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想，在这方面对更多的人来说也是合情合理。
庄子对儒家人生态度和生存状态的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对为人、为君子的根本要求，是要有所成就的准备条件和前提基础，即崇高的人格形态，这还需要后天的修炼，即“修身”，“修身”是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所在，而修身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成已和成人。成已是人格向自身的深掘，程序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目的是完成由身体到心智灵明的道德化，这就是“仁”的境界；成人则是人格向他人的扩展，程序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目的是要把“仁”的内在状态化为外部的人伦关系的普遍原则，即“礼”。前者就是内圣，后者就是外王，而所谓外王，更准确的讲就是从事安邦治国的政治活动。
如果把“内圣”理解为儒家对个人行为准则的要求，把“外王”理解为儒家对社会性行为准则的要求，那内圣之学就是一般的伦理之学，道德之学；外王之学就是一般所谓的政治学。在“家国天下”文化背景下，内圣的道德和外王的政治不无联系，于是出现了个人在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高度重合，导致的个人生活中出现一种国家政治性，社会生活出现个人的道德性，简单地讲，就是个人生活充斥着政治的的权衡与决逐，政治生活充满私人的恩情与道德。
可以说，贾雨村在故事开场时并不是很“坏”的人，尽管他对甄士隐不辞而别，尽管他一任就纳娇杏为妾，但我认为似乎都情有可原。更何况他付出了“革职”的代价。
但我想，这次革职对贾雨村并未起到惩戒的作用，相反，他已经看到，革职的真正关键并非贪财，而是没有门第关系。正因此，想通过个人才能而博取功名利禄的贾雨村来说是个打击，原来，所谓“内圣”并非“外王”的必要条件，个人道德并非博取功名的先决条件，于是，现实的残酷性使他开始了内心道德诉求的怀疑，而更多的转向了社会门第的联系和社会关系的网罗。也正因此，当贾雨村遇到林如海时才会苦心经营，当贾雨村复职后审理薛蟠命案时才会枉法徇私，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经历了内心剧烈的善恶之争，而斗争的结果使他必然地走向了沉沦的深渊。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贾雨村面对薛蟠命案，原意依法判处，所以，“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在这个不假思索的“大怒”和“发签”行为中，活画出贾村的正义感和秉公执法的态度。贾雨村到底不失为一个“内圣”而“外王”码汉卡儒家君子，如果不是因为门子出来阻拦，也许他在不经意间已办成一件为民申冤的好事。但事情总是这样并不安常理出现，门子出现了，护官符出现了，恩人的被拐卖女儿出现了。这桩案子怎么办？是报士隐之恩、申冯渊之仇，虽义且公，却要冒得罪权贵（同样也是恩人）、丢官乃至丧命；但如果邀贾王、王之宠，遂薛蟠之私，虽可保住乌纱甚至加官进爵，却又要渎职枉法和违背天良。这种“义”和“利”的现实冲突如何抉择，是拷问贾雨村的问题。
贾最终还是作出了抉择，舍义而取利。作出这样的抉择，必须跨越两道障碍：一是造成冤案的良心不安，二是忠君报国的拳拳之心。这是儒家内圣外王信念在士人心中修砌的道德防线。只有这两道防线同时决堤，贾雨村才可能彻底被“利”的洪流席卷而去。克服前者的途径是将英莲的不幸推到凡人都负不责的“命运”身上；而跨越后者的支点是“大丈夫相时而动”“趋利避凶为君子”，否则“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门子的话虽然不长，但却揭示了中国文化中两上至关重要事实：
一是儒家的“大道理”与政治现实的真实关系，二是儒生对此现实所应取的理性态度。这种真实关系是什么？就是门子所说的“行不去”。就是儒家的大道理与政治现实是相抵触的。政治现实的运行的通则是是“霸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霸道所奉行的，从来就不是谦恭礼让的君子原则，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是因为有道德才权势（有德而王），而是因为有权势就符合道德（为王者德）。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朝代是靠儒家的仁义礼让取得它存在的合法性的。也许，霸道面目近于狰狞，它才需要一副彬彬有礼的儒家面孔。正如人们指出的，“外儒内法”才是中国政治现实的庐山真面目。儒家的“内圣外王”的关系，不是因为内圣而演绎出外王，而是内圣归顺外王。内圣外王只具有儒学学理意义，政治的现实却是内王外圣。先秦以来，圣越来越变成一块招牌，而实际操办的是王道，是霸道。儒道和霸道的这种关系，同时也决定了“为学”和“为政”的必然背离，为政是不讲“理”的，它讲“权”，正如俗话说的“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权力的金字塔中，谁的位高，谁就不仅握有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而亦操有生杀予夺的权柄。
儒道和霸道的关系如此，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儒生们如何选择是明智的呢：是坚守是一味坚持“内圣外王”的大道理而寻求现实的实现呢，还是改弦易张，放弃内心的坚守，去迎合现实的需求？如果是选择前者，门子告诫：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
原来，儒家倡导的人生态度是道德准则在政治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如果非要硬行，轻则丢官，重则丢命。这真是难以理喻的怪论。秉公执法，忠君爱民，这难道不是儒家先贤的一贯教导吗，退一步说，这难道不是君王和政权所需要的吗，从道理上说，的确如此。可现实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则是另一回事。内圣和外王，现论与实践的矛盾的悖离，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一个一以贯之的突出现象。表面上一套暗地一套，对此一套对彼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就政治生活而言，表面上，言论中，是儒家的仁义和漂亮的辞句，彬彬有礼若君子然，北地里，行为上，则是法家的强力和冷酷的权势，粗暴无礼若强盗然。这种判然有别的东西奇特结合，遂造成中国人格的严格分裂和扭曲。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应对的虚伪嘴脸，一方面又有私人圈内践行的真实行为。一方面有对仁义道德的口头崇奉，一方面更有对金钱权势的实际追求。前者只是装装门面，后者才是自在本色。这是虚伪吗？肯定是。这是本性吗？未必然。有什么办法呢，为了适应那个分裂扭曲的现实，难道不需要把自己也加以分裂扭曲吗？不要以为分裂扭曲是不正常的。不正常是相对正常的社会而言的。在一个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社会中，个体知、行的脱节才是正常的，而不脱节才是不正常的。这个社会有自己的“正常”规则和标准。“相时而动”“趋利避害”就是“君子”“大丈夫”；表里如一、固执已见、以身殉道、杀身成仁，就是不识时务的“狂人”“蠢人”。狂人和蠢人所犯的最大错误，尚不在不见容于朝廷，甚至也不在于自讨苦吃，而在坚信圣人之道终有落实兑现的一天。他们至死不明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并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正是中国社会生活中通行的规则和正常的状态，例外只是微乎其微。
也许是门子的话使贾雨村豁然省悟。他“低了半日头”，善恶的抉择在利害的天平上晃来荡去。他思忖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书中也没有描写，也无法描写。贾雨村重新调整了儒家思想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关系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有谁说得清楚呢？这是地狱与天堂、做人与做鬼的格斗。这是发生在两个世界边沿的格头斗。然而谁都不会弄错，当他抬起头来向门子问“依你怎么办”时，他已选定了一条在道义上通向死亡，在现实中通向成功的路。门子，就像夏娃那里的蛇，在浮士德那里靡菲斯特，它是蛰伏在贾雨村灵魂深处的那种堕落因素，门子者，罪恶之门，贾雨村通过这道“门”正式走向了罪恶的深渊。门子的胜利，正是儒家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的失败。
孔夫子所倡导的，那种“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所要求的内外取向相一致，由于儒家价值论根据本身有所欠缺，加子强权政治的干预、功名利禄的侵凌，儒生鲜能在入仕后坚持其原有的理想和信念，分化和蜕变在所难免。上乘者或耿介而不达如苏轼，或杀身成仁如海瑞，或退隐山林如陶渊明，下乘者则随波逐流，为非作歹。前者凤毛麟角，后者比比皆是。贾雨村，走上仕途道路的无数儒生中的一个。苦读、赴考、授官、纳妾、贿赂、钻营、婪索、贬职、革职、复出、擢升这几乎是每个入仕儒生或准备入仕的儒生的近似经历，并无特异之处，这正是儒生的生存常态。
昔人已去，往事已渺！作为历史后来者的我们，到哪里去捕捉那早已消失在时间洪流中陈迹？感谢曹雪芹，是他的回春之笔从行进在仕途的无数儒生中把贾雨村“定格”出来，使他不受虚无的吞噬而得“永生”。当我们深入体味这个文学形象的时候，我们就仿佛进入历史的深入，把业已消失的生活重又领略一番。而当我们抽身返回，环顾四周，我们又惊奇地发现，儒生的常态并不仅存在于远古的过去，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我们不得不说：贾雨村并不“假”，他的人生经历也正是万千世人的生存常态。
当艺术的真实穿越时空和今天的生活真实重合的时候，我不禁要向二百六十年前拥有如炬目光和如椽巨笔的大师深鞠一躬，以表达我的顶礼膜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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