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据事件的发生，其实是东吴政治发展的一个晴雨表，它表现着孙权的意志，表明孙权已经下了决心，逐步要拿江东豪族开刀了。

孙氏起家靠的是以张昭等人为代表的淮泗集团，这个集团在孙氏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东吴的稳定却最终要靠江东士族。

江东士族在孙氏发展之初，是抱观望疑惧排斥反对抵制态度的，他们态度的转变，是在赤壁之战之后，那时三国鼎立的基础已基本奠定，他们出于自保和发展的需要，才开始有了合作的意向。

而孙权在建国之初，要想稳固地据有江东，就势必要与江东士族通力合作，这就使江东士族有了全面介入孙氏政权的有利条件。江东四大家族顾、陆、朱、张之一的陆姓子弟陆逊此时能够飞身一跃，位列淮泗将领之上，成为东吴统兵的主帅之一，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非止于能力问题。而顾雍能够在孙邵之后，取代淮泗集团中人位列中枢之首，也是这个原因，同样非止于孙权的欣赏。

东吴推行的江东化政策对于稳定的效果非常显著，但是孙权在感情上还是倾向于淮泗集团的，这不仅因为淮泗集团一贯表现出的忠心和功绩，还因为淮泗集团在江东没有特殊深厚的根基，不足以构成更大的威胁。

而江东集团不同，他们世代为江东大族，本身就威望十足，影响巨大，相互间更是盘根错节，连成一片，江东化的结果只能是使他们越来越难以制约。因此孙权一方面不得不使用他们，借助他们，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对他们的发展尽力加以限制。

这种矛盾心理贯穿了孙权一生，然而由于起初的依赖性太大，限制自然无力，江东士族很快就得以渗透到东吴政权的所有层面，最终使淮泗集团处于了劣势的地位。这种结果是很可怕的，当东吴的局势已经大为安定，江东集团的威胁已经远远大于作用的时候，孙权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用到打击他们身上了。

校事制度几乎完全就是为这个限制打击计划而设置的，可是它在起初虽然起到了很大的防范震慑作用，却始终没有去触动江东集团的根本，因为那时孙权还不能，还不敢，还不存在紧迫的需要。现在不同了，孙权自觉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必要向他们下手了，江东集团再不给予有力的打击，结果将很难预料，孙权必须在有生之年，尽其全力为子孙消去这个大患。

于是朱据首当其冲。

孙权选择朱据为第一个大头，当然有他的原因，朱据是四大家族中人，地位权势声望都不低，而且他又是孙权女婿，娶的是孙权最宠爱的步夫人的女儿小虎，他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必须，孙权怎会先去动他？

朱据字子范，与陆逊一样都是吴郡吴县人，这种关系先就很危险，但这肯定不是最主要的。朱据生得身材容貌壮伟，力大无比，尤其擅长辩论，他却是在孙权黄武年初，才入朝被拜为五官郎中，同时被补授侍御史的。朱据入朝之时，正遇到选曹尚书暨艳一案，这个案子在东吴历史中虽然记载很少，但很重大出名，体现的也是孙权平衡制约东吴两大势力的根本决策。

暨艳字子休，也是吴郡人，他是被那个著名的大才子张温举荐上来的，张温做选曹尚书时，用他做了选曹?，后来张温转任太子太傅，暨艳就接替了他的职位。史载暨艳为人狷介，好为清议，他这个狷介当然不是谨慎小心的意思，而是指正直孤傲，洁身自好，不能与人苟合的那种，暨艳既然是这样一个人，因此他一上任鉴于各衙署官吏良莠不一，混浊淆杂，多非其人，便想锐意改革，大力整顿吏治。可惜暨艳性格如此，未免矫枉过正，处置过重，打击面太广，因此他的举措到后来惹得怨声载道，群起而攻，终于导致失败。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原因还在暨艳的吏治整顿中掺入了淮泗集团和江东集团的利益之争。

毫无疑问，暨艳最初的动作是得到了孙权认可的，不然他不可能顺利开始，也不可能大刀阔斧走到群起反对的那一步，孙权在开始时不但对于单纯的吏治整顿不会反对，他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借暨艳之手，借合理的理由，动摇正地位影响急剧上升的江东集团的势力。但是他不久就发现，暨艳的做法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暨艳更多的是在帮助他的乡人削弱淮泗集团的势力，于是孙权迅速顺应众心，解决了暨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