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早就知道，自己在织造局收购生丝一事上做的手脚，大概瞒不过孙嘉新这位在州县任上干了二十年的老知县；他自持有省里的上司做后台，又有织造局的皇差顶在前面，孙嘉新大概没有胆量在这件事情上发难，也就没打算要瞒孙嘉新。方才听到孙嘉新主动应承这个差事，还以为他是眼红这笔飞来横财，要从中分润。听了孙嘉新的处置之法方才明白，原来堂上的这位大老爷竟是要断人财路！不由得怒火中烧。可是，官价采办的旧制已经被朝廷明令禁止，他也不敢暴露有借着替织造局收丝敛财的私心；加之方才与织造局前来收丝的管事晤谈，尽管他许诺按市价七折售卖生丝，等若拱手奉送三成丝价给织造局，谁曾想，来的那人也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不敢贸然做主，还要回去请示替织造局当差的丝商沈一石沈老板方能定夺，这笔买卖能不能做下去还未尽可知，被孙嘉新搅黄了也就搅黄了。但是，毕竟有好几千两银子的赚头，就这么白白损失了实在让他肉痛；加之他心中那口恶气实在咽不下去，更进一步猜测：孙嘉新如此惺惺作态、大张旗鼓地公开收购百姓生丝，焉知不是借此事收买人心，待省里收拾他、将他罢官撤职之际，便会有那些蒙昧草民替他说话，玩出那些什么上万民书、献万民伞的把戏来要挟朝廷，将他留任诸暨？这种事情倒也不鲜见，左右不过是一个县，在朝廷眼里根本上不了斤两，省里也不好把事情闹得太大，或许便会“体察民心，采纳民意”。可这么一来，他王顺的前程，就又要被这个老东西绝地反击之策给耽搁了……

想到这里，王顺心中灵机一动，便摆出一副恳切的神情，说道：“堂尊诸般部署皆是良法。以堂尊之声望，登高一呼，诸暨百姓势必踊跃卖丝。惟是以现银交割，万不能写于告示之上。”

孙嘉新目光炯炯地扫向了他，沉声问道：“自古买卖，皆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难道说织造局的人来收购生丝，却没有带着所需现银？”

王顺说：“回堂尊，织造局的人告知卑职，带着现银行走多有不便，织造局那边已与省里商定，桑农将所产生丝售卖给织造局，由织造局开出收丝凭据，便可冲抵当年赋税。嗣后织造局与省里布政使司衙门统一结算。”

孙嘉新断然说道：“这样做不妥！”

王顺装出一副懵懂的样子，问道：“卑职愚钝，有何不妥还请堂尊明示。”

孙嘉新说：“当初朝廷施行zf采购，便严禁各有司衙门、各级地方官府动辄以‘部**’、‘衙**’采办货物的陋规。今次圣驾驾幸南都，又因南直隶仍行铺户当行采办之旧制而切责有司衙门，并再度重申此项禁令。织造局收丝不给现银，岂不是明知故犯？”

王顺眼中闪出一丝狡黠的目光，说道：“请堂尊恕卑职多言，收丝凭据冲抵赋税，布政使司衙门专门下了公函认可，与往昔官府的‘部**’、‘衙**’陋规或许不应等而视之……”

孙嘉新冷笑一声：“同样是拿走货物，却不偿付现银于商家百姓，为什么不可等而视之？”

王顺说道：“卑职能体会堂尊一片爱民之心。不过，百姓无论将丝卖于何人，都是要完粮纳税的，既然如此，百姓以丝价冲抵赋税，省里拿凭据冲账，倒省去了我们催缴、解送赋税的颇多麻烦，如此官民两便之事，又何乐而不为呢？”

孙嘉新突然问道：“王县丞是举人出身，不知是哪年应选授官的？”

王顺应道：“回堂尊，卑职于嘉靖十九年中举，记名吏部；二十四年选官就任余姚主簿，二十七年迁升诸暨县丞。”

“主簿不管钱粮诸事，县丞也做了两年了。我问你，每亩课征赋税几何？”

王顺应道：“回堂尊，各地不等，以我诸暨而论，官田课征七斗五升；民田课征两斗。”

孙嘉新又问道：“一亩桑田产丝折粮几何？”

王顺怔住了。

孙嘉新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是不知道还是算不过来？”

诚如孙嘉新方才所言，王顺做了两年的县丞，遇有县令外出公干或因故不能理事，县里的事情就要由他来管，所以他大致知道该向百姓征收多少赋税。但要说到每亩桑田产丝折粮几何，他就算不过来了，只得呆在那里。

孙嘉新说：“本县来告诉你吧，大熟大荒之年不论，以平年来算，诸暨全县拉平了，每亩两季产粮合计在一石五斗到一石六斗。产丝的收入比产粮高出三成，折粮便是一石九斗五升到两石又两升。”孙嘉新的口气骤然又变得严厉起来：“倘若如你所说，百姓能信服官府，踊跃将生丝售卖于织造局，那每亩多出的一石二斗有奇的差额，谁来找补给百姓？更遑论民田一亩差额更要高出一石七斗有奇。总不成让桑农拿着织造局开出的收丝凭据，去向本县其他粮户催要赋税？”

“这——”王顺说不出话了。

孙嘉新拱手向天一揖：“仁君爱民如子，于朝廷定议在江南诸省推行改稻为桑国策之初便颁下圣谕，所改桑田一律按农田起课征税，这是头一年；亦是织造局与丝商合办丝绸作坊头一回收购生丝。万民颂圣之声犹在，若是以收丝凭据冲抵赋税，难免令诸多桑农疑心朝廷要对桑田课以重赋，岂不有损朝廷威信，更玷污皇上千秋圣名？再者说来，桑农种桑养蚕缫丝，并不种粮，还要籴粮来吃，卖了生丝却拿不到现银，又该拿什么去籴粮来养活一家老小？”

见王顺被自己驳得哑口无言，孙嘉新接着说道：“如此说来，织造局与布政使司衙门商议的办法于理不当于事不合，不能听从。”

王顺之所以纠缠于是否用现银收购生丝，是因为他知道，无论是织造局，还是省里藩库，并不是没有现银，不过，那些现银被省里布政使司衙门拿去放贷收息了——近年来，朝廷大力推行重商恤商各项政策，工商诸业日渐繁盛，并出现了以户部和各省藩库为商号办理飞钱汇兑的信用业务。素为国朝富庶之地的浙江得风气之先，缙绅士民投身商贾之道者甚多，由此便在飞钱汇兑的基础上滋生了布政使司衙门向商户放贷收息、用于贴补衙门开销和官员津贴的现象，比朝廷从扬州盐商那里募集股本开办兴业银行发展民间借贷还要早上两年。在信奉“君子重义、小人好利”的明朝，这一创新之举毫无疑问地在朝野内外招致了颇多非议，“与民争利、玷污官箴”之讥评一时甚嚣尘上。但是，早在隋朝，就有官府放贷取利的先例，称为“公廨钱”；唐宋两朝也都曾大力推行，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和朝廷收入的一大来源，用于应付各种开支，甚至包括官员的俸禄。倒是一个扩大国家信用的可行办法。信奉“实用主义”的朱厚熜也就把那些弹劾浙江布政使司衙门的奏疏都给“淹”了，等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他们的作法，只是密下圣谕，严格限定取息不得超过两分、不得计收复利等规定。而孙嘉新坚持要织造局以现银收购生丝，织造局就要把存放在浙江藩库里的银子拿出来，无疑是损害了省里诸多上司衙门大小官员的既得利益，更损了织造局的颜面。得罪了宫里的人，又没有上司衙门保他，孙嘉新的下场便是可想而知，而一贯老实听话、深得上司衙门欢心的自己接任诸暨正堂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此刻，见孙嘉新中了圈套，王顺心中暗自得意，却装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说道：“堂尊，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孙嘉新硬邦邦地说：“讲！”

“用收丝银冲抵赋税之举，省里都认可了，我们县里却不认可，对省里对织造局都交代不过去啊……”

孙嘉新心里当然再清楚不过，王顺是在给自己设套，把自己对抗省里上司衙门的罪名坐实，好在省里那些大员们的面前做自己的文章，可他一是心忧百姓死活，二来也是因为皇上在座旁听，有持无恐；便不由分说地打断了王顺的话：“什么认可，什么交代！诸暨处于江南富庶之地，土地肥沃，且有新安江渔鱼之利，百姓却一贫如洗，缴赋纳税之后几无隔夜之粮。而桑农拿着收丝凭据换不来粮米，就要饿死。别说诸暨有上万桑农，便是只饿死了一人，我孙嘉新的一颗人头，大概就交代不过去吧！”

王顺见孙嘉新果然中了自己的圈套，心中十分得意，却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拒不执行布政使司衙门的指示，这个罪我们可担不起啊……”

孙嘉新冷笑道：“诸暨有本县这个正印官在，还轮不到你担罪。你如今要做的，便是再去找那位织造局来的人，告诉他，至多半数丝价可用当年赋税冲抵，其余半数定要折付现银。他们要在诸暨收购一万担生丝，以每担十两的市价而论，三日之内便要调来五万两银子。否则，诸暨万难协助他们收购百姓生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