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会试大比如期举行。
由于嘉靖二十三年会试科场发生亘古未有的举子罢考之事，停了一科，国家公务员正常补充的序列就出现了断档。朝廷有鉴于此，确定嘉靖二十六年会试大比取士三百名，比之以往每科取士一百多人，超出了一倍有余。但正因上科停考，来自全国各地的应试举子竟有五千多人，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与以往大比之年一样，嘉靖二十五年各省乡试桂榜放出之后不久，就有一些中式举子便与三五同好相约动身进京，或投亲靠友，或租住客店民宅，或借宿寺庙道观。有人是要提前赶到京师，找同乡，投拜帖，希望能提前打通某位当朝显贵的关节，得到他或明或暗的帮助；有人则是为了能尽快摆脱本乡本里各式各样人等对自己高中举人的道贺和令人难以应付的诸多应酬，静下心来埋头揣摩经义典籍，准备在接下来的会试大比中连登皇榜。到了嘉靖二十六年一、二月份，京城各处挤满了操着各地口音的方巾儒服生员，或奔走于权门，或求教于先达，或自发地组织起各种的小***，以文会友，相互切磋学问和闱墨房稿的技巧，一时之间，京城文风大盛，不单有理学心学文章流传于学舍市井，还有不少唱酬诗文中的佳作被众口传诵。
回到明朝快五年了，这是朱厚熜第一次开科取士，自然非常重视。嘉靖二十六年春假一过，他便颁下谕旨，着礼部、顺天府、太医院等有司衙门拿出切实保障应试举子生活的具体方略，定要圆圆满满将今科大比办好；还特下恩旨，若是举子在备考会文之外尚有余暇，愿意在京城各处国民小学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则可由朝廷免费提供食宿并给予一定的仓廪银补贴，引得一些寒门士子趋之若骛，原本苦于招不到合适教师的国民小学一时人满为患。此举虽是短期行为，却也略解了燃眉之急。
尽管朱厚熜也是一个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但他知道，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科举取士制度，虽然有着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历史证明，在那样的年代里，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在科举考场上，由于存在着种种禁而不止的舞弊现象，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公正，但有着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寒门书生，要想奔出美好前程，那么就必须走上科场，老老实实地答完考卷，然后封上自己的姓名，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那么，在这样的国家抡才大典之上，批阅试卷、确定等次的十八房考官，尤其是握有举子能否中式的最后决定之权的正副主考，就显得至关重要。
两位主考官向来由皇上钦点朝廷肱股大臣担任，为了显示朝廷对于此次科举大比的重视，朱厚熜原本准备钦点内阁首辅、礼部尚书严嵩为主考，但严嵩因为儿子严世蕃要应试制科，理应回避，主考就点了内阁学士、吏部左侍郎兼掌翰林院事徐阶。副主考是国朝当世理学大儒、国子监祭酒田仰。如今国子监已升为从三品衙门，田仰又因主持办《民报》，于宣传国策、平定叛乱有功，被皇上叙功恩赏特加礼部尚书衔，成为正二品的大员。一个从一品的内阁辅臣为主考，一个正二品的大九卿为副考，这样的规格即便是在一向重视科举取士的明朝，也已实属罕见。
此外，十八房考官也都选的是国朝年轻一辈中的理学名臣，象才名冠绝一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嘉靖二十年状元和探花赵鼎、齐汉生就位列其中，也包括当初与赵、齐二人一同上疏，抗谏皇上将参与谋逆的藩王宗室远适海外的国子监正六品司业赵贞吉，他是徐阶于嘉靖十四年取中的门生。朱厚熜虽不喜欢他们三人的迂阔不思变通，但也深知其才，点他为考官也算是用得其所。
有这些朝野上下清望所归的饱学之士为考官，大部分应试举子欢呼雀跃，当然也有一少部分举子不满意：皇上点的这些考官都是些迂腐书生，想必定是黑房（指铁面无私、不收贿赂的房官），让人如何能够走通他们的门道？
会试大比国朝早有定制，只要考官秉公持正，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嘉靖二十六年会试大比没有出什么岔子，放出的杏榜也没有引起什么争议。那些落榜举子在皇榜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也只是哀叹自己文章火候不到，难入考官法眼，并
通常这个时候，那些落榜的举子就只有收拾东西打道回府，准备三年之后再来碰碰运气了。但今年却有所不同，那些曾经读过几本农经、医理或百工之书的人赶紧报名应试时务科，而更多的人则被贴在皇榜旁边的一张告示吸引住了目光，有人喃喃地念出了声：“《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这是什么玩意儿？”
有人跟着念了起来：“夫经学体也，实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力矫流弊，当经实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
原来，早在会试大比之前，内阁首辅、礼部尚书严嵩会同多位朝臣联名向皇上上呈了《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广育贤才以为国用疏》，奏请朝廷仿效国子监之例，在京城设立一所名曰“京师大学堂”的官办书院，以教授生员实学为主，“养士储能，以期人材辈出，共致中兴”。只要士人学子有志于经世致用之学，经初试合格后，便可入京师大学堂学习，称“大学生”。大学生等若国子监监生，由朝廷提供廪膳及津贴，可应科举且不限于时务科，学而优者更可直接授官，在各处国民小学或省府州县各级官学任教喻等职，或供职户部、工部、兵工总署、农垦总署等各有司衙门。
不用说，这便是朱厚熜当日召见严嵩所提出的落榜举子的“出路”问题，大致参照了另一个时空那所有名的大学的前身，连名字都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过来，听得严嵩暗自咋舌又为之惊叹不已：这些举措，既不见诸于煌煌史册，也未曾听旁人说起过，皇上却又从何而来？莫非竟真的如外界传闻一般，皇上上膺天命为九州之主，能与天人感应，得神所授？
不过，严嵩思之再三，还是担忧招致朝野士林那些经学理学之士的反对，奏请皇上恩准，明确规定“学堂标举一义：以实学为学堂之一门，不以实学为学堂之全体。”、“学堂所读之书皆分两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是为经史义理词章之学。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是为农经、医理、算学、格致、经济以及修武备、浚利源等实系有关国计民生之经世致用之学。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农医算卜并百工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其大旨总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规。”
尽管做了这样的退让，把朱厚熜心目中的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改的不伦不类，但这一新生事物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许多朝臣的反对，纷纷上呈奏疏反驳曰“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恳请皇上驳回严嵩等人之奏议。
一忍再忍的朱厚熜终于忍无可忍，便不再让步，亲下圣谕，声言开办京师大学堂“不过促实学而兴时务，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还搬出了明成祖朱棣“致治之道，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蓐而**秋获，不雕凿而**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的圣训，切责那些迂腐守旧的官员：“朝廷既开时务科取士，岂有不设学堂兴实学育才养士之理？”；还大言不惭地说：“朕敬天法祖，今日之后，仍有忤逆成祖圣训，非议京师大学堂者，朕必请祖宗之法治之！”
君为臣纲，皇上一旦撕破脸皮，耍开了流氓兼无赖的手段，朝臣们就都闭上了嘴，从此世界便清净了……
事实证明，那些朝臣们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自己登科出仕之后就不顾那些提着考篮下科场的举子们的艰辛和苦难，京师大学堂无疑是为他们增开了报国之门，更是一条跻身官场、光宗耀祖的出路。许多人涌到了原锦衣卫都督，后因策划谋逆夺宫被抄家灭族的永安侯薛林义的府邸，将京师大学堂的入学考试报名点挤得水泄不通，令皇上欣慰不已，更令那些奉《四书》、《五经》为圭皋的朝臣清流们暗自摇头，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当然，也少不了有一些举子读完告示之后冷笑一声，扬长而去。那都是些对自己经学造诣相当有自信的人，准备安心回家在磨剑三年，三年之后，再度冲上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科场，得个正而八经的进士，一申修齐治平之志向，更偿金榜题名之夙愿。这些人，才不屑于捞个时务科进士呢！
朱厚熜没有功夫与那些迂腐守旧的朝臣们扯皮，更没有功夫跟那些不领情的举子们计较，他最关心的还是增开的制科和时务科。会试放榜之后，时务科的初选便要开始了！
但是，就是这个时务科初选，让他简直伤透了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