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回到起点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

一．仇父情结

有一次在父母家，我偶然发现米袋里有一只老旧的木碗，感到奇怪：

“你们还用这么个东西，又脏又旧的？”

“妈妈”脱口而出：

“这就是你小时用过的嘛！”

我小时用过的？我更感到诧异。奶奶给过我一只，怎么又有一只？

“你想要就拿走。”爸爸不动声色地说。

我把它拿到手里，看着爸爸：

“是奶奶给你的？”

“是的，早的事了。”爸爸的回答含含糊糊。

我没有再问。

回到家，我仔细端详：这是一种在南方经常可见的普通木碗，上面有一道细而深的裂纹；碗边已磨得很圆，是使用过的痕迹；由于年代久远，颜色斑驳发暗，几乎没有了木材的质感，真像是个古董。

在我小时，孩子是不许用瓷碗的，因为打碎了可惜。通常是用木碗，用钢精（铝）碗则是较高的待遇了。

这只我幼时喂饭的木碗是奶奶给他们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奶奶这么做的用意，莫非是想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昔日的过失，不要忘记对我的亏欠？可是，他们竟然毫不经意地把它扔在米袋里用来量米！

奶奶给我那只碗距她老人家去世仅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只木碗是奶奶什么时候给他们的呢？

爸爸为什么闪烁其词，不愿意说明这只碗的来历？

我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难道，是在奶奶病重之时？

若奶奶是在病重之时将它交给爸爸的，一定是头脑清醒并且有所嘱托。那么，爸爸说的奶奶“病重说不出话”等等又俱是谎言。而不通知我，不让我和奶奶见最后一面，更是爸爸和“妈妈”别有用心了。

在奶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对奶奶做了什么，他们又向我隐瞒了什么？

我简直不敢想，但又不得不想。

我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相信”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现在，这两只年龄和我一样大的碗被我小心地珍藏。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时，我把它们拿出来，轻轻地抚摩，细细地把看；睹物思人，我百感交集，缅思无尽。

“你们这两个…卑鄙无耻的…狗男女！我…，我打死你们！”

我一边愤怒地责骂，一边左右开弓，疯狂地搧爸爸的耳光。

“为奶奶…，为母亲…，为姐姐……”

爸爸的脸在我的抽打下像拨浪鼓一样来回摆动，“妈妈”在一旁惊恐地看着。我筋疲力尽，喘息着，几乎透不过气来，手还在不停地挥动……

我从梦中醒来，心跳加速，浑身发热；相似的梦境，已出现过好几次。

是的，我恨他们。他们不但伤害了我，也伤害了我身边所有的善良之人：爷爷和奶奶，母亲和姐姐，还有外公。可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能做。

梦中发生的事让我感到畅快淋漓，也让我感到恐惧。爸爸已七十多岁，如果这样的梦有一天真的在现实中发生，足以要了他的命。

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更进一步说，“梦是一种抑制的、受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梦境表现的是被压抑的冲动和愿望，所以梦境心理是常态心理的一部分。

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在其三到五岁的儿童期，就有仇父恋母的潜意识——“俄底浦斯情结”。俄底浦斯是希腊神话中杀父娶母的悲剧性人物，成为“仇父情结”的一个符号。

但我的儿童期“没有父母”。八岁之后到北京，知道自己有继母之后，似乎也未曾“仇父恋母”，虽然有的是对他们的疏远和不满。

据父亲说，在我一两岁时，他回南京探亲，曾为一事批评我道：“你这个小坏蛋！”。我当即反驳：“我不是坏蛋，我是好蛋！”引得家人哈哈大笑。爸爸在回忆此事时用一种复杂的表情叹道：“你从小就有主见！”此事我也依稀记得，这并不是幼年的我就具有了主见或幽默感，而是懵懵懂懂中觉得这个称为“爸爸”的陌生人没有批评我的权利。

对爸爸有打自心底里的蔑视和反感，是在我逐渐了解事情真相的三十岁之后；这和“俄底浦斯情结”似乎有点大相径庭；或者，是一个特例。

我的这种“情结”不但被道德和教养的“自我”所压抑，还被另一个梦不断地冲淡，那是一个人性和良心复活的梦。

作为一名教师，我有一个体会，五十岁以后的心态与二三十岁时显然不同；对学生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容，对自己多了一份反思。我有时想，父母已垂垂老矣，在他们人生的暮年，也应当能够反省自己的过去，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或许，我也能等到他们迟到的歉意，而且不会等得太久。我用这种人道主义的虚幻安慰着自己，用“以德报怨”的信条勉励着自己；因为即便是为了女儿，我也应当维护这个形式上完整的“大家庭”。

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梦中爆发了。

我想起媒体上报道的一些杀父﹑弑继母的案例，心有所悟：那些“使人恨“的家长，最终与自己的子女同归于尽，如此恶因恶果，不啻人伦的噩梦。显然，对于我来说，我的“如真实的噩梦”，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竟是“如噩梦的真实”；在心理状态上极其相似，不过是发泄的渠道不同而已。

或许，有这梦的宣泄，能减少人间惨剧的发生？或许，就是这些梦，反而成了暴力行为的启示？

我不知道答案。

但肯定的是，人的理性虽不能阻止噩梦；却能阻止这噩梦转变为现实。

幸亏我还没有失去理性。

我，奶奶，还有母亲，是忍让了太多，压抑了太多。

我暗下决心，即便我可以忘记过去的不公正，也不会再容忍新的不公正。

二.信贷消费之先驱

1998年9月7日，《北京青年报》的“金融时代”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百盛购物又添新招大型家电分期付款——一周来咨询者数万”；右下角有一张商家与我妻子交接电脑的新闻照片，说明文字是“邓老师拿到了分期付款买到的电脑”。

文章称：“邓老师也同许多京城老百姓一样，首次在现金消费以外接触到了一种新鲜的消费方式：信用消费。”

“邓老师是百盛接待的第一位分期付款的消费者。她与爱人共同从事教育工作，月收入加起来仅有2000元钱，唯一的女儿今年大学三年级，计算机专业，能够拥有一台个人电脑是女儿最大的愿望。为了这台电脑，邓老师一家省吃俭用已攒了三年钱，每月还要从牙缝挤出150元为孩子租电脑。”……

数万人咨询，第一个尝试；我们“一不留神”当了回第一。

女儿上了大学，并没有让我们松一口气，每学年三千五的学费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教师长了几次工资，生活已有所改善，加上零星的家教，我们两人一个月的收入达两千多元。孩子上大学每月要生活费不说，平时在计算机房上机都要按小时收费。后来学生们觉得还是租电脑合算，先是几个人合租，后来又个人租。计算机专业的不摆弄电脑不行，我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上万元的电脑太贵，恐怕等到女儿大学毕业也攒不够钱。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不指望父亲和“妈妈”能伸以援手。他们从来不过问，我们也不会求他们。

我从八岁到北京，精神上就已经独立；虽渴望家庭的温暖，愿意得到帮助，但从不依赖别人，也看不起那种成年后仍依赖父母的“爹养娘饭小儿曹”。

所以百盛大厦的信贷消费还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不过报道里没有提到的是：我们自己的钱不够，百分之五十的首付款中还有岳父支援的一部分，为了女儿，我们接受了这个帮助。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苟言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什么朋友来往，因为他没有朋友。

有一回我和老二聊天，说到现在报上老在讲“三个代表”，也不见解释“三个代表”的内容是什么。他正坐在旁边，激动得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来告诉你们！三个代表就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熟练得像学生背书。

他坚持订“党报”，天天学习，自觉紧跟。当初，他“拥林”和“批林”一样的积极，“学邓”和“批邓”一般的虔诚。别人还会在私下里发些政治牢骚，但他绝对不会。家里讲的，一定是报上写的，一定是领导在会上说的，保证是一个字不差。

对于他来说，思想犹如吃饭一样简单，而且吃什么补什么。他的首要问题就是凭借嗅觉获得要吃的东西，而这只要有一只跟风的鼻子就够了。

老四事业顺利，从售货员到会计，由会计到经理，买了一辆二手捷达车；有一回开车送父亲去单位报销药费，他一下车逢人便解释：

“这是我儿子买的车，不是公车，我是不会占国家便宜的。”

这是听“妈妈”后来讲的。连她都埋怨：

“你也不是领导，你说这些干嘛？”

父亲不答，一副我行我素的神态。

这已不是什么政治信仰，而纯粹是一种政治表现或政治表演。

如果说以前是为了入党，主要是表演给党组织看；现在的表演，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我能看透他这种近乎变态的表演。

他一生欠革命的“债”，因为对待革命，他也玩了一次“信贷消费”。

当年携表妹出奔，若是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躲一两年，也就罢了；可他非要戴一顶“红帽子”以正视听。革命队伍的人想必也不像他想的那样好糊弄，带个漂亮女人来“革命”，怎么看怎么像是私奔。他革命的“首付”空洞而可疑，连自己也心虚。

所以他要不断地付出，不断地积累革命的资本；他要和那个私奔的卑劣自我划清界限，他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他无法归还自己欠下的心债，无法圆当初的弥天大谎。

一生正人君子的表演，为的是掩饰二十五岁时的荒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炼，这种表演已融入了他的一言一行；连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演技，甚至于忘了这是演技，以为自己就是个“本色”演员。

这是个忘记了下场，或已然是下不了场的演员。

这是一个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任何假话都无须再进行思想，可以自然地流露。

一辈子假面桎梏，自欺欺人；这是命运对他的嘲弄，还是命运对他的惩罚？

“你爸爸说想活一百五十岁呢！”

“妈妈”说。

十分注重保养，看起来比他的年龄年轻许多的父亲一脸的自信：

“这是‘参考’上登的，科学家说的，只要保养得好，人人都能活到一百五十岁。”

祈望多寿固人之常情，看了报就给自己定指标的还真不多。

有一个笑话：五代时的王溥，别的已知足，惟独贪寿。找来瞽者算命，问寿命几何，瞽者说王能活到一百三四十岁。王十分高兴，又问：“这中间有什么疾病吗？”瞽者掐算说：“到一百二十岁时，春夏之交会闹点儿胃口，但没大事。”王对子女说：“听见了吗？记住到那年别给我吃凉的。”王溥因此被人讥为“寿痴”。

看来，说假话的人也爱听假话，欺人者更需要自欺。

三．明确的信号

二ＯＯＯ年，新世纪开始，我的女儿大学毕业。正赶上计算机人才炙手可热的大好时机，所以顺利地当上了“白领”。

教师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我和妻子除了在学校授课，还做些家教，有时还到外校兼课，我还给一个教育网站写稿子。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在家人的鼓励下，我到驾校报了名，卷入了“学车热”的大潮之中。

记得小时候“六一”节免费乘公交车，我总要站在司机后边感受开车的感觉；一边看着外面的街景，一边盯着司机换挡打方向盘；看司机能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操控得停走自如，真是叹为观止；以为除了开飞机开火车，开汽车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了。

所以，我小时候曾有过许多的梦想，有当诗人，当工程师之类；都没敢梦想过开汽车。

六十岁左右学车的人，或许都和我差不多，是要圆一个过去未曾有过的梦。

我学车时闹过不少笑话，过环岛时，教练发口令说：

“环岛直行！”

我一下子踩了刹车，惊疑地问：

“环岛直行，不是开到环岛里去了吗？”

“是转过去，直行！”教练说。

我口里念念有词：

“那就是先右转，后左转，再右转。”

把教练气得没办法。

2002年夏天，我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了一辆红色的两厢“赛欧”。老四家也换了一辆新车，一辆白色的“赛欧”。

两个儿子家有了新车，爸爸照例要抒一下革命之情：

“老百姓买汽车，过去哪里有过，啊？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如今不得了，真是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啊！”

摇头晃脑，绝对的声情并茂，不过我们是听惯了。

秋天，“妈妈”要去趟南京（爸爸不愿意去），走之前和我说，她往返要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由我和弟弟们轮流照顾一下爸爸。

“我们四个人安排一下不是问题，你就放心吧。”我说。

没想到过了几天，爸爸打来电话：

“无敌，你妈坐火车走了。她已经安排好了，平时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早晚抽空来照看我，周末两天你来管。”

好一个“安排好了”！

要是在过去，我会默认这个安排，容忍这个“小小的”不公正；但这次我要说“不”。

“为什么没和我商量？我周末没空。”

“你来不了，我可以住到你那里去的。”爸爸还不想改变主意。

“你们不和我商量，我不接受这个安排。”

说罢我放下电话。

这是我给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他们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公正，我起码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别人无法接受的不公正。

我要“帮”他们改改不公正的“习惯”。

后来从老四那里得知，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爸爸和老三定的。打出“妈妈”的旗号，想必是以为我会避免与她冲突而不得不接受。为这么一件小事，爸爸还要动如此的心计，真是莫名其妙。

当我抽空去看爸爸时，他非但不解释，不认错，还在那里给我唱高调：

“街坊们都说咱们一家人和和气气，安定团结，是邻里的榜样……”

“你是高级教师，有修养，应当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嘛……”

我真想如梦中那样，照着他那张虚伪的脸狠狠地抽一记耳光。

四．感悟生命

“妈妈”从南京回来后不久，到医院做了胆囊摘除的手术。

先是说请个看护，后来还是决定让几个妯娌和从南京赶来的妹妹轮流在病房值班。妻子值班时我尽可能用车接送，否则她就要挤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住院期间，儿女们跑前跑后，我的女儿还给“奶奶”带来了鲜花慰问；同室的病友都十分羡慕，跟“妈妈”说：

“你的儿女多好，你真有福气哟！”

“妈妈”指着妻子说：

“我的大儿媳妇是老师嘛，人最好，最老实了！”

手术很顺利，半个月之后出院，出院那天我开车接“妈妈”回的家。

看见“妈妈”平安回家，爸爸当着众多人的面，总结性地发言：

“这次你妈住院，乐乐（妹妹的小名）立了大功！”

众人都听楞了。

妹妹过意不去：

“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大嫂，弟妹她们都挺辛苦的。”

过些日子我们去看她，“妈妈”给我们准备了“礼物”，给我的是一双皮鞋，给妻子的是一件衣服，我打趣地问：

“怎么，要论功行赏啊？”

“妈妈”回答：

“他们也都有。我这个人，不愿意欠别人的情。”

她说这话时带着几分的自得。

如同过去对我们说：“老三讲了，他是交朋友不交亲戚。”也是带着一种自得。好像是悟出了一条别人不懂，又颇值得自傲的人生真谛。

她还给我的“人情”——那双皮鞋，小，磨脚，穿了一次就扔在床下。给妻子的衣服倒还合身，好像是穿了几次。

2003年春节过后，晚上九点多钟，“妈妈”打来电话：

“你爸爸便秘又犯了，好几天解不出大便。你快来一下，带他去医院。”

我开车过去，把车停在楼下。怕自己开车路不熟误事，在楼下打了辆车。到了医院，值班的大夫护士都在，楼上楼下左奔右突之后，从药房领了吃的药和一瓶洗肠液。

我问：

“到哪儿洗肠？”

护士说：

“这儿不管，自己回家洗。”

“自己洗？自己怎么洗？”我大为不解。

“很简单，用洗肠器，外面有卖的。”

人家回答得正确而简练。

回家的路上，爸爸感触良多：

“现在的医院服务态度真差，和过去没法比。文化革命前，你婆婆（外婆）便秘，医院的主治大夫带上胶皮手套，用手给她一点点的掏，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了什么：

“现在改革开放，广大医务人员还是好的。这是个别的，个别的。”

说点儿真话他就不舒服。

用一句时髦的“数字化”语言来解释就是：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能自动地启动“纠错程序”。

春节之后的三月底，我的岳父不幸病逝。

他老人家得的是肺癌，从确诊到不治有半年多的时间。那一段时间岳父的子女们也都忙得不可开交。开车送他到医院检查，诊断；然后是转院，住院，陪床；到后来，那家医院又说床位紧，催着转院，这时别的医院已经不接收了。我们联系了一个临终关怀性质的养老院，正打算第二天过去，就在那天的夜里，接到了病危的通知。

我们赶到医院，妻子的弟弟妹妹也都赶到了那里。岳父大声地喘息着，已说不出话。我不忍看这个场面，退到了楼道，等我再进入病房，岳父已深度昏迷；不久，医生宣布病人死亡。

妻子和她的妹妹在哭，我们几个男性亲属给他换上准备好的寿衣，然后推到了太平间。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肺癌扩散而能坚持半年之久，生命力可谓坚强；突然的雪溃山崩，又显示出生命的脆弱。

柳宗元诗道：

生死悠悠尔，

一气聚散之。

生命如气一样飘忽易散，这是悲观，抑或是达观？

我想起刚买车的那个冬天的晚上，我接女儿下班回家。入四环主路时，由于没有经验，我从引导车道一下子就并到了主车道，而主车道后面不远就是一辆疾速行驶的大型卡车。刹时间，刺耳的喇叭声，轰鸣声，挟着强烈的灯光和震动，排山倒海一样向我们压来；我正预备接受那致命的一撞时，那卡车呼啸着擦身而过，真是生死一瞬。我们都紧张得说不出话，几分钟后，女儿才问了一句：“您怎么这么快就并线了？”

在那一瞬间，我真切地感觉到生命的脆弱。

我看过一位探险家写的回忆录，说是在没有人烟的沙漠中，一只迷了路的小鸟扑到了他的怀里，已然奄奄一息；他切了一小块梨喂它，小鸟本能地啄了一口就死了。探险家郑重地安葬了它——这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信任人类的小生灵。

生命和生命是相通的，起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人和人的心灵有时却难以相通，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五．家庭利益

“妈妈”有一次问我们：

“一个假期的家教你们就能挣好几万块钱呀？”

“哪儿有那么多，不可能，有一千多块就不错了。”妻子回答。

“怎么不可能，报纸上讲的嘛！”

有报纸作后盾，我们只好无言。

“妈妈”的表情嫉妒而不满，像是抓到了我们隐瞒收入的证据。

解释与不解释一个样——明星大腕们面对小报记者大概就是如此。

妻子告诉我，在医院陪床的时候，“妈妈”说：

“我一直没把无敌当外人，他在农校上学的时候，我去学校看他，拿衣服回来给他洗。”

“还有一回无敌触电，是婆婆（外婆）救的他，给他做人工呼吸。”

过一会儿又问：

“无敌没跟你说过什么吧？”

“说什么？…没有呀。”妻子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确实，我从来没有对妻子说过以前的事。而且，有过初中时因“后妈”遭人嘲笑的经历，我再也没有对别人透露过有“后妈”，过去的事情更是不愿意再回想。

所以，她随便怎么说都行。

妹妹的公婆先后去世，留下一套房子。妹夫是长子，为人忠厚，将房子变卖后与兄弟们分了。“妈妈”提起这件事就忿忿不平：

“老太太活着时说好了房子给大孙女的，她那两个儿子胡搅蛮缠，非要插手。乐乐他们也太老实了！”

我接了一句：

“不给儿子直接给孙女，就是作公证都是很麻烦的。”

“妈妈”气犹未消：

“那怎么不行？”

一涉及到她的“家庭利益”，说什么也没用。

在这边，真正的“家庭利益”，他们早已安排完毕。

老二和老四，都从他们的“换房运动”中得到了房子；老三虽然搬了出去，但爸爸和“妈妈”住的朝阳区的房子留有老三的户口，这显然是给老三留着的。我明白了为什么调回北京时不让我们借住，是惟恐我“染指”他们利益的最后分配。

对于既成事实的不公，我并没有和他们计较。

因为我也习惯了。

我给女儿讲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男孩在路边哭，一个路人看他哭得伤心，问他为什么，男孩回答：

“我丢了两块钱。”

路人说：

“别哭了，我给你两块钱。”

男孩接过两块钱，哭得更伤心了。路人不解，那男孩哭着说：

“要是没丢，我现在就有四块钱了！”

这个笑话其实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

一个人不能只记住失去的，更要记住得到的。

我已经得到了“补偿”。我凭自己的工作和资历，享受了教育系统分给我的住房，我没有什么可

抱怨的。

但矛盾最终还是因“房子”而起。

本来，“妈妈”以为大事安排已毕。他们别无财产，把房子给她的儿子们一分，心也就塌实了。没想到他们朝阳区的住房面临拆迁，将有一笔拆迁费；而离休干部，又要发一笔购房补贴。这本来也和我没有关系，对我们，他们尽量回避这个话题。

对她的子女，她总还要交代一下。

“妈妈”说：

“我还欠老三一套房子。”

意思是说，这笔钱是给老三的。

老四的爱人一直看不惯他们的所为，此时说了一句：

“要是这样，你们对大哥也太不公平了！”

“妈妈”气冲冲地说：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你别管！”

这是后来，老四的爱人对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其它的话，因为我没有在场，是后来听到的，我不想多述。

“妈妈”反而很生气。他以为，儿媳的发难肯定与我们有关，肯定与那笔钱有关。

有一次到他们那里，“妈妈”旁敲侧击地说：

“我们还没有死呢，就有人惦记我们的财产。我们有什么呀，家里就这点东西，我们总不能住到马路上去吧！”

“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要靠父母，那算什么本事嘛！”

爸爸在一旁又唱起了高调：

“**就是伟大，要不是当年自力更生，啊…，那会有今天这么繁荣？自力更生就是了不起，了不起！”

我不理他们。此时和他们争论不明智，必要的时候我会表态。

对于过去的不公，我已经接受；爸爸“妈妈”的重新表态，让我对他们彻底失望。

作为长子的我，在工资微薄的条件下，对这个家十年资助，但是，在这个家里却没有我的一丝权益。

其实，这些权益我可以放弃，我以前一直是这样做的。作为兄长，我不会和弟弟们争夺什么。但作为“父母”，起码也要对我说一句“对不起”。

但他们不。如同他们过去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无须作任何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

我不能再容忍他们的不公，我的自尊不允许。我的容忍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已经达到了极限。

我一直相信以德报怨，但结果是——我愈让，彼愈妄；以德报怨反而成了对他们的默许和鼓励，反而成了取怨之道。

看来如孔子所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正道。

2004年，老二的住处拆迁，他得到了一笔拆迁补偿款，在朝阳区购了一套二手房。简单装修之后，邀请我去做客。我和妻子也带上礼物，祝贺他的乔迁。老二从离婚后一直未能重组家庭，一个人很不容易。

到了老二的新家，老四一家三口也到了，爸爸和“妈妈”也在。我和弟弟们说话，“妈妈”坐在一旁，一脸不大高兴的样子。

到了中午，大家一起到楼下的饭馆吃饭，正吃着聊着，“妈妈”沉着脸对着我冒出一句：

“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

真是有什么病说什么病。

这句不阴不阳的话显然是冲着我来的。她没有教育自己子女的能力，却有“教育”我的癖好。

这次当着众人的面“教育”我，事出有因，分明是一次挑衅。

是我表态的时候了。

我看着她，针锋相对，也给她“务虚”：

“一个人不能太自私，太自私的人其实会失去很多。”

“金钱买不到亲情，有些人却为金钱失去亲情。”

我的这两句话，这种智小谋强的人未必能听得懂。

我的这番话一出，她一时无言以对；当着众人的面驳斥她，这还是第一次。

弟弟们不好说什么，爸爸正襟危坐，欲言又止。弟妹和妻子用别的话岔了过去。我也就此点到为止，不想扫了老二的兴。

回到家里，我思来想去，心潮难平。

我要的是公正的态度，还不是实质上的公正，他们就向我泼起了脏水；而这脏水，本来是他们自己身上的。

无德寡知，父頑母嚚，我还能说些什么。

晚上，我躺在床上，五十多年的经历像电影一样慢慢回放。

从叫第一声“妈妈”开始，我进入这个家，却一直被排斥在这个家之外。不让弟弟妹妹叫我哥哥，我却必须叫她“妈妈”；我脸上的几条抓痕虽愈，心灵上的抓痕却一条条历历在目。我本想忘却，但他们不让我忘却。

想到受欺负的奶奶，苦命的母亲，失怙的姐姐，我更是一肚子的愤懑。我要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为自己，也是为别人。

将近六十年，该结束的应当结束。

我不会乞求公正，但我要还他们以公正。

作家巴金在《再谈探索》一文中说，他拿起笔是因为：“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写出来能够“安静自己的心”，可以“救人、救世、也救自己。”

我不敢自称作家，但作家的这种心情我感同身受。我要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出来，安静自己的心。不敢说救世，但我要唤醒人们对继母问题的关注，或许能够救救孩子，连同救救还有救的大人。

六．回到起点

我打开电脑，“奋笔疾书”；我给我的自传起了个名字——《母爱的阴影》，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一章的初稿。我用电子邮件把它发给了在网络上的女儿，通过MSN（.NETMessengerService）的对话窗口，我们进行了无声的对话：

我：“你看了我写的吗？”

女儿：“看了。”

我：“怎么样，是不是很可笑，看到我小时候尿床？”

输入这句话时我一阵心酸。在写第一章的过程中，我几次止不住落泪。

女儿：“不，我能理解。回忆是痛苦的，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是一种解脱。”

多么懂事的女儿。

我：“我一定把它写出来，将来做一个‘小白菜’网站。”

我给自己打气。

女儿：“好的，我支持你。”

我：“你帮我排一下版，打印几份，我有用。”

女儿：“行。”

妻子看了第一章的初稿，感慨道：

“过去的事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我也奇怪：那些遥远的往事，好象寄存在一个箱子里，平时未曾理会，以为都不存在了；如今打开封存，突然发现一件件完完整整，有的竟历久弥新。这种不想保留却又抹擦不掉的回忆，非亲身历炼不可，非刻骨铭心不可。

这没什么可隐瞒的，我要将此事告诉他们，也是向他们正式表态。

我让女儿将第一章的打印稿连同我写的一封短信给他们寄去。还有同样的一份寄给了老四，算是通报了弟弟们。

信的内容如下：

常××：吕××：（注）

这是我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母爱的阴影》第一章的初稿，请查收。后面的几章完成时也会给你们看的。

我要求你们为五十多年来对我的不公正道歉。

祝身体健康！

常无敌2004.8

（注）：我直呼其名。这里且隐去四个字。

我的信和稿件用专递发出。从此之后，他们便“人间蒸发”了。

没有回信，没有电话，没有解释，没有争论，更没有歉意。他们对此置之不理。

其实拒绝答复就是一种答复。

这是在预料之中的。

首先，他们没有解释和争论的立脚点。和许多内心卑劣的人一样，只有在“不讲理”时他们才是有力和有利的；一讲理，他们就会变成弱者。

其次，他们觉得没有失去什么。我说的“太自私的人其实会失去很多”，他们根本听不懂。在区区的一点既得利益面临最后分配的时候，他们巴不得我能离开这个利益圈；这不但省去了公正的“麻烦”，也找到了不公正的口实。

“笑骂任人笑骂，好事我自为之。”正是他们的心态。

今日的“人间蒸发”与他们六十年前的“出奔”何其相似。

历史又回到了起点。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弟弟们都具备了“外交官”的风度——谨慎地“保持沉默”。

弟弟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已沉默了几十年，他们已习惯于沉默。对他们的失语，我不想深责；但我要说的是，沉默就是自欺，而自欺是对良心的压迫。

对于我的父亲和继母来说，这可能是他们良心复活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除我以外，已没有别人能够唤醒他们蛰伏的良心。

或许，我是徒劳的，他们的良心已死。

或正如现代哲学家、心理学家马斯洛所分析的：对于那些具有变态人格的人来说，一些感情冲动甚至某些本能的心理冲动已永久性丧失，因此任何已知的方法也无法将其治愈。

尾声

母亲八十三岁仙逝。

按照母亲的遗愿，姐姐将母亲的骨灰移至重庆娘家的祖坟安葬。

2005年清明，南京。我与妻子及姐姐的一家人，遥望重庆，祭拜母亲之灵。

母亲一生两次不幸：十九岁逼嫁，遇人不祥，夫死家无。二十五岁再嫁，未承想遇人不淑，二十九岁又遭变故。可以想见，母亲携年幼的姐姐回川之时，心情是何等的凄凉悲苦。彼苍者天，为何如此不公！彼匹夫匹妇，为何用心太忍！

此后含辛茹苦五十多年，自强自立，为女儿牺牲，也是为自己牺牲；向女儿证明，也是向命运证明：她不愧为“人”意义上的母亲，是真正的“人之母”。

好人多难，小人易逞。这是天道，抑非天道？

达尔文的最早鼓吹者赫胥黎，在其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就认识到“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规则所遭遇的尴尬：在植物界，最适于生存的是一些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低等的苔藓和硅藻之类（动物界的蚊子和苍蝇也比老虎和熊猫更适于生存）。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悲喜剧也证明，最适于生存的不一定是优秀者。所以他希望，社会的进化，“并不是那些碰巧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

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因为“小人”总是多一些生存之道——作伪作贱和作恶，而且与时俱进地进化着。虽然这有时也是取败之道，但苟有成功，便奈何他不得，更何况我们的凡尘俗世是以成败论优劣的。

并不是取得“最适”生存之道的人都值得羡慕。

我倒是敬慕许多不幸者，他们以自身的不幸，揭示了人性的高贵。

《诗经》《小雅•蓼莪》中歌道：

无父何怙，

无母何恃！

翻译成白话是：

没有爹，哪儿有依靠；

没有娘，哪儿有依赖！

我从小没爹没娘，后来到了北京，有名义上的父母，仍是无怙无恃。靠着奶奶的爱，靠着外公、张老师、丛老师那样的好人的关爱，靠着精神上的师友——书籍，我成长了起来，没有如嫉恨我的人所期望的那样沉沦下去，我是幸运的。

我的姐姐也是失怙而强，如今，身为教授的姐姐和姐夫退休之后仍在学院里发挥余热，一儿一女均为研究生，勤奋而有朝气。

爸爸和继母至今不懂得他们这一辈子失去了什么。

的确，有些事，有些道理，如果自己搞不懂，谁也帮不上忙。

有一句大家熟悉的名言：

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注）

（注）：Agoodmotherisworthahundredschoolmaster.—GeorgeHerbert(1593—1633)（乔治•赫伯特，英国诗人）

母亲，教师，——多么美好的称谓！

在师范教书时，我时常对学生说，也是在提醒自己：职业不能美化一个人，一个人应当美化自己的职业。

同样，母亲的称谓并不能美化作为母亲的人，作为母亲人应当美化母亲这一称谓。

遗憾的是，一些母亲却不能如此。

有一天早晨，我和妻子去“紫竹院公园”散步，公园里有一个卖早点的地方，人很多；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桌子边上坐着一个穿着整洁的小男孩，五六岁；我们要坐下时，那个男孩说：

“这里有人。”

我们问：

“有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那男孩回答。

“那我们坐在这边，好吧？”那男孩点头答应了。

我们刚坐下，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端着买好的早点，大声喊叫着走了过来：

“你是个死人哪！让你占个地方你连个话都不会说，真是个废物！”

“我说了…”那男孩十分的委屈。

“说了还坐上了人？没见你这么窝囊的！”

我们站起来，对这个女人说：

“这孩子说了，你也别喊了，我们上别的地方去。”

我们说完就走了，跟这种人一桌就餐没有胃口。

在散步时我们边走边叹息——这也是一个母亲！

这个男孩要是被这样的“教师”教育成功，那就彻底的毁了。

我知道有一个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这无疑是在做一件大好事。但还有一种贫困是精神的贫困，而物质富裕下的精神贫困更为可怕。

有谁来救助精神贫困的母亲？

鲁迅所说的“人之父（母）”是有高尚人格精神的父母，鲁迅疾呼“救救孩子”，而且和青年人谈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希望“孩子”能够成长为新时代的父母，“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我的见闻告诉我，为了拯救孩子，还应当“救救母亲”。

我在心里千遍万遍地呼唤，呼唤我亲爱的奶奶，呼唤我坚强的母亲。

我能得到她们伟大而善良的母性之真爱——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愿上苍能传达我的呼唤。

愿我的“人之母之歌”能送达她们的耳边，并送去我的告慰：

你，世上为母亲和将为母亲者：

不啻生灵之母，乃为人之母。

不啻爱己之子，乃爱人之子。

你的母爱有人性，

乃给人子以人性。

你给人子以人性，

乃得——人之子。

——人之子

二零零五年八月于北京

第六章心灵的深渊心痛的记念——写在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