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朱厚熜自己说的那样，“子欲养而亲不在”诚为人生一大憾事，余剑的遭遇确实令人十分同情。不过，这可不是他落泪的主要原因，而是因为余剑的这一番泣述让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另一个时空的父母，真不知道他们当年面对魂飞魄散的儿子，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又会有多么地难受。一想到这些，他就忍不住悲痛欲绝，当即泪水汹涌而出。
这是朱厚熜隐藏在内心最深处，却又是他最敏感最脆弱的一个秘密，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悄然泛起，一旦触及，他便不能自已，直至听到赵自翱的呼唤，才猛然回过神来，撩起袍袖擦去了脸上的泪水，强抑着悲痛，说：“对不起，高某失态，令赵大人及列位员外见笑了。实不相瞒，高某自幼丧父，也未有一日能尽人子之孝，是为毕生之大憾。余先生的遭遇，高某也感同身受，禁不住悲上心头……”
在座的几位天子近臣都偷偷松了口气，心说幸好兴献先帝爷早早就龙驭上宾，跟自幼丧父的高拱的情形一般无二，否则，这个慌还真不好圆过去……
赵自翱心中颇不以为然，嘴上却感慨地说：“素闻大人至诚至孝，今日一见，名不虚传，诚为今时后世为人子者之楷模……”
“赵大人过奖了。”朱厚熜淡淡地说：“《诗经》有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生育子女，将其抚养成*人，不知要耗费多少心血。为人子者，岂能不尽孝道？”
客气一句之后，朱厚熜又抬头看着站在人群之中的余剑，说：“三明兄，不好意思打了岔，请接着说。”
“钦差高大人”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让余剑觉得万分幸运，便不再犹豫，说道：“谢大人体谅学生悲苦。然学生之悲，悲在为求功名，不得不回原籍进学读书，是故不能侍奉父母膝下，略尽人子之孝。设若学生能运学于此，此生之大憾或可免去……”
余剑的话说得十分含混晦涩，朱厚熜听得不大明白，尤其是不懂得什么叫做“运学”，就习惯性地将视线投向了坐在下首的高拱、张居正两位秘书。
张居正还在因要避讳而心中踌躇，高拱已习惯性地开口解释道：“国朝科举取士，最重应试生员的流品和籍类，通常不得越省应试。行商们的户籍多不在所居之地，是故本人及其子弟只能回本省报名应试科举。余先生便是囿于此制，不得不父子分离。至于运学，河东盐场早有传统。据国朝典籍记载，应是成化年间之事，时任河东盐运司衙门正堂的巡盐御史李硕义奏请朝廷同意，增补河东府生员名额二十名，准许河东经营盐业的盐商子弟在当地进学应试，是为解决河东盐商子弟进学应试的一个权宜之举。余剑之议，是想恳请大人领衔上奏朝廷，恩准两淮盐场效法河东盐场之成例，准允定居扬州的盐商子弟运学，以免其父行商于外，其子求学于籍的辛劳困顿。”
那些盐商不明底细，倒也罢了；赵自翱心中却起了疑：高大人乃是翰林出身，曾在翰林院钻研朝章国故，怎么连运学的由来都不知道，莫非真应了那句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朱厚熜毫无愧色，点点头：“这么说就清楚了。余剑，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余剑长揖在地：“学生一点私心，万望大人成全。”
“你这哪里是什么私心？”朱厚熜叹道：“你已有举人功名，只待公车上京应试大比，中个进士便是了局，运学不运学与你并无分别。但你却为那些盐商子弟请命，使他们能够一边潜心求学上进，一边尽孝于父母膝下，不再因为求学上进而骨肉分离，分明是一片至公至大之心啊！
余剑激动地说：“大人答应将学生之请上奏朝廷？”
朱厚熜斩钉截铁地说：“义不容辞！”
话音刚落，“呼啦啦”一阵乱响，在座的盐商们都离座跪了下来，一边叩头，一边说：“老爷（大人）英明！”
自弘治年间变革盐法为“运司纳银制”之后，盐商中的内商逐渐向两淮、河东、长芦等盐场集中，并逐渐聚居在了居全国之冠的盐业集散地扬州。这些盐商站稳根基之后，曾多次向朝廷提出过准允子弟运学之请。但是，苦于国朝厉行重农抑商之国策，朝中当道大僚无人敢于帮他们这些低贱的贩夫走卒说话，因而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此刻，这位位高权重的“钦差高老爷”毫不犹豫地答应帮他们上奏朝廷，以“钦差高老爷”的圣眷和他恩师夏言一党在朝廷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何愁此事不成？这可是惠及诸多盐商千秋万代之大事啊！怎能不令他们感激涕零？
“诸位快快请起。”朱厚熜慷慨激昂地表态说：“本官奉旨巡视江南政务，将百姓疾苦意愿上达天听便是本官份内之事。一俟龙舟船队抵达扬州，本官即刻领衔上疏，与本官同来的诸位钦差，还有赵大人都要一同具名，恳请朝廷准允你们在扬州附籍进学。”
他的这句话刚一出口，两淮盐运司衙门的二堂上顿时更加沸腾了，刚刚起身的盐商们又都跪了下去，一边拼命磕头，一边激动不已地高声致谢。不过，在一片“老爷公侯万代！”的颂扬之声中，却夹杂着赵自翱惊恐的叫声：“高大人！”
由于十分惊恐，赵自翱的声音显得异常尖厉，盐商们都僵在了那里。二堂上顿时又变得一片死寂。
赵自翱如此扫兴，令朱厚熜十分不满，冷哼一声说：“赵大人有话要说？”
赵自翱也知道自己这样子让“钦差高大人”在盐商们面前丢了面子，但兹事体大，他也顾不上先行请罪，便说：“高大人，下官有要情禀报，可否请大人移步？”
“不必了。”朱厚熜冷冷地说：“大事尚且未了，其他的事情回头再说。”
“大人！”赵自翱抹去了头上大颗大颗潺潺而出的冷汗，说：“请大人恕下官冒昧多言，方才余剑所提之请是运学，莫若大人便以此为据上奏朝廷，下官腆颜列名于诸位钦差之后，如此可好？”
朱厚熜冷笑一声：“赵大人，你的意思是说，奏请盐商子弟运学，你可以署名；奏请盐商附籍，你就不答应署名了。是不是？”
听出了“钦差高大人“话语之中流露出的极度不满，赵自翱又冒出了一头的冷汗，忙说：“大人误会了，下官……下官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只是臣民户籍‘永不可变乱’乃是煌煌祖制，是故依下官之愚见，两淮盐商附籍一事还需从长计议……”
原来，明朝初年，就实行了极其严密且闭锁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天下臣民分为民、军、匠、灶籍，承担着该籍所应履行的封建义务。这么做，是为了将全体臣民规制于役网之中，同时将人困固于土地之上，以保证全国赋役的征调和限制人既定的活动范围。而行商的籍在他们的祖居地，却长年跋涉在外，形无定踪，户籍所在地的官府衙门对其控制的主要手段是给负贩行商发放路引——行商凭路引从事贩运买卖，官府则藉路引向他们征税收赋。也就是说，行商们可以交了引钱而不再受原贯役籍的束缚行走四方，从而逃避缴纳田赋服承劳役，进而有“相期尽说莫种田，种田岁岁多徭役”的感叹。对于坐贾——铺居之民，朝廷在明朝初年虽有将他们依其所业“注之籍”，即在当地官府登记，并“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的规定，但一直未能规范而成为固定制度。
虽说行商们常年行走四方，可以逃避朝廷赋税，但是，终年居无定所、长途跋涉、风餐露宿的漂泊生活毕竟十分辛苦，但凡条件许可，谁不想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加之到了明朝中叶，整个社会经济已有了快速发展，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大幅度增加，道路交通更加便利，中小城镇大批兴起，人口相对集中，人们消费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各类商品的消费量也明显增长，商品经济开始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得一部分商人则改为专在一地坐地收货发货、经营买卖，不再行走四方负贩货物，即由行商变为坐贾。
对于这一部分定居的坐贾来说，户籍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概因户籍是学子取得进学应试资格乃至权利的重要依凭。他们无时不在盼望朝廷能允许他们在定居之地附籍，使子孙后代能进学并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摆脱贱籍。但正如赵自翱方才所说的那样，臣民户籍“永不可变乱”乃是皇朝祖制，如同一座横亘于平地之上的大山一般不可逾越，余剑本人也只敢向“钦差高大人”提出运学之请，不敢提出户籍问题。
也正因如此，赵自翱一听到“钦差高大人”竟然答应将盐商“附籍”一事上奏朝廷，还要自己也一同署名，顿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但是，当着盐商的面推辞，他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只能婉转地劝说“钦差高大人”不要去触及祖制的红线，引起朝野内外官场士林的非议，给自己乃至所有署名的人带来不测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