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树所谓的“上次”，是指４月初的时候，那时毕业分配还未真正开始。有一天，校团委周书记突然从足球场上将他拉下来，说是有人要找他谈话。

“是分配的事。”周书记拍了一下他的头，“市法院正在推行微机自动化管理，他们技术装备部门今年想在我们学校要个人，我们推荐了你。这可是个好单位，好好把握啊！”

法院算好单位吗？郁树不以为然，他记得高中毕业那年，他们班有好几个高考落榜的同学，通过“招干”考试进了银行、工商局和法院。这几个单位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也不过一般化，还不如一些好一点的工厂，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法院到底是干什么的。

尽管如此，但听周书记的口气人家可是来“掐尖”的，于是他又有点不自信――实事求是地说，中专两年，他根本算不上是个好学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中专毕业生基本上都由国家包分配，很多是“哪里来回哪里去”，没有就业压力，也就没什么学习动力；加之改革开放大门初开，各种西方思潮泛滥，人心思变、学风浮躁。郁树自然难以独善其身，他的功课基本都是六七十分，结结巴巴过关，还有一门补考。其他方面，由于高考不理想，他一度自暴自弃，加上一贯喜文厌理，对无线电专业更是毫无兴趣，于是整天痴迷于看小说、诗歌或打球、跳舞，吊儿郎当，纪律松散。直到二年级下学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对班级团支部书记工作不满，一时冲动下，他以“让我们学生时代的最后半年过得丰富多彩”为口号，自发组织团支部书记竞选，并大获成功。一开始，校团委对这一违反程序的半路竞选并不赞成，但民心所向，且木已成舟，只好认可。不曾想，郁树上任后，不仅本人大展才华，勇夺学校独唱和演讲比赛第一名，而且带动原来死气沉沉的班级面貌大变，在黑板报、合唱、交际舞、篮球、围棋等各种校际比赛中屡屡斩金夺银，令校团委心服口服、非常满意。而最让校团委尤其是周书记刮目相看的是，他还自任主编，组织办了一张手抄本的周发“班报”，交流学习心得、记录校园生活、展望美好未来，有诗歌有散文甚至有小说连载。周书记说这是学校历史上第一张“报纸”，他还特别将那张“创刊号”要去，说是要存档、留念。

显然，周书记推荐他，正是看中他最后半年表现出的多才多艺和出众的组织能力，但法院可不仅仅看重这一点。他记得那两个人和他谈话时，首先问的是他的家庭背景，然后就是他的学习，又着重询问了他对电脑知识的掌握情况，爱好、特长什么的几乎没问。而他则由于毫无准备，加上潜意识中又对法院不太“感冒”，所以面对提问，他只是寥寥数语地机械应对。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你对到法院工作有什么感想？”，仓促间他居然脱口而出“无所谓”。话音未落他就感到说错话了，于是赶忙补正，“我是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能进去当然要好好干，进不了那就‘接受党和人民的再挑选’吧！”――然而已经晚了――周书记事后透露，法院最终放弃他而重新选择了另一个班的副班长，正是因为他最后那句“不经过大脑”的“无所谓”。

说实话，尽管对录取与否看得很开，可一个星期后得知自己落选时，他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不过那种不是滋味也就持续了两三天，一是他天生乐观，再不开心的事很快就会过去，二是因为那时候整个分配大局还未明朗。尽管学校上半年已经确定由部属改为省属，但从校长、老师到学生都认为这对他们第一届毕业分配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他还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做着进部省属研究所、军工厂、国营大厂的好梦。尤其是南京市，作为省会城市，几乎所有的研究所、军工厂都集中于此。所以他想，就算法院真的不错，但他以后的单位也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现在看来，差了可不是一点点，简直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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