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刚过没几天，郁树父亲让人带信过来，说他们厂打来电话，让他尽快回厂一趟。

郁树这才感到，这几个月又是苏慧的事又是自学考试，他已经有好久没回厂了。

他原来以为是催他拿工资，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拿工资了，可第二天回到厂里才知道，原来他们厂元旦已正式宣布解散，正在处理善后事宜。

20世纪90年代初，“破产”在中国还是个新生事物，人们说得更多的是 “解散”，正因如此，最初破产的企业，工人的出路一般还是由政府来负责安排。

按照区政府和市电子局共同研究的方案，工人如果不要厂里安排、自谋生路，将可以得到5000元的就业安置费；如果需要厂里安排，则大多是分到电子局下属的其他元器件厂，但时间不能确定。就目前而言，已经有三四个效益较好的厂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名额，并且抢先来挑了人，过完年就可以去上班。但大多数厂还在推三阻四地不肯接受。

正如事先所预料的，差不多集中了全厂所有年轻人的四车间工人是那些厂的首选，王玉华、吉晓兰和肖芳都是第一批就被挑走了。还有个吃香的部门就是技术科。其他部门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前途可谓遥遥无期。

然而，先在四车间、后进技术科，而且是全厂年龄最小的郁树却是个例外，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被选中的他，被告知暂时不能放。

那天，找郁树谈话的是人事科段科长。他告诉郁树，根据厂工会研究决定，由于他西苑小区的房子是厂房拆迁分到的，如果他要求厂里分配工作，必须交出房子，因为按他的情况，将来分到新厂也会有集体宿舍；如果他不要求厂里分配工作，可以带走房子，但不能拿5000元就业安置费。

郁树当时就想破口大骂，但他忍住了；他当时就想破口而出“不要你们分配了”，但也忍住了。最后，他笑着对段科长说，他要回家和父母商量一下。段科长关心地提醒他要尽快有个说法，因为越往后好厂越少了。

走出厂门好远，郁树又回头看了一眼。

他知道，这个他呆了三年半的小厂，他人生的第一个驿站，这一别也许就是永远――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肯定是要房子、不要那些比这个厂好不了多少的所谓“好厂”，只是他确实要先跟父母说一下――这么想着，他的心中不禁又多了些伤感。

愤懑不乐中他忽然想到苏慧，既然已经进城、已经近在咫尺，何不和她一起吃顿中饭，顺便也舒散一下自己阳闷的心情。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元旦那天分手时她告诉他，她准备干到年底就辞职，来年也计划考研，所以很可能年前就从他那儿搬走，让他在工地等着她，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会去找他还钥匙。他知道她的言下之意，所以告诉自己，那是他们的最后一夜，她对他已经情至义尽，以后决不能再去打扰她！

晚上回到家，郁树把厂里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说了一下，父亲一开始没说话，母亲沉吟片刻叹了口气：“那你就真的失业啦！”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故意显得很轻松，“本来就和失业差不多，现在反而可以放开手脚去闯一闯了。我10月底自考就全完了，到时候更好找工作了。”

“那10月底以前呢？”父亲终于开了口，“还在你二伯这边干？”

“我不想干了。”他好像成竹在胸，“过完年我就回去先找个事干着，哪怕是临时的，边干边考，等考完了，再一门心思‘骑着驴找马’。”

“很好，好男儿志在四方，只要你始终保持这样的上进心，将来一定会有个不错的前程！”父亲难得地赞赏起来，“还有个事我一直没跟你多提：你去年回家前不是去过一趟职介所吗，当时留的也是我办公室的电话吧。这一年来职介所来过好几次电话，有些单位还真不错，比如有一个开发区的外资无线电厂，月薪500；还有个电脑公司，底薪300，外加提成。但人家都是正式招聘，要转档案关系，你当时单位那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都替你回绝了。你又很少回家，我也就没跟你说过。”

“是吗？！”郁树果然信心倍增，“那我年后再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