明天报给团长。”
全体人员一齐把目光朝伊索射去。二胡演奏员伊索仍然一言不发，他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打开谱架上的曲子，等待排练的开始。
中午，木头人伊索被胡彪叫到操场上，两个人不知为了什么，就在操场在大庭广众之下极没有风度也极没有涵养地打了起来。待我们赶到操场，两个人都已经是鼻青脸肿了。大家伙将他们拉开，没有人问为什么，也没有人说更多的话，总之伊索和胡彪也没有对任何人谈起他们为什么打架。
晚上，我和二丽从导演那里出来，被一阵悦耳又凄惋的二胡声阒住了脚步，我们慢慢地随着那乐声走到木头人伊索的宿舍前。那是什么？是压抑了许久迸发出的呐喊；是相隔远山的呼唤；是心灵深处的渴望；是涧泉流泻的奔汹。我完全被感动了，径自推开伊索的房门，站在他的身旁，体恤着他胸膛里那份激荡和倾诉。许久许久，伊索的曲子结束了，我非常非常温柔地问他：“这是什么曲子”
“这首曲子叫《巢》，我用一年时间创作完成的。”他幽幽地说。
“太感人了。”我流着泪说。
“你听懂了吗？”他有点激动地问。
“我当然懂，一只流浪的燕子，经历着艰辛万苦，在风雨交加之际，渴望回到自己的家。能告诉我，为什么写这样的曲子吗？”我问。
“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家，一个能让流浪的人想回的家。”他说着。
“哎哟，你们在说什么？听不懂了，太晚了，我们回吧。”二丽不解风情地催着。我忽然看到木头人伊索的目光了！那是一种有漏*点并且可以燃烧的目光正在灼热地与我的目光相撞！然而二丽拽着我从伊索的房间走了出来，我只能把自己的一份依依不舍留给他，那会儿，我们是多么渴望与他交谈与交流呵。
躺在土炕上，我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睡着了。伊索的那种目光像导火索引爆了我生命里的炸弹，我不能再左右自己，我要自己去爱那个木头人伊索了。
二丽熟睡了，我轻轻叫了叫她，当确信她真的熟睡后，我披上军大衣，不顾一切朝木头人伊索的宿舍跑去。到了他的门口，还未待我敲门，房门忽然打开，伊索一把把我拉了进去，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我们拥抱着，吻着彼此的眼泪，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就像上个世纪的恋人一样，我们变成了一个人。
躺在他的身边，我问他：“刚才你对我那么热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与你这么近距离接触；可以问你为什么在白天总是一付冰冷冷的样子吗？我以为你真是一个木头人，真的不解人间风情哪；可以对我讲点你的故事吗？”
伊索就那样紧紧地搂着我说：“搂着你，就像搂着一个梦；你对我太不真实了，其实你的霸道和你对我的刁难，我都懂，可我不敢有非份之想。我是一个孤儿，三年前大学毕业，经人介绍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婚后她封锁了我的一切，包括工资和交往。苦恼和无奈让我选择了离开她，于是我来到了剧团。其实我是多么渴望自己这个流浪的人能有一个温馨的家，家里有一个温馨的女人，然而这对我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你竟然能懂我创作的《巢》，这让孤独的我太感动了。”伊索抚摸着我说。
我就那样躺在他的怀里，根本不信那么乖的一个女人会是我吗？我问自己也问伊索。
伊索继续吻我，又是那样让人炫晕的热情，终于我再也按捺不住漏*点，我语无伦次地对伊索说：“木头人，你要了我吧。”木头人伊索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他缠绵而柔情，轻轻地抚摸我，深怕手重一点都会摸痛我似的。我感觉到了伊索的呼应，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激荡，感觉到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需要。伊索就在那一晚，在那个土坑上要了我。
没有婚姻没有恋爱没有一切，我因为爱一个男人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女人。
完事后，伊索好久才对我说：“你是第一次。”我说：“有什么区别吗？木头人。”
木头人伊索长着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他就是用那双漂亮的眼睛对我说：“当然有区别，这种区别或许能改变我和你的人生。”
第二天，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排练时不再难为伊索，而且情绪饱满戏腔高亢，就连对胡彪我也是柔声细雨。
汇报演出结束，我的戏获了最佳表演奖，伊索的《巢》也获得最佳演奏奖。上台领奖时，我对台上的伊索挥手示意，当然别人不会懂。就在我的生活因为伊索发生了变化后，我确定这个木头人就将是我的最后爱情，并且十分相信他也是这样。
春天来了，我们剧团要去乡下体验生活，这时我和伊索还没有公开我们的关系，不是没有胆量，而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那段日子，我被幸福的感觉灌溉着滋润着，我所有的精神产品全部来自对伊索的那份爱。然而木头人伊索却不像我这样快乐，他仍然有些忧郁，有些魂不附体。一天，我正在一个民歌大王家学唱民歌，二丽急匆匆找到我，她欲语还休却又急切地想转告我信息，仿佛不知从何讲起。
“疯丫头，鬼催你？什么事这么急？没看我正学得起劲。”我说。
“他要走了。”二丽说。
“谁要走了？”我问。
“他，木头人。”
“他去哪？”
“来了一个女人，他要跟那个女人走了。”二丽终于说了出来。
我仿佛就是听不懂二丽的话了，木头人伊索能跟什么女人走哪？他的女人是我，而我不是在这吗？他能跟什么女人走？只能永远跟我走。
“喂，你还愣着干嘛？再愣着你可真就见不着他了。”二丽催我，并拉起我朝村口跑去。远远的，我看见木头人伊索正和一个女人朝村外走去，他的手里竟然拿上了他的二胡。难道他要走吗？离开我？跟那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女人？那么我是什么？我是他的什么？我是谁？
“木头人！”我声嘶力竭地喊了出来，并跑了过去。
木头人伊索慢慢停止脚步，他注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我注视着他，用我的目光问他：“你要走？她是谁？那么我哪？”伊索拿起那把二胡，调了调弦，站在那拉起了那首《巢》。
我明白了，他是要回到那个《巢》去了。
曲声和伊索都渐渐离我远去，最后那个画面成为一道空白的风景了；我的眼前只剩下一片空白的风景。
我无欲无泪，就那样空白地站着。一首《巢》，成了他对我的无言的告别，无言的宣判。
“想哭就哭吧。”二丽和胡彪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的身边。
“你都知道了。”我问二丽。
“那晚，听那首《巢》的那晚，你去哪里了？我能不知道吗？”二丽说。
“那晚，那晚……”我若有所思地，似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追忆着什么，我说：“那晚，那晚我好像梦游了一次……” <div align=center><!--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