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君臣关系与言官制度密不可分。

明太祖夺取天下之后，为保子孙江山永固，煞费苦心。一方面兔死狗烹，大杀功臣，消除谋反因素。一方面加强以重文抑武为主要思路的制度建设。其中包括一整套成熟、完善的言官制度。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使和六科给事中。

督察院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属于一般监督。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属于专业监督，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

督察院的御史权力很大，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明太祖还赋予给事中以封驳之职权（也就是否决权），其目的在于匡正君主的失误。

明太祖要求言官们“条陈时弊”，时时提醒皇帝与百官。若皇帝受蒙蔽而不省，言官们就要“舍身以诤”，不惜批逆鳞、掳虎须。明太祖以法令、规制等形式确定对直言的鼓励，并作为祖制，对后世影响极大。而臣子在进谏时也往往以此为恃。孟森也对明朝以制度维持言官忠君之勇表示赞赏并认为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在此。

另一方面，随着理学的复兴，逐步成为正统的封建意识形态，明朝的文官们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他们视名节重于生命，是标准的卫道士。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知识，除了通过科举的进士，他们鄙视一切人。

在制度的保障、使命的驱使和礼教的影响下。明代的诤谏之风日甚，言官们不怕受罚、不昔挂冠而去，拼个鱼死网破，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官员只要被弹劾，不论是否被冤枉，就会立即主动辞职，直到事情查清为止，以示决不模楞两可的态度。讲正气、讲名节成为明代官场文化和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人们对于名节看得过重，声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资本，诤谏的动机也由单纯变得复杂，一些沽名钓誉之人，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明代言官虽有话语权，但职务很低，通过诤谏，可以增加能见度，从而快升迁，一些中低级官员也越殂代庖，跟风言事。

这些官员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究竟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悚人耳目，一举成名，对其惩罚反而倒成全其美名，还会落下个箝制言论的恶名，使皇帝进退失据。

在正德和嘉靖时期，诤谏之风形成气候，都生过文官集团因集体诤谏受到梃杖，并有多人丧命的事件。

明朝末年，言官又往往为小人所利用，其言语权沦为君臣争权，党派斗争的工具。言官制度失去了初衷，有时甚至达到了乱政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