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华见曾国藩果然写下“屡战屡败”四字，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看来野史趣闻也绝非虚妄。

周中华提笔在手，便在曾国藩所写“屡战屡败”四字旁落笔又写下四个字“屡败屡战”！

曾国藩见周中华写出这四个字，哑然无语。同样的四个字，不同的用法，高低之分立见，而其中之含义更是天差地别，迥然有异。曾国藩沉思良久，终于眉头舒展，露出微笑：“中华果然奇才，这颠倒之间，便有了不同的意境，当真一字千金，老朽自愧不如！”

周中华淡淡一笑，道：“恩师学究天人，只是身在局中、关心则乱，中华游戏文字，不值一哂。”他顿了顿又说道：“学生以为，恩师此后征剿‘逆匪’，恐难毕其功于一役。百战艰难，胜败乃兵家常事，当以此‘屡败屡战’为铭，方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曾国藩万万没有想到周中华竟然看得如此深远，心中暗自叹服，更有一种异样的想法，那便是“此人深不可测”！

有了“屡败屡战”这一主旨，这份奏折如同国手弈棋一般，满盘皆活，曾国藩运笔如飞，旋即将一份奏折拟好。

奏折中详尽叙述了他如何在叛匪大军进逼下，独立支撑，屡败屡战，最后把握战机，果断进攻，终于在湘潭大败敌军。由此一来，靖港之败只不过是“屡败”之中的一次小败，而湘潭大捷则变成为曾国藩苦心经营的结果。当然，在奏折最后，曾国藩还是表明甘愿自请处分，“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并请另派大臣总统此军”，总之惺惺作态，无非以退为进！

周中华见曾国藩片刻间便做好一份冠冕堂皇的文章，却是打从心眼里佩服。

曾国藩乃吩咐差人将此折火漆弥封，准备拜折后便以六百里加急呈递北京。就在曾国藩拜折行礼之时，周中华已经匆匆书写了一封信函，命差人抵达北京后，务必先将此信送交北京日升昌票号的东家雷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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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了这一切，曾国藩心情稍安，这才详细询问周中华此来的情由。

当日周中华因助剿有功，被升赏官职，并命在江苏巡抚许乃钊帐下听用。周中华又将大把的银子化在许乃钊身上，终于得到许乃钊进一步向朝廷保荐，加上此前曾国藩已经有过奏调周中华的奏折，于是朝廷上谕，命周中华“即赴湖南前礼部侍郎曾国藩处听用”。

得到这个消息，周中华立刻马不停蹄赶赴湖南，与他同来的，还有王韬、蒋敦复，以及两百名新编的火枪手！

曾国藩在与王、蒋二人叙谈后，有些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二人都是持才傲物、志大才疏之辈，远不如那两百名火枪手来得实在。曾国藩随即下令，以此两百名火枪手为基础，再招募三百人，新建一营，便由周中华直接掌控，为曾国藩的护卫督战队。

这日安排好众人，周中华才得以与李显章兄弟叙旧。这一场畅谈，彼此将这数年来的遭际一一说明，唏嘘叹息者再三，感慨无数，只从日上三竿，直说到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最终说到了这次曾国藩兵败靖港。

说起这次靖港之败，李显章兄弟仍心有余悸，万万没有想到太平军如此剽悍凶猛，而对于此役中湘军竟然不遵号令，则是深恶痛绝，引以为恨。听完他们的介绍，周中华若有所思。

次日一早，周中华匆匆来到曾国藩居处，将一叠文稿交付与他。

曾国藩接过一看，满满写了数页，题目赫然便是“号令森严，赏罚有序！”

“夫靖港之败者，非战之罪也，盖因号令不行、赏罚不明，以致将士未能一心，终至怯战溃散……。”开篇便开宗明义，指出靖港之败的原因所在。

接着周中华阐明自己的观点：“号令者，三军之魂魄也；赏罚者，三军之趋避也；号令森严则如臂使指，赏罚分明则将士用命，如此上下一心，战则死战，救则争先，无往而不胜！”

至于如何号令三军、如何赏罚分明、，无非是“抄袭”近代的军纪、条例，一些以现在看来早已经是成规定例的做法，在曾国藩看来则是别开生面、无异于独辟蹊径，创新独到！

最后，周中华为曾国藩勾画出一幅美妙的未来，“果真号令森严，赏罚有序，则兵贵精而不在多，似此训练谙熟、军纪严明之师，十万人足以横行天下！”

曾国藩看罢此文，喜不自胜，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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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数日，曾国藩与周中华朝夕论“战”、“纸上谈兵”，乃至于彻夜长谈。潜移默化中，曾国藩已经接收了部分近代战争理论观点，对于训练一支精兵，更加有了重新的认识！

基于周中华所提出的“号令森严、赏罚分明”，曾国藩对湘军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举凡在近来几次作战中“不听号令、溃散逃亡者”，一概弃而不用、予以裁撤；而敢于战斗、冲锋在前者，不吝升赏，褒奖有加！

这一举措坚定不移，除了塔齐布的两个陆营、彭玉麟和杨载福统领的三个水师营得以基本保持编制外，湘军其他各营几乎全部打破、推倒重来。这次整顿，湘军水陆仅保留五千余人。此后，根据宁却勿滥、在精不在多的原则重新招募。由于湘潭之战的胜利，三湘民众对于湘军刮目相看，招募乡勇颇为顺利，很快又重新扩充到一万五千人。

而对于周中华所提出的“用兵者，不外乎内外之道。内者有三，粮饷无忧、训练有方、将士用命；外者亦有三，天时、地利、人和。”曾国藩更是深有同感。这“内外之道”中，最为曾国藩所看重的便是“粮饷”与“天时”！

对于曾国藩来说，这“天时”其实便是皇帝的信任与否，更确切说，便是朝廷对于自己此次奏折的批复和上谕。

在曾国藩焦急等待时，湖南官场的上上下下、司道官员等也在等着看曾国藩的笑话，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朝廷的上谕居然大出他们的意外。

在这封咸丰皇帝亲自拟定的上谕中，着实嘉奖了湘潭大捷，对于此前湘军的溃败，如岳州和靖港之战则轻轻带过，未予深究。在皇帝看来，自太平军造反作乱至今，败仗已经数不胜数，多他曾国藩一个不为多，少他一个也算不了什么。而类似湘潭大捷这样的胜仗，确实凤毛鳞角，少而又少，对于此时颓废的形势，无疑于一支“强心针”，有振聋发聩之功效！未曾花费朝廷的粮饷，而能有这样一支精兵，自然要当成“典型”来宣传、褒奖。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皇帝严厉谴责了丢城失地的湖南提督鲍起豹，擢升塔齐布为湖南提督，更授权曾国藩，可以视军务之需，调遣湖南境内巡抚以下所有官员，可单衔奏事、举荐弹劾！

这一来，曾国藩不但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上打了一个大胜仗，更在湖南官场全面翻身，笑到了最后！

当然，他并不知道，除了湘潭大捷和“屡败屡战”这两个重要因素外，周中华写给雷啸林的那封信，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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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份上谕还在半途之时，周中华就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大致内容，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在雷啸林刚刚专程送来的一份急信中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与这份信同时而来的，还有一个小小的锦盒，里面是一个精巧的扳指，翡翠制作、满绿色而清澈如水。扳指本是武士射箭时戴在大拇指上拉弓用的工具，满族八旗子弟尤为喜欢佩戴，此时早已演变成为一种“时尚”的装饰品。

这个翡翠扳指若以材料来说，也只是中上之质，并不是什么稀世奇珍，然而周中华自收到这个扳指之日起，便将此物谨慎收藏、秘不示人。

因为在这个扳指的内壁，刻着这样几个字：“叶赫那拉·桂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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