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生产大楼下高大的泡桐树上，两只痛失幼鸟的大灰喜鹊，焦急地围着鸟窝上窜下跳、出嘶哑的尖叫声，甚至失控地飞下来袭击路人……那场面令好多人围观并唏嘘不已

泡桐树下的马路上，一只毛戎戎的小喜鹊，不知被谁踩死了，另一只**也被捡走了。据说，两只小喜鹊是在学飞行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的……随后，两只大喜鹊赶来哀鸣不已，并不时对靠近幼鸟尸体的行人拉屎，叫嚷声嘶哑又凄惨，它甚至冲下来抓啄路人。有好心人怜惜地把幼鸟尸体掩埋了，两只大喜鹊却继续在周围翩飞盘旋，哀鸣声不绝于耳，叫得人心紧，厂区笼罩在哀怨的气氛当中。

上午，厂纪委进行抓赌人员的分组时，吴阳坚决不愿去和尚庙。他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住在和尚庙的，我就该回避哟。吴阳主要是怕与金元庆遭遇上，他心头清楚，金元庆他们那一伙人，是查抄重点。

“资产阶级恶习！”

修回潮！”

“歪风邪气！”

“其实，大家都有数，”姜守业说，“打麻将的主要是上海人，而且，主要还是中层干部或老师父。”他轻轻拍了拍李玉堂和郝长贵，“我们也是上海人，我们并不回避嘛。抓赌不是要整人，是在关心他们。”

“上海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大染缸嘛。”

“瞎讲，上海还是工人阶级的摇篮、**的诞生地呢。”

“莫扯野白了，”吴阳调侃道，“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立统一，谁也离不了谁。”

纪委副书记陈太良恶狠狠地说：“只要拿出整顿私烧电炉的劲头，就没有治不了的赌。烧电炉的罚到翻三番的时候，终于刹住了嘛。”

“打麻将与烧电炉不一样，”组织科长郝长贵说，“打麻将并不损害公家利益。他们好像就只是输赢一支香烟。”

“输了巴胡子、钻桌子甚至披蓑衣都行嘛，啷个要输香烟嘛？”

“香烟也不行嘛，”张大国说，“只要是财物的输赢，都叫赌博。香烟也是财物嘛。”张大国是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吴阳却小声嘀咕：“像抓作风问题一样，禁欲终究是禁不住的。”

张大国厉声斥责：“小青年懂个啥！”

“要抓到现行很难，就算是有香烟摆在桌面上，他们也会说是自己抽的。”

“就不说赌与不赌，打麻将本来就是不允许的。”

“抓打麻将好办嘛，把麻将收缴了不就行了，缴了他们就再也买不到了。”

姜守业手一挥：“说得对，反正不准打麻将，麻将一律收缴上来。”

“重点在和尚庙，”熊中武说，“反正我跟你们走。抓中层干部，必须由厂级领导出面。”

最后，吴阳分在与张大国、李玉堂、陈太良一个组，负责排查二号、三号单身楼。

不满食堂肉类涨价，大家牢骚；一些工人把椅子的钢管靠背摔得“咣当、咣当有人在买饭的窗口起哄，“叮当、叮当”地敲饭碗……

粉蒸羊肉涨到了两角，方块肉涨到了二角五，黄花肉丝涨到了三角，只有洋芋丝、冬瓜之类的素菜没有涨，仍然是五分。行政科解释说，肉类在一年前物价普遍上涨的时候就涨价了，已经卖到了七角几、八角。就连鸡蛋都从七、八分涨到了一角一，什么东西没有涨价哟？这些情况人人都清楚，就是不愿个人来承受。过去的一年，大食堂吃的是冷冻库里的肉，当时买成六角七分。冷冻库能够装十多万斤肉，抵挡了一年。

饭菜吃下去，牢骚出来，各种绯闻趣事也在这儿酵和扩散，就显得闹闹嚷嚷的。有时候惹出了是非，还要吵架、拍桌子，日娘道*在中午不准喝酒，大家基本上还算有节制。

吴阳的午饭没有吃安稳，一对农民夫妇，要进厂里来找保卫科。二道门的黄万从，专门跑来请示，问放不放进来。食堂里已经冷冷清清了，吴阳就让他把两个农民带到食堂里来，吃过饭他还要去张长有那儿一趟。

两个农民的态度蛮好，但意思很执着，他们要求工厂赔偿损失。昨天晚上，一群盗儿从工厂的围墙跳出去时，踩坏了他家的庄稼。红苕地毁了一大片，包谷苗也踏死了不少。

“你们找厂里赔，”吴阳说，“工厂的损失找谁赔？”

那个女人说：“工厂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反正我们的庄稼损失是工厂造成的。”

“啷个说是工厂造成的呢？”

“那些盗儿是从工厂里跳出来的，是你们的人把他们撵出来的。”

“工厂保卫自己的财产天经地义嘛，这是国家财产。工厂并没有伤害你家的庄稼地，与我们没得关系。”

“啷个没得关系呢？”那个男的急了，“你们工厂如果不修建在这儿，盗儿就不会来偷。”

“未必工厂建在这儿是个错误？国家的工厂，想在哪儿建就在哪儿建，这你们管不了。”

“建在这儿可以，但不能给我们造成损失嘛。”

吴阳不屑于扯这些闲蛋：“道理很简单，冤有头债有主，谁损坏东西谁赔，与工厂没得关系。”

两个食堂清洁工开始打扫卫生，她们一边擦桌子一边听这边的争执。

“你们工厂啷个不讲理呢？”那个女人急躁起来，“明明就是从厂里头跳出来的盗儿嘛。”

“如果这样说，那我就要较真了。”吴阳说，“第一，你们并没有亲眼看到盗儿从厂里跳出去，就算看到了，既然有人损坏你家的庄稼，为什么不去抓他们？第二，如果说，从厂里跳出去的就该厂里赔，那么，他们经过你家的地头爬进厂的，你家的地是盗儿的跳板，厂里的损失你们赔不赔？”

夫妻俩一时语塞。并不是来瞎胡闹的，其实他们蛮真诚。

“算了，你们也不要扯了，”吴阳心平气和地说，“你们算是遭受了误伤，就算是天灾吧。”

“刚刚搞了承包，我们就认倒霉呀？”

“你们实在不服，就到法院去告，法院说该工厂赔工厂就赔。”

“法院也是听工厂的，我们明明告不赢嘛。”

“谁说法院听工厂的？上次那一块堰塘土地纠纷，法院就是判决工厂输嘛。我们还要划一块土地赔给生产队。”吴阳说着，用手指了指窗子外头猪圈那一片地，“就是那一块地，要赔出来，害得我们猪也养不成了。”

“不过，这次你们不要打官司了，跟去年大水冲坏稻田差不多吧。”吴阳说，“去年那场大雨，厂里水沟流出去的水把稻田冲坏了，受灾农户要工厂赔偿就告我们，法院根本就不受理，还劝说是天灾，不该工厂赔偿。工厂流出去的水是哪儿来的？山上来的、天上来的，你搬起石头打天哪？”

那个男的不安起来：“那今后的时间还长，那些盗儿经常偷厂里的东西，还得要踩踏我家的庄稼，那儿是个头啊？”

“那就想个长远的办法嘛，”吴阳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容易翻墙的老盗口，你们地头有两棵树，像给别人搭的梯，这次就把树砍了嘛。那两棵树又影响厂里的电线，过去我们电工班叫生产队砍树，生产队不同意砍。现在树是你们私人的了，就砍了嘛。”

歇了一会儿，吴阳看看手表，拍拍**想走了，他说：“就这样吧。回头我叫人把围墙上掏出来的砖缺缺和蹬脚窝子，用水泥抹平。你们也管好自己的田地，莫让别人去踩踏。”他给男人递了一只香烟，并给他点上火：“回去把包谷苗补上，还来得及。”

张长有这个公安特派员，管这么大一个区，就一间屋子，办公和寝室都是这儿，够寒碜的了。一张单人床，一只吃饭的小木方桌，一张办公桌，还有两个大木柜。木柜上放了一口木箱三只纸箱，外加几根长板凳，两只方木凳。面盆是搁在一只破木架上的，墙钉拉一根麻绳搭着洗脸帕……公与私融合在一起的，难得区分开。

“听说你们了《侦查证》，让我看一看。”张长有兴奋地说，“我们统一照了相，还没有下来。”

吴阳掏出那个小红本本递给张长有。封皮上印有“公安人员侦查证”几个金黄色的隶书字。“县局二股给我们办的，你们正规军啷个还晚一些。”

“这下子好了，这才正规嘛。”张长有说，“过去我们办案，主要是靠熟脸嘴儿，大家都认识你，或者靠当地干部给当事人介绍。走远了还得开证明，老是到局里头去开证明，不方便。”他把红本本抚了抚，“这就叫执法依据，依法办事嘛。”

两人寒喧完，张长有踢了踢门角的两只布口袋，“这是从王家垭口铁匠铺查抄来的，一看就是你们厂里的东西。”

吴阳打开布口袋，一袋装的是铜屑铜刨花，一袋装的是铝冒口和砸断的浇口棒。

张长有又递给吴阳几张材料纸，“这是铁匠铺的讯问笔录，你们自己去挖，可能要**来一串的案子。最起码也够行政拘留几个。如果要走判刑的程序，那就要深入挖，材料还要弄完善一些。”

“我想培植两个耳目，”吴阳说，“那个王铁匠我接触了几次，我看控制得住。”

“如果想建耳目，那就另当别论。”张长有建议道，“那你就把王铁匠切割出来，但材料上还得把问题反映清楚，局里也会同意的。你年轻，一时半会儿脱不了手，是得要搞一些基本建设的。”

“这事儿就不说了。”接下来，张长有神秘地关上门，从一只木柜子里取出一摞彩印宣传单，“你看，厂里头有没有捡到这些东西？台湾的空投传单。”

吴阳接过来一看，那些彩色照片的印刷质量非常好福的儿童”，“康乐的老人”，“富裕的社会”等宣传主题，蛊惑煽动人心的。

“我们厂里没得这些东西，”吴阳说，“厂里的面积那么小，摊不上。”接着，他想想不对劲，“台湾的空投，啷个深入到我们这儿来了？西南内地，太远了嘛。”

“估计是空飘，”张长有说，“可能是飘进来的。我们这个区的好多地方都有现。”

它们来自台湾哪！吴阳面对那些彩印图案，感觉新奇。

打麻将，是上海人的老风俗，据说历史渊源蛮深，几乎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就是在“破四旧，立四新”的红色恐怖高压下，上海人仍然有偷偷打麻将的。既然打麻将，就得要来一些小彩头，上海人认为这很正常，并不是赌博。

“文革”过后，私生活自我解禁，麻将是其一。三号楼许文根的房间就是一个麻将窝子。许文根是总工程师，围着他转的，主要是一帮老师父和技术骨干。

晚上，许文根又邀张祖国、张亚中、冉军围了一桌，门窗紧闭，谨慎有余，大家像搞地下活动。为了消音，桌面上铺了几层棉布单。长城拆了又砌，砌了又拆，间或搓洗得哗然有声。秦有根和任典章，坐在许文根和冉军的身旁敲边鼓。

张亚中谙晓麻将经，大家从他口中学到不少窍门。“老板叉麻将包和三台，中风白板碰出，自摸财，杠头开花，和了三元又和四喜，打扑克拿到同花顺子……”

麻将牌每样四张，有了一对，须再凑上一张，方能成副。如果四张牌分执在两家手里，两家皆不肯牺牲拆对，大家不能碰出，迸死在手里，那么这一副牌，就永远和不了。“所以呀，打麻将就有一些格言，”张亚中控制着声音说：“宁拆对子不拆搭，双碰不如一嵌，就是怕与别人对煞。”

笃，”轻轻的敲门声……肖立刚贼一样挤了进来。

麻将牌上雕刻了各种不同的花样，老上海人就给麻将牌取了许多绰号，如九筒叫大麻皮，一筒叫大**，二筒叫眼镜，七索叫乌龟，一索叫命根，五索叫阴门，中风叫蜡烛擀子，西风叫风箱。

“这些绰号，好像都不大雅致，”张祖国一边出牌一边阴声阳气地说，“惟有那四张白板，他们白面无瘢，干干净净。所以，叫了一个‘小白脸’的雅号。”

说起小白脸，许文根的狎侮之气就冒出来了：“鸨儿爱钞，姐儿爱标。小白脸是女人最爱的人物。”

“所以，窑姐儿搞感情走私，就爱偷偷结恩客。”

张亚中接过话头：“老鸨最反对妓女做恩客，但妓女却是没有一个不做恩客的。”

肖立刚忌讳这样的话题，他就默不作声。

秦有根说：“只有小白脸儿，才有做恩客的资格，我们这些老面孔过时喽。”

“不服老哇？”任典章帮冉军丢出一块牌，他慢悠悠地说，“做恩客的只能是少数人嘛。一百三十六张麻将牌中，只有四张小白脸，平均扯起来，每三十四张牌中，才有一张小白脸。按照这个比例，东山厂还剩六七百人，能有多少个小白脸啊？所以就稀罕嘛。”

“稀罕个啥啦？”秦有根说，“东山厂的窑姐儿少，小白脸在厂里头过剩啰。”

“莫瞎讲哦，”许文根纠正道，“东山厂没得窑姐儿，只有姐儿和姘头。”

“这么个鬼地方，哪个男人没得偷香窃玉的心思啊？”

“姘头之间纯粹搞娱乐活动的也有嘛，并不是为了钱，也算是玩儿感情。”

冉军附和道：“就是嘛、就是嘛，张富根和顾淑梅就是那样的。”

“古家场上的女人没有不要钱的，有品味的窑姐儿也不多，倒是野鸡、破鞋不少，破烂货。”

“东山厂的小白脸，在古家这一带，蛮吃香的呢。”

张亚中说：“恩客多了，在白板对煞的时候，窑姐儿难免就要轧扁头咧，恨不能将**分裂出化身，去应付所有的小白脸。”

“有经验的窑姐儿，决不怕白板对煞。”任典章说，“有时候操作运筹得当，把四张白板完全抓在手里，组成一个‘暗杠’，通宵达旦，辣辣叫，能够把暗杠敷衍得头头是道哦。”

许文根拍出一张牌就需要手腕啰，要是玩得一个不得法，有哪儿没搁平，也许要吃人家一副辣子。”

笃，”又有轻轻的敲门声。

门刚刚眯开一条缝，张大国、陈太良一帮子人一拥就进来了，屋里顿时弥漫着一股杀气。吴阳手头拎着两副先前收缴的麻将牌，麻将牌都是用桌布裹着的。

顿时形成了双方的对立，一方如坐针毡，一方大义凛然。

李玉堂先用上海话与他们咕哝了几句，许文根沉着地说：“没有赌博，就只是打打牌。”他依旧端坐着，面色凝重，悠然点上一支香烟。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赌博，”冉军小心地站起来说，“大家都是抽自己的烟。”

“就算是没有赌博，打麻将也不行！”张大国声色俱厉。

“那我们干啥嘛！”许文根拍案而起，“这个山沟沟里头，能够干什么嘛？”

“能够干的事情多嘛！非打麻将不可？”陈太良也拍了桌子。

“工人阶级不能干这个。”

许文根吼叫起来：“你们简直是在瞎乌搞！工人阶级该干啥？不准打麻将，哪儿的王法？不让赌，那我们就去偷鸡摸狗？”

李玉堂看见越说越僵，他就善意地拉了拉许文根的袖头，劝他要自律，尊重组织上的意见。

“自娱自乐哪儿不行嘛？”许文根忿然作色，“打麻将总比**好嘛。那么多轧姘头的，你们为啥不去抓？”

喂，注意你的身份啊，这儿中干骨干一大帮，”张大国平静又揶揄地说，“除了日嫖夜赌，你们就做不来正经事啊？”

许文根气急败坏，他把香烟捏碎，扬手狠狠往地下一摔，火星飞扬，“这么个鬼地方，除了日嫖夜赌，还能干啥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