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应天府拟定“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下发那样的议案，并且不惜以断绝赈粮相要挟，强令松江府依照议案执行，赵鼎就隐隐觉得这背后埋藏着恩师夏言的一篇大文章——若是搞成了，让徐家得到厚利，徐阶自然要念夏言的好，日后遇到朝局政争，徐阶及其门生党羽就会站在夏党这一边，两派联手，严嵩一党就翻不起多大的浪，更不可能将夏党一网打尽；倘若搞不成，甚或因此激起了民变，皇上雷霆震怒，徐阶就难逃一个“纵容家人欺官虐民”的罪名，赫赫天威之下，被贬官外任甚或逐出朝堂、闲居乡野也未尽可知，徐阶一党的势力就会急剧萎缩，无法成为在夏党、严党两峰对峙、不相上下之时，能左右胜负的第三大势力，虽说自己得不到一大强援，却也断绝了严嵩拉拢徐阶共同对付夏党的可能，减少了日后两党正面交锋的诸多变数，以皇上之睿智，断然不会让任何一派独大，亦能保全夏党在朝廷中的地位！
尽管这些都是自己的冒昧猜测，但联想到当日赴任松江前，去南京拜会恩师夏言时，夏言曾对自己和齐汉生说过的那句“我已是风烛残年，且是老朽多病之身，只怕也为朝廷效力不到几年了，日后大明的江山社稷还要靠你们这些年轻后进的贤能之士。聊以自慰的是，朝中有肃卿，江南有你们，我大明朝就不会乱，皇上中兴之伟业更能克尽全功！”赵鼎就不免心生惊悸，觉得推行这样的议案或许正是恩师夏言为了确保朝政大权不落到严嵩那样的权奸之手而做出的未雨绸缪之举，用心不可谓不深远。
赵鼎甚至更进一步地想到，恩师夏言这么做，当然也不能说是全然是为了党争而不顾百姓的死活——恩师柄国十几年，这些年里又全力辅佐皇上推行新政，担社稷之重任，承天下之骂名，早已将一颗心磨得坚如磐石，毫不夸张地说，恩师心中装的是九州万方，两三个县在他的眼里或许算不得什么，为了确保自己百年之后，朝局仍掌握在夏党手中，纵然牺牲十几万灾民的生计，也在所不惜。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恩师这么做，也未必就不应该。只是，有那么多的灾民刚刚遭受了水患天灾，群情惶惶，嗷嗷待哺，一心指望着父母官能为他们做主，朝廷能救助他们，赵鼎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狠下心肠不管不顾。偏偏徐阁老的家人贪婪成性，不但自己压低田价，还仰仗徐阁老权势，暗中要挟其他豪富大户、丝绵商人不得以高于十石一亩的价格去买田，他不得不修书一封派遣家人送到京城，指望着徐阁老能本着理学名臣的天理良知，体念仁君爱民之心、乡里百姓生计之艰，规劝家人谨遵朝廷律法，不要趁天灾发这样的昧心财。
此刻，听到皇上一语道破个中玄机，睿智如斯，令赵鼎不胜感慨之至，但所有的这些，都是他的猜测，不能以此亵渎圣聪，更不愿因此而在徐阁老和恩师之间造成误会，便说：“回王先生，徐阁老家人并无暗中操纵田价之情事。微臣之所以作书求助于徐阁老，实因微臣资浅望薄，难以说服松江殷实富户出资购买灾民的田地，徐阁老为松江一代名宿，有他登高一呼，势必事半功倍……”
赵鼎正在说着，却见皇上用那饱含深意的目光看着自己，他不禁心里有些慌张了，赶紧打住了话头，心里开始深深懊悔方才不该跟那个后生小子张居正争一时意气，把徐阁老给抖落了出来，而徐阁老为官清廉，谨守礼法，或许并不知道家人干的那些伤天害理之事，自己冒昧写的那一封信，等若是把他给牵连了进来，累及徐阁老受池鱼之灾，实在太不应该……
好长时间都没说话的高拱心里更是万分紧张。以他的才情，岂能听不出赵鼎的弦外之音；以他久在御前参与机务的经验，又岂能感觉不到这或许是恩师夏言的别有用心之举？若是皇上揪住此事不放，势必要归罪于徐阁老，进而还会牵连恩师夏言。而徐阶受到申斥或是处分，岂能善罢甘休？势必要疑心赵鼎是受了夏阁老的指使，有意要构陷于他，他的门生故旧为了报复，也会群起攻讦夏阁老。夏、俆两党骤起纷争，严嵩那个老贼岂能安分守己？势必会兴风作浪，挑拨离间，党争之势定会席卷朝堂、波及两京一十三省，且不说新政还能不能推行，中兴还要不要再造，只怕朝堂之上就永无宁日了……
其实，无论是高拱、张居正，还是赵鼎，都有些过虑了——朱厚熜毕竟已经不是八年前那个刚刚穿越回来的愣头青，怎能不知道事情并不象赵鼎说的那么简单，又怎能不清楚赵鼎的为难之处？不过，事情不但涉及到新政的大旗夏言，还牵扯到徐阶，而徐阶一党又是朝中制衡夏党、严党党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就不能不慎重从事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封建官场上，象海瑞那样真正一清如水的官员太少。以夏言和徐阶两人而论，出仕为官之前，顶多是个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当官这么多年，也没有怎么大肆贪腐，卖官鬻爵，可谁家不是家私巨万，有良田万顷、华屋百间？这其中固然有小民为了逃避国家赋税而主动将田产房舍乃至自身投献于这些权贵的门下，但更多的家产，只怕来历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或许连他们自己都觉得，给朝廷煮肉的时候，自己喝上几口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被人视为“名臣廉吏”的夏言、徐阶尚且如此，严嵩一党就更可想而知。正所谓水至清而无鱼，若要严格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制定的法律惩贪肃奸，大明朝堂乃至两京一十三省各级官府衙门只怕就要人去楼空了！因此，朱厚熜尽管一直强调清廉为官，时刻警钟长鸣，还专门在镇抚司下面设立了大明反贪局，派出大量暗探番子密切监视这些当朝大僚的一举一动，但是，只要他们的贪腐行为不是那么过分，不影响朝局稳定，不逼得百姓活不下去，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曾经说过，路线一旦确定，干部就成为关键因素。如今大明朝正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嘉靖新政的“路线”已经确定，具体落实还得靠内阁、六部及各省府州县，成败也取决于各级封建官员这些“干部”。尤其是江南正值推行改稻为桑的关键时刻，这可关系到中国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否日渐茁壮成长。如果夏言、刘清渠等人撂挑子不干或者阳奉阴违暗中阻挠，换上严嵩手底下那帮人，兴许更干不好，他们会肆无忌惮地去贪，盘剥商贾、欺压百姓，大明王朝乃至中国就跟那个时空一样没有希望了……
此外，自己还没有亲自到苏州等其他地方看过，也不能听凭赵鼎的一面之辞，就断言“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会增添了民生之难，松江有松江的实情，苏州有苏州的实情，兴许苏州那个探花知府齐汉生也能有办法破解这个难题，闯出一个“苏州模式”出来……
想到这里，朱厚熜不动声色地说：“你这么说，倒也能说的过去。既然你的书信已经寄到了京城，到底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有没有效果，等徐阁老给你回信再说吧。虽说朝廷三令五申，各级官府衙门不得随意干预商贸货殖，但百姓的根本权益还是应该受到保护，倘若那些买田的大户果真借着天灾发国难财，天理不容，国法难恕，官府当然应该过问。尤其是我大明官员的家人，世受皇恩，更要上体君忧国难，下体民生困顿，为乡里士绅做一表率。不能因为朝廷如今实行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之法，断绝了他们广纳投献之门，每年还要向朝廷缴纳若干钱粮赋税，就想着要趁朝廷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从这里找补回来！”
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朝廷之所以定下要在江南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本意是既要利国，更要利民，民富则国强，只要百姓富庶安乐，朝廷何愁国库空虚？所以朝廷制定的方略中定下了若干优惠政策，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了棉商、织户和棉农。从这个思路来说，只要朝廷把住了口子，切实把该上缴国家的赋税收到国库，把该给棉商、织户、棉农的利润还利于民，‘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还是可行的。松江府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是有那些豪富大户、不法商人贪心不足，还想把百姓那一部分也侵夺了去，于是就压低田价，虐民自肥而已。而你限定田价的法子既是保护了灾民的利益；其实也是替朝廷把住了这道口子。夏阁老和刘中丞不肯采纳你的意见，或许是不能体察你松江府的实情，也或许是推行国策求得成效之心过于操切了，你先照着你的想法干起来，等我到南京之后，自然会好好跟他们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