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一章译者附记

果戈理（n．gogol）的《死魂灵》第一部，中国已有译本，这里无需多说了。其实，只要第一部也就足够，以后的两部——《炼狱》和《天堂》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了。

果然，第二部完成后，他竟连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临终前烧掉，世上就只剩了残存的五章，描写出来的人物，积极者偏远逊于没落者：在讽刺作家果戈理，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在所用的底本，仍是德人otto buek 译编的全部；第一章开首之处，借田退德尼科夫的童年景况叙述着作者所理想的教育法，那反对教师无端使劲，像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固然并不错，但对于环境，不想改革，只求适应，却和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些教育家，主张学校应该教授看假洋，写呈文，做挽对春联之类的意见，不相上下的。

第二部第二章译者附记

《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开始于一八四○年，然而并没有完成，初稿只有一章，就是现在的末一章。后二年，果戈理又在草稿上从新改定，誊成清本。这本子后来似残存了四章，就是现在的第一至第四章；而其间又有残缺和未完之处。

其实，这一部书，单是第一部就已经足够的，果戈理的运命所限，就在讽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造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例如这第二章，将军贝德理锡且夫是丑角，所以和乞乞科夫相遇，还是活跃纸上，笔力不让第一部；而乌理尼加是作者理想上的好女子，他使尽力气，要写得她动人，却反而并不活动，也不像真实，甚至过于矫揉造作，比起先前所写的两位漂亮太太来，真是差得太远了。

四 论文

《裴彖飞诗论》译者附记

往作《摩罗诗力说》。曾略及匈加利裴彖飞事。独恨文字差绝。欲迻异国诗曲。翻为夏言。其业滋艰。非今兹能至。

顷见其国人籁息reich e．所著《匈加利文章史》。中有《裴彖飞诗论》一章。则译诸此。冀以考见其国之风土景物。

诗人情性。与夫著作旨趣之一斑云。

《艺术玩赏之教育》译者附记

谨案此篇论者。为日本心理学专家。所见甚挚。论亦绵密。近者国人。方欲有为于美育。则此论极资参考。用亟循字迻译。庶不甚损原意。原文结论后半。皆驳斥其国现用“新定画帖”之语。盖此论实由是而发。然兹译用意。在通学说。故从略。

又原注参考书目。兹删一二。而仍其余。（1）k．groos，zum problem der asthetischen erziehung．（zeitschrift für ae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bd．ⅰ．1906）（2）h．munsterberg．princples of art education，a philosophicai，aesthet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scus－sion of art education．1904．（3）müller－freienfels：affekte und trieb in künsterischen geniessen，（archiv für die gesamte psy．ⅹⅴⅲ．bd．1910）（4）野上，上野，实验心理学讲义 1909（5）kun^sterziehungstages in dresden am28，und 29，sept．1901．1902．（6）e．meumann，vorl，zur einführung in die experimentalle püdagogik 2te aufl，1911．

《社会教育与趣味》译者附记

按原文本非学说。顾以我国美育之论。方洋洋盈耳。而抑扬皆未得其真。甚且误解美谊。此篇立说浅近。颇与今日吾情近合。爰为迻译。以供参鉴。然格于刊例。无可编类。故附学说之后。阅者谅之。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者附记

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的人民，ěq也有着最富的文学。但在二十年代，几乎很少见一本波希米亚文的书，后来出了j．kollár以及和他相先后的文人，文学才有新生命，到前世纪末，他们已有三千以上的文学家了！

这丰饶的捷克文学界里，最显著的三大明星是：纳卢达（1834—91），捷克（1846—），符尔赫列支奇（1853—1912）。现在译取凯拉绥克（josef karásek）《斯拉夫文学史》第二册第十一十二两节与十九节的一部分，便正可见当时的大概；至于最近的文学，却还未详。此外尚有符尔赫列支奇的同人与支派如ad．ckerny，j．s．machar，anton sova；以及散文家如k．rais，k．klostermann，mrsktik兄弟，m．skimáckek，alois jirásek等，也都有名，惜现在也不及详说了。

二一年九月五日附记。

《小俄罗斯文学略说》译者附记

右一篇从g．karpeles的《文学通史》中译出，是一个从发生到十九世纪末的小俄罗斯文学的大略。但他们近代实在还有铮铮的作家，我们须得知道那些名姓的是：欧罗巴近世精神潮流的精通者michael dragomarov，进向新轨道的著作者ivan franko（1856—）与vasyl stefanyk；

至于女人，则有女权的战士olga kobylanska（1865—）以及女子运动的首领natalie kobrynska（1855—）。

一九二一年九月九日，译者记。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译者附记

这是《近代思想十六讲》的末一篇，一九一五年出版，所以于欧战以来的作品都不提及。但因为叙述很简明，就将它译出了。二六年三月十六日，译者记。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译者附记

《饥饿》这一部书，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一由北新书局印行，一载《东方杂志》。并且《小说月报》上又还有很长的批评了。这一篇是见于日本《新兴文学全集》附录第五号里的，虽然字数不多，却简洁明白，这才可以知道一点要领，恰有余暇，便译以饷曾见《饥饿》的读者们。

十月二日，译者识。

《新时代的预感》译者附记这一篇，还是一九二四年一月里做的，后来收在《文学评论》中。原不过很简单浅近的文章，我译了出来的意思，是只在文中所举的三个作家——巴理蒙德，梭罗古勃，戈理基——中国都比较地知道，现在就借此来看看他们的时代的背景，和他们各个的差异的——据作者说，则也是共通的——

精神。又可以借此知道超现实底的唯美主义，在俄国的文坛上根柢原是如此之深，所以革命底的批评家如卢那卡尔斯基等，委实也不得不竭力加以排击。又可以借此知道中国的创造社之流先前鼓吹“为艺术的艺术”而现在大谈革命文学，是怎样的永是看不见现实而本身又并无理想的空嚷嚷。

其实，超现实底的文艺家，虽然回避现实，或也憎恶现实，甚至于反抗现实，但和革命底的文学者，我以为是大不相同的。作者当然也知道，而偏说有共通的精神者，恐怕别有用意，也许以为其时的他们的国度里，在不满于现实这一点，是还可以同路的罢。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译讫并记。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译者附记

lvov—rogachevski的《俄国文学史梗概》的写法，每篇常有些不同，如这一篇，真不过是一幅sketch，然而非常简明扼要。

这回先译这一篇，也并无深意。无非因为其中所提起的迦尔洵的作品，有些是廿余年前已经绍介（《四日》，《邂逅》），有的是五六年前已经绍介（《红花》），读者可以更易了然，不至于但有评论而无译出的作品以资参观，只在暗中摸索。

然而不消说，迦尔洵也只是文学史上一个环，不观全局，还是不能十分明白的，——这缺憾，是待将来再弥补罢。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译者附记。

《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译者附记

这一篇barin女士的来稿，对于中国的读者，也是很有益处的。全集的出版处，已见于本文的第一段注中，兹不赘。

日本文的译本，据译者所知道，则有《唯物史观》，冈口宗司译；关于文学史的有两种：《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和《美学及文学史论》，川口浩译，都是东京丛文阁出版。中国只有一本：《文学评论》，雪峰译，为水沫书店印行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但近来好像很少看见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日，丰瑜译并附记。

《海纳与革命》译者附记

这一篇文字，还是一九三一年，即海纳死后的七十五周年，登在二月二十一日的一种德文的日报上的，后由高冲阳造日译，收入《海纳研究》中，今即据以重译在这里。由这样的简短的文字，自然不足以深知道诗人的生平，但我以为至少可以明白（一）一向被我们看作恋爱诗人的海纳，还有革命底的一面；（二）德国对于文学的压迫，向来就没有放松过，寇尔兹和希特拉，只是末期的变本加厉的人；（三）但海纳还是永久存在，而且更加灿烂，而那时官准的一群“作者”却连姓名也“在没有记起之前，就已忘却了。”这对于读者，或者还可以说是有些意义的罢。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译讫并记。

《果戈理私观》译者附记

立野信之原是日本的左翼作家，后来脱离了，对于别人的说他转入了相反的营盘，他却不服气，只承认了政治上的“败北”，目下只还在彷徨。《果戈理私观》是从本年四月份的《文学评论》里译出来的，并非怎么精深之作，但说得很浅近，所以清楚；而且说明了“文学不问地的东西，时的古今，永远没有改变”的不实之处，是也可以供读者的参考的。

《艺术都会的巴黎》译者附记

格罗斯（george grosz）是中国较为耳熟的画家，本是踏踏派中人，后来却成了革命的战士了；他的作品，中国有几个杂志上也已经介绍过几次。《艺术都会的巴黎》，照实译，该是《当作艺术都会的巴黎》（paris als kunststadt），是《艺术在堕落》（die kunst ist in gefahr）中的一篇，题着和wieland herzfelde合撰，其实他一个人做的，herzfelde 是首先竭力帮他出版的朋友。

他的文章，在译者觉得有些地方颇难懂，参看了麻生义的日本文译本，也还是不了然，所以想起来，译文一定会有错误和不确。但大略已经可以知道：巴黎之为艺术的中枢，是欧洲大战以前事，后来虽然比德国好像稍稍出色，但这是胜败不同之故，不过胜利者的聊以自慰的出产罢了。

书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去现在已有十年，但一大部分，也还可以适用。

五 杂文

《哀尘》译者附记

译者曰：此嚣俄《随见录》之一，记一贱女子芳梯事者也。氏之《水夫传》叙曰：“宗教、社会、天物者，人之三敌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归，故有寺院；必求成立，故有都邑；必求生活，故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为害尤酷。

凡人生之艰苦而难悟其理者，无一非生于斯者也。故人常苦于执迷，常苦于弊习，常苦于风火水土。于是，宗教教义有足以杀人者，社会法律有足以压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作者尝于《诺铁耳谭》发其一，于《哀史》表其二，今于此示其三云。”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生而为无心薄命之贱女子，复不幸举一女，阅尽为母之哀，而转辗苦痛于社会之陷穻者其人也。“依定律请若尝试此六月间”，噫嘻定律，胡独加此贱女子之身！频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老氏有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非恶圣人也，恶伪圣之足以致盗也。嗟社会之陷穻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史》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者附记

《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是尼采的重要著作之一，总计四篇，另外《序言》（zarathustra’s vorrede）一篇，是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作的。因为只做了三年，所以这本书并不能包括尼采思想的全体；因为也经过了三年，所以里面又免不了矛盾和参差。

序言一总十节，现在译在前面；译文不妥当的处所很多，待将来译下去之后，再回上来改定。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书又用箴言（sprueche）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现在但就含有意思的名词和隐晦的句子略加说明如下：

第一节叙zarathustra入山之后，又大悟下山；而他的下去（untergang），就是上去。zarathustra 是波斯拜火教的教主，中国早知道，古来译作苏鲁支的就是；但本书只是用他名字，与教义无关，惟上山下山及鹰蛇，却根据着火教的经典（avesta）和神话。

第二节叙认识的圣者（zarathustra）与信仰的圣者在林中会见。

第三节zarathustra说超人（uebermensch）。走索者指旧来的英雄以冒险为事业的；群众对于他，也会麕集观览，但一旦落下，便都走散。游魂（gespenst）指一切幻想的观念：

如灵魂，神，鬼，永生等。不是你们的罪恶——却是你们的自满向天叫……意即你们之所以万劫不复者，并非因为你们的罪恶，却因为你们的自满，你们的怕敢犯法；何谓犯法，见第九节。

第四节zarathustra说怎样预备超人出现。星的那边谓现世之外。

第五节zarathustra说末人（der letzte mensch）。

第六节zarathustra出山之后，只收获了一个死尸，小丑（possenreisser）有两样意思：一是乌托邦思想的哲学家，说将来的一切平等自由，使走索者坠下；一是尼采自况。因为他亦是理想家（g．naumann说），但或又谓不确（o．gram－zow）。用脚跟搔痒你是跑在你前面的意思。失了他的头是张皇失措的意思。

第七节zarathustra验得自己与群众太辽远。

第八节zarathustr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

坟匠（totengraeber）是专埋死尸的人，指陋劣的历史家，只知道收拾故物，没有将来的眼光；他不但嫌忌zarathustra，并且嫌忌走索者，然而只会诅咒。老人也是一种信仰者，但与林中的圣者截然不同，只知道布施不管死活。

第九节zarathustra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我（zarathustra）的幸福谓创造。

第十节鹰和蛇引导zarathustr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 wieder kunf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ng）的结果。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出了日本之后，想回到他的本国去，不能入境，再回来住在哈尔滨，现在已经经过天津，到了上海了。这一篇是他在哈尔滨时候的居停主人中根弘的报告，登在十月九日的《读卖新闻》上的，我们可以藉此知道这诗人的踪迹和性行的大概。

十月十六日译者识。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者附记

这一篇，最先载在去年六月间的《读卖新闻》上，分作三回。但待到印在《最后的叹息》的卷首的时候，却被抹杀了六处，一共二十六行，语气零落，很不便于观看，所以现在又据《读卖新闻》补进去了。文中的几个空白，是原来如此的，据私意推测起来，空两格的大约是“刺客”两个字，空一格的大约是“杀”字。至于“某国”，则自然是作者自指他的本国了。

五月一日

《巴什庚之死》译者附记

感想文十篇，收在《阿尔志跋绥夫著作集》的第三卷中；

这是第二篇，从日本马场哲哉的《作者的感想》中重译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附记。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

我们都知道，俄国从十月革命之后，文艺家大略可分为两大批。一批避往别国，去做寓公；一批还在本国，虽然有的死掉，有的中途又走了，但这一批大概可以算是新的。

毕勒涅克（boris pilniak）是属于后者的文人。我们又都知道：他去年曾到中国，又到日本。此后的事，我不知道了。今天看见井田孝平和小岛修一同译的《日本印象记》，才知道他在日本住了两个月，于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当时我想，咱们骂日本，骂俄国，骂英国，骂……，然而讲这些国度的情形的书籍却很少。讲政治，经济，军备，外交等类的，大家此时自然恐怕未必会觉得有趣，但文艺家游历别国的印象记之类却不妨有一点的。于是我就想先来介绍这一本毕勒涅克的书，当夜翻了一篇序词——《信州杂记》。

这不过全书的九分之一，此下还有《本论》，《本论之外》，《结论》三大篇。然而我麻烦起来了。一者“象”是日本的象，而“印”是俄国人的印，翻到中国来，隔膜还太多，注不胜注。二者译文还太轻妙，我不敌他；且手头又没有一部好好的字典，一有生字便费很大的周折。三者，原译本中时有缺字和缺句，是日本检查官所抹杀的罢，看起来也心里不快活。而对面阔人家的无线电话机里又在唱什么国粹戏，“唉唉唉”和琵琶的“丁丁丁”，闹得我头里只有发昏章第十一了。还是投笔从玩罢，我想，好在这《信州杂记》原也可以独立的，现在就将这作为开场，也同时作为结束。

我看完这书，觉得凡有叙述和讽刺，大抵是很为轻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种不足。就是：欠深刻。我所见到的几位新俄作家的书，常常使我发生这一类觖望。但我又想，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的一种时症么？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并不错，则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罢。

我们为传统思想所束缚，听到被评为“幼稚”便不高兴。

但“幼稚”的反面是什么呢？好一点是“老成”，坏一点就是“老狯”。革命前辈自言“老则有之，朽则未也，庸则有之，昏则未也”。然而“老庸”不已经尽够了么？

我不知道毕勒涅克对于中国可有什么著作，在《日本印象记》里却不大提及。但也有一点，现在就顺便绍介在这里罢：——

“在中国的国境上，张作霖的狗将我的书籍全都没收了。连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的flaubert的《sala－mmbo》，也说是共产主义的传染品，抢走了。在哈尔宾，则我在讲演会上一开口，中国警署人员便走过来，下面似的说。照那言语一样地写，是这样的：——

——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罢。一点儿，一点儿跳罢。读不行！

我是什么也不懂。据译给我的意思，则是巡警禁止我演讲和朗读，而跳舞或唱歌是可以的。——人们打电话到衙门去，显着不安的相貌，疑惑着——有人对我说，何妨就用唱歌的调子来演讲呢。然而唱歌，我却敬谢不敏。这样恳切的中国，是挺直地站着，莞尔而笑，谦恭到讨厌，什么也不懂，却唠叨地说是‘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的。于是中国和我，是干干净净地分了手了。”（《本论之外》第二节）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记于上海。

《〈雄鸡和杂馔〉抄》译者附记

久闻外国书有一种限定本子，印得少，卖得贵，我至今一本也没有。今年春天看见jean cocteau的le coq et l’ar－lequin的日译本，是三百五十部之一，倒也想要，但还是因为价贵，放下了。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是：“青年莫买稳当的股票”，所以疑心它一定还有不稳的话，再三盘算，终于化了五碗“无产”咖啡的代价，买了回来了。

买回来细心一看，就有些想叫冤，因为里面大抵是讲音乐，在我都很生疏的。不过既经买来，放下也不大甘心，就随便译几句我所能懂的，贩入中国，——总算也没有买全不“稳当的股票”，而也聊以自别于“青年”。

至于作者的事情，我不想在此绍介，总之是一个现代的法国人，也能作画，也能作文，自然又是很懂音乐的罢了。

《面包店时代》译者附记

巴罗哈同伊本涅支一样，也是西班牙现代的伟大的作家，但他的不为中国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于他的著作没有被美国商人“化美金一百万元”，制成影片到上海开演〔3〕。

自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并无坏处的，但知道一点也好，就如听过宇宙间有一种哈黎慧星一般，总算一种知识。倘以为于饥饱寒温大有关系，那是求之太深了。

译整篇的论文，介绍他到中国的，始于《朝花》。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他和他的兄弟联络在马德里，很奇怪，他们开了一爿面包店，这个他们很成功地做了六年。”他的开面包店，似乎很有些人诧异，他在《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里，至于特设了一章来说明。现在就据冈田忠一的日译本，译在这里，以资谈助；也可以作小说看，因为他有许多短篇小说，写法也是这样的。

《vl．g．理定自传》译者附记

这一篇短短的《自传》，是从一九二六年，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文艺战线》译出的；他的根据，就是作者——理定所编的《文学的俄国》。但去年出版的《pisateli》中的那《自传》，和这篇详略却又有些不同，著作也增加了。我不懂原文，倘若勉强译出，定多错误，所以《自传》只好仍译这一篇；但著作目录，却依照新版本的，由了两位朋友的帮助。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夜，译者附识。

《描写自己》和《说述自己的纪德》译者附记

纪德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较为熟识的名字了，但他的著作和关于他的评传，我看得极少极少。

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要中国现在的读者来看他的许多著作和大部的评传，我以为这是一种不看事实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

《描写自己》即由这一种意义上，译出来试试的。听说纪德的文章很难译，那么，这虽然不过一小篇，也还不知道怎么亵渎了作者了。至于这篇小品和画像的来源，则有石川涌的说明在，这里不赘。

文中的稻子豆，是ceratonia siliqua，l．的译名，这植物生在意大利，中国没有；瓦乐敦的原文，是félix vallo－tton。

六 小说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

迦尔洵（vsevolod michailovitch garshin 1855—1888）生于南俄，是一个甲骑兵官的儿子。少时学医，却又因脑病废学了。他本具博爱的性情，也早有文学的趣味；俄土开战，便自愿从军，以受别人所受的痛苦，已而将经验和思想发表在小说里，是有名的《四日》和《孱头》。他后来到彼得堡，在大学听文学的讲义，又发表许多小说，其一便是这《一篇很短的传奇》。于是他又旅行各地，访问许多的文人，而尤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其时作品之有名的便是《红花》。然而迦尔洵的脑病终于加重了，入狂人院之后，从高楼自投而下，以三十三岁的盛年去世了。这篇在迦尔洵的著作中是很富于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谐笑。他那非战与自我牺牲的思想，也写得非常之分明。但英雄装了木脚，而劝人出战者却一无所损，也还只是人世的常情。至于“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这精神，却往往只见于斯拉夫文人的著作，则实在不能不惊异于这民族的伟大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附记。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

迦尔洵（vsevolod michailovitch garshin）生于一八五五年，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他的引人注目的短篇，以从军俄土战争时的印象为基础的《四日》，后来连接发表了《孱头》，《邂逅》，《艺术家》，《兵士伊凡诺夫回忆录》等作品，皆有名。

然而他艺术底天禀愈发达，也愈入于病态了，悯人厌世，终于发狂，遂入癫狂院；但心理底发作尚不止，竟由四重楼上跃下，遂其自杀，时为一八八八年，年三十三。他的杰作《红花》，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拚命撷取而死，论者或以为便在描写陷于发狂状态中的他自己。

《四日》，《邂逅》，《红花》，中国都有译本了。《一篇很短的传奇》虽然并无显名，但颇可见作者的博爱和人道底彩色，和南欧的但农契阿（d’annunzio）所作《死之胜利》，以杀死可疑的爱人为永久的占有，思想是截然两路的。

《贵家妇女》译者附记

《贵家妇女》是从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艺术战线》译出的；他的底本，是俄国v．理丁编的《文学的俄罗斯》，内载现代小说家的自传，著作目录，代表的短篇小说等。这篇的作者，并不算著名的大家，经历也很简单。现在就将他的自传，译载于后——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我的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并未毕业。一九一五年，作为义勇兵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作为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席的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波兰姑娘》是从日本米川正夫编译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

《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

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 philippe 1874—1909）是一个木鞋匠的儿子，好容易受了一点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厅的一个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学生活，不过十三四年。

他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但又自己加以说明云：

“这话其实是不确的，虽然知道不确，却是大可作为安慰的话。”

即此一端，说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这一篇是从日本堀口大学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是他的后期圆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