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完气，公孙昱又继续说道：“说白了，在汉朝这个时候，还是天子与士族共享天下。天子和士族都如履薄冰、克制自守的时候还好说，可一旦天子昏庸、朝政，士族豪强便会趁势而起，蚕食皇权，致使贫富差距过大，百姓没一点活路。到了这种时候，除了造反之外，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办法了。”

说到这里，公孙昱微微一叹道：“故此，身处乱世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第一，就是要将乱的先平定下来第二，就是要让不乱的活下来第三，就是让活下来的有盼头儿、有产业。而做这些的同时，我们还要反思总结，将之前的弊端祸根都梳理总结出来，再用超越这个时代的科技和先进制度给堵上。”

“否则，我们穿越这一回，也就能当个络故事让他人看一看。”这个时候，公孙昱不由便望向了姚广孝，继续道：“否则，这汉末三国就算最后归于一统，那最后又得来了什么？若只是一个轮回阵痛也就罢了，可事实上呢，是塞外异族的崛起，是我们汉民自相残杀的时候，外面的猛兽就会扑入中原，给我们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惨痛灾难！”

姚广孝不由深深一闭眼，似乎就算他这种天生阴谋造反家，也不愿说起那段历史：“五胡乱华！”

身为一个有着正确历史观的穿越人士，公孙昱不会丑化历史，但同时也不会美化历史。

对于大汉崩溃之后，神州大地上的惨烈，公孙昱也只能当做一种遗憾。虽然，他无意贬低少数民族的行为，但在文明进程当中，文明落后的游牧民族对文明先进的农耕民族，犯下的罪行实在太多。

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异族加剧入侵中原，这些野蛮异族还保留着原始的食人兽性，落后蒙昧的这些民族完全就是一头头凶猛的野兽，其中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

一百多年后的西晋永安元年，慕容鲜卑大掠中原，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又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一时吃不掉的，便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为之断流！

而羯族军队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专门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之为“双脚羊”，夜间供士兵享乐，白天则宰杀烹食。

在羯赵的统治下，汉民族几乎灭族。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中原汉人只剩下四百万，冉闵破邺之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

汉族百姓遭此惨祸，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三国时期汉族人口的急剧下滑，综合实力大降，否则哪由得异族如此嚣张！

这些罪行，只是从史书上只言片语的记载上来看，便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尽管，这些的确是“民族大融合”的阵痛，但这也的确太违背人性。

而公孙昱要做的，就是要避免这样惨无人道的民族融合，用他和神州大地创造的先进和文明，去同化落后的异族。就算在此期间会伴有冲突和杀戮，但那也绝不会再是以数千万性命、神州浩劫作为代价！

姚广孝身为明朝人，自然知道这段历史。而萧何、管仲两人也不是那种故步自封的谋士，在地府当中，他们也了解过这段惨痛。故而，当公孙昱说到这里的时候，三人不由齐齐拜倒在地道：“主公深谋远虑，心怀天下，我等敢不尽心竭力以报！”

公孙昱这会儿也回过神来，不由觉得自己说得太远了，便有意将话题收回来道：“当然，这些只是我等最终的奋斗目标，眼下饭还是要一口口去吃、步子要一小步一小步去迈。河东虽只是一郡，但我等便应将此当做日后的模板。所以，哪怕再长远的规划，我等也要在此提前埋下种子。”

“就比如改良纸张、推广印刷、随后再展开科举取士之大计？”

萧何不知自己此时到底是何心情。既震惊于公孙昱说个科举，也能扯到百年神州动乱上。可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些事虽然看似毫无瓜葛，但其实内在是很有因果联系的。

“当然。打破固有垄断的任官阶层，使得百姓可自下而上脱颖而出，形成上下有效的流动，自然就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公孙昱肯定了这一点，继续言道：“这样一来，贫富两极分化不会随着时间推移愈加严重，反而还能使得天下英才尽为社稷苍生出力，何乐而不为？就算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幸运，那也从根本上普及了教育，开启了民智。”

公孙昱说的一点都没错，汉代自有一套完整的选官制度。主要就是察举、征召、辟除、任子、赀选等方式，而后面任子和赀选一般都作为用人的补充。真正的选官制度，还是在察举和征辟这两条路径上。

察举作为汉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国家的不同需要，由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和地方政府的郡国守相，向皇帝推荐能够担任官职的人才。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官制度，分为每年定期察举和朝廷不定期察举。

例如，公孙昱现在为河东太守，按照汉制他每年就有向朝廷举荐茂才和县令的责任。征召则比较特殊，是皇帝对特殊人才直接聘任的选官制度。

秦始皇时就有了征召，如叔孙通以文学被征。汉代所征，多为学术名士或道德楷模。隆重者还要以“公车”、“安车玄纁蒲轮”征之，以象征朝廷对所征之人的尊崇。

辟除，就是长官直接聘任部下的一种方式。汉代用人，中央只任命行政长官，其部下椽属则基本由长官自行聘任，这就是三国里那么多“主公”的由来。

比如，公孙昱的这些麾下，都称公孙昱为‘主公’。其中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是公孙昱选任上来的，他们与公孙昱结成了连带责任关系。虽说也是朝廷的官儿，但实际上就是公孙昱的手下。

察举和征辟这两条选官制度，在一开始的确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毕竟，春秋战国的时候，你要是想当官儿，那是要得看血统的。

你爹是官，你才有可能当官儿。而底层的平民百姓，你再有才识能力，也只能要么去血统高贵的贵族家里当宾客幕僚，要不就学吕不韦，拿身家性命压一个他国的皇子人质身上。

可是等汉代发展了将近四百年后，这套选官用人制度就不行了。除了少数在民间真正声高名望的幸运儿一步登天外，剩下的官员指标，还是被各大士族垄断了。

因为那些士族大多有人在朝廷及地方上担任要职，他们要举荐别人，一定会相互举荐关系好的世族子弟——既然朝廷的举荐权力，可以拿来当人情，那为何不举荐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高门士族子弟，而非要举荐一个他出了问题、自己还要承受连带责任的寒门子弟？

这样一来，汉代虽然不是靠着血统来选官的春秋战国，但门第名望就成了当官的必备条件。仍旧使得士族与贫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逐渐分裂成两个阶级。

汉代的平民们想要当官儿，一点不比春秋战国时难。除了要有真才实学之外，还得精通炒作。不去‘月旦评’那个混个好名次，也得弄些惊爆眼球、符合汉代重德行情操的新闻来。

然后，还需要幸运地巴结上一条好大腿，让人家心甘情愿地举荐你，你才有机会当上官儿。

所以到了汉末的时候，中央集权便受到了严重冲击。累世三公的豪门名族和盘踞一方的州郡守，“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了私人势力集团。三国之乱从根子上说，虽是统治者的糊涂混帐，却也与用人机制有着相当的关系。

解决这一难题的，自然便是后来的科举制。

值得一说的是，科举跟八股可没多大关系。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搞得治理国家之人，大都是些只会之乎者也的酸丁腐儒。

但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可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

这种做法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打破了官僚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政权的垄断，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流社会的政治通道。特别是科举制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队伍的知识化，有利于陶冶官吏的操守品行。

在文化层次上，保证了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的高度融合，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有明显作用。只要公孙昱不作妖，不在科举取士时刻意限定什么范围，那科举就是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因为一直到公孙昱的前世，人才的选拔，什么笔试面试，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在很多地方都还可以找到科举的影响。

这样时局不乱了后，百姓就能生产，生产有钱了，就去养个会读书的娃。

娃有本事儿通过科举当官了，就能为天下黎庶造福。如此良性循环一达成，那华夏日渐强大富足，人口众多，那剩下该干什么？

当然是开疆拓土、同化异族呗。

到那个时候，塞外异族想入主中原，烧杀劫掠，那是想都不要去想。

反之，神州动乱了几十年，科技没发展、制度没更新。而神州大地满目疮痍，人口急剧减少，人家崛起的塞外异族，不打你打谁？落后就要挨打，小学生考试成绩如此，家国民族亦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