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朱厚熜说：“正因为你们既有清流的节操，又有循吏的才干，是国朝难得的能臣良吏，朕才要把抑制官僚地主阶层土地兼并之势的重任交给你们！这可是一件棘手的差事，有些话，朕还是要跟你们说在前面的。”
“朕在嘉靖二十二年推行新政之初就曾说过，民为邦本，百姓赖以为生的是田地，国家赖以征收赋税的是百姓有田可耕，不然百姓就会沦为流民，不但无法向国家缴纳赋税，还会成为天下致乱之源。是以无田则失民，失民则亡国。这是万世不移之至理，千百年来，多少朝代兴衰存亡，无不由此而始。朕当初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废除祖宗成法，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官绅一体纳粮、子粒田征税等各项新政，就是为了保护贫苦百姓，缓解豪强兼并之势。尤其是一条鞭法，从嘉靖九年内阁大学士桂萼提出之后，便在不少地方试点。到了嘉靖二十二年又在全国推行。施行这些年来，赞同者称为善政，不遗余力地推行；反对者称之为‘农蠹’，认为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而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害；虽解了国计之忧，反添了民生之难。这些话若不做诛心之论，倒是有几分道理……”
和方才皇上论及清流、循吏一样，听到皇上说到新政之争，赵鼎和齐汉生堪称始作俑者，便又以为皇上是在讥讽他们，又想要请罪自责，却没想到皇上竟然认可这些言论，而且话说的如此坦率，不禁都愣住了。
“以往百姓缴纳田赋，都是谷麦实物。按田亩所摊派的徭役，也必须由百姓亲自出人完差。每到缴赋之日，粮船粮车充塞于道途，各地官仓满溢为患。由乡及县，由县及府，由府再解送各处仓场，其间不知要耗费多少运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损耗、层层盘剥，百姓平白增加多少负担！如今实行一条鞭法，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徭役和各种杂差贡纳统统并成一条，折成银两，计亩征收，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役银也由旧制户、丁征收改为丁亩分担，无田或少田的百姓就可以少缴纳赋税。除了当年海瑞和张太岳发现的银贱铜贵的弊端之外，既便于百姓，又利于国家。为何还要被人称为‘农蠹’呢？这其中的问题在哪里？”
“一句话，大量的田地都被那些豪强巨室之家诡寄、隐匿了。若不彻底丈量土地清查田亩，一条鞭法的确存在那些反对者指出的增加小户农家负担的问题！即便推行官绅一体纳粮之法，他们的田地仍偷逃了一半的国税，钻朝廷的空子，鲸吞蚕食国家财富，还要继续盘剥百姓！”
朱厚熜接着说到：“江南既是国朝赋税重地，又要借着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之际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带动国家经济发展。抑制豪强兼并之势，已是刻不容缓！但是，江南素为国朝斯文元气之地；加之国家给予两浙一带士子的优免待遇远比其他地区优厚，士人百姓都把读书中举看得很重，甚至当成唯一的出路，有‘吴地苦读书，皆骑虎之势，不读书登第，不足以保妻子’之说，科场竞争十分激烈，而那些乡宦士绅之家的子弟在这场竞争中，又占有远非寒门学子所能期冀的优势，他们在学校为同窗，在科场为同年，一旦中式为官则为同僚，又可以和那些官场前辈结成门生座主的关系。即便科场不第，还可以凭借父辈恩荫跻身官场、位列朝班。这些人朋比为党，相互依傍，相互援引提携，还以门户相当，广结姻亲，上有朝臣大僚做靠山后台，在地方上可以勾结大小官员狼狈为奸；在下面有宗族势力为后盾强援，既能网络刁奴恶仆为爪牙，替他们行凶作恶；还能收买文人士子为他们歌功颂德，制造舆论，关系盘根错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官僚地主阶层的势力是何其之大，称之为坚不可摧的磐石江山也不为过。这些人既是压在百姓头上的太岁，也已日渐成为我大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一大障碍。”
“朕也知道，优免制度是国朝崇文重教的祖制，不能一概废弛。当日在松江，朕接受了崇君和肃卿两人的劝谏，为安定人心，也不骤兴大狱，把那些霸占民产的乡宦士绅一体锁拿问罪；而是以两月为期限，勒令他们退田给百姓。不过，这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已。要从根本上抑制豪强兼并，为江南百姓兴利除弊，还得靠你们这些抚民之官明申朝廷律令法纪，全面丈量土地清查田亩，重点清查那些乡宦士绅之家，把他们名下投献诡寄的田产都挖出来，日后就能把他们逃匿侵吞的皇粮国税如数征缴入国库了。这样双管齐下，才能标本兼治。苏松两府甫遭水患，临江临湖地区地界漫灭，就借这个机会重新丈量田亩、核定地界，既是为了安抚灾民，组织百姓生产自救；也作为清丈工作的试点，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法子，即在江南诸省乃至全国推行。”
说到这里，朱厚熜略微停顿了一下，目光炯炯地看着赵鼎和齐汉生，说：“抑制豪强兼并，不仅关系到你们苏松两府几十万灾民的生计，更关系着全天下的贫苦百姓的活路和我大明江山社稷的安危，可谓上利国家、下利百姓。但是，这么做势必会触犯那些官僚地主阶层的既得利益。那些豪强巨室隐瞒田亩，为得就是偷逃皇粮国税，聚敛家财。你们要对他的田地认真清丈，还不等于挖了他的祖坟？利字当头，他们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们拿银子贿赂权门，到时候登门说情的人怕要踏破你们府衙的门槛，你们能不能挡得住？还有，朝廷鼓励民间办报，江南文士荟萃之地，得风气之先，已申报有司衙门批准，出版了好几份地方报纸，据说主笔都是士林中有声望的文士，他们的文章在江南官场士林中影响很大。那些豪强巨室若是收买无行文人替他们说话，在报纸上攻讦谩骂你们苛政扰民，你们能不能顶得住？”
“也就是说，你们即将要面对的，不但有上面为数众多的江南籍官员的掣肘，还要承受来自官场士林舆论的巨大压力，兴许还牵扯到你们的什么恩师和同年，困难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阻力之大，也丝毫不逊于朕当年推行嘉靖新政之时！要想做成这件大事，难度更甚于两军阵前斩将夺旗，你们不但要敢于为天下先，承担起天下骂名；还要抱定以身许国、不斩楼兰誓不还的决心！你们如今已没有了退路，只有咬紧牙关走下去，把江南官僚士绅地主阶层的磐石江山砸开一个突破口。”
早在齐汉生到来之前，皇上已经大略提说过清丈之事，赵鼎也在心里盘算过这件事，深知皇上绝不是危言耸听，也深知肩上的担子分量重如泰山，一时不禁有些踌躇了。齐汉生虽说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却受够了治下许家、郑家等乡宦士绅的气，当即将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慨然说道：“我辈士子读书做官，无非为着两端，一是效忠朝廷，二是为民做主。抑制豪强兼并上合天心，下顺民意，两端都能兼顾，正是臣之夙愿。臣谨领圣谕，敢惜此身！”
到了这步田地，赵鼎也只好跟着他一起表态：“微臣定当殚精竭虑，不负君父社稷之托。”
“好！”朱厚熜说：“朕送你们一句陆游陆放翁曾说过的话，叫‘进不求名，退不避祸，唯民是举’。只要你们有一颗忠君体国爱民之心，无论成败与否，朕都能保你们平安无事！”
略一沉吟，他又补充说道：“你们两人都兼着都察院的御史，可以风闻奏事，但此事毕竟关系重大，稍有不慎便会引火烧身，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麻烦。今后，遇到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若是不方便公开上奏疏，可随时直奏朕；官驿邮传若是不方便，就让杨金水和冯保、李玄他们以织造局的名义直送宫里。”
赵鼎和齐汉生两人心中自然明白，皇上此举等于是给了密折奏事之权。根据国朝官制律法，向来只有内廷和镇抚司的官员有直奏之权。外朝官员上奏朝廷，一律要经过通政使司转呈御览，内阁辅臣写揭帖奏事都是违制，传到那些御史言官耳中难免会引起诸如“私相交通、蒙蔽圣听”等等的非议。因此，哪怕是内阁首辅轻易也不会这么做。这一份格外的恩宠，既是皇上对抑制豪强兼并之事的重视，又何尝不是在保护他们？只是，想到自己即将要面对的重重险关和吉凶难测的前路，他们无论如何也激动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