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说大学毕业后的事。”说着，石云面对面坐在我的腿上，一连赏给了我几个香吻。

我把她紧抱在怀里，“可以呀！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快说。”“就这么坐在我的怀里。”

“这求人呀，就是不容易，算了，从了你吧！”石云嗔怪着。

“我上大学时还没有文凭热，铁路系统想培养一批干部。在自己管的大学，如西南交大、兰州铁道学院等院校，开办了干部专修班。

“大学提出要求，要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于是就在入学前，举行全路统考，设定分数线，择优录取。

“结果头一年我们局派了不少人去报考，一个也没考上。我们局长觉得很丢脸，就下令抽一批老高中，到我们自己的工程学校去补习高中课程。一查档案，我是老高中，就被选中。

“我当时孩子太小，老伴儿在劳动人事部工作又很忙，不愿去。就找组织部，说我这个老高中是徒有虚名，只读了一年就开始那场运动了。组织部说，名已报到了局，局长说了，不去就地免职。自己这个小官虽然不是花钱买的，但混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也不容易，就捏着鼻子去工程学校去报到。

“我们这个补习班七八十人，入补习班摸底考试，我数学才得了八分。

“局里很重视，找的都是高中把关老师。既来之则安之，我学习还是很努力的。学了一段时间后，老师说我们这几十号人，打包票能考上的七人，其中就有我。

“那一年，准备办三个班，其中西南交大一个班，兰州铁道学院两个班。报考时，报西南交大的都有背景，如有个好老爸之类的。我没什么关系，就只能报考兰州铁道学院了。

“考试第一门是数学，我就闹了个大笑话。”

“什么大笑话？”石云问。她在我身上动了动，手早就不老实了，搞得我心里痒痒的。

“答题的时候，我先答了前面。答完前面我像翻书一样，翻到了后面，也就是第四页。一看没几道题，这一页有一半空白，就以为就这些题了。很快答完了，觉得这也太简单了。时间还没过半。反复的检查，也没找到什么错，觉得应该能得九十分以上。”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和怀里的石云温存了一会儿。

石云说她总坐在我腿上，问我是不是很累？我说这不是劳动而是享受。石云说算了，还是去床上躺着方便，我们就躺到了床上。

石云钻到我怀里，手又不老实，我的手当然也没闲着。我对着她耳朵小声说，自己很想。石云说这人哪，总是得寸进尺，既然正求着人家，没办法，那就来吧。

我以为办完正事就一岔打过去了，没想到石云还紧盯着不放，气喘吁吁的就开始催我。

“考试结束了，我们都要站起来，把试卷翻过来背面朝上，第三页才看到，我才发现自己还有那么多题没答。题都很简单，就是三角横等式证明之类的。我当时能做的，就是算一下分，粗略一算没答的题要占五十多分。也就是说，我答了的就算全对，也只能得四十多分。”

“怎么这样马虎？”

“就是呀？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肯定考不上了。别人都往出走了，我还站在那发呆。

“身后和我一个单位一起来的一个兄弟，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是我们的呼兰老乡，比我小总叫我哥，‘哥，怎么了？’

“我指了指考卷说，半张卷子没答。他看了看说，走吧，看也白看，拉着我一起出了考场。

“我数学半张考卷没答的事，很快传开。虽然自己知道，考上的希望很渺茫。但接下来的考试我不但没放弃，而且加倍用心，等发表成绩后我总分还超出了分数线几十分。

“而我们一起补习的，真就考上了七个，就是老师打包票的七人。

“我们本来是准备开三个班，但够分数线的好容易凑起一个班。我们部想降低分数线，学校不干。结果取消了兰州铁道学院的两个班，我们都去了西南交大。

“第二年组织考试的时，有一个人答错了二道题。大呼完了，不想参加后来的考试了。带队的和我们考试带队是一个人。他说：去年李玉秀半张卷子没答都考上了，你这点事根本不是事。你看，我还成典型了？”

“我算看明白了，你是不管干什么都要与众不同，是不是？”

“当然不是，吃饱撑的半张卷子不答。辛辛苦苦补习了那么长时间，要是不会也就算了。如果因为这样的失误，没考上多亏呀？不过，我要是都答了，到可能创造奇迹。”

“创造什么奇迹？”

“弄得好说不定成了那一年的我们那一块的高考状元。”

“是吗？”

“好像是，我听说过我们那次考试最高分是多少。我曾经算过，我要是都答了分应该高于那个分。”

“你用多长时间完成的高中文化补习？”石云问。

“好像不到三个月。”我答。

“和你一起考上的几个人，他们的程度如何？”石云又问。

“除了老高三就是新高三。”我答。

“那就是说只有你一个是高一程度？”石云接着问。

“一点不错。”

“用三个月完成全部高中课程，如果不失误，一不留神能成为高考状元，我的宝贝真厉害。”

“是吗，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我好像真的很厉害。”

“这人呀？这毛病算是改不了了，说他胖他就喘，不可救药。”石云又刮起了我的鼻子。

“后来呢？”石云今天看来是没完没了了。

没办法，惹谁也不敢惹我们家石云，自己只有奉陪到底。

“校园生活就不说了吧?”我问。

“说毕业后吧。”石云点了点头。

“我回到单位正赶上整党，当了将近半年的整党联络员。那时候文凭已经很热了，干部提拔一般得有学历。没文凭的，都在千方百计的搞文凭。我无心插柳，反到先行一步有了文凭。

整党结束后，你知道的，我算是破格被提拔到组织部当部长。”

“在组织部当部长，一定有精彩故事吧?”石云问。

“在组织部，有没有精彩故事？让我想想。”我想了一下，还真想起一个，于是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我刚到组织部工作不久，收到了一个基层干部的申述。说他二十多年前在支部大会同意他入党后，在报上级党委批准时被错误取消入党资格，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党籍。

他姓朱，叫朱鹏程。通过了解和查看相关档案资料，很快搞清了来龙去脉。

朱鹏程一九六三年参加工作后，由于在各方面表现都特别突出。根据他的本人申请，党支部经过一年的培养和考查，一九六五年准备接收他入党，并准备推荐提拔他为工程段的团总支书记。

那时候入党是要对主要的亲属和社会关系派专人进行外调的。

根据他自己填写的资料，他父亲在江苏省政府工作，首先派人到江苏省政府调查他的父亲。

调查人员到江苏省政府后被告之，此人的父亲是高级干部。个人档案是国家机密，不经有关部门同意任何人不能翻阅；只简单提供了一些基本情况。

原来人家的父亲是高干，上大学时就投身革命，是个老革命，这样的人还什么可调查的。

可就在支部大会通过他的入党申请，报上级党委审批的时候，收到一封关于他的匿名举报信。说朱鹏程的母亲是地主分子，家庭出身地主，说朱在申请入党时向组织隐瞒了这些问题。

按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派人一调查，举报的问题完全属实，上级党委也就没有批准朱鹏程入党。党没有入成，当团总支书记的事也自然泡汤。

他父亲是老革命、是高级干部是真的。他家庭出身地主，母亲是地主分子也是事实。

怎么回事呢？原来他父亲上大学时就加入党组织，积极投身革命，解放后当了高级干部。那时候时兴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他父亲也一样，自由恋爱重新结婚建立了家庭。

而他母亲在他父亲出外参加革命后，自己担负起家庭重担，担负起照顾老人和抚养子女的担子。解放后老人都过世，男人出去革命了，子女还小。一个地主成分的家庭，总得有个地主分子，她母亲当仁不让的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

听起来无论多荒诞离奇，可这确是那个年代真实发生的故事。是谁写的举报信呢？原来是和他同村的伙伴。他们一起出来参加工作，他们都各方面都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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