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侍和张璁各自离开后，径直前往文楼等待皇帝的召见，闲得无聊时暗自揣摩刚才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鲁莽了些，关键时候出差错不是能担待的起的。好在不一会儿，一个太监即传旨过来，皇上在养心殿等候自己觐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每次来到这里，规矩和礼仪丝毫不能省却。但养心殿返古的陈设却莫名的使人心安，放松的心情、随意的跪坐坐姿让每个召见到这里的人都能敞开心绪，不致在新建起来的气宇不凡的乾清宫中透不过气。
“胡侍呀，你刚才浙江回京，匆匆忙忙的赶来参加朝会，真是辛苦了，先歇会儿，不着急。”嘉靖撇下一本书，招呼太监赐茶水给他，然后笑嘻嘻的看他不安的润了润嗓子。
“你这次进京走水路还是旱路？”
“回皇上，臣走的海路。”
“一路行来难受不难受？”嘉靖问道。
“不，皇上有所不知。现在从南边到北边过往的商船已经多是大型福船，一艘船每次能运三百人，而且携带的东西也多、大，不像运河，运大件的货物怕搁浅，船也进不去。随着商贸的渐渐展开，海面上辽阔无垠的景色被人们传颂开来，又，现在造的船不但庞大，而且安全许多，只要老天保佑，风平浪静的就不易出事，所以现在远途经商和官员不喜运河的景致，反而喜欢海面上的壮阔。”
胡侍仔细的奏对，看到嘉靖脸上依旧的笑容，说道：“皇上，臣奉诏回来，请旨废除一条鞭法，望皇上恩准。”
“嗯？说说你的意思？！”胡侍的奏疏被放到嘉靖身前一堆的书上。
“皇上，臣自嘉靖五年奉命巡抚南直隶，又于嘉靖七年八月接旨巡抚浙江，在一京一省地方上待了五年，亲见百姓在朝廷赈济中免了饥饿之苦，得以幸存于水旱之灾，而皇上屡次免税下众百姓安居乐业，深感皇上爱民之心，厚生养民之德。
开海以后，海贸兴起，八年间南京应天府、扬州江都、宁波定海三地船厂相继开设，官商不论，熟知造船的工匠竞相进入而作，使得每年三地的七家船厂皆能造福船四艘，供商贸运输之用，活民数万人，台湾移民亦其所契也。可海面兴起不足十年，皇上念百姓借贷之苦、商人之不便，起银行而通货币，不过几年间有行一条鞭法，臣窃以为，此伤民心、愚百官之不智之举。”
胡侍一席话说得好不客气，几名小太监已经渗出汗，又不敢擦拭，干站着无奈何。他们心中的抱怨不迭并不使嘉靖心动，他仍静静的微笑。
“给朕讲讲你所见所闻吧，要不然你是知道朕性子的。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朕可是每年都赐给你们的。”
“臣尊旨。皇上，海关和银行相辅相成，银行贷款给商人，商人赚钱缴税海关，海关通过银行上缴给央行，央行再调拨一笔银子给海关供其日常所需，这本事一条鞭法的变异，臣认为此法利国利民，无又不可。但银行不单单为朝廷所用，皇上开银行之初即行王安石青苗法之事，想将民间借贷之利收为国有，不使高利贷害民遗祸。嘉靖六年，南京开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凤阳开设农业银行，嘉靖七年六月，宁波、扬州、广州、漳州的银行开始进驻，它们从建立时，就被付与收税的责任，旧有的宝钞被一比一收上来，变为税、变为储户的存钱，人们因为信任银行的存在，所以短时间内接受了银行的存在。
八年，皇上准谨身殿大学士桂萼所奏，在南直隶境内试行一条鞭法，去年，皇上开始推行银元，一年内六十万枚银元在两京面世。皇上，我朝中国不是产银大国，此外还有产银区与非产银区之别。朝廷的银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建、云南、两广等有限地区，其他地方则基本属非产银区。不论是在产银区，还是在非产银区，贫困之民都不是白银持有者，他们生产出来的物品一般是本色实物，如粮食、桑丝、手工产品等而非白银。现在国家规定赋税征收采取征银形式，农民必须以己所有换己所无之银，这只有通过交易获取，在这一环节农民会遭受到第一层级的利益损害，“农民无所得银，地产率贱贸”的情况频频出现。
成化年间，湖广按察司佥事尚褫说：“凡钱粮军储等项，洪武、宣德间，应本色者征本色，应折色者征钱钞。顷来凡遇征输，动辄折收银两。然乡里小民，何由得银？不免临时展转易换，以免逋责。”乡里无银百姓，每逢缴纳赋税之时，不得已被迫贱价出售农产品，于是往往出现“其费倍称”的情形。时人或有议论军饷问题时说：“今一切征银，农无银，贱其粟以易银，军得银，又贱其银以买粟，民穷于内，军馁于外，是一法两伤。”
由此可知，为缴纳赋税百姓辗转贱价售出产品换取白银的情况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与之相比，某些地区甚至出现更为惨烈之事。皇上您知道臣素与张璁不合，可张璁载一份奏折中极言沿海灶户备受折色无银被害时云：“……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臣对此非常赞同。因此，臣认为桂萼之法实为害民之法，请皇上明鉴。”
“说完了？胡侍，你告诉朕，朝廷在应天府和宁波府规定的税钱一样否？”嘉靖不咸不淡的问道。
“一样，每亩百一十文。”胡侍一愣，说道。
“历代每亩征粮多少？你认为现在这样地税重吗？”
“回皇上，自洪武年始，普通百姓岁三升三合五勺，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馀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此三十取一而已，后渐加增，皇上登基来教民农务，亩产增多，农税改为二十税一，其余杂税尽除，补遗于商税，现在小民都开始将他们自己织造的布匹、丝绸、绢、棉等物卖于商家补贴家用，臣以为现在的农税上算中等。”
“折色银的事，不用你说朕也清楚，宣宗曾经于一道诏令中说：‘(宗室)制禄以米，从古已然，盖因民之所有也。钱则民间所无，今不受所有而索其所无，又三倍取之，加暴扰焉。民岁岁当输而虐取不已，何以自存？’，朕读实录时看见过此语，牢记在心，所以桂萼要征银的时候被朕改为征钱，就连银元也是因为折色银而铸造的。”
忽视胡侍震惊的神色，嘉靖对现在自己所处的地位尴尬透顶，原来‘自己’的祖宗们从开国后建立的货币兑换体系的极其混乱不合理，宝钞、制钱和白银三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未能保持同进同退，而在货币控制上这一点对于多种货币同时流通的货币体系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明代国家在三种货币兑换价格上的规定体现出国家货币政策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表现了明代统治者缺乏基本的货币经济学知识。显然这种具有随意性的货币政策和兑换体系极大地损害了百姓获取和兑换白银的利益；同时对农民而言也是以其有用之物换取无用废物。但就连自己这个纯技术人员都知道货币重要，大明的开国皇帝――毕竟是个和尚和文盲。同样是经历了货币混乱时期（民国的法币和元末的纸币），差距真的不同，原来历史局限性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