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年5月，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她叫朴胜玉，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朝鲜战争中，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后来战争结束，她来到苏联学习。我是留学生干部，她是医科大学留学生的班长，比我小九岁。

按照规定，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绯闻。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

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但是她选择了我。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所以，抛下她们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

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那也是我第一做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

任务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身为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

苏联当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婚回国？

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

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

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当然，那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原谅，这里略去一部分，作者自夸，相当肉麻）……………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学的也是认识论。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后再有人问我有关认识论的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认识论的知识，学习一遍就行了，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今天认识论已经不再是哲学问题了。关于人生观，文学家比哲学家更有兴趣。

我知道回到朝鲜连买书都成问题，于是我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了许多书。我通常早上很早就去图书馆，直到很晚才会宿舍。就那样，我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在莫斯科的四年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形成了对人类未来的认知。甚至，我今天的悲剧也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买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