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丞相诸葛亮再次入侵的消息，由驿站快马十万火急层层传递到洛阳的时候，已过晚饭时分，洛阳宫明灯高悬。
自去年十月以来至，洛阳一直未见雨雪，天气干燥寒冷，奏事黄门在魏明帝曹睿的寝宫外面，笼手缩身而立，听着宫院内风过树梢吹动枯枝发出的碰撞声，心急如焚。
他体外冰凉，心内却烧灼如火，那一阵阵的风声，枯枝碰撞声，时而让他惊颤不已。
时运不济，自己为什么偏偏今日当值！黄门心里一阵哀叹。
据明帝身边的太监说，明帝此时在寝宫里没有召幸任何妃子，他又一次坐在那里，面对着他曾经风华绝代，举世无双的母亲，甄夫人的画像发呆，表情似悲似喜，非悲非喜，难以捉摸。没有人知道明帝这一段时间为什么突然会对他那去世多年的母亲这么多情起来，多情的不可理喻。他常常大半夜地盯着母亲的画像，一动不动，而且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干扰他的话，他必定会大发雷霆，轻则怒骂，重则体罚杀戮。
这在宫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太监们每见到这种情况，就个个心惊胆战，大气也不敢出，宫中此时立刻就像面临重丧一般，一片肃穆。那种气氛之压抑难描难述。
没有人敢于在这种时候进去奏事，何况所奏之事正是明帝一向的大忌。
但是军情如火，来不得半点轻忽，而且明帝曾有训示，凡有重大军情如果稍有延误不报，杀无赦！此情此景，顿使黄门陷入两难之境。
正彷徨之际，接到消息的中书监刘放和中书令孙资两位大人匆匆赶到，黄门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急忙迎了过去。
在魏国，中书省是掌管机要，发布政令的机构，它的权利非常之大。中书省的首脑，就是中书监和中书令，这两个职位论品秩虽然低于尚书令，仆射，但是因为它们自魏文帝曹丕时期起，就已逐渐取代了尚书郎所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职责，治下综合了草诏，咨询应对，代阅大臣表章等多种职能，与皇帝的接触日益近密，因此早已成为真正的权力机构，使尚书台的原有地位大为削弱。
孙资孙放二人经历武帝文帝明帝三代，在武帝时就在中枢得到重用，文帝时始为中书监，令，一直至今，其恩宠本就极度隆宠，到明帝时更是无以复加。执事黄门得到重大奏报，在报告皇帝的同时，必须预告孙资刘放二人，这在明帝时已是惯例，其目的就是以备随时参议，准备奏章。
孙资刘放听完黄门的话，一时也感到为难。他们历经三代，熟知朝中许多重大隐秘，不但熟悉明帝的习惯，也猜得到明帝大多数行为的原因，甄夫人的横死，他们也曾经黯然叹息不已，一旦获悉某种内幕的明帝骨子里本就是仁孝之人，他的反常也就不难解释。
母子连心啊，谁的母亲是那样一种死*没有锥心刻骨的疼痛和难以名状的愤怒呢？要命的是明帝却只能将这种哀痛和悲愤压抑在心中，既不能言说，也无从报复，这种痛苦也许也只能有帝王之家的子弟，在复杂的环境中修炼出来的非凡忍耐力才可以承受。
所以帝王之家出来的人，在他们高贵的外表下面，往往可能是某种可怕的心灵扭曲，这种扭曲爆发出来会是一种什么状态，没有人可以预料。
孙资刘放也不敢在这时轻易去惊动明帝。事出有因，事关重大，而且以他们的荣宠地位，以明帝显露出来的宽容和明智，明帝虽然不至于对他们治罪，但这种霉头终究还是不触为妙。这两个人从政多年，深知这里面的沟沟坎坎，微妙变化，他们防的是万一。这个万一对一言既出，便是生死荣辱祸福的帝王来说，也许就是一万。孙资刘放的得宠本就引起无数人的垂涎嫉恨，他们的地位也无形中为他们树立了或隐或现的无数敌人，因此他们不得不万分小心谨慎地伺候皇帝，以免嫌恶积少成多，被人落井下石。可以说，这两个人的荣宠，除了必须有的才能，一贯的谨慎小心，才是它得以长盛不衰的关键。所以以他们的地位，在皇帝和众臣眼中，仍然绝对不会看到他们恃宠而骄，作威作福，得意忘形，沽忠卖直的一点迹象，他们从来都是安守本分，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的典范。
在复杂异常的政治生活中，能够保持自己的本分，尽可能地不曲意奉承，不违背道德和礼仪，更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始终为皇帝所信任倚重，这需要很高的从政艺术。
黄门见孙资刘放也在沉吟，不禁大急，军情奏章在他手里一时递不上去，那就是一颗无比烫手的山芋。黄门脱口而出：“要不请辛毗或者杨阜两位大人过来一趟？”
孙资刘放因为这句话同时狠狠瞪了黄门一眼。
颖乡侯卫尉辛毗和少府杨阜在朝中都以能力出众，中正刚直，敢于直言闻名，这两个人又都有功于魏室社稷，因此行为语言虽多有出格，皇帝也每每加以宽容。辛毗最出格的事是有一次文帝曹丕不听劝谏，他竟伸手拉住文帝的衣襟不放，完全不顾君臣之礼。可是文帝竟然也无可奈何，只是埋怨了一句：“佐治，你何以抓我抓的这么急？”最终到底还是改了部分主张。而杨阜也毫不逊色。明帝有时候喜欢穿着奇装异服，有一次那时还仅是城门校尉的杨阜看到明帝，见他戴着绣花的帽子，披着长到袖子一半的白绫，竟板起脸来问道：“陛下所穿的是按照什么礼仪标准制定的服装？”弄得明帝很有点下不来台。但是明帝竟然没说什么，从此以后不穿着合乎礼仪的服装就决不见杨阜。
礼仪，包括君臣之礼和衣冠制度，都代表了神圣的等级观念品次地位，辛毗触犯了皇帝的威严，却维护了治国正道，杨阜在触犯皇帝威严的同时也在维护皇帝威严，文帝明帝的宽容为他们赢得了明君的称号，而辛毗和杨阜这两个直臣的大名也因此不胫而走，如雷贯耳。
黄门提出请辛毗或者杨阜来解决这个难题，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两个人肯定会临难而上，不计地位荣辱，但是他考虑得太浅，没有顾到孙资刘放的想法。
为了一份奏章，要请出辛毗杨阜二人，这本身就是无能的表现，而且以这两个人的强硬作风，不定又要说出什么话来指责明帝，其结果只能是奏章递上，而惹得明帝更为恼怒，甚至将怀疑孙刘二人故意给他难堪，这是其一。其二，孙资刘放对辛毗杨阜二人并不看好，他们看不惯受不了对方的作风，认为他们的强硬作风并不是为臣之道，自己本身也跟他们相处不来。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初在冗从仆射毕轨上表认为：“尚书仆射王思是精明勤劳的旧官，但忠心正直计划谋略不如辛毗，应该让辛毗替代王思”时，孙资刘放是反对的。他们对明帝的回答是：“陛下使用王思，正是因为他勤奋卖力，不重视虚名。辛毗确实高尚正直，但他性格强硬专横，这是陛下您应该深入了解的。”就因为这句话，辛毗因此没有得到任用，仅做了掌管宫门警卫的卫尉，虽然位列九卿，但地位实权和作用却远远不可相提并论。
孙资刘放看不惯辛毗这类人，而辛毗自然也对他们敬而远之，双方虽不是格格不入，但实在算不上融洽。以孙资刘放所处的地位，众臣当然竭力与他们结交，辛毗的儿子辛敞就曾经对他死硬做派的父亲劝谏道：“刘孙二人把持朝政，众人都像影子一样去依附他们，您也应该稍稍降低一下姿态，不然恐怕会遭受诽谤。老子不是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吗？和光同尘才是真正的处世之道。”可是辛毗不从，他不喜欢随波逐流，平和处世，他说：“我们的国君虽不能说聪慧贤明，但也不算昏庸无道，我立身自有原则，即使与孙刘不合，最多做不到三公而已，能有什么危害呢？哪有大丈夫为了想做三公而破坏自己高尚情操的呢？”因此依然我行我素。
这种种原因，自然使孙资刘放对黄门的建议非常反感，那一眼之下，黄门非常恐慌，连忙陪着小心说道：“不知两位大人有何高见？”
孙资刘放互相看了一眼，心有灵犀，随即，孙资说道：“你快让人将秦将军请来！”
黄门眼睛一亮，心中大骂自己“糊涂！”答应一声，急忙飞跑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