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军事征南都是要花大钱的，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借款一途，当时因为欧战激烈，英法无力借款，日本遂乘机而入，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迷梦，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请他兼摄财政总长，曹是著名的亲日派，段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就是这一期间铸成的。日本为了对中国贷款，乃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由日人西原龟三经手，后来就是有名的“西原借款”。段祺瑞为求财政上的充裕，贯彻其武力统一的迷梦，不惜饮鸩止渴，断送国权，让日本假借款以夺取中国之利益，而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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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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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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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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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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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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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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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2500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陆宗舆为督办。这个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报》注销来，段相信这个秘密条约是总统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时相信冯国璋有意推波助澜，纵恿反对。因为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召集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内阁中有亲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组。不止是江苏督军李纯在反对，直系的其它督军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电请政府明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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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派军警逮捕了《京报》主笔陈友仁，接着把《京报》查封。这一来，便成了一件中外轩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传：“中械将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由日本控制。”于是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段内阁宣布真相。同时美国公使抗议中日军械借款，亦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则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不能容许日本染指。江苏督军李纯更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事关地方问题，应先征求地方当局意见才能签约。语气中含有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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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决定一意孤行，不理睬反对声浪，当这个合同签定前送到农商总长张国淦桌上，照理要由农商总长批准和签字。可是张国淦竟拒绝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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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亲自到农商部威胁张签字。张国淦问林权助是代表日本商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他说：“如果是代表贵国商人，则当按照我们中国的矿业条例办理。如果是代表贵国政府，这里是农商部，我和阁下没有谈话的地位，请阁下到我国外交部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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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助被张说得哑口无言，又不好意思翻脸，只好退出。隔不久又来访张国淦，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建议依照日本钢铁业由军部管理的成例，将此案移陆军部办理。张答复说：“这是我国内政，不劳阁下操心。”段祺瑞看这事闹僵了，乃派孙润字以120万元向张行贿，贿款增至200万元，均被拒绝。国务院秘书涂凤书也奉派前来，劝张以考察各省农会为名离开北京，由代理部务的次长代签铁矿合同，张国淦也拒绝。段又采取以前对付内务总长孙洪伊的办法，劝张外调省长，以免身当其冲，张也不肯。张平日为人随和，可是这次却非常坚决。段最后派亲信曾毓隽访张，说了许多好话，请张帮忙，张国淦说：“不签字就是帮总理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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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讨伐南方，武力统一的政策行不通，又受直系的反对，湖南情势又突变，他只能出之辞职一途了。当他辞呈尚未提出时，江苏督军李纯（直系）又来电建议总理不兼陆军总长（实际上是削了段祺瑞的兵权）、解散临时参议院、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迅速召开南北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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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段被迫提出辞呈，同时发出“正密”铣电痛论北洋派团结的必要，以及自己不得不辞职的苦衷。他一边明着下台，一边以副总统之位拉拢直系曹锟，意图分化直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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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虽是直系，以前并未加入长江三督的主和集团，且一向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被称为直、皖二系的“两栖督军”，因此当时颇有举足轻重之势。直、皖两系都极力拉拢曹锟，他则一直不作左右袒，他当时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又曾是清朝时的北洋大臣地位，他的一举一动，对北京都有严重影响。曹锟本在直、皖两系明争暗斗中保持中立，在徐树铮导演下，在21日单独发表马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表面上好像仍是主和，或是主战、主和中间的折衷方案，实际上对南军是不利的。曹锟马电发表前后，皖系军阀如：安徽督军倪嗣冲，奉天巡阅使张作霖，浙江督军杨善德乃其它军阀：卢永祥、张怀芝、张敬尧、李厚基等纷纷响应段的号召，主张继续对南方作战，一时主战派声势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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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以曹锟和张怀芝为首，督军们和督军的代表齐集天津孙家花园开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和声势，不下于徐州会议，除了西南各省和长江三督没有代表参加外，山西、奉天、黑龙江、福建、安徽、浙江、陕西七省和察哈尔、热河、绥远三个特别区的军阀代表，以及上海卢永祥、徐州张敬尧都有代表前来天津，这等于是又一次的督军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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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是参加这次天津会议的奉天代表，陪同他的是张作霖的智囊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天津会议并推举段芝贵进京向冯国璋摊牌，他们表示一点婉转的意见，如果南军退出湖南和解散非常国会，就可以谈和，这是谈和的起码条件，如果总统不采纳，督军团将以对付黎前总统的手段对付今大总统——各省宣布脱离中央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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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派这次倒不是摇旗吶喊，光念不动，而是有真实行动。决定南征后，北方军阀们截留税款、扩充兵力、夺取地盘。这时的全国报纸被主战的通电填满，杀伐之声不绝于耳。北洋派颇有大振旗鼓的中兴气象，居然也有人主张让老段亲自任征南统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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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北方杀伐之声惊天动地，长江中游突然又爆发了主和的声浪。1918年2月14日冯玉祥在武穴发出通电宣布自主，力斥南北战争是一种最无意识和最无情理的战争。他以前奉令“援闽”开到浦口不再前进，就是为了促进南北和局。而和谈的基础是岳州归湖南，荆襄归湖北，各守疆土，两不侵犯，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最后他说军人应当服从总统。而总统从来就是主和的，所以主和就是服从总统。他的结论有两途：“或罢兵，或杀玉祥以谢天下。”冯此举当然是主和派的安排，以打乱主战派对湖南进攻的步骤，因为武穴处于湖北与江西之间，冯的行动对主战派的第一、第二两路军都有影响。据说这是陆建章在幕后策划的，陆并且还有突袭安徽，赶走倪嗣冲的计划。倪在安徽并不得人心，赶走了倪，陆就可取倪而代，如此一来，安徽加入长江三督的阵营，津浦南段全在主和派掌握中，力量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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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对于冯玉祥突然主和极为震动，因此把一切愤怒都集中到冯国璋身上，决心要搞一次军事政变以驱冯下台。可是由于皖系的兵力都调赴南方，所以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支持他的计划，因此便派其亲信智囊徐树铮，以“接洽国防”为借口，前赴东北找张作霖，说动张作霖调派他的奉军入关，来执行驱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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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霸东北路上的最后一个拦路虎孟恩远自己在此时却也犯下了同冯德麟一样的致命错误，孟恩远竟然也参与支持了张勋的复辟活动！张汉卿麾下高纪任的“奉情局”不负众望，绝密的信息如潮水一般流向张汉卿的奉军大本营。顷刻间，张汉卿抓住了无懈可击的孟恩远的小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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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作霖乘机密派心腹到吉林，以孟恩远“复辟附逆”有据，滥用省库和任人唯亲等为由，发动了“驱孟运动”。并以民众的名义，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追究孟恩远罪责，并强烈要求撤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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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是直隶人，亲家陆建章也是直系，孟的部队多属直隶子弟兵。国务总理段祺瑞早就有革除孟恩远之意。此时顺应民意，让自己人替代孟恩远，可谓恰逢其时。于是他很快就向孟恩远下发了革除令，同时任命自己的骁将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接任其职。田中玉是河北抚宁人，此前曾在长春驻扎过，与日本人的关系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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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孟恩远，却来了田中玉，这种结果是张作霖没有想到的。他看得很清楚，如果让以段祺瑞为后台、并与日本人过从甚密的田中玉就任吉林督军，无疑会成为他统一东三省的最大障碍。正所谓“两害相侵取其轻”，张作霖决定，与其迎接田中玉，不如暂时留住孟恩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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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恩远早听到一些风声，曾派秘书戴艺篑到北京冯国璋处打听虚实，冯说没有这回事，劝他不要听谣言。可是不久谣言成了事实，他接到命令后大为光火，便打电报质问内阁调动的理由，限三日内答复，否则吉林便宣布自主。又派吉林混成旅旅长裴其勋为独立军总司令，同时，他们选派请愿代表陆续赴京，积极奔走，为孟恩远鸣冤叫屈，他的党羽高士傧等也坚持要反抗田中玉的到任，并以武力压迫吉林的反孟势力，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易督的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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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督军田中玉本已准备赴任，但他看到吉林混乱的政局，顿时兴味索然。他觉得自己在察哈尔都统的位置上也不错，没必要卷人混乱的政治漩涡中去，于是向段祺瑞婉言谢绝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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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战争一触即发，总统冯国璋大不谓然，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王士珍也都愿意出面调停。冯授意王占元联合各省北洋军阀发出联名通电，借口牵涉国防、外交，请求维持吉林原状，列名的督军除了长江三督外，还有部分皖系督军因受王占元邀请签名。段碍于冯的面子，又受各省督军的压迫，对吉林易督问题乃以不了了之：（一）不撤消原令，（二）不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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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孟恩远因平定哈尔滨事件有功，重新获得了北京政府的欢心，如自己愿、也如张作霖愿地留在了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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