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之事确实使诸葛丞相怅然了许久，但是他还有很多事要做，此事平息之后，诸葛丞相一面写信给丞相长史蒋琬，侍中董允，嘱他二人勤于用事，一面继续训练军队，准备再次北伐。

蒋琬即是诸葛丞相给李丰的信中提到的公琰，他从建兴元年开始就在丞相府中任事，深得丞相信任器重。诸葛丞相数次出征，蒋琬在后方都能征集到足够的粮草，劳苦功高，因此丞相每每称赞他道：“公琰立志公正无私，正是与我一起辅佐帝王大业之人。”建兴八年，也就是去年，蒋琬因其出色的表现开始代替去世的张裔升任长史，总管丞相府事留守成都，他足具相才，诸事应付自裕，使丞相顿无后顾之忧。

当然，蒋琬的这个临时总署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蜀国得丞相多年经营，诸事都已有成规成例，一般只需按照丞相既定政策去办就是，何况大事还有丞相帮助解决筹划。但能够任重负坚，不出纰漏，却又不是一般人能为。

董允和蒋琬都是丞相安排在朝中的重要棋子，一个用于协助后主，一个用于帮办丞相府事，董允秉性公正坦荡，敢于直言，付其内廷主管之责，正是所得其人。但就是这样，一向谨慎多虑的诸葛丞相还是不能放心，必时时加以提醒，这已是惯例。诸葛丞相对他们期望既高，要求也严，以至于他曾经数次对后主说出这样的话：“讨贼兴扶汉室之大业，陛下可托付于臣下，如果无效，就请治我之罪。而政事斟酌增减，向陛下进言，则是蒋琬董允等人之责，若他们有怠慢轻忽，不能对国家有益，则可杀他们以谢，以昭告臣下轻慢失职之罪。”其中对蒋琬董允等人的敦促督查意味令人咋舌。

但这里面所深藏的也还有对后主刘禅的极端不放心，所以诸葛丞相每每在这些话之后，总还要缀上类似的这么几句：“陛下也该自己思考谋划，以便听取有益的建议，分析接受正确的意见，不忘先帝的遗诏，做一个圣明之主。”诸葛丞相怎能放心得下！后主刘禅智力尚在中等，但是胸无大志，偏向安逸，又面慈心软，没有主见，这样的人不但难以成为雄霸之主，甚至扶持也难，一不留神，即将酿成大错。诸葛丞相原也不指望刘禅能对他有所帮助，宁愿他坐享其成，他如今只要他能安守本分，不扯后腿就可。

当年，诸葛丞相因为立嫡以长，长幼有序的古训，和维护刘禅尊严的需要，很违心地说了一些话，他在同僚和先帝刘备面前总极力称赞那时还为太子的刘禅智慧度量过人，长进很快，结果他很快就尝到了苦果。刘禅称得上智慧吗？不过尚称得上聪明而已。可是再聪明的人，长期生活在尊贵无比，安逸无比的环境中也难免发展出更多的人格缺陷，人性弱点。他倒是度量很大，但那是怎样一种度量啊？是非不明，纵枉护私，这能算得度量吗？常人有这种度量不算大过，只一句糊涂昏然可说，但表现在帝王身上，那可就将是国将不国，乱成一片的。

但是这种心思却是诸葛丞相不能明言的，多想都有悖为臣之道，他的责任就是维护皇帝的尊严，辅佐皇帝治国平天下，既然天下是刘姓的天下，不管是庸主明主，刘备刘禅，他都只有尽心尽力，勉为其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