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小的时候被辅张居正严厉管教，毫无自由；掌权之后遭到大臣们群狼似的攻击，连册封一个妃子都会引来举国反对，常常忍气吞声；在位期间赶上了一个又一个倒楣事，特别是女真人在他任内形成气候，虽有“万历三大征”的辉煌，却留下“万历怠政”的恶名，背上“明亡于万历”的黑锅；死后到了地下也不得安宁，他的陵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掘，是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掘的唯一帝王陵；他还“有幸”赶上了“**燃烧的岁月”，遗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阶级敌人的代表，被一把火烧成灰烬，这与被他开棺戮尸的张居正可谓殊途同归，张老师如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万历虽然倒楣，但并不是昏君，和历史上大多数帝王一样，有功有过，极其普通，跟“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以及“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那几位没法比，但和“此间乐不思蜀”“食肉糜饿不死”那几位也没法比。在满清和东林党的因素作用下，历史对他的负面评价，可能言过其实，尤其是“明亡于万历”这口大黑锅，确是他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明朝亡于万历，这己是史界定论，大众共识，然而高度一致是不正常的，有分歧才是正常的。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认为明亡于万历，主要由于三点原因：一是万历怠政；二是党争兴起；二是建州女真难于万历末年，最终取代了明朝。

这些理由看上去言之凿凿，但只考虑了“质”的因素，没有考虑“量”的因素，忽略了量变到质变的道理，这是当前历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往往过于注重定性分析，没有定量分析。

万历朝虽然出现了问题，但这些问题从量上看，离亡国还有十万八千里，远不足以亡国，如果后人处理得当，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万历还有可能凭借“三大征”成为一代英主，问题是后人处理不当，这些问题就成了问题，也使得万历与亡国挂上了钩，而被万历处理过的东林党人残余势力，干脆把屎盆子全扣在万历头上，让他遗臭万历（年）。

相对而言，明英宗时期生的土木堡之变，危机要严重得多，英宗本人被俘，北京城被围攻，但由于继任者处理得当，明朝没有亡于鞑靼，英宗不仅因此成功避免了“明亡于英宗”的怨咒，他的一些政绩反而为人们所称道，比如废除殉葬，释放建庶人等等。这样一比，“明亡于万历”之说就显得很不公平，有事后诸葛亮之嫌。

这是其一。

其二，万历朝出现的这三个问题责任也不能完全由万历来负。

先是女真人的问题。建州女真于万历末期难，并在萨尔浒打败了四路明军。然而许多问题的产生都是长期积累，一朝生的，不能简单认为哪个朝代出了问题，哪个朝代就负完全的责任。女真人的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明朝初年就开始引入并扶持女真人来对付蒙古人，为的是弥补明朝初年军事力量的不足，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女真人经过不断的迁移，在明代中期定居在辽东以北地区，明政府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遏制，女真人经过几十年的展，到万历朝己经进入成熟期，出现问题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我们要看到，终明一朝，边患问题始终存在，蒙古人的危胁比女真人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危害更大，女真人的问题并不比蒙古问题更难解决。萨尔浒之败也不是问题，万历三大征也都是先败后胜，问题是——万历死了，他没有时间去解决女真问题，这不是他的责任。如果假以时日，万历三大征将会改写为万历四大征。虽然万历留下了建州女真的问题，但是离亡国还很遥远，后世仍有机会解决。后世没有能力解决，这只能由他们自己来负责。况且明朝亡于内乱，建州女真不过是坐收渔人之利而己。

其次是党争的问题。这与明代初年制定的言官制度有密切关系，并受到明代官场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影响，问题端于东林党的成立。东林党的成立导致政治生态失衡，引连索反应，引起了朝臣们的争斗。万历对于党争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并基本正确，党争是可以控制的，因此也不是亡国的理由。

由于万历的继任者们没有处理好这两个问题，使得这两个问题与亡国有一定的关系，但责任主要不应由万历来负，女真和党争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作详细的介绍，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万历怠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