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当然不能明白朱厚熜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其实在看到陈洪拿来的那厚厚一摞仿单之前，朱厚熜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跟这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奴才们解释为何要夺去司礼监批红之权，为何要撤裁东厂。
封建帝王既想在皇宫里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舒服日子，又穷奢极欲，恨不得把全天下的美女都搜罗到皇宫之中供自己一人淫乐，可是又怕被人染指后宫三千佳丽，给自己戴上绿帽子，就人为制造出了一个残疾群体——宦官。从此，皇帝与宦官便成为了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孪生兄弟，也就注定了宦官之祸成为封建**制度久治不愈甚至不治之症，不止一次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走向。比如说，正是由于“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包藏祸心、犯上作乱，才导致太子扶苏、大将军蒙恬被逼自杀，由此引发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使得秦始皇花费了毕生心血，征战四方、平定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号称要“一世、二世，乃是万世”的大秦帝国仅仅存在了15年便宣告灭亡。也正是由于“十常侍”的专横暴虐、弄权祸国，才使得天下分崩离析，诸侯豪强并起，从而拉开了三国时代的序幕。同样是由于权阉王振的自以为是、愚蠢轻敌，才导致了明英宗被俘、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的“土木堡之变”，使得明朝从英气勃发的前期进入死气沉沉的中期；而到了江河日下的晚期，从万历皇帝的矿税监到权倾朝野的九千岁，从自毁长城诛杀袁崇焕到打开城门迎接“闯贼”，都活跃着宦官的身影，甚至可以说，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明王朝的灭亡，宦官当居首功！
宦官们由于生理上的残缺，不能享受人基本的**，也不能传宗接代、生儿育女，令一个男人丧失了基本的做人尊严和天伦之乐，已使得他们的心理大异于正常人；而家族的抛弃（按照封建封建传统观念，宦官死后不能入祖坟）和世人的不齿（宦官向来是被士大夫视为十分卑贱、羞于为伍的群体），更使他们已经扭曲的心理再度得到强化和固化。于是，绝大多数的宦官转而追求变态的享受和刺激，有的偏要纳上三妻四妾以充门面；有的甚至嗜食幼童脑髓以求“还阳”。而操纵他人的祸福与死生，更成为他们生命中唯一的乐趣和动力。一旦掌握了权柄，他们就会做出许多常人想不到、更做不出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尽情地发泄被扭曲的**以获得变态的享受，谄媚奸佞，残忍狠毒，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一个个曾经无比强大辉煌的帝国，在这些“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的家伙们的**下，飞速地走上衰亡的道路，接二连三地灰飞烟灭了。
当然，也并不是说宦官之中就没有好人，东汉蔡伦、明朝郑和都凭借着自己对历史做出的巨大贡献，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伟人；只是，这样的宦官实在少之又少，相反的是，从秦朝的赵高、汉朝的张让、唐朝的李辅国、宋朝的童贯，到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人们耳熟能详、臭名昭著的权阉奸宦史不绝书。而明朝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能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手中掌握的权利之大也是历朝历代之所罕见的。自永乐年间开始，宦官就逐渐走上了大明王朝的政治舞台，从王振而始，汪直、刘瑾，直至魏忠贤，专权擅政、祸国殃民的权阉奸宦更是层出不穷，200多年来，一幕幕历史悲剧、惨剧和荒诞不经的闹剧，不断在大明王朝的朝堂上上演着。
明朝初年，经过朱元璋、朱棣两代皇帝的不懈努力，废除了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削夺了藩王宗室的权利，并使用监察和特务手段，使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不能正常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就必须有人打着皇帝的旗号，以皇帝的旨意自居，来替代皇帝行使权力，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就使得内阁和司礼监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朝廷的两大权力中心，更导致了两种情况的产生，一种是内阁首辅大权独揽，一种是宦官头子专权擅政。在这其中，由于宦官是皇帝一刻也离不了的身边人，而且宦官“无鸟一身轻”，没有子嗣后代，皇帝不必担心他们会篡位夺取自己的天下，因而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更容易成为权力的托付者。有明一代，无论太监如何猖獗、如何专权擅政、凌辱朝臣，但都对皇上惟命是从，就连魏忠贤那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权阉，也从未有过谋夺天位，由“九千九百岁爷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万岁爷”的念头。
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大多优游怠政，使得朝中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内阁学士为了争夺首辅之位，结党联朋，相互倾扎排挤，并纷纷投靠宫中掌权太监，寻求支持；加之皇帝从不到内阁延访大臣，退居深宫大内也不处理政务，内阁**拟却要经过司礼监批红才能成为正式的诏命，使拥有批红大权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等于拥有了最后决策权。于是，宦官的实际权力逐渐超过了内阁，变得炙手可热，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不得安宁，内阁辅弼重臣也不免如此。比如说，万历初年，次辅张居正便是与神宗万历皇帝的大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并得到了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支持，才得以一举整倒了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高拱，夺取了外朝独断专行的权力。
回到这个时空的明朝之后，朱厚熜也曾想过要乾纲独断、事必躬亲，用自己的理想去治理和改造这个庞大的帝国，致力大明中兴，求民族之昌盛，谋百姓之福祉。但是，六部分设、没有宰相统领；加之朱元璋、朱棣两代皇帝设置了众多相互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使他要应付的日常政务不知凡几，终日批阅奏章至深夜，简直苦不堪言，不得不象其他皇帝一样，寻求权力的代理人。这就使他在两大权力中心内阁和司礼监之间，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取舍问题。
朱厚熜也知道，别看明朝专权擅政、祸国殃民的权阉巨宦层出不穷，其实宦官自己并没有什么权力，司礼监是代行皇帝的批红之权，东厂是皇帝的耳目，都完全被皇帝控制在手中，无论是何等权势熏天、嚣张跋扈的权阉，都不过是皇帝豢养的一条狗，皇帝杀之也如杀一条狗一般——刘瑾失宠，武宗正德皇帝在豹房淫乐之余，从门缝中塞出一张二指宽的手札，权倾朝野的“立皇帝”立刻被抄家灭族、凌迟三日而死。也就是说，削弱宦官权力，实际上就等于削弱皇帝的权力，这些权力资源自然要落入外朝之手，内阁权力势必膨胀，若有权臣心怀不轨，就有可能会出现篡位夺权、改朝换代之事。因此，权臣对于皇权的威胁要比权阉大许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按照一个皇帝的正常想法，应该是宁取宦官不取权臣，并且用宦官集团的力量牵制文官集团，确保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也是明朝中后期大多数皇帝的选择。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种选择是错误的。那么，能不能换一种思路，走另一条路来试一试呢？不管怎么说，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出的文官，特别是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脱颖而出的内阁辅臣，无论是整体素质，还是个人才能，都要比粗通文墨甚至近乎文盲的宦官要高出许多，由他们来治理国家，对国家的发展应该更有好处。此外，或许是因为他并不是嘉靖本人的缘故，对于朱明皇权的永远延续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他甚至认为，哪怕是被曹操那样的奸雄窃国自立，也比把家产都让九千岁那样的阉奴败光，被外族侵略者乘虚而入的好——至少曹操及其子孙都是汉人，即便朝代更迭，应该也不会出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样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
朱厚熜的这个抑制内官干政的想法由来已久，要施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这几年推行嘉靖新政，将全天下宗室勋贵、文官士绅都得罪光了，以致武将投敌、文官造反，宗室勋旧又在江南扯旗造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削弱他手中唯一完全掌控的宦官力量，简直是在找死！因此，他不得不把这样的想法暂时搁下了。
熬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如今情势已与当时大为不同，朱厚熜挟平定江南叛乱的大胜之威，将所有窥测天位或反对新政的宗室勋贵、文臣武将都一网打尽，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他在朝野上下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真可谓是“君临天下，统御四海，呼吸间隐隐有风雷之声”。那么，应该是到了彻底割除依附在皇权身上的宦官这块毒瘤的时候了。
说起来，黄锦虐打杨继盛一事，不过是给了他一个理由，或者说是一个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