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早朝之后，朱厚熜谋划了许久的军事检讨会如期开幕。
早在年初，朱厚熜就下旨，将陕甘、宣大、蓟辽三大战略区挂正二品兵部尚书衔或正三品兵部侍郎衔的总督、九边重镇正二品总兵、江防军都督等明军重要将领召集到京城，与驻守京师的禁军各部师以上武将共同开一个所谓的军事检讨会，其用意上谕说的很明白“检讨近年来国家军事之成败得失，讨论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军事之战略方针”。但所有与会人员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历来战事成败，各地总督、九边大帅都上呈有奏疏，朝廷也秉承圣意做出赏罚决断，已盖棺定论，何必再另行检讨？至于国家军事战略方针，历来是由兵部拟订呈报内阁转呈御览，确定方略大计之后颁下由各军镇遵旨施行便是，哪里还容那些督帅随意置喙？
不过，此次军事检讨会一切章程仪式由朱厚熜亲自拟定，倒办得花样百出、有声有色：先是由兵部尚书曾铣和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太师英国公张茂分别就前几年两场大的战事——京城御鞑靼和平定江南叛乱做总结报告；其后，分别由营团军指挥使戚继光、江南游击军指挥使俞大猷和江防军都督何勇等人分别做攻克徐州、江南游击和渡江战役的战情报告。朱厚熜都逐一给予了精彩的点评。
在点评京城保卫战之时，朱厚熜向明军诸位将帅揭示了自己为何要召开这次军事检讨会的用意：“京城御鞑靼，我军背靠金城汤池，持有火器之利，并有京师义勇乡民助战，与远道来袭的敌军战损比却仍达到5：1。两相对比，我军总体战力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兵不练不战，日后各军都要以修武练兵为第一要务，练出精兵劲旅，方能保家卫国。”
不过，朱厚熜也知道，这样的话，即便是不容违抗的圣谕，也不见得能引起那些麻木日久，只想太太平平混日子的九边督帅的重视。但有京城保卫战那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或许会对他们有所触动吧！
接下来，还安排有禁军各部为诸位将帅演武。禁军各部调回京师这一年多来，已按照新式军制进行了整编，并按照营团军的练兵方法严格进行操练。挟大胜之威的虎狼之师训练成效斐然，一连三天的操演令阅武的九边督帅们都赞叹不已，就连带出了大明第一强兵营团军的俞大猷、戚继光及曾望、曹闻道等诸位将军也啧啧称奇。
在阅武厅之下，还站着数百名身穿蓝色官服，胸前却没有补子的青年官员和上千名身穿儒生服冠的士子，他们是今年的新科进士和京师大学堂的大学生，奉旨前来阅武。
朱厚熜特地下旨命这些文官士子也来阅武，当然不是让他们吟诗做赋记述这难得的盛世军威，而是为了激发起他们的尚武精神和报国热忱，激励他们投笔从戎，从中遴选和培养明军目前急需的军事指挥人才。
这一用意说来有些可笑，可朱厚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几年的连番大战，使他痛感军事指挥人才的匮乏，而随着下一步国际局势的变化，明朝要面对的敌人，除了传统意思上的北虏南倭之外，势必还要增加一个西番，即如今已占据了东南亚的葡萄牙人和即将来到东方的西班牙人。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明军要加速正规化建设，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对各级军事指挥人才的需求就显得尤其迫切。正所谓病急乱投医，朱厚熜一方面命令五军都督府尽快筹办大明最高军事学府——讲武堂，推行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中高级指挥人才，并在禁军开设各级随营武学，对年轻有实战经验的中低级军官进行轮训；另一方面，不得不把选拔军事人才的目光投向了那些文官士子。
尽管明军开办有各级武学，朝廷也开有武闱开科取士。客观地说，如果真正严格地实行了这样系统的军校培养选拔制度，使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经过了系统的培训并且考试合格，便能取得武举或武进士的头衔，以此作为投身军旅的进身之阶，应该能对大明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可实际上，各处武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相对专业的教官，另一方面也是受“以文统武”国策的影响和制约，对武童的教育和文科生员一样，以四书五经和《朱子注疏》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且日讲以三百字为限；对于军事科学方面的教育也仅仅限于古代传下来的兵法战策，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比之武学教育，武闱取士更要荒谬——武科考试重在刀枪骑射是否娴熟，至于笔试，不过是看这些未来的军官是否粗通文墨、能否顺利地向朝廷上报告急文书或者报捷露布。即便如此，武科考试也是时断时续，并没有形成象文科那样一整套规范严格的科举制度。而且，朝廷开武科取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那些承袭了或高或低的职务的世袭军户子弟解决学历问题，使他们能在日后的晋升能多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而普通兵士经由考试及格成为军官并被提拔为高级将领的，迄今一百多年还从未有过，所有平民出身的武进士武举人根本看不到获得高级军职的希望，他们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又怎能提高？
可以说，明朝的这种军事体制培养选拔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能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有明一代，除了开国之初照例会辈出的名将，大概也只有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邓子龙等寥寥数人可堪名将之称。
与之相反的是，那些两榜进士出身的文官，或许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或许是因为能升任各重镇总督之职，倒是出了不少名烁古今的军事家，如有大明军神之称的王守仁王阳明先生、正统年间率领京城军民抗击瓦刺的于谦、于风雨飘摇之中率军抗击满清壮烈殉国的史可法等人，而扼守关外孤城宁远，取得了明季末年数次重大军事胜利的袁崇焕，则因功勋盖世、奇冤旷世，更是为后世之人所景仰所扼腕痛惜。
即便不提那些或斯人已逝，或还未出生的历史名人，当前国朝进士出身的官员之中，也不乏文武双全之人。接替高拱任营团军监军的杨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制科进士徐渭所献东南备倭御寇之策被朝廷采纳，也已崭露头角，目前正与戚继光一起，着手细化各项方略，象他这样的人才，天生就是一个参谋长的好苗子，只要放在军中稍加历练，日后成就便不可限量。而在明经科的进士之中，也有多人在殿试策论中纵论兵事边务，比如二甲三名的探花王崇古、二甲六名的殷正茂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关于加强北部国土防务，抵抗蒙元诸部的诸多方略，虽多是纸上谈兵、书生之言，却不乏真知灼见，也让朱厚熜大感兴趣，命吏部留意，日后将这些人都分配到兵部任观政，或等他们庶吉士散馆之后，留在兵部任职并进行重点培养。
朱厚熜也知道，此举能否奏效的关键在于改变文人不屑于谈论兵事和对于武人的轻蔑，但他担忧文官集团势力太大，一时还不敢对“以文统武”的国策动刀子，也只能指望那些年轻的文官士子能怀忠愤义，矢志献身边陲、建功立业了。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在阅武之后的五月一日，军事检讨会进入最后一个议程：讨论今后一段时期明军的军备建设及战略重点。会议由朱厚熜亲自主持，内阁全体阁员、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以及五军都督府正副都督、三大战略区总督、九边重镇总兵等明军高级将领参加。
在朱厚熜的主导下，与会文武大臣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经过持续三天的充分讨论，明军对北虏南倭这两大夙敌确定了“南攻北守”的两大战略方针。
“南攻”即是根据目前国朝废弛海禁，大力发展远洋贸易的需要，对为祸东南海疆及沿海诸省、骚扰商路的倭寇取攻势，加紧建造战船、操练水军，主动出击，肃清倭寇，打通东西两洋的商货之路。
“北守”即是对蒙元各部在战略上取守势。刚刚结束了北京保卫战和平定江南叛乱两场大的战事的明军目前正在进行军制改革，要按照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编制整编成新式军队，各级军事指挥机关也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磨合期；而且，明军目前的战斗力尚不足以与蒙古铁骑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野战争锋。为此，各边镇要加紧整修武备、加强军事训练；兵工总署要加紧军备生产，除了神龙炮、火铳和手榴弹等常规武器生产之外，重点还要放在可以装载佛郎机轻炮的战车生产之上，并在禁军和各边镇组建由火枪队、战车营、骑兵营、神龙炮队混编的混成旅，操练战法，练习各兵种协同作战能力。
在战略上对蒙元各部取守势的同时，明军根据国土防御的重点，确定了“远交近攻，东进西防”的战略部署，即对势力强大的鞑靼俺答部继续许开马市以示羁縻，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六镇以战略防御为主；蓟镇、辽东、固原三镇协同作战，进剿长期占据辽东、骚扰东北边境的朵颜、福余、泰宁等兀良哈三卫和当地土蛮诸部。
嗣后，朱厚熜与内阁次辅李春芳、兵部尚书曾铣又单独召见了蓟辽总督江肃京和蓟镇总兵孔寒冰、辽东总兵欧启名、固原总兵马啸风，密嘱他们在剿平了兀良哈三卫和土蛮诸部之后，相机做好迁徙建州女真右卫至河套地区的军事准备，一旦不遵从朝廷号令，就武力解决。四位边镇督帅都通晓军事，自然能明白朝廷“驱虎吞狼”之深意，无人以“天朝上国当怀仁义、化远人”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只恳请朝廷令兵工总署尽快为他们换装新式火枪及御制神龙炮。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朱厚熜当场就答应了，着令内阁移文兵工总署，嘉靖二十六年下半年的军工生产优先供应三镇。早就对禁军装备眼红不已的四位边镇督帅得偿所愿，均慷慨激昂地表示定要矢志杀敌报国，不负朝廷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