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划江而治，基本可以自保，因此东吴自孙权以下虽有争霸天下之心，却又同时安于现状，始终不肯积极进取。这种心理足以解释孙权为什么每次出兵都虎头蛇尾，浅尝辄止，看上去他们仿佛只是不想闲着，偶尔要找找乐子一样。当然，这也是迫于种种形势，魏国越过长江不易，孙权也并不认为吴国现在能够打出长江，他屡次出兵也不过就是想骚扰一下，试探一下，显示一下武力。这跟诸葛亮出兵的意图有一部分相像，一，我不打你，你终究要打我，因此不如我主动出击，让你知道我并不好惹；二，我打不着鹿，也不能让鹿吃草，不能让你好好过；三，如果能侥幸打胜几场，攻占几座城池，掠得几处民众，至少也能削弱你们一点，自己增加一点收获。

抱着这种心理的孙权根本不可能真正与诸葛亮协同作战，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才是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对外可以这样，对于内部矛盾孙权却就只有全力以赴了。东吴自保的条件不仅是长江天险，还有内部的稳定稳固，甚至内部的稳定稳固在这时候，其意义上远比长江天险要大得多。

内部稳定稳固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无所不包，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是灭顶之灾，但是这些问题有的可能彰显，有的可能隐蔽，取决于自身的认识、能力等诸多条件，一下子未必能完全意识到，也未必能够立刻解决，因此这方面的努力虽然不得不全力以赴，在客观上却还只有尽力而为而已。

比如说东吴的少数*。

少数*于三国都是一个大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成为各国普遍存在的一大不稳定因素，时而就会引发，但是这个问题在吴国似乎显得尤其突出。蜀国只有一州之地，相对来说小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控制较为便宜，魏国实力强大，控制力较强，而吴国境内少数民族占了很大的比例，几乎到处都有这种麻烦。吴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依赖性很强，而这些少数民族又大多难以合作，抗拒行为往往此起彼伏，因此如何更有效地控制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就成了吴国政治最彰显的最大的难题。

与少数民族的斗争贯穿了吴国整个的历史，但是成效从来不十分突出，这种斗争从来是以少数民族追求生存，尊严的权力为主题的，而吴国朝廷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从来是以牺牲他们的这种种权力为基础的，因此双方的矛盾永远得不到真正化解。吴国一直期望以武力达到目的，可是它的武力既达不到那种程度，也往往适得其反――武力并不是唯一的征服手段。

吴国最难控制的少数民族区域一在武陵，这里的小数民族被称为“五溪蛮夷”，他们多年骚乱不止，目前太常潘?正率兵在讨，几年下来还没有完全征服；一在交趾，这里属于东吴边地，距离甚远，起先此地掌握在当地豪族士燮手中，文人出身却颇具武略的士燮恩威并用，在这里任职达四十多年，很得各族拥戴，孙权因为士燮甘心臣服，又鞭长莫及，一时力不从心，因此曾经一直甘心把它当做属国一样对待。但是士燮死后，孙权贪念当地的宝货，开始不满足于交趾的这种半独立状态，因此借机对它进行了征服。孙权用吕岱除去了士燮的后人，将交趾一分为二，重新设置了官吏，然而这之后士燮时代的温情脉脉就从此消失了。也是因为距离太远的原因，孙权对这里的状况睁一眼闭一眼，大体维持现状，但求时得供奉而已；一在丹杨一带，以丹杨为中心，包括丹杨、豫章、鄱阳、会籍这些地区的山岳异族被统称为“山越”，山越民风彪悍，最难制服，当初鲁肃、陆逊等人都大力整顿过这些地区，但成果只能保有一时。

照目前看来，在各少数民族中山越问题又是东吴开发利用的最大障碍，山岳因为地处东吴根本，又人多势众，相较之下更能直接影响到东吴政权的稳定稳固，因此孙权在新城战役失败之后，又一次把他这件为之头疼不已的大事在朝堂上提了出来，他期望群臣能拿出一个切实的办法来最终给予解决。

这是八月份的事，此时诸葛亮正在五丈原卧床不起，诸葛亮已经对魏国无可奈何，而东吴大臣也面面相觑，面对孙权的要求万分为难。其中的意义大家都很明白，山越问题不解决，内部稳定得不到，还谈何逐鹿天下？可是若干事实证明，无数条件限制，山越问题实在难办，没有金刚难揽瓷器活，这不是可以随便出头的。

大家正沉默之际，诸葛恪越众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