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之后，我开始觉得之前的珠算练习都是在浪费时间，还有在商业学校读的书也是如此。我开始渴望知识。哥哥知道我的苦闷后对我说，

“既然想做学问，那就找世界上最难的学问去做。你可以的。”

当时我正想苦学，哥哥的话让我很感动。我很想学理科，但是因为色盲，不得不放弃。还想学数学，但是我在商学院念书，是不可能进入数学专业学校的，也只好抛弃。正好这时听说总督府有规定，如果进入前5名，学校会推荐学生继续深造。

为了能取得好的毕业成绩，也为了能够继续深造，我发奋学习，结果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我去跟教务长商量该学什么专业，他建议我学法学。当时私立大学有商科、经济学、法学专业。

后来我曾经想，如果当时选择经济学可能会更好。

本来毕业典礼是1942年3月举行，但是那一年却提前到1941年12月。12月27日，我出发前往日本。

我决心继续刻苦学习。

到日本后，我先找到前辈们听取关于专业的意见。前辈们都很支持我学习的想法。他们说，日本劳动力不足，我完全可以边打工边苦学。我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夜间法学专业，考试合格（同窗中只有我一人通过）。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接到信，说哥哥死了。是精神病，没能住院治疗，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自己打工，挣够了生活费和学费，让家人不用担心。爸爸回信说，哥哥获得了保险赔偿，那些钱将用来养嫂子和哥哥的四个孩子（2男2女）。信中还说，嫂子很能干，不用担心。

因为哥哥的去世，我彷徨过一阵子，对学习也再提不起劲。日本的宪法充满了对天皇的赞美。我就听着哲学概论、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讲义打发时间。

挣钱方面，正如前辈们所说，并不很难。当时日本健壮的青年不足，只要在劳动介绍所登记就会有活干。不过登记的话还要缴税，我就直接去了劳动力市场。

我在东京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照样没问题。我还经常断食。人与人不同，对我来说，断食，少睡，**就会减少，心就会安定，自我觉得满足。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薄弱的时候。

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

我还将爱好物品的习惯戒掉了，外套、手表等都卖掉了。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读报纸。

把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我会剪报，还写笔记。在报纸上写字，为了能看清，需要比原有的字大一些，这样以来，墨水用的就多了，我很心疼。

我十分节制，洗衣服、清扫、针线活都是我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在大学里，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

西洋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我还在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我意识到年轻时多读书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很远。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我一定会参加，努力研判国际形势（怎么运转）。

我确信日本会败亡。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张，有的还病倒了，但是我不以为意。

有一天，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是个才子。

“怎么回事？”

“学生兵，你怎么看？”

“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

“爸爸来信了，好像警察要我去当学生兵呢”

“不可以，日本很快完蛋，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

我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

“参军后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

我看着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过陷入蚂蚁洞里，再从蚂蚁洞出来的现象？如果有逃亡的勇气，就逃到盟军那里，直到日军战败为止呆在盟军监狱里，这样会更好。”

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在我看来，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想法并不如我（高明）。

爸爸给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