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对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生了变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做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和**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o年6月，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生一些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经济已经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促使推翻自己原来的设想，打起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算盘。
打算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前过渡。
想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的这一系列论述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不断充实其内容，但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他的这一思想变化显然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了包括**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听到这个讲话后，在国庆节前召开的公安部党组会议和省市公安局长会议上传达了的上述讲话。11月12日，在中央会议上谈到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时交代说：这还不是决议，不要向下传达。因此，罗瑞卿于11月13日向写信，就此事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
看到信后，于同一天写信给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等人：各同志：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11月12日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而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十一月十三日在写这封信时，**正在莫斯科。**率领**代表团已于9月3o日从北京启程，去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他受的委托，带着新中国即将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请示。
苏共十九大闭幕后，**想单独同斯大林交谈一下，征求斯大林对中国三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斯大林因连日忙碌，感到身体疲惫，精神疲倦，顾不上别的事情，就给**打电话，询问了**的身体状况和代表团的日程安排。因此，1o月2o日，**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讲了**代表团将同他会谈的内容，包括通报**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以及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等问题。
**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同志就以下几个问题向您请示。”信中关于对农业的改造问题是这样写的：“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的这封信，最早地以文字形式表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这些内容，实际上是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谈话的进一步具体化。
1o月24日，**、陈毅、饶漱石、王稼祥同斯大林、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人会谈。
**介绍了**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基本上是给斯大林的信中所提出的内容。他说：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国营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占9o％以上，逐步实行公私合营，到那时可以劝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并给他们分配工作；在农业、手工业领域实行合作化。
同时，**强调说：“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很显然，**强调此点，就是说，这一设想还是一个初步的东西，还是一个轮廓和大体的框架，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和路线，不是完整的东西。
斯大林饶有兴趣地听了**的介绍后，表示了他的态度：“我看了你写的信，认为你们的这些想法是对的。”同时，他又结合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诫说：“消灭富农要分步骤来进行。我们过去对富农采取了急剧的办法，把3oo万富农迁到西伯利亚。他们现在参加了集体农场。东欧各国现在还未消灭富农。苏联十月革命后，经过12年才消灭了富农。”实际上，斯大林强调这一点，就是认为对富农经济要采取谨慎的方式方法，不要采取过激的方法，因为苏联是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了12年才消灭了富农。
在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建议中国应当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如果现在没有准备好，可以召开政协，总之还是全民选举为好。这一问题实际上在**秘密访苏时已经谈过。
26日，**将第一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电告**中央和。**在电报中讲了斯大林对**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态度时说：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同，并且提出：“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的中国领导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突患脑溢血而逝世。**访苏归国后，向汇报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斯大林对**向社会主义过渡设想的赞同和支持，给了以很大的鼓舞。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作些调查。于是，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他离京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