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眼看新梅就要失足坠桥的时候，杜中天猛地从身后一把将她推向了对岸，而他自己，却纵身跳进了深涧！

狂风在那一刻，竟然奇迹般地停住了。

新梅匍匐在地，望着那十多米深的深谷之下，怔怔地发呆。

他是为了救自己，才跳下去的！

那一刻，新梅的心碎了！

她甚至不知道这个战士老家在哪里，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此后，在过桥的过程中，又有一个战士，失足跌落下去，粉身碎骨。

在接连发生两起死人事故后，队伍里有人提议：不能再这样走了，这样走就等于冒险，等想想另外的法子。

于是，群众的智慧再次被激发了出来。

有人做了两具软体，分别垂立在两个桥头的两壁，过桥的人，从这边的软体下去，然后踩着战友们的尸体，过了沟底，又从那边的软体上爬上去。

这样一来，队伍再也没有人因为过桥而发生伤亡。

死亡在继续。

他们回家的路，已经变成了一条死亡之旅。

越朝丛林深处走，李亚男的心情就越沉重。

因为她总是担心，李胜华在哪里？他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些危险吗？

随着雨季的结束，在这里，另外一种杀人利器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这就是瘴气。

滇缅交界处的胡康河谷，是滇西瘴区中闻名中外的瘴乡，瘴气的浓烈程度及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较为深远。明代王骥三征麓川时，无数壮士为此地的瘴气而胆寒，并因之命丧黄泉。清代，气候及自然生态环境改变不大，瘴气活动依然极为频繁，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及中央王朝的经营活动依旧产生着重大影响。

据熟悉本地情况的杜群英介绍，胡康河谷气候类型复杂多样，立体气候典型，生长活动于此的动植物数量及种类较多，瘴源体也很多，瘴气存在的地理、气候及自然生态条件都存在，形成了“山岚烟瘴，无处无之”的景况。

这里瘴气浓烈，清末民初的腾越人李根源于1911年闰六月参与滇缅边界勘察时，亲履瘴区，对所历地的瘴气多有记述，这类在亲历亲见基础上记录的资料较为可信，对深入认识瘴气与自然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了解滇西腾越一带的瘴气及其民族生存环境状况大有裨益。--据记载，“自遮岛以下，汉人而外，皆焚夷所居，野人、傈僳则散居山谷问，坝中则无居住者……沿途五、六、七月，时有烟瘴发生，此地尤甚。若被早风感冒，多成哑瘴而死。”

这些瘴气顽固存在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极其原始封闭，居民生活闭塞落后。这种生活方式和自然生态环境又在客观上成为瘴气存在的外部保障，汉族移民进入较少，“或曰其地多瘴，非可以华人居也”。民国年间早已在内地绝迹，或在云南大部分开发深入区消失了的虎、豹、野猪、麂、熊等野生动物在这里还常被猎获，亲履当地的李根源呼吁地方统治者亲至十五宣地了解民生疾苦， “大练地，六户，瘴地，水毒。西北歧路有白岩头、老虎槽，住傈僳七八户，以猎为业，去岁曾猎获虎一、豹四，熊麂、野猪无数。余等行至该地，其人咸窜避深箐中，余老妇一人潜屋内，柴扉紧闭……向导云:我辈倘住其地，则彼窜者终日不归，潜者终日不出，彼等怯惧汉人，大都如是，不独此地惟然……十五喧之民无论汉夷，皆獠狂未化，蠢如鹿豕，无一读书人，不得不谓地方之耻。余尝谓地方官绅，宜常到乡里去，今尤愿保山官绅尝到十五喧来，俾知地方之疾苦、民智之陋劣，而思所以整理之”。

李根源在叙文及报告中也对腾越瘴气对勘界的影响进行了记述:“余之主要目的，在出永康州，经麻栗坝，历木邦、腊戍至猛；景东折入缅宁、云州，或车里、普洱旋省，限期五月。乃至大猛统，刘生染瘴几死，余抵楚雄，接其顺宁来电，正当伏暑，时已不许，允其由蒙化、弥渡归……根源面陈制军，有曰：“此次奉命，以时间迫促，且当炎天盛瘴，故所得成绩甚少。”

瘴气与疟疾是一对蔓生兄弟，而疟疾又常常是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水而导致的。热带丛林里，水源本就较少，干净的水源更是少之又少。副营长赵发磊在目睹了十多个战士死于瘴气之后，也开始不敢随便喝水了。有时候一连几天都找不着干净的水源。

战士们开始受到干渴的威胁。

这天下午，丛林里空气闷热难当，战士们的身上，已经没有汗水了――身体的水分快被吸干了，哪里还有汗水？及时有一些汗水，把军衣打湿之后，背部上便白花花的一片，成盐了。战士们舍不得把盐洗掉，就用竹片认真的刮下来，收拾好了，留着下次吃饭的时候，放一点在汤里，那味道，虽然夹杂着一股浓烈的汗味，但总算有一丝盐了！

凡是被感染瘴气的战士，轻则头重脚轻，重则当场毙命。有不少战士，是在晚上宿营的时候，被瘴气杀死的。

赵发磊已经干渴得要命。

水壶里唯一的一点水，他也让给杜群英喝了。

现在，他躺在草丛中，张着一张皲裂的嘴唇，头晕目眩。

他感觉到，再这么走下去，他也会成为这沿途所见的白骨堆中的一堆，在求生的本能之下，他问道：

“你们谁要撒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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