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前几年在天涯看过的一个帖子尽管有所讹误但是做个参考吧作者貌似是天涯煮酒论史的版主。我始终认为不带着太过浓烈的倾向性和大是大非去读历史其实是种享受。
[蒙古问题]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内外蒙古分离运动分析
国破山河碎——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内外蒙古分离运动分析
作者：班布尔汗
外蒙古在清末民初独立于中国之外至今为很多人所扼腕。时至今日那片土地早已成为世界所承认的蒙古共和国所谓一些“收复失地”的言论都成为无稽之谈。但是外蒙古的独立以及因为其独立而引的内蒙古数十年未能平息的独立和自治运动却并不是随着那段历史逐渐尘封而为人们所淡忘可若要说起来又很难说得清楚其中所涌现的一系列人物也都是那么面目模糊。专家学者们有着大量的论述而我们这些民间的历史爱好者却往往都在“体制之外”难窥堂奥有必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去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在那衰乱之世所生的扑朔迷离的事情。
而要谈论这一问题先要把我们教科书所灌输的一个理论扔到一边那便是“自古以来”论。因为如果这个论调不排除很多问题便说不清楚什么都是“自古以来”便是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冲突？“自古以来”说法实在是自欺欺人。人类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变化一个国家的疆域民族构成往往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何来“自古以来”？
大唐王朝灭亡之后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动乱虽然有宋朝的建立号称“统一”但中原皇帝再也没有能够成为“天可汗”。虽是“天朝”却被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一直占着燕云十六州后来又被西夏占去了灵州、西凉府等地。等到金国崛起更是完全失去了江北土地。所以说从唐朝灭亡的公元9o7年到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中国才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也就是元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这个“大一统”却是远历代。先一直与中原王朝征战不断北方草原完全纳入实际统治之下然后是吐藩也就是西藏在被招降后由王朝直接管辖还有今天的东北、云南地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全被中原王朝所控制而不再是以“称臣纳贡”作为依附而实际保持独立的渤海国、南诏国或大理国。
但是元朝的统治者们却没有能够守好这份家业短短98年之后随着元顺帝北逃明王朝建立中国的版图再一次经过了一次洗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多次北伐打击北元政权和以后的蒙古可汗但却固执的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内外蒙古可以说成为了明帝国的“敌国”领土问题就成了空穴来风。
而新疆元朝时就是兄弟国家的察合台汗国其时仍然如此。西藏由完全服从统治又回归到了称臣纳贡的独立状态这还包括幅员辽阔的青海。除了汉人王朝的固有领土之外元朝扩充时扩充的领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图内的只剩下辽东和云南。
可以说元朝的家业明朝并没有很好继承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帝国也灭亡了灭亡他的是清朝。一个被现代人普遍唾骂的朝代。但是如果没有清朝的建立让明朝如李氏朝鲜那样延续5oo多年那么现代人对于内外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的领土就压根不会有什么“自古以来”的底气。可以说清朝的皇帝们不但接受了明朝的“祖宗之地”还把明朝所放弃的东西全盘收了回来甚至元朝没有弄到手的东西也囊括到自己的腰包里并且通过自己近3oo年的稳固统治使这些家当深深的打上了中国印记。
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不遗余力的打击蒙古汗国的林丹汗使其败死青海将内蒙古完全纳入版图。顺治时期清朝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明朝和农民军的残余势力。到了康熙时代在消灭三藩之后他收回了台湾并通过击退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胜利将喀尔喀蒙古也就是现在的外蒙古纳入到直接统治之下。直到乾隆中期称雄中亚的准噶尔汗国灰飞烟灭新疆、青海被牢牢的攥在了手心里至于西藏驻藏大臣的出现终清朝一世没有人怀疑西藏不是“大清”的领土。
说这些不得不说的废话就是要表明所谓“自古以来”还是从清朝说起才有说服力才能有个基础来论述内外**立运动的前因后果。
清朝对外蒙古地区的征服及外蒙古的独立
清廷对于内、外蒙古的态度并不一样内蒙古诸王公因为是“从龙入关”的功臣所以最被信任与清廷联姻也极多所以清廷对于内蒙古的管理基本上是“自治”。而外蒙古诸王公对抗清朝征服时间长归附的时间晚而其后又有反复所以并不被十分信任虽也封官予爵但还要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立办事大臣以为监督。这就和西藏的情形大同小异。
清朝虽然稳固的统治了这个多民族国家2oo多年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完全平等都是国家的主人。虽然民族不同但都有共同的国家观念。而清朝满族无疑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家长汉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内蒙古的蒙古族是家长最重要的亲戚享有和家长一样的尊贵；藏族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与清廷是“供施关系”是清廷养活和尊敬的僧人；而比较尴尬的便是外蒙古他们与内蒙古同宗同源但却享受不到内蒙古在清朝皇族中的地位。如果说内蒙古是十分认同清朝可以和满人共同分享家长的权势和荣光那么外蒙古便是被清朝牢牢控制而又很是疏远的“远亲”。
这样的构成表面上相得益彰实则要有强大的武力形成的威权作为后盾在出现重大的变故家长无力在维持这种关系的时候便会有“树倒猢狲散”的危机。清朝衰落之后汉人的革命党喊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藏人开始驱逐清朝驻军外蒙古的独立活动也就风起云涌了。因为外蒙古对于清朝的反抗在蒙古人中除了西蒙古的准噶尔人之外是最为顽强的。准噶尔人几乎被清朝屠戮殆尽那么外蒙古的“内附”又是如何的呢？
清朝对于外蒙古的征服和控制可说一波三折。
在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之后又不停的向漠北蒙古也就是喀尔喀蒙古渗透自己的势力。面对清朝强大的压力原本混战不休的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不得不考虑联合。于是在164o年喀尔喀蒙古三部汗王与漠西卫拉特蒙古诸位领共26名贵族举行了会盟制定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法典》明晰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调整了蒙古各部的关系从新整合了力量共同应对清朝的征服。在这次会盟之后喀尔喀汗王们策动了内蒙古的滕吉斯对于清朝的叛乱并亲自率兵支援。但在清朝的强力反击之下滕吉斯被镇压喀尔喀派出的援军也遭到惨败。随后喀尔喀诸汗王对于清朝表示了妥协和退让与之保持了3o多年的和平状态。
到1686年喀尔喀诸部生内讧直接导致了准噶尔汗国的入侵诸部汗王和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纷纷南逃到内蒙古境内寻求清朝保护。清朝康熙皇帝亲率大军迎战准噶尔军并大败之。借着这次胜利的余威康熙皇帝在1691年于多伦诺尔与喀尔喀各王公会盟这标志着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正式服从了清朝的统治。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清朝降伏了外蒙古将其作为征服准噶尔汗国的前哨站。外蒙古诸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承担了清朝征服战争的种种义务。据喀尔喀蒙古文档案记载在1715年至1735年（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十三年）清朝从喀尔喀四部征调骟马二十三万匹骡马五万三千匹骆驼约十万峰牛四千头绵羊两百万只毡子三万块。这是实物征调还有繁重的徭役在阿尔泰台、塞尔乌苏——乌里雅苏台、塞尔乌苏——恰克图的驿站都要令喀尔喀兵供役在喀尔喀边境上还设有许多哨所和卡伦。吐谢图汗部共设28座卡伦赛因诺颜部和扎萨克图汗部共设19座卡伦在喀尔喀西端还设立26座卡伦都要派遣喀尔喀兵驻守而各王公还要为这些卡伦供应一切军需物资至于清朝军队的物资运输也完全由喀尔喀人负担。
这样的竭泽而渔使得喀尔喀蒙古不堪负重牧民大量破产“过度的征集大量骆驼、马匹和绵羊除了那些两岁的儿马和母马外最后把牧民所剩下的全部马匹都烙上汗的印记登记了”“无限制的勒索带来了兀鲁斯人民的破产。”（《蒙古近代史纲》）。于是成群的人逃到俄罗斯避难。据俄国档案记载173o年有2o91帐蒙古人赶着521o峰骆驼68465匹马14962头牛和13161o只羊逃到俄国境内。原因是“在此之前他们向中国皇帝以牲畜纳贡。自从洪台吉（指噶尔丹策零）的战争开始之后繁杂的赋税多了起来。最后为了移居洪台吉地方受蒙古将军和王的命令一个不留的同妻子儿女一同参加征战洪台吉的军队。”（赛切夫斯基《中国边界历史笔记》）另据记载1734年有喀尔喀人935帐逃到尼布楚地区俄国地方当局将他们用武力遣返。但不久又有54o帐逃入俄境经遣返后又有227帐第三次逃到俄国境内。俄国是喀尔喀蒙古人曾经英勇抵抗过的侵略者现在却成了他们避难的港湾。可想而知受到的压迫剥削何等严重。
这样的剥削使得喀尔喀蒙古人对于清朝的不满日益高涨而1755年冬又生了白灾和瘟疫对于卡尔喀蒙古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多事之秋清朝乾隆皇帝杀死了因为疏忽而放走准噶尔领阿穆尔萨纳的扎萨克亲王额璘沁额璘沁是喀尔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二世的哥哥。他的被杀引起了诸王公的普遍愤怒这就引起了1756年的“撤驿之变”。
撤驿之变是以撤驿站、弃哨探为形式的反清斗争。它的起人青衮扎布是喀尔喀蒙古很有名望的贵族他与阿穆尔萨纳交好因此在看到额璘沁被杀后为求自保起了反叛之心。虽然是出自私心但因为正好与喀尔喀人不满清朝的情绪相契合因此引起了相当大的动乱各地牧民纷纷举行暴动撤驿弃哨袭击清军并对平素依靠官府势力放高利贷进行勒索的汉商进行打击清朝在漠北的驿站全部瘫痪。但是青衮扎布没有利用牧民的反抗情绪仅仅想联络上层王公。而上层王公又不敢对清朝彻底翻脸撤驿之变仅维持了数月便彻底失败。青衮扎布父子被杀追随者遭到残酷镇压。
这次事件使得清廷对喀尔喀蒙古加强了警惕从而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
先是设置了驻库伦办事大臣直接对中央负责管理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哲布尊丹巴活佛属民的所有事务将土谢图汗、车臣汗和哲布尊丹巴活佛这些在喀尔喀蒙古有着崇高威望和号召力的贵族架空处于绝对控制之下。
其次收回了策凌家族的特权改革了定边左副将军制度。策凌家族对清朝平定准噶尔立有大功策凌被封为勇襄亲王并被任命为定边左副将军全面负责喀尔喀军政事务。策凌死后清廷对其子成衮扎布的继承其位几经变化但因为喀尔喀内部尚未稳定而没有最终收回他的权力。成衮扎布死后其弟车布登扎布袭位这时喀尔喀已经稳定便以“强占游牧”的罪名免除了他的将军职务派内蒙古喀喇沁王公瑚图灵阿担任。到乾隆四十五年则开始委派八旗出身的大臣担任此职。定边左副将军职务由清朝直接委派大臣担任标志着外蒙古的军政清朝从间接管辖转为直接管辖。
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于在喀尔喀蒙古人中有着崇高威望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转世系统的操纵。一世和二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都是在喀尔喀贵族土谢图汗家族中转世从三世开始清朝操纵必须在藏人中转世并成为定制。活佛系统和喀尔喀贵族上层的血缘联系被切断。
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稳定外蒙古地区的统治无疑十分有利。但加重了外蒙古贵族和普通牧民对于清廷的不满。这些不满在清朝如日中天的时候至多会出现一些牢骚一些小的冲突但在清朝大厦将倾的时候便星火燎原一般汇集成分离运动的大火。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原本看成是樊篱的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蒙古地区的局势也愈加混乱、复杂日、俄等国的势力逐渐深入其中。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时两国相互承诺“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这个条约仅仅是俄日两国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对于外蒙古地区的觊觎是从来毫不掩饰的频频利用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和外蒙古诸王公的矛盾积极策划外蒙古从中国分离。
俄国所进行的策划最为主要的借口便是清朝当局对于在漠北蒙古人中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不尊重。这倒也不完全是捏造自184o年以后哲布尊丹巴八世没有一次被清廷召见而在他之前的五十年历任哲布尊丹巴活佛没有受过一次朝廷的褒奖。朝廷的态度也影响了驻库伦办事大臣对于哲布尊丹巴的态度。1878年新被任命为办事大臣的满人大臣志刚刚一到任便要求废除以往办事大臣谒见哲布尊丹巴时的叩拜礼并要求哲布尊丹巴站立起来迎接。如果不从便要上奏朝廷让朝廷来解决。几经交涉志刚终于同意哲布尊丹巴不用起身迎接但也从此免除了叩拜之礼。以后的办事大臣也都遵循此例。
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感觉无足轻重但对于当时的外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简直是不可忍受而对于哲布尊丹巴自己也视之为耻辱。
基于以上的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前夜有18名蒙古王公在库伦附近的博克多乌拉山中举行秘密会议所通过的向哲布尊丹巴八世递送的呈文内容了：
‘我们的确再不能忍受满清办事大臣和官员们的贪欲以他们对我国权利的掠夺了。虽然努力争取独立和保护我们的黄教与国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要独立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将派特使去我们的北方邻邦俄国并以友好的方式阐述这些事实请求它考虑给我们援助。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已被任命为特使。‘（希.散达格《蒙古政治外交》第1卷第244页1971年乌兰巴托版）
这个呈文明白的说明要“争取独立”原因是清朝对外蒙古“权力的掠夺”和要“保护我们的黄教”。
而在独立政府向内蒙古王公出的第一次《檄文》中也说：“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维”
在第二次《檄文》中又说：“现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土。凡交界关卡之处须不时细心巡查免贻祸患。相应飞咨喀尔喀连界之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等及阿拉善王查照传饬所属各旗传谕各游蒙各沙毕奴仆等如何定居？黄教如何扶持？各情形具闻当奉法旨。非图独立继难生存。”（《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
强调的也是“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黄教如何扶持”的问题。
这与1913年1o月1o日西藏地方政府驱逐清朝驻军后由噶厦政府签署的一份表明西藏立场的文件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
“满族皇帝与保护神五世**喇嘛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师徒试的关系。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目的即是为今世和来世积德他们帮助和优荣历代**喇嘛礼通各寺院的喇嘛。这样的情谊使两个国家像同一个国家的兄弟一样团结起来。西藏人并不在意他们与中国的边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所有的行为都是对西藏友好的。然而中国皇帝逐渐丧失了对佛教的信仰对珍贵的保护神**喇嘛也不大尊敬了。后来中国驻藏大臣及他的下属官员和军队对珍贵的**喇嘛就谈不上尊敬了。……西藏人民终于彻底绝望了不得不起而反抗并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由敦尔喀驻藏官居间调停停战缔结媾和条约规定中国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从海路返回中国。……”
清朝皇帝把信仰黄教的蒙古人和藏人分成四大教区前藏、后藏、内蒙古和外蒙古在雍正时正式确定分别由**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执掌并规定不分高低各掌其事。上面引用的外蒙和西藏两份文件都是举出清廷对于荒郊大活佛的不尊重失去了这些地方黄教信徒的信任从而引了分离运动。
诚然这些放在表面上的原因还可以看成是“借口”但对于外蒙古的王公和人民来说却是再充分不过的。西藏的分离与英国的努力分不开而外蒙古的分离也与俄国的努力分不开。
1911年７月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的外蒙古王公以会盟为名在库纶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外**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的代表团密往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7月3o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阿.**夫《沙俄与蒙古》见《红档》杂志第6卷1929年第37期）的信件去俄国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皇政府于８月1７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1911年1o月1o日武昌起义爆。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o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奏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任命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共设外务、内务、财政、兵、刑五部。各部大臣如下：
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财政大臣：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苏伦；刑部大臣：那木萨赖。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别被任命为内务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1912年5月库伦独立军5ooo余人由海山和丹必占灿喇嘛带领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有守军3oo余人。科布多守军与外蒙古军队奋战几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
至此外**立政权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外蒙古诸王公在这个时候也许以为大功告成但他们忘了一个弱小民族的命运在这个时代是不会属于他们自己的。
帮助藏人获得实际独立的英国人不主张西藏真正的“独立”因为怕引起俄国的介入造成国际纠纷；而俄国也不愿意外**立因为怕和日本形成紧张局势。所以西藏是实现了保持驱逐清朝驻军和大臣的自治而外蒙古也不得不在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八世成为“日光皇帝”后退回到承认中国宗主身份的自治。
1912年年９月３日俄国外交部指派俄国驻华公使廓索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单独订约。同年11月３日在俄国挟持下外蒙古当局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协约》和《专条》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该地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协约》第1条称：“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在《协约》谈判过程中蒙古大臣达喇嘛等曾不只一次提出不同意见强烈要求《协约》中载明外蒙古为独立国并要将内蒙古纳入大蒙古国但俄方代表始终坚持“目前还不能提出**立问题只能提出内部自治问题”。结果是外蒙古当局不得不屈从俄国的意志按照俄方起草的草案签订了《协约》和《专条》。
1915年6月7日中俄代表及外蒙当局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中俄蒙协约》凡22条要点为：一“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三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之中俄6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四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俄蒙协约》使俄国几年来通过《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所获得的在外蒙古的特权以中俄蒙三方条约的形式从法律上巩固下来。通过此约俄国没有支持外蒙古王公建立独立国的要求而是按其既定方针将外蒙古成功地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再往下的路西藏和外蒙古则分道扬镳了。西藏在清朝灭亡后一直保持着独立状态但仍要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最后随着1949年中国出现了百余年来第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宣告了“喇嘛王国的覆灭”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之内而且遭到了以往所有朝代都没有过的彻底的统治。而外蒙古虽然在1917年被北洋政府派兵强行结束了自治但却在新兴的苏联的支持下实现了独立先是君主立宪后来干脆成为共和国。这时候的外**立运动虽然是两个**员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所领导但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不再是以宗教作为独立的号召而是要建立“蒙古人自己的国家”。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百年来中国第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有有着分离倾向的地区都施加铁拳予以收回它不再惧怕英美等西方国家所以西藏的靠山是靠不住的。而它却不得不服从于苏联老大哥外蒙古的靠山稳固如初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在后。可谓回天无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外蒙古在成为了苏联保护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后仅仅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有自己的政府但总理任命得由苏联说了算有自己的军队但完全听命于苏联。开国领袖苏赫巴特尔就是因为民族精神过于突出而在国家成立仅一年后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医院。苏联时代蒙古有十位总理因为反对苏联的政策而被杀害。原有文字被废除改为俄文字母拼写。原来要求独立而保护的黄教也遭到了灭是“改天换地”。若按笔者自己的观点外蒙古的独立因该从199o年苏联解体开始在这之前只是从中国版图进入到苏联版图。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可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损失了广大的领土还表现在外蒙古想要在清朝衰落时获得自己独立不同阶层的人物都为之努力。但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这些可称作本民族英雄的人不过是大国的牵线木偶。经过一场场血与火的浩劫也只是获得了换个环境重复自己曾经的遭遇而已。
能够建造如此城墙（长城）的人民必有其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那么逼使建造这一城墙的人民就有着至少是同样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
内蒙古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对于同宗同源的内蒙古不能不产生影响。但因为内外蒙古在清朝时处境不同环境不同因此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更为复杂。
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
而在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184o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武昌起义爆后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o月24日先在京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
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o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o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o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2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
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
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能够建造如此城墙（长城）的人民必有其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那么逼使建造这一城墙的人民就有着至少是同样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
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原因在于清朝依靠武力将其纳入统治之下后又对其进行了相当的压迫到统治后期又不再尊重自己打当初制定的宗教政策以至于上下离心究其本源仍然没有脱离古老帝国衰落后被征服地区起而反抗的范畴。内蒙古在清末民初的独立运动则是在清王朝覆灭后因为对于新建立的共和政府不信任并受到外蒙古的煽动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当时间进入到2o世纪3o年代内蒙古的格局已经完全在国党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趋于稳定清末民初的情况都不再存在。这个时候的自治和独立运动又是怎么样的？
德穆楚克栋鲁普统称为德王是一个有着极大争议的人物。在清末民初的内**立运动沉寂下去后。他是主张独立和自治最为著名活动也最为频繁的内蒙古王公。由于他的独立和自治活动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爆时进行的也就被戴上了“蒙奸”的帽子。把他的事迹单独列出来解析对于蒙古地区的独立运动的分析有着特别的意义。
德穆楚克栋鲁普孛儿只斤氏公元19o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的父亲那木济勒旺楚克是该旗的郡王。那王去世后19o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
德穆楚克栋鲁普成长时期正好是中国政治局势处于剧烈变化的年代在他9岁时清王朝灭亡。1o岁时日俄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放垦开荒政策在北洋政府时期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在内蒙古划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继而1928年改为行省到处设立垦务局抵制、反抗放垦斗争此起彼落先后有前郭尔罗斯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辈更为浓烈的民族意识也就不奇怪了。
192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oo多人的乌滂守备队。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
193o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o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作为锡副盟长的德王表示了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
由此可见德王这时候的政治理念是蒙古区域自治这并不影响国家稳定相反还是促成共和制度的展。因为现代共和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政保障体系；二是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既然国民政府承诺“五族共和”“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那么五族之一的蒙古族成立区域自治可说理所当然。
在从政过程中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o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南京政府也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但是国民党中央对于何谓“共和”仅仅是一个时髦“领时代之先”的招牌他们更追求的是全国的大一统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下实现中国传统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根本没有领会共和的真谛。何况国民党从创始人孙中山开始便不承认中国为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便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7页）”。而蒋介石更是提出“中国没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既然这样德王等蒙古先进分子创立的“蒙政会”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眼里就成了一个新型的地方军阀。
而作为在华北有着实际利益的军阀傅作义也容不得在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个机关存在。因此对于这个有着地方自治性质的民族自治机关无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还是地方政府都用尽一切手段进行破坏：
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
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
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使得蒙汉矛盾、农牧矛盾越激化。
在成立的一年中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如果仅仅是这样德王只会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夹缝当中谋求政治权力。在他日后被迫与日本合作后屡次向要难逃并对蒋介石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便可说明这一点。
而这时一股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更强大也更危险的力量逼近了西蒙那便是侵华日军。
在德王和傅作义矛盾激化的时候。华北被日本人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这时候的德王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挡住日本入侵让自己的自治运动在中国的框架内得以实现。可是国民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安危并不放在心上。蒙政会副委员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对日本西进很担心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了。
西蒙该何去何从？
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度过难关时众人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
国民政府已经要放弃西蒙了凭借蒙政会和各旗王公武装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日军西进。德王意识到如果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为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或县内蒙古人民的遭遇恐怕更为可悲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办法。再加上蒙政会成立以来生的韩凤林被杀、与傅作义的斗争失败等等遭遇终于使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
德王之“联日”可说是无政府弃地之后的无奈之举但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帮助下实现在自己“自治”或“独立”的侥幸心理。
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而这对于日本方面也是求之不得的结果。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独立的蒙古国”；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为由推拖出兵。田中隆吉无奈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结果全面失败傅作义成了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虽然从地域上看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德王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相、外相、6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感到自己被欺骗、玩弄了。
随着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德王对于日本人的幻想彻底破灭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仍想回归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蒋介石的“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命令对于德王来说皆知是无稽之谈。这时蒙古地区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德王根本是没有“以待将来”的可能。
194o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才得以率属员南下投奔国民政府。南下期间德王把蒋介石曾给他“忍辱负重以图将来”的指示作为依据8月18日在张家口给蒋拍电报祝贺抗战胜利并请允许蒙古高度自治但遭到蒋的拒绝。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是“四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大一统思想更加坚定对于德王的要求自然不屑一顾。在此之后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内部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后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痴心不改”只能是“镜花水月”。从清末开始的内**立和自治运动至此落下了帷幕。
德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占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身上的复杂性和悲剧性色彩要比他的前辈更为突出。他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若是在有着真正共和思想的国家不但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反而是稳定国家达成共和的极为有利的补充。中华民国刚建立之时孙中山还指出“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很符合“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的共和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和“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正好相得益彰。然而孙中山后来抛弃了自己的这些正确观点而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也以建立地方完全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为己任。德王的自治运动注定处于被打压和破坏的地位。而日本入侵德王无奈“附逆”对于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但这实在是国民政府逼出来的。如果国民政府能够有从实际出逐步联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宪政的胸襟支持德王的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已经有着“中国人”概念的德王又怎么谋求“独立的蒙古国”的要求去和日本人与虎谋皮？如果说德王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这并不足为奇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但如果有着平等的民族环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是不会也无法制造出灾难的。
然而一切都是停留在假设和希望之上停留在无力的字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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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关于郭沫若谈外**立
资料的准确性——关于郭沫若谈外**立
不知从何时起网上传贴一篇让人们群起而攻之的据说是郭沫若写的文章：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立？》。这篇东西我只在网上见到过。“文革”前出版的《沫若文集》和“文革”后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文学编）我以前都基本看过不记得有这样的文章。网上各处的转帖有的没有注明出处有的注明该文表在195o年有的注明该文表在195o年人民日报最详细的是注明该文摘自195o年人民日报刊登的郭沫若所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这让我起疑：195o年中国还会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且195o年应当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而不是四周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1945年8月14日由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签订条约时双方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所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照会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生拘束力。”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o月2o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告。”同年8月6日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徐淑希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
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应当说当时**虽然没有执政但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拥护的。**方面举行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活动并不奇怪。不过我以为这样的活动到195o年及其以后是不会再举行的因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新中国政府与苏联于195o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失效了。有人说新中国政府是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承认外**立的这不准确。事实是1949年1o月16日新中国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到195o年7月3日新中国政府**主席才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
另外查阅有关资料“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只在1949年9月～12月短暂存在过它的直接前身是1949年3月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而成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而在1949年12月“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又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虽然有这些疑问否定的结论还是不能下。文集或者全集不收也不能说明那篇文章不存在。郭沫若在报刊上表的诗文没有被收入文集或者全集的有不少。那篇文章的观点虽然不能让人接受而从历史角度看郭沫若或者其他什么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是有可能那样说话的。事情的真相只有在查阅当时的人民日报之后才能明了。最近有了这个机会。不出我所料我没有从195o年的人民日报找到那篇文章。不过我想该文的内容既然是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并且最初表在“新华广播电台”那也许是在1949年表的。于是我又查了1949年的人民日报。结果找到了。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了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在同日同版人民日报还刊了一个广播节目预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今晚七点五十分到八点十分演讲节目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讲：‘中苏同盟四周年‘。”郭沫若这篇广播词约有6ooo字共分五个部分网上传贴的关于外**立问题的内容在第四部分里约8oo字。网上的帖子题目应是贴者或转贴者所加。
1949年8月14日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四周年。当日人民日报除报道郭沫若的广播词外没有其他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报道或文章。不过人民日报同日还报道了正在举行的北平各界代表会议通过由二百七十九名代表签名提出的“拥护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由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市分会案”的消息。还有内蒙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东北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纷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消息。第二天8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纪念“八一五”伟大节日拥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努力建设新中国答谢苏联友谊郭沫若等对本报记者表谈话》的报道。谈话者除郭沫若外还有阎宝航和萧三。还刊了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筹备会正式成立的消息。报道说筹备会推选彭真、赵振声、张友渔、余心清、吴晗、韩卓儒、张奚若、许德珩、钱端升、樊弘、梁思成、萧明、柴泽民、许立群、张晓梅、萧松、薛成业、古奇踪、贺绿汀、孙孚凌、诸福棠、刘一峰、马立槐等二十三人为常务委员。这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一些地方中苏友好协会开展活动的消息。8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8月15日电：“民主同盟机关报北平光明日报今日刊载前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关于对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谈话。”据报道邵力子在谈话中说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外
**立问题。他说：“我在一九四三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向苏联提议订立与苏捷军事同盟条约一样的条约。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我不想在此分析“新华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在1949表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想在此讨论外**立的原因和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也不想在此评价郭沫若。至于最初的贴者或者以后的转贴者为什么把郭沫若文章的日期从1949年改为95o年把“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或者干脆不注明出处更不是值得我考虑的问题。我在意的只是史料的本来面目。我以为使用史料取舍是正常的误解是难免的但不能对内容、表时间和地点等原始信息加以篡改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
附：网络流传版郭沫若讲话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立？
（人民日报195o年）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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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提要：斯大林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介石对于**立的辩解词——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
(以下转自《蒋经国自述》)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乾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
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
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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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还包括蒙古
‘蒙古国‘＿这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世界第二大的“内6国”的形成对于今天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实在太陌生了。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在日常的新闻传媒中你根本得不到一丝有关的信息仿佛那里根本与我们无关。以至于很多朋友在跟我聊天谈到蒙古时根本不知道蒙古的独立是本世纪初的事也不知道他们的独立直到1949年才得到我国的承认。常有人从因特网上下来后象现新大6似的对我说：“嗨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怎么还包括蒙古？”
【转自铁血.tiexue.net】
这个问题着实让我感到尴尬。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才好。一两句话说不清说多了又难免把握不住立场。我只是奇怪对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直到四十年代末才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这么一大块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土地在中国的近、现代史教科书中为什么只字不提？中国的土地丢掉了就彻底算了？连一丝印象都不能保留在人们的心中吗？照这样下去那么将来如果台湾彻底丢掉了再过四、五十年我们的下一代也将对我们今天为国家的统一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和代价遗忘个一干二净。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计必须对中国的近、现代史加以充实。有关蒙古的事情也必须向国人讲清楚（还有大量其它的事情）。如果国家教委哪位领导看到此信应当扪心自问深深反省。现今蒙古国所在的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国土。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国皇帝充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祥地也是在我国的东北境内。这个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他们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欧洲人所熟知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
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没有贪婪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那么蒙古永远不会分离出去即使有短暂的分离也会重新统一。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西方列强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一统江山从此开始遭到破坏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神圣国土开始惨遭瓜分、蚕食。在这里我不想谈及被沙俄吞并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想谈及中印边界问题、中缅边界问题、还有其它的边界问题。蒙古问题之多已经令我无法一一道来。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气数已尽。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的清朝政府。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在那样一个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可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1911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然而不同的是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事实上外蒙古立即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彻底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转眼到了192o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此时十月革命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队进攻。中**队因麻痹轻敌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７月占领了库伦。7月1o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转自铁血.tiexue.net】
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还一直赖在蒙古不走直到1986年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宣布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然而这时候蒙古的独立早已成为事实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收回外蒙古主权已经不可能了。）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来美国因使用原子弹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迫使日本迅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开始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
1949年1o月中国的内战以**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6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中国**主管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开始束缚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早知道他们今天会全盘西化当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结盟而决不咽下斯大林的那口恶气）。
1953年斯大林死掉了（我不用逝世这个词）。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开始与中国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拒绝。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也亦步亦趋象走狗一样跟随着苏联的指挥棒大骂中国。蒙古几乎成了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然而星转斗移时过境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往日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哪里还能接济别人。蒙古被人家无情地抛弃了。于是蒙古开始把眼兴投向了南方的这个日益兴盛的大国、不久前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博大胸怀真是世所罕有。当初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们背弃了祖国先是投入沙俄的怀抱后来又投入强大的苏俄的怀抱。今天中国强大了他们又回过头来要求得到中国的帮助。而中国待他们是何等的宽容。九十年代初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带去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使陷于崩溃边缘的蒙古经济得到恢复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今天蒙古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蒙古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中国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国的帮助蒙古不知要穷到何时。
一九九五年我有幸去蒙古国访问带着一种特殊的心情。做为俄化了七十多年之久的蒙古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蒙古的确已经严重俄化。城市里遍布俄式建筑、俄国汽车。人们的穿着和饮食习惯也几乎俄化了。但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文物店里我看到出售的很多文物几乎就是中国的文物有古代的近代的也有现代的。如清朝皇帝的画像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的钱币等。这充分证明了蒙古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源远流长的密切联系。我当时就在想蒙古离开我们并不久远难到要永远地分离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要了解历史。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教训。历史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公正可言落后就要挨打被欺。为此**立的前前后后我们应当在教科书中加以体现。对蒙古的独立过程我们不能彻底遗忘。今天台湾问题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够强大台湾问题难免象当初的蒙古问题一样难以解决。而时间拖得越久台湾就会象蒙古一样与我们越生疏这期间如果我们的力量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那么台湾问题将永无解决的日期甚至有一天会象蒙古一样做为即成事实在有求于人的情况下被迫加以承认。为此每一个有种的中国人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要把建设祖国做为自己肩上的重任。我们的祖国一定要强大我们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台湾问题与蒙古问题还有一点点的联系。现在台湾当局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我看可以对台湾的说法加以补充即在统一的前提下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分治的中国。然后以联邦制或联合政府的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或许将来还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但愿我们的祖国能够实现真正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