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柔除了法律上的建树，对政事教化也多有补益，他的这些言论散见于他多年的奏折中，大多都见识分明不俗，也基本都得到了采纳，这也无须多表。

高柔来到明帝那里，为的是探明告发者的姓名，他的这一请求惹得明帝大怒，他说：“刘龟该死，他居然敢在朕的禁地射猎！把刘龟交付廷尉，廷尉就该严刑拷打，怎么反来问朕告发者的姓名呢？难道朕是胡乱逮捕的刘龟吗？”

高柔毫不慌张，他反驳道：“廷尉向天*现着法律的公平公正，怎么能以皇帝的喜怒而破坏法律呢？”

明帝更怒，他说：“如果朕仅以喜怒行事，刘龟又何必交付廷尉？狩猎之法早有明示，刘龟胆大妄为，无视法规，处理他难道反而有悖法律的公正？”

高柔躬身道：“陛下一再告诫臣等，人命关天，来不得半点轻忽，所以臣不得不慎重。若无告发者对质，时过境迁，刘龟一再不认怎么办？重赏之下，若告发者贪利挟私诬告怎么办？此风一开，岂不又将重蹈先帝当年的旧事？如此又怎能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公正？臣甚至怀疑告发者也曾参与其事，如果真是如此，他何以不事先阻止？他事后再来告发是何居心？此人的品质岂不更甚于刘龟偷猎？这些陛下不能不慎思考察！”

高柔的话使明帝顿悟，他平息了怒火，点头道：“是朕错了，你说得对，那人是刘龟的功曹，名叫张京。。。”

高柔再次躬身道：“谢陛下明示，如此，臣就将他召来同审了。”明帝表示同意，却在高柔即将离开时又说：“朕到时要亲自看你审理，你好好准备去吧。”

明帝向来以为官司刑狱关系天下人命，国家安定，因此登基以来经常亲临现场听讼，以示重视，以便督察，他在太和三年建起的听讼观便是一个直接措施，多年从事法职的高柔本深以为然。但是这一次高柔听了明帝的话却不由心中一沉，他知道刘龟是肯定活不成了。

明帝听案之时，本就喜欢凭着个人理解，个人喜怒指手画脚，有时根本不顾法理程序，他现在深恨刘龟无视他的威严，竟敢大胆侵犯他的利益，又怎能容得高柔卫护？但狩猎法规虽然极不合理，毕竟目前没有废除，如果明帝一定坚持，身为人臣，正负责贯彻执行现有法律的廷尉高柔却也也法可想――帝王制度下的法律法规更多体现的不正是帝王的利益尊严吗？其它的思想有时候只能让位于此，在夹缝中生存。

能够在夹缝中生存，那还得遇到一位明智的帝王。

数日之后，案件审理开始了，这一天除了刘龟一案，还有另外两个案子，这是高柔特意安排的。他期望明帝能够由这两个案子看清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主张有所更改。所以他把这两个案子放在了前面。

地点正在听讼观，明帝在后压阵，高柔坐在前面主持审理，第一个带上来的是司徒府属官解弘。

解弘一案也是明帝亲自督查的，按照当时的制度，凡官吏遭到父母大丧的，一百天后就必须返回供职，可是解弘遭遇父丧之后一百天仍然不归，待到其后有军事行动，司徒府严令他立即出发，他却又以身体有病为由一再推辞。明帝听说后当时就大为震怒，他下诏喝斥道：“你不是曾参、闵子骞，怎么也能说哀伤患病呢？”立刻就催促有司把他逮入大牢。

曾参闵子骞都是孔子的弟子，以孝著称的古代先贤，解弘的确不能跟他们比，可是普通人就没有父子亲情，就不能因此哀伤患病吗？明帝的话实在没道理。

古人以孝为本，这是历朝历代大力称扬鼓励的美德，魏国也不例外，但是古人对于孝道的理解和执行又超乎常理，比如说父母死后要守孝三年。这种制度对于普通人还勉强可行，可是国家官吏如果一律照此办理，那国事还有什么人来做？人才不可能遍地都是，新手也远不如老手得心应手，这个制度的弱点越是在乱事纷纭之际越异常突出，因此魏国才不得不对官吏特别制定了特殊的规定。这个规定对国家有利，但却遭到了那些传统观念极深，又不十分热衷名利的孝子贤孙的抵制，因此这种时候很多人会找出各种理由拒不执行，明帝的怒火正是因此而起。

他怒的不是孝道本身，而是这些人的冥顽不化，不顾大体，不知国家。

解弘被带上来了，却是被人连抱带拖弄上来的，到了堂上就软瘫在地，连向明帝下跪的力气也没有。

等解弘喘息已定，高柔顿喝道：“解弘，抬起头来！”

解弘勉力慢慢抬起头，两眼含泪，声声哽咽：“罪臣拜见陛下，拜见廷尉大人。。。。。。”声音细不可闻。

这一情状大出明帝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