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十字》后记
作者:阿越      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4925

《新宋》这部小说,写到今天,已经快一年了。这部小说带给我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因这部书,认识了某一个人。除此之外,它带给我的一切,都与读者的支持有关,这些也很重要。

十一个月之前,我动笔写《新宋》的时候,我对宋史的了解,可以说非常的肤浅,到了现在,虽然不敢说有极深的了解,但是我想我已经站到了那个世界的门外。我想极尽自己的能力,来向我的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到今天,虽然远远不能称为完美,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我一直在进步。

只须知道自己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便是有种种的不足,我也能很坦然的面对。成熟是一个过程。

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新宋》能够带给读者一些东西——除了阅读的快感之外,还能有更多的一些东西——这是阿越小小的野心。我的读者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并不满足于跟着作者的思维跑动的,他们会有自己的思考,这是很可高兴的事情。有独立的思考,必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就会有争辩——这也是极其正常不过的事情。难能可贵的是,不管怎么样,书评区的讨论,始终能有一个良好的气氛。

在业已结束的第一卷中,时间跨度大约是五年,从熙宁二年的冬天,到熙宁七年。这五年的时间里,石越并没有如初稿那样,登上相位,反而是去了杭州做地方官,这个改变是必须的。因为五年的时间登上相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石越创立的白水潭学院,不仅仅毕业了数以百计的学生,最重要的是,白水潭学院已经成为一个典范,各个书院争相效仿的对象——这个意义,也许比白水潭学院毕业了多少学生,更加重要。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桑充国创办的报纸,已经成为大宋中心地区与精英阶层非常熟悉的事物,这种习惯的养成,远比《汴京新闻》的地位更重要。

……

五年的时间,能发生的太多,但是不能发生的,也一样多。

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不自觉的想,我写的东西,在宋代有可能实现吗?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觉得不可能。

我也会常常去思考,王安石变法时代的宋代,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在MSN讨论宋代的役法,我向他略略介绍了聂崇歧先生在《宋役法述》中指出,宋代役法最困扰百姓的,无过于衙前与弓手,他很认真的对我说,弓手应当废,百姓能宽得一分是一分。当时我又是好笑又是感动——因为我自己常常也会代入那个时代。我也会由衷的去考虑那个时代本身面临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去考虑一部分读者希望看到现代社会在古代复现的心理了。

我常常会在历史与幻想之间徘徊选择。

我相信能有自知之明,我现在对于宋代的知识储备,并不足以写一部宋代的历史小说;而且《新宋》的本质,依然是一部历史幻想小说。这个故事,离不开幻想。而幻想,需要不断地看到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主人公的得意——我一直小心的控制住这种幻想,不要过份的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

有时候我甚至会自嘲:我这是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但是我始终坚持这个风格,不仅仅让石越戴着镣铐跳舞,而且也让自己戴着镣铐写作。这不仅仅是因为有读者的喜欢与支持,也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幻想,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小说需要的是传奇,历史和幻想本身是矛盾的。我常常说,戏剧性多一分,真实性就少一分。但是另一方面,真实也可能就是戏剧。我根据历史的脉络,编织着情节的发展,却无法也不可能准确的计算前面的改动对后面的影响。因为什么时候是历史,什么时候是幻想,只能依赖于我的感觉。

幸好,我的历史哲学告诉我,历史是偶然的。所谓的必然,不过是“偶然”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一种承认。换句话说,任何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都只存在“偶然”;发生了之后,便只存在“必然”。这个观点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历史哲学不过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工具与方法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历史。我告诉读者的,只能是我站在的这个窗口所能看到的风景。

虽然我同样也有一种冲动,想告诉别人,你们看到的都是错的,只有我看到的才是对的。但是理智告诉我,真相不止一个。

所以当我在编织幻想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它虽然不可能是全部的可能,但必然也会是可能之一。作为作者要做的,不过是尽其所能,让读者也觉得那是可能的。

在写完上面的话之后,我回去头,又重新将第一卷读了一遍。

这时候我才觉得读者真的非常的宽容。

当我回过头去读第一卷的时候,发现有很多语句,根本是不通的!而我的描写,十分之**,倒正显出了我语言的匮乏——可居然还有人说我的“文笔好”!

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则是我常常用大段的旁白来强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客观上来说,这自然是为了保证文章的节奏不至于太慢,但是也无可置疑的证明了我写作技巧的不成熟。

我想这些毛病,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会尽量的改进。

人总是在发现缺点后才能进步,我也只如此的开脱自己了。

在这篇后记的最后,我想对小说中几个人物,说一些自己的理解。

我对人物与人性,既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恪于经验与固执,“只能”有自己的理解;而在客观上,小说也不可能为了人物的性格而安排情节。所以我虽然在写作之时,也有野心塑造一两个人物,但是我也不愿意也不太可能过于在意这些,当然,只是“不愿意过于”,没有作者不在意自己的人物刻画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自欺欺人。我来写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明我心里还是在意的。

主人公石越,在我设想中,并不是所谓的“英雄”或者是有个性的人物,也并非是仿照作者为蓝本刻画的——虽然不可避免,会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但实际上,根本是两回事。

我所想刻画的石越,是一个聪明过人、有着反省精神、略显犹豫的性格、内心有坚毅的信仰、自认为有献身精神、带着道德的虚伪而甚少自觉、为人沉稳,偶尔也有鼓动家的素质的年青人。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不是刻画得足够成功,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刻画这样一个人物为主人公,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无非是我见识所限而已。总之,石越并不是一个对现代人具有感染力的人物,但却绝对是一个能在古代有良好生存能力的人物。过多的阐述是没有必要的,石越之不同于岳不群,最重要的一点,是石越基本上不会认为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去牺牲别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可能会默认这种牺牲,但是他心里一定会有强烈的愧疚之情。另外,我赋予石越的性格上,让他至少在理智上,能够容忍不同的人与不同的意见,并承认那本是事物的常态。他所带来的所谓“文化启蒙”,也并非是唯我独尊的,而是以较低的姿态,争取融入社会文化主流的那一种。因此,白水潭的历史任务,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

在小说中,被我“人为的拔高”而与石越齐名的桑充国,是做为第一配角的构想出现的。这个人的性格与习气,基本上就是我所了解的“书生”(一个狭义的定义,读文言文要查字典的,一律不算在此内;《论语》没有读过两遍以上的,一律不算在此内……)。对于他性格突兀的批评,我曾经做过很多回应,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对于“书生”的性格、脾气,在不同的情况,会如何处理事情,我想我比大多数人要了解。我想如果在这个人物上我有失败,那么我最大的失败,不过是对于桑充国的铺垫太少。

而桑充国为什么会和石越齐名,是不是有资格。仅举一例,郭逵凭什么能和狄青齐名?至于白水潭学生为什么服气桑充国,我想小说中或者交待还是不够。以后若有可能,我或者会补上一两笔。只不过我想说的是,范滂未必学问出众,天下未必不以其为楷模。中国的传统,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学问本是末节。何况桑充国其先有石越的支持,其后有程颢等人的支持。

至于对吕惠卿这个人物的表扬,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反讽。吕惠卿的形象,不过是我从历代奸相权相的言行中,取其“菁华”而成。典型的抄袭人物,不过这样的人物,也更符合大家的经典认知吧?重复了千百遍的人物,自然更容易得到认可,那也是人之常情。也许小说人物刻画的精义,就是写出符合大众认知的人物吧。

在小说中,吕惠卿是不会那么快跨台了。以阿越读宋史所得,认为吕惠卿急于在上任后标新立异,以求在政治决策上走出王安石的阴影,在具体人事上急不可耐地打击王安石;其原因,以阿越看来,无非有两个,第一个是他与王安石之子王元泽长期结下的怨恨,第二个是在郑侠案中,罢黜冯京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打击了王安国。从而导致了他与王安石事实上的决裂。因此吕惠卿一方面急于走出王安石的阴影,希望用政策上的成功来取得赵顼的信任,开始推行手实法等一系吕氏政策;另一方面,则无所不其极的离间王安石与赵顼的关系,迫害王安石——从而一方面进一步激化了与旧党的矛盾,一方面引起了赵顼的极度反感,终于自取灭亡。而小说中,与王元泽的矛盾因为石越的出现,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与转移,而郑侠案并没有第二波导致冯京罢相的事件出现,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破裂,将不会那么急促,接下来一系列的事件,势必改写。

所以,吕惠卿将继续留在书中到一个适当的时候。

作者在小说以外的话,本不宜讲太多。便在此收笔,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新宋》的创作。

阿越

于耶元2005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