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大比注定要载入大明史册，先是皇上史无前例地增开了时务科；接着又搬出了李唐制科取士的旧制，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明经科取中的一个小小的新科进士杨继盛，上呈了一副《流民图》，立刻掀开了足以震惊朝野的山东莱州大案；最后，则是一个小小的制科进士、正七品的卸任知县海瑞上呈了一份《请抑内官重阁责疏》，把天都捅了个窟窿，令朝野众人为之眼花缭乱，更为之瞠目结舌。
经过一连串的激烈的幕后交易、斗争和妥协，这场由嘉靖二十六年大比引发的朝政风波终于尘埃落定了。
不用说，文官集团在此次风波中收益最大：全面打击了一向与之抗衡的宦官集团，更获得了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权实权。
文官集团不是铁板一块，分到的彩头也就有大有小，但仔细掂量，竟是难分高下，满朝文武不得不佩服皇上驾驭群臣的帝王心术。
表面上看，最吃亏的是夏言一党，山东一省从巡抚、布政使到州官县令，杀的都是他们的人，还搭上了一名监察御史。但是，这些与党魁夏言强势复出，出任前所未有的，能与内阁首辅并列朝班的内阁资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夏言刚被起复就奉旨巡视江南，严嵩趁朝廷平定江南叛乱，急需大批官吏补任之际，安插在江南各省府州县的官员都如丧考妣，平日仰仗自己是当朝首辅的人而目空一切的嚣张气焰顿时都收敛了，规规矩矩地理事办差，不敢再动任何歪脑筋。
与他们一贯在朝局政争中骑墙的态度一样，徐阶一党在这场由山东莱州惨祸引发的朝政风波中既没有得到明显的好处，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失，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夏、严两党鹤蚌相争，徐阶一党才是最后坐收渔翁之利之人——新科三鼎甲张瀚、殷士儋、王崇古三人与数位新近馆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的新科进士进了办公厅任秘书，侍奉御前，官职不高，能量却着实不小，日后封疆入阁，前程自然不可限量。作为他们座师的徐阶，有这些身为天子近臣的门生抬轿子，还怕日后不能晋位首辅、执掌权枢？尤其是徐阶年齿比严嵩小二十三岁，比夏言小二十一岁，有这样的年龄优势，熬也能将这两人熬死！
得益最大的是严嵩一党。其中严世蕃已跻身朝政中枢，又从遍布两京一十三省、几乎占据所有重要职务的夏党手中抢到了一省的巡抚、布政使之位。战果不可谓不辉煌，但严嵩与徐阶原本已密谋要借山东莱州惨祸打击夏言一党，即便不能说服皇上令退而不休的夏言致仕还乡，也要一举扳倒朝堂上夏言的代理人内阁次辅李春芳，却不曾想被一个小小的制科进士海瑞上呈了一份足以震惊朝野的《请抑内官重阁责疏》打乱了阵脚；更被朱厚熜看破了他们的用意，借海瑞这份奏疏扭转了朝臣关注的方向，顺势从制度上根除了宦官干政之弊，表面上是维护朝廷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之大局，其实是趁机建立起了自己的朝政班底御前办公厅，为日后架空内阁，全面掌控朝政之权埋下了伏笔。
尤其是，在遴选官员补任山东巡抚、布政使之事上，更让严嵩再次深刻地领教到了圣上天心之深不可测。
山东布政使出缺之后，朱厚熜对于内阁和吏部拟定的由吏部文选司正五品郎中高万才升任并无意见。
周天佑虽说是严嵩的门生，但为人似乎还算清明持正，身在主管天下文官升迁任职的文选司任郎中，相对于在中组部干部司任司长，家里穷得连个四人抬的轿子都坐不起，坐的还是二人抬的小轿，对于师相严嵩也并不是一意逢迎，还屡屡违逆严嵩的指令，弄得严嵩很不高兴，赶紧把他打发到外省任职。
说起来，高万才由正五品郎中升任从三品布政使是受恩师严嵩提携，大大地跨上了一步，可按官场“热锅冷灶”的说法，他可就是从天字第一号的热锅跳进了冷灶里——一省之藩台掌管一省钱粮赋税，虽说也不是什么清水衙门闲散官，但上有巡抚压着，所承担的征收解送赋税一事责任重大又极其繁琐，其辛苦可想而知，与主管天下文官升迁任职的文选司郎中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说他是被明升暗降也不为过。
不过，内阁与吏部拟定由刑部云南清吏司郎中万寀改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奏议又被皇上退了回来——谁不知道，万寀是你严嵩的门生，“夹袋中的人物”？想任中组部干部司司长，做梦吧！除了目前国朝“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最能理解并支持我改革举措的高拱之外，还能有谁更适合出任这样要害的部门这样要害的职务？只要他出任此职，才能保证我把一大批锐意改革、踏实肯干之人提拔到各级要害部门要害岗位！没有免去你儿子严世蕃大理寺丞的职务，为的就是这个！
尽管严嵩曾经想以高拱已是四品不宜高职低就为由，提出反对意见，思虑再三，终究没敢拿皇上最亲信的人做文章，说上一句“高肃卿与东楼已是同僚，为师不宜出面反对，还是容留他二人共事之情分吧！”既是安慰空欢喜一场的万寀，也是聊以自慰和自我解嘲。
至于山东巡抚，严嵩举荐好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耀接任。虽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与一省之巡抚同样是个正三品的官缺，甚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大九卿衙门佐贰，又手握监察举劾百官之权，而一省之巡抚加官一般为都察院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衔，除非个别特别重要的省份或要地，出抚之人又是资深望重的老臣，才加都察院都御史衔，高耀不该如此屈尊降贵，以本职高位屈就一省之巡抚，但他与时任都察院都御史的翟鹏不和，多受排挤。翟鹏人虽迂直了些，却没有什么失职贪墨的把柄落在别人手里，加之翟鹏在朝任过尚书，在外任过蓟辽总督，都是人臣顶尖的职位，资历比之严嵩也差不了多少，没有请得皇上的旨意，严嵩轻易也奈何不了他，不得已才另给高耀谋一个职位。
但是，内阁会同吏部共同呈报的奏疏报上去后，却被朱厚熜打了回来，命内阁与吏部重新拟定人选。
严嵩哪里敢再自作主张，惴惴不安地写帖求见。朱厚熜先矫情地说了一大堆“国朝任官，向由内阁与吏部会商酌定，朕不能径直发中旨破坏规矩”之类的废话，然后话锋一转，说：“山东兼管辽东诸府，蓟辽即将开战，军事为重，高耀虽才干不俗、任地方官之时也卓有政声，却未有在军中任职经历，治政有余，治军不足，恐有顾此失彼之虞。”严嵩赶紧叩头请罪，声称圣天子明见万里，臣不及万一云云，再三恳请皇上明示。朱厚熜才说，前广东兵备道朱纨在江南叛乱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率先举起义旗讨伐江南逆贼；其后又特加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实授南京兵部侍郎，与特加南京兵部尚书衔，实授闽粤总督的前南京兵部侍郎张经共同主持闽粤两省协同出兵平叛大局，功勋卓著；如今在湖广巡抚的任上治理民政也还不错，这样的军政全才是否应该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内阁和吏部通盘考虑，这是你们份内之事朕就不多干涉了。
江南本就是国朝膏腴之地，又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湖广之富庶，远胜山东，只因江南各省巡抚是朝廷平定江南叛乱之后论功行赏刚刚确定的，断没有才到任一年就改任的道理，严嵩才没有敢动江南各省的脑筋，皇上既然这么说，他还有什么顾虑？加之朱纨是个官场有名的犟驴子，跟各大派系四六不沾，把皇上如此看重的山东交给他，干的好了升官也不会增加敌派实力，干得不好罢官撤职甚至抄家灭族也不会损害我方实力，严嵩更没有反对的道理，当即回内阁请来吏部尚书闻渊，略一商议，就定下来湖广巡抚朱纨改任山东，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衔参赞蓟辽军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耀以本职出抚湖广。
高耀自然心满意足，但严嵩却闷闷不乐，甚至有些惊惧不安，概因前任昆山知县、制科进士海瑞因刚直方正，敢言天下第一大弊，被皇上擢升为都察院监察御史，巡按湖广——圣天子明见万里，怎能不知海瑞与自己昔日的恩怨过节？此番巡按湖广，又焉能不是冲着自己的亲信好友高耀去的？莫非圣眷衰了，皇上时刻还是要防着自己一手？
可是，皇上的另一项人事安排却又打消了严嵩妄测圣意的担忧：他的得意门生，时任顺天府大兴县正六品知县的胡宗宪因为成功引种玉米至河北有功，被皇上擢升为山东正四品莱州知府，还兼着山东道监察御史。皇上还特下手札，命胡宗宪立刻赴任，督促当地百姓引种红薯，尽快渡过饥荒之年——此红薯便是汪直得之南洋，由高拱进献朝廷的番薯，皇上认为以番为名带有歧视之意，不利于国朝怀仁义而化远人，特赐名曰“红薯”。
比之这一系列的人事更迭，皇上另下手札于太医院医官李时珍，言称大灾之年必有大疫，命李时珍随胡宗宪一道前往莱州救治百姓一事，就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了。
只有高拱曾听皇上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句：“各得其用，大治之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