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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灿烂的夏天过去之后，我再也没给周家梅抄过王建南的情诗。如今，爱情与诗歌都已成遥远的回忆。

当时，我不失时机地告诉周家梅，我以后再不写诗，诗歌不能当饭吃，广告更重要，广告是诗歌事业在现实社会的延续，是更有价值的追求，祖国需要广告！

爱情也需要广告，两年之后，正是因为我在广告行业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周家梅的父母才终于默认了我们的关系。

周家梅大学毕业的时候，托他父亲的鸿福，她被分配到了重庆市委下属的一个机关单位。

她父亲以为，现在我们两个一个是国家干部，一个是社会闲杂，分手是理所当然的事。

她父母相信，只要两个人不常在一起，感情渐渐就淡了。于是每个周末，周家梅几乎被软禁了起来，只能呆在家里不准出门。

从此我们川东川西、牛郎织女，思念之苦几乎要让我们发狂。

那两年的经商狂潮依然席卷着所有中国人，每个人都在为这些东西发疯：君子兰、房地产、股票、项目、招商、开发、融资——每一个有志青年都在向往着到南方去，到沿海去。

很多次，周家梅在电话里向我苦苦哀求，让我带她一起远走高飞，到深圳，到海南，到北海，到任何一个可以容得下我们爱情的地方。

但这个时候，王建南从北京回来了，一个巨大的商机正等待着我们。

王建南一回来，就被他朋友拉到了一家名为英豪科技开发公司做办公室主任，公司有一个前景十分诱人的项目正在招商，我马上离开广告公司加盟了英豪。

这个项目就是“用大粪制造香料”，当年的很多商界人士现在还可能记得，这项目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古典哲学和辨证法：由于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美和丑，高和矮、香和臭——所谓物极必反，臭到极点就可以转化为香。最臭的莫过于人的阿堵物，所以，从大粪里提取香料是完全科学的。

英豪公司在一个郊县搞了一次招股投资说明会，老总的演讲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轻松调侃。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他说：“大家看我个子高不高，很高嘛，但高和矮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高”必然包含着“矮”，把我横着量不就矮了吗？对不对？哈哈哈——（笑声）

所以说，在最臭的东西之中，必然包含着最香的元素，关键在于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提炼，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的方法是东方传统智慧和西方现代科学的结合，同志们想一想，原材料多少钱一斤？香料多少钱一两？国际香料市场的贸易总额又是多少？几百亿美元啊！（热烈的掌声），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有句俗话说，富人吃夜霄，穷人屙夜屎（笑声），不能否认我们这里还比较穷，但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原材料。只要项目在这里落地生根，就一定会蓬勃发展！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取代法国！取代印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香料出口基地（更热烈的掌声），同志们，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科学试验，提取了小部分香料，由于贮存手段太落后，很多进口设备都没有落实——

听了演讲我深受启发，我发现，这一套语言的修辞和句式特别好，很适合表达爱情，完全可以用来对女人倾述衷肠。

记得当时与会的农民群众激动万分，都表示愿意拿出土地入股，副县长甚至要把宝贝女儿嫁给王建南王主任，送到了公司当文秘，又托媒人暗示，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只有17岁，王建南当时十分犹豫，后来听说她终于被公司老总诱奸了。

当然这个项目永远也不能落实，我和王建南投入了两个月的热情，清楚了这是骗局，我们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匆忙辞了职。

后来我听说，一年前就有人用这个项目在南方某市骗了好几百万。

走了这段弯路，我不得不又回到广告行业。

机会终于来了，从第二年开始，保健品市场的繁荣让我们找到了自已的舞台，那两年正是广告行业的黄金时代。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夜之间中国老百姓全部都认为，他们的身体需要如此众多的口服液。那时候电视上一半的广告都是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人们通过电视、路牌、灯箱看到我们策划的各种神话、影像、还有为商品编撰的故事。他们都相信：如果不吃、不用、不购买某种口服液，他们的身体、生活仍至感情、家庭都将变得十分糟糕、甚至彻底完蛋。

那个年代的保健品消费狂潮和80年代全民“甩手疗法”、“打鸡血针长生不老”完全一样。我的父母也加入到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热潮之中，他们每天忧心重重、牵肠挂肚，常常为忘记吃某种口服液而抱怨：“少吃一回，这个疗程就白费了。”

当时的广告创意非常简单，越肉麻越好，尤其是电视广告，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含蓄和智慧，商品基本上都卖不出去。广告词的写法也和大街上混混吵架的路数差不多，以威胁和恐吓为主，当时我们称之为“带丝绒手套的铁拳”和“用温柔的声音进行恐吓”。1997年《广告法》出台以前，我写了很多广告语，其实质内容都是恶狠狠的，甚至充满了诅咒：一个女人是否成其为“真正”的女人，主要取决于她是否用某种妇女保健用品。

1995年，我已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部门主管，有一次到重庆去洽淡一笔广告合同时，接待我的某企业厂长正是周家梅父亲的同学。

半年之后，当我坐着公司的二手尼桑到重庆看望周家梅时，她仿佛在迎接一个真正的白马王子。

当时我看出周家梅的父亲有些嫉妒，毕竟他的坐驾还只是桑塔纳。

第二年，周家梅的父母终于同意她到成都，应聘在《华西日报》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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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和周家梅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相思之苦。也从那时起，我们的感情从狂热中慢慢走向了平静。

平静的生活需要耐心和容忍，有时候，周家梅就不能容忍了，同居之后她发现我不爱读书，我也发现，周家梅乱读书，几乎所有时髦的畅销书她都在读。最让她奇怪的事，我再也不像初恋时那样，有那么多动听和诗意的话语，因为我把自己仅有诗意都献给了广告事业。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周家梅说，当初为了泡上她，我耍过一些花招：我当年所写的那些情诗，其实大部份内容都是王建南帮着我一起写的，当时王建南大量引用了当年写给他初恋情人沈秋的情诗。

但我告诉周家梅，我对她的感情是真的，甚至比情诗所表现的更真实、更强烈。

显然，我坦白得并不完全彻底，最后我说：“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周家梅说幸亏我说了出来，她说她早就有所猜测，那些诗一定有王建南的功劳。

所以她最后说：“也许这就是缘份吧，只要你以后对我好就行了。”

真是感谢“缘份”这两个字，这最不可靠的东西，最容易成为女人说服自已，也说服别人的理由。

从此，周家梅对王建南和沈秋之间的韵事特别好奇。成熟女人一般就很少有好奇心，尤其对男人的好奇心，因为好奇心正是爱情开始的基础。

而一旦她们好奇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平时我们一有机会和王建南一起玩，周家梅就会问：“你和沈秋怎么回事嘛？为什么要分开呢？太遗憾了。”

王建南不着边际地说：“可能就是因为太浪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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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秋肯定和我一样，因为父母反对，所以和王建南分手？”

周家梅躺在阳台的藤椅上，突然转过头来问我。

那年夏天，周家梅和我搬到了海蓉小区，筑起了我们的爱巢，小区的阳台很高，每到深夜，我们喜欢躺在阳台上聊天。

我说不可能，听“建南”这名字就知道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当然是“建设大西南”时期的干部，沈秋父母怎么会不同意。

“要是我父母再反对下去，我也要沦落风尘，我好想当一回妓女啊！”她说。

正是盛夏的深夜，周家梅身着片褛，看起来无比风骚，这骚婆娘居然还意犹未尽地说：“干脆我下辈子就当妓女，你说好不好？最后从良嫁给你，你要不要？”

我只好说：“要，当然要，我现在就要做你的嫖客。”

那天晚上，周家梅果然像一个风尘女子，或者说，她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就是我们以为的风尘女子。究竟像不像我们都不知道，那天晚上之前，我去过风月场所，却没有见识过所谓的妓女。

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祖国各地到处是莺歌燕舞，文化演出活动多如牛毛，周家梅在报社的工作忙得来晕天黑地，经常出差采访。

周末的时候，我无所事事，就和王建南在文化路那一带“缠粉子”，成功率很低，也从来没发生过实质性外遇。

星期天，我爱去看全兴队比赛。那时甲A联赛正是最火爆的时候。四川全兴打上海申花那场比赛，因为央视要传播，时间在下午。

那一天川队赢了球，所有人都很开心，像过节一样。

比赛完了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我没有回家，在体育中心东门外的小巷里上吃串串香，本地人称之为“手提火锅”。

我旁边一桌是三个十七、八岁的成都小妹，正吃得满面通红，她们穿着清一色的吊带超短裙，琥珀色一样娇嫩的皮肤，一个比一个性感。

其中最靓的一个我晃眼一看很像香港影星关之琳，只是她更瘦一些，俨然一个脱了水的关之琳。

我猜测，她们大概就是所谓的“沙轮厂”地下舞女。

在周家梅的淫威之下，我虽然早就听说过“洞洞舞厅”，但一直没去过。她们报社经常报道警方突袭“洞洞舞厅”的新闻，她们的报道往往都是这样的：“——昨夜青羊区公安分局还突袭清查了顺城街一线的5家地下舞厅，在‘云露’茶坊现场挡获参与赌博者10余人，在‘白天鹅’歌舞厅挡获两名淫亵男女。”

每次报上所都用的都是“淫亵”一词。周家梅对“淫亵男女”感到很奇怪，因为平时她知道通用的名称是“卖淫嫖娼人员”。

一对男女在舞厅之中当然不可能造爱。那么这“淫亵”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我估计就是“沙”，也就是摸摸搞搞干点苟且之事。如果仅此而已，警察冲进舞厅再打开灯，舞客们马上就会住手，这“淫亵”恐怕还是要在现场抓住法律证据才能算数。

我向周家梅解释不清楚，只好去问王建南，他回答说：“关键在于‘亵’这个字，这是个会意字，你看它是怎么写的——”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回家后，我把这种理解告诉了周家梅。听完后她杏眼圆睁，愤怒地说：“向东，你给我放老实点，那种脏地方离你办公室那么近，只要你敢去那种地方，我们马上分手！”看来周家梅赞同王建南对“淫亵”的理解。

我表示坚决不会去，然后我说：“我们两口子是不是可以‘淫亵’一下？”

后来我们确实“淫亵”了几下。

这时，三个小舞女已经发现了我在注意她们，其中一个牙尖嘴怪的小妹说：“看啥子看，下来沙两曲嘛。”

我问她们在那一家舞厅，“脱水关之琳”显然看出我一副色迷迷的样子。她说：“我们在红芙蓉。”

三个女孩结完帐走了，我没等吃完，马上走出去，远远跟在她们后面。

虽说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一到这“地下城市”我还是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风光果然漪旎无限，长长的走廊一眼望不到尽头，像一节节的火车车厢，每隔十几米有一道门，掀开珠帘，里面便是一家家歌舞厅。

“红芙蓉舞厅”是口岸比较好的一家，我很快就在那里找到了她们。“洞洞舞厅”不需要说话，看好哪位舞女只需在她面前递一个眼神、或者直接走过去就行。

我走到“脱水关之琳”面前，手一伸，她马上贴在了我胸前。

我问了她的名字，她说她叫环环。

“沙”了七八支舞曲，我马上打住，把50元钱塞进环环的乳罩，转身就狠狈滚蛋了。

匆忙打车回到家里，幸好周家梅在外地采访，我赶紧把内裤换掉。

后来，我又去过“洞洞舞厅”几回，每次找的都是环环，但这小婊子死活都不跟我出来，还说她说男朋友就守在门口的走廊上打麻将。

以前一些外地人有句话俗话说：“四川女人的裤带松”。至少从环环身上，我知道这完全是对四川女人的一种歪曲。前年一外地女客户在我面前说，他听说成都女人都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松下裙带子。”我说，听说你们那里的女人也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垂下宫子”，她马上脸就红了，很可能她恰好患上了“子宫下垂”。

从那以后，我习惯了平时有闲的时候去泡泡“洞洞舞厅”。

再后来，我拉上了王建南。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红姐的舞女，一个东郊的下岗女工。

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南和红姐打得十分火热，周围的人还以为他在吃那女人的软饭。

我知道不是，红姐生意很一般，一个月拼命“沙”来“沙”去，只能挣一千多元。

不久之后，王建南把红姐介绍到他们报社当了发行员，早上投报纸、下午和晚上就在“沙轮厂”上班。

后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最后一次见红姐，是请她和王建南到我家来，以挽救我和周家梅的感情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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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和周家梅发生了第一次感情危机，我们可能会在上个世纪末结婚。

99年是一个结婚的年代：“给我一个温暖的家庭，给我一段燃烧的爱情——”

这是罗大佑的老歌《家》的歌词，但燃烧的爱情会让家里的房子着火，所以八十年代另一位歌手侯德建这样唱道：“给我一个家，让我到远方去思念它。”

歌里所唱的可以理解为旅游，也可以解释为外遇。其实外遇可以带给男人一个想家的理由。于是成都男人都这样唱：“给我一个家，让我到二奶家去思念它。”

我的外遇当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90年代，由于广告业进入中国还没发展几年，很多人把广告当艺术对待，称之为“广告艺术”。广告人也就被当艺术家来对待。在很多社交活动中，我经常接触大量女客户，有不少的女人向我放电，但周家梅一直把我盯得很紧，特别爱吃醋。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这样的男人接触的女人虽多，但很不容易被女人爱上，但特殊情况下就很难说了。

比如旅游，女人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在于，旅游的时候她们不仅对男人的警惕放松了，甚至还容易爱上男人。从98年开始，自云南香格里拉旅游热之后，四川这边的藏地旅游也热了起来。

春节前我花了5万元，再从公司借了2万多，买了现在这辆陆迪吉普车，加入本地一家“自驾车俱乐部”。99年五一节的时候，“国旅”一哥们让我帮他带几个外地游客去滔城、亚丁、塔公一线。做完这一趟司机兼导游，一路下来可以挣3000元，当然，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说不定游客中还有粉子。

四川临近藏区，稍有文化的成都男人都可以做合格的导游，加上我早年在藏区呆过，所以轻车熟路。

5月2日一早，我到武侯祠旁边的康定宾馆接了四个客人，结果大失所望：一对上海男女，一对广东男女。男人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女人约小一些，我不知道这两对男女是奸夫淫妇、还是非法同居？我对两个外地婆娘兴趣不大，看起来也没什么机会，所以就没想过要“第三者”插足。

头一回带客，我比较尽心尽职，但几个人一路上都在惊抓抓地呐喊，才到泸定就开始激动，在铁索桥旁上猛拍了很多照片。到康定吃了晚饭，幸亏翻折多山是晚上，看不见风景，但这两个婆娘看见星星也激动得说想摘下来，车到新都桥，两对狗男女搂抱着昏昏欲睡。

在藏民家草草睡下，第二天一醒来，几个人都不见了。

走到外面我才看见，他们在那里又吼又叫。

那天天气不错，可以看见贡嘎雪山。这两个小资婊子兴奋得忘记了姓什么，好像在比赛谁更激动。看见草堆堆也呈万分感叹状，糟踏了不少花花草草，浪费了很多胶卷，简直舍不得走，那个上海女人还说，真想死在这个地方。

死了正好先奸后埋！

当时我就想：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差事了，最近两年我也确实没带过旅客了。

我告诉她们，旅程还有7天，万里长征才走第一步，这样下去80天也走不完。

还算好，到了理塘，全体人员都没有高原反映，我借口翻海子山可能会遇到暴风

雪，马不停蹄往前赶。终于在天黑后不久赶到了滔城。第二天到了终点亚丁，这亚丁其实是个很大的垃圾堆，到这时候，几个人才知道什么叫疲惫。

回去的路就轻松了，他们不再问那些很傻B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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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定塔公寺，趁他们骑马逛草场的时候，我好好休整了一下，准备着迎接这一次美好的艳遇。

第六天黄昏，我们赶到了丹巴县城，住进国际青年旅社，放下行李后，我发现斜对面的铺位上，有一条脏兮兮的紧身牛仔裤。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条女人的裤子，我拿了起来，在自己腰身上比划了一阵，发现这女人身材极好。腰围比我小了三寸左右，臀围却十分可观，而且裤长居然和我差不多。我已有一星期未尽女色，就这几个性感的数字，已足以让我马上雄起。

我默记了床位号码，在外面去寻找这种身材的女人，很快，我就在餐厅里搜寻到了她的身材，不对！应该是她的身影。

果然如我所料，牛仔裤的主人是个小粉子，她的床位钥匙放在桌上，我走了过去，坐在她旁边，把我的钥匙也放上，暗示我们是邻居。

现在，她穿着宽大的工装裤，看不出她姣好的身材，但我一结合那几个数字，她的蜂腰肥臀在我眼里完全是赤裸裸的。

她的容貌虽然不如她身材那般诱人，但毕竟是旅途中的邂逅，我已经认为她十全十美了。

谈话后知道，这个独自背包族叫李小菁，在磨子桥一家电脑公司上班。

谈旅游是我的优势项目，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混熟了。

睡觉的时候我们卧谈了很久，让临近床铺的人很有意见。

第二天一早，我违规让她坐上了我的车。

对我来说，真正的旅游从现在开始，从丹巴到日隆县双桥沟，那十几座4000多米的雪山作证，我完全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路上讲了几十个段子，一会儿说云南话，一会说藏族腔四川话，托这粉子的福，两对男女游客终于感觉这一回不虚此行。

晚上住进日隆县的四姑娘宾馆，我和小菁已是干柴烈火，7天的压抑终于得到了报偿。

平息下来之后，我对小菁说，“日隆”这名字太好了，像是专门为我们取的。

但当我告诉她，我已经结了婚时，小菁又哭又闹，说我欺骗了她的感情。

我对她说：你又没问过我。

第二天回到成都，已是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和两对男女告了别。

他们当时依依不舍，留下联系方式要我们一定去广州、上海玩，那广东女人还送了一支口红给小菁。

回到家周家梅不在，下午我狠狠补睡了一觉，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推开窗子我突然发现，大街上人声鼎沸，很多人高呼着口号在游行示威。

发生了什么事？我马上打电话问周家梅。

周家梅在电话里特别激动、义愤填膺，说美国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然后说明天她们的报纸要出特刊，报社所有编采人员加班到凌晨以后。

我打开电视机，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刚关心了几分钟，就接到小菁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批评我太不浪漫了，这么早就过起了这种世俗的婚姻生活，最后她说今晚一定要见到我。

我想周家梅不在，就让她过来了——情意绵绵地把她送走以后，我躺在床上等到凌晨2点，周家梅还没有回来，我想今天我已交不起“公粮”，也用不着上缴，渐渐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一醒来，我发现周家梅起得比我还早，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两眼红肿，好像把眼泪都流干了。

问她原因，她什么也不说。

当时我还以为，她可能在为南联盟牺牲的两位同行伤心。

我起床后，去抚她的肩膀，她推开我的手说：“滚开！你让我觉得好恶心！”

真是莫名其妙，我忐忑不安，匆匆忙忙上班去了。

到了晚上，我回到家里，周家梅好像一天都没有出门，还是一言不发。

深夜了，整整一晚上，周家梅没有说过一个字，我虽然还是一头雾水，但已经嗅出了空气中有一种可怕的味道。

最后，在我不断地追问下，周家梅伸出了一只手，她的左手，然后在我眼前慢慢摊开：她手心里是一支“羽西”牌口红。

——这不是她平常用的牌子！

我马上反映过来：一定是李小菁那个臭婊子昨天故意留在我床上的。

“我们分手吧，找到房子我马上搬出去。”周家梅冷冰冰地说。

我盯着周家梅手心里的口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平常就有怕老婆的习惯，实际上凡是讨了漂亮女人当老婆，没有几个男人不怕的。幸亏我当时没有马上说话，才有了抵赖的余地。

我相信在这种事情上必须抵赖，必须旗帜鲜明地抵赖，才有可能最后让女人自己都相信，是错怪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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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周家梅没有捉奸在床，我就有抵赖的余地。

要命的是这支口红，它正躺在周家梅的掌心里，看起来像一个惊叹号，我的脑袋里装满了问号：把它栽赃到谁的头上去呢？我绞尽脑汁，首先想到我老妈，不行，她太老；我又想到了弟弟胡向前的女朋友，更不行，她根本不在成都。

最后，我想到了王建南。我假装终于回过神来的样子，这时，我没有合拢的嘴像一个大大的句号，我恍然大悟地说：“哦，这肯定是王建南的他那个老粉子红姐留下来的。”

我解释说，今天下午我刚回家，王建南就打来电话，说要借我的房子幽会，你知道，王建南不是跟别人合租房吗？不太方便，这红姐是“洞洞舞厅”的地下舞女——为了让这个谎言像是真的，王建南当天晚上就打了一个电话过来，问我们有没有捡到一只口红。

第二天下午，王建南带着红姐到了我家，周家梅只允许他一个人进门。

王建南一味地道歉，说当时很糊涂，本来俩人在客卧里！但后来他和红姐发生了争吵，原因是王建南要给她钱一笔钱，红姐在舞厅挣钱不多，还都被老公打牌输了，但红姐坚决不接受王建南的资助，而且一直哭泣。后来她到了卧室里，想借周家梅的梳妆台补妆，俩人又发生激烈争执，最后不知怎么回事，反正吵来吵去，以致于她最终就把口红掉在了床上，昨天晚上红姐才终于想起——我知道这都是王建南瞎编的，但他说得十分动情，任何铁石心肠的人听了都会感动。围绕着这支口红，他和红姐之间的“真情”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最后，周家梅在家里批评了王建南一个晚上。让红姐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烦，站得腰酸背痛。

她教育王建南，一个男人要有上进心，要洁身自好绝不能同流合污，怎么能到“洞洞舞厅”那种地方鬼混呢？甚至说要介绍一个正经女孩给他当女朋友。

那天下午王建南一直点头称是，从来没这么谦虚过。

第二天，我请红姐和王建南吃了顿火锅以示感激。那天以后，就也没见过那位红姐了。

“口红门”事件虽然平息，但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

从此，周家梅总是固执地认为，连王建南都堕落到去泡“洞洞舞厅”了，至于我，更不知坏到哪里去了。

就算我无数次地表忠心、献爱心也无济于事。

那一年初夏之后，我和周家梅失去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失去了信任，性生活也远不如以前频繁，很多时候她像例行公事一样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事渐渐多了起来。更重要的事，我没有了心理负担，对周家梅的歉疚之意也越来越淡。

后来，我们常常分分合合，但每一次分手过不了三天，我就会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口若悬河，她最终只好选择回到我身边。

但去年夏天，周家梅终于一无反顾地离开我。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突然狠下心来和我一刀两断，会不会是她找到了新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