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远尸骨未寒，这个“大家庭”又面临着更大的分崩离析。开 心 文 学

老大刘康远一家嚷嚷着这个宅基地“风水不好”、“要死人”，非得要要搬家。他风风火火地找人看风水，跑到据称风水很好的山坡上修房子，也不怕那山坡上距离村里大家都隔得老远，无论是生活还是劳作都相当不便。

更为戏剧的是，15年后刘大河考上重点大学，成为了这个村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一家又觉得这里风水太好了，又急火火地在刘大河家旁边修起房子来。但没住几年，刘康远就因病去世了。刘大河想，若我们唯心地真论命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之富贵生死，若真是天注定，又岂能逃脱！从唯物的哲学来看，这***扯淡风水！

老二刘孝远的房子本也局促，他好歹是个党员，不信那些风水学。后来有条件了，他买下了“人民公社”年代留下的“公房”，离着刘大河家也还较近。

按照农村规矩，养儿防老。如今，刘香远作为老三已先离去，不但不能给老人养老送终，还把他的棺材木给用了。下葬后没几天，老大开始找老二商量了。

“老二，老汉儿也60多岁了，还是要准备起棺材哦。”

“是嘛，是嘛。”

“那我们叫老三那家把木头还回来嘛。”

“老大也，你怎么这样说哦。老三走得突然，用了老汉儿的木头，那是应该的嘛，不然到哪里找那么合适的？”

“是嘛，那个时候急用，现在事情办完了，老三媳妇要还回来的！”

“老大，这个不能叫别人还。要还，你去坟头喊老三还！”

“那我们三户一人出点。”

“人家孤儿寡母的，还出什么？要出，我们两个出！”

老大还想唧唧歪歪地想说着什么，老二已经愤然离开了。后来老二的媳妇告诉邓先红说，“别管那家人，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他若想赖掉，我们家出钱就是了。三婶你放心就是”。

后来慢慢大了后，刘大河才知道，原来老二刘孝远根本不是他亲亲的二伯。刘孝远他爸去世后，他妈带着他这个“拖油瓶”，嫁给了刘大河那丧偶的爷爷。难怪老人家对刘孝远也是不怎么关心的。刘孝远能够不计前嫌，承诺以后承担老人的后事，确是真正的爷们儿！

刘香远葬后不到10天，刘小红因路滑跌倒在爷爷门口的路上，残了的右腿本就使不上力，盘坐着在那里起不来，嘤嘤啼哭。爷爷出门看了下，很厌烦地说了句“别哭了，回去找你娘！”，“哐当”一声把门关了。待到邓先红循着哭声找到姐姐时，正好看到这一幕。

邓先红彻底地愤怒了！彻底地抓狂了！绝望地伤心了！她带着这绝望、伤心和委屈，站在爷爷门前大声地责问：“老汉儿，你当真就那么见不得这个掰子姑娘吗！我的掰子姑娘惹到你了吗！好歹是你刘家的，是你儿的！我死了男人，还守着这两个娃儿过，没给你们刘家添负担，你当真以为我软就好欺负？你们硬是以为我该的吗！你看到娃儿摔了不但不抱起来，你还说这些狠毒话，你们太欺负人了！”

邓先红说了一阵，爷爷待在屋里没吭声，如死了一般沉寂。

邓先红很伤心地抱着刘小红哭，刘大河被吓得也跑出来跟着哭了。一家三口，哭成一团，煞是揪心。

邓先红抱着小红一路哭、一路骂，如同疯了一般，朝着河边那最深的回水沱走去。

到了水边，她撕心裂肺地大声哭开了：“刘大姑儿也，你苦命啊，点点儿大点啊，没得老汉儿啊，人家还见不得你啊，你活起也是受罪啊，干脆我把你丢水头，你死了少受罪啊！”

邓先红不停地念叨着，不停地哭着。刘小红姐姐显然已经明白母亲真的要丢她到水里，非常恐慌，一边挣扎一边大哭。

哭声很快引来了很多的乡亲，除了爷爷和刘康远一家。大家听明邓先红说清缘由，不停地安慰着她，大声地劝导着她，更有老人大声地谴责着爷爷。

待到邓先红情绪稳定下来，大家夺过小红，劝说邓先红回家。留下了一屋子的婆婆婶婶的，有的忙着帮小红洗脸、洗澡、换衣服，有的围着邓先红抹眼泪，有的好言相劝，“她三婶啊，没得啥子，好歹还有个儿，过十年八年的就大了，就撑起来了。大的这个，带点残疾，但是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以后做点家务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大了还不是要嫁人的”。

众人一直忙到了夜深，留下两个婶婶陪着刘大河一家，众人这才叹息着散去。

刘大河一家一直都感激着村里的乡亲们。因为都说死了的年轻人阴气重，乡亲们怕吓着了刘家的这两个小孩子，自下葬后直到“头七”（第49天），村里的姑姑婶婶和大姑娘小媳妇什么的，每天傍晚轮流到刘大河家来，帮着做点家务，说点家常，逗逗两个孩子玩，让这个冷清的家多少变得温馨了一些。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是两三个姑姑婶婶什么的和一家三口挤在一起，大声地说着话，相互壮着胆，以驱赶着内心里实际上存在的恐惧，然后在不知不觉着睡去。刘大河断奶晚，被夹在几个女人中间睡的她，常常在半夜里迷迷糊糊中小手乱摸，逮着哪个就吃哪个的奶。若是小媳妇道也好办，任他吃上两口或是抓上两把。也有未嫁人的大姑娘家的，常常被她摸醒了，不好意思地小声尖叫起来，把众人闹醒后哄笑她一场。小媳妇们会打趣地说：“这个娃儿不得了哦，半夜三更地还找得到地方哦！你也是，小娃儿嘛，摸两下有啥子嘛，以后你还巴不得天天有人摸！来来来，二娃，吃我的！哈哈哈。”刘大河哪晓得那些道道，叫吃就吃呗，不吃白不吃！

49天过后，村里万婆婆叫她的孩子们把自家种养的菊花、胭脂花、鸡冠花、茶花等等十几种花，都给刘大河家抱了2盆过来，摆在院坝前沿，争奇斗妍，四季芬芳，让新丧过后的院落变得有些生机起来。

以后的日子里，邓先红严格按照老家的“献饭”规矩，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叫小红多摆上一副碗筷，全部添满后，把筷子横放在碗上。小红、大河很恭敬地喊一句：“爸爸，吃饭了！”，然后方可进食。直至3年的“献饭”时限到了，不再举行这一仪式。但是，小红、大河一旦把筷子横放在自己的碗上，邓先红手上的筷子就会马上敲了过来，打得人直哆嗦。邓先红屡次强调说，筷子横放在碗上是“献饭”，3年“献饭”期过了，不准再这样，否则不吉利。

以后的每年春耕、秋收，村里的壮劳力都会很爽快地答应邓先红的求助来帮忙。正应了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大河家的三份水田，无论是插秧和打谷，均能一天完成。壮劳力们下田后，邓先红就去割肉打酒买烟什么的忙活。到了吃饭时间，叫大河去田里喊他们吃饭。特别是晚上那顿，邓先红会叫大河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子汉”端着酒瓶，给帮忙的那些好心人们倒酒。就冲着这个小不点儿的倒酒，大人们一般都会很高兴地喝点，有时候还拿筷子蘸点给他尝下。有次大河就这样被很多双筷子的酒给喝醉了，忒兴奋，发起酒疯来，围着桌子跑了好多个圈圈，最后一头撞在条凳上，弄出个大青疙瘩来，大人们乐得哈哈大笑。

八十年代初，距离集体经济模式的结束时间还不长，农村里的互帮互助、集体作业的传统还在。受大河家的这种耕作模式的影响，各家各户干脆都在春耕秋收的时候，请上一帮人，集体上阵，一天做完一家的活，到了晚上吃肉喝酒，相互也不给工钱。后来发展到哪家买了一车煤炭、石灰什么的，倒在村口的大路上，也是有空的人不一而同地自带工具去帮忙挑。完了后，那家的小孩子就会受家里派遣，逐一上门去请帮忙的人吃肉喝酒。那个年代，吃肉喝酒是不会经常发生的。对于少见荤腥的乡亲们来说，这一点不亚于参加生日宴、结婚宴的喜悦。男人们要喝酒，女人们主要是吃东西，吃完也不急着散去，而是聚在一堆，或摆龙门阵，或唱革命歌曲，跟着去混吃混喝的小孩子们，到处追逐着疯耍疯闹。最后，酒足饭饱的人们，打着火把，心情愉悦地各自归家。

刘香远去世后，邓先红盘算过欠赤脚医生们的钱，开始变卖家里仅剩的那点米，本着先小债后大债的顺序一一登门去还。都是乡里乡亲的，很多都会婉言谢绝收债。欠得最多的一名邓姓老中医，已是三代行医了，医德很好。她见邓先红凄苦，很是不忍心，又看在一个姓的份上，叫我母亲一声侄女，交代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说，以后就把这家人当作至亲吧，能帮就多帮点。邓先红叫小红、大河跪下叫了外公、外婆和大舅、二舅。从此，大河家在村里算是有了个主心骨了。后来邓老先生去世后，接过衣钵的二舅和舅妈一直很关照他们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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