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写这份短文，颇有些踌躇，不知如何表达，也许稍有不慎，便会被人冠以帽子、诟病唾骂。

明季战争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便是内忧外患，两线作战。既要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又要对抗关外的异族入侵。如此高难度的“动作”，不要说以明末腐朽至极、疲惫不堪之躯难以支撑，便是当今的世界强国，只怕也难以胜任。须知，“打赢两场局部战争”与“打赢两场全面战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以崇祯之时而言，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外有满洲，交相欺逼，而民不聊生、官员**，大厦将倾，独木岂能再支！终致北京城破，江山易主。倘若此前能避免两线作战，即便不能改变结局，但是决不会如斯之快！这个责任主要在于崇祯，尤其是在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毛文龙）、失误封疆”等罪名诛杀袁崇焕后，“和议”几乎等同于“通虏谋叛”，缺乏冷静的思考与判断，明政权最终在内外夹击中呜乎哀哉！

崇祯景山自尽后，残明余孽其实还有较大的实力。其实即便在城破之时，崇祯如能及时逃脱，渡江南下，振臂一呼，未尝不可以收拾重整。然而，或许是崇祯的性格使然，也许他已经心力交瘁，不愿再承受这种折磨，一句“汝何故生我家！”，手刃妻儿，凄惨无比，可谓表露心迹无疑。

崇祯一死，孽子孤臣纷纷拥立宗室，再续明室宗庙社稷，统称南明政权。先后有福王（弘光政权）、鲁王、唐王（又分为隆武政权与绍武政权）、桂王（永历政权）。其后续政权之多、互相内战之残酷，也为历史之罕见。

彼时更无“攘外与安内”之分，“对抗外敌”与“党同伐异”孰重孰轻，竟无人愿意认真考量。当时的局面与崇祯年间其实已经大不一样，民族危亡实已为第一要著。而这些残明政权，只知以正统自居，不把心思放在抵御“北兵”，而是以重兵攻击“骨肉同胞”。

如福王的弘光政权本有史可法和四藩，亦即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还有一个重兵在握的左良玉，兵马合计号称百万，实际上也有四五十万。如此雄厚的兵力，没有妥善布置在防御清军的第一线，反而内部火并，争斗不休！弘光帝在史可法连连告急时，竟然说：“上游急（指与左良玉的内战），则赴上游；北兵急（指清军），则赴北兵。”如此调度，安能不败！

历史证明，每当国家民族出现危亡之时，“攘外与安内”必定是一个关键的决策。如何确立轻重，如何妥协合作，试看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便是在民族危亡时团结一心、举国抗日的绝好例证。

作为架空历史小说，往往选择国家危亡的历史关头作为切入点。《崇祯》如是、《新中华春秋》如是、《中华再起》亦如是，当然猫儿的《中华演义》也不能免俗。如何处理好“攘外与安内”的先后轻重，值得类似作品作者的思考和参详。

罗罗嗦嗦，不知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