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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通史      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58245

明制凡鞫重囚大案必须有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会审谓之三法司会审。洪武时确定会官审录制度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等部门的官员到场审录以后形成制度化。另外刑科给事中还把握了死囚的终审环节对于已经判处死刑的罪囚行刑前还须经刑科最终复核“有投牒讼冤者则判停刑”1并由“刑科三复奏得旨行刑”2。在地方上提刑按察司为省级执法机构同时朝廷派出的各道监察御史、巡按御史等都要参与地方要案的审理。洪武时差监察御史“分按各道罪囚凡罪重者悉送京师”。永乐时各省“死罪重囚至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3。府、县由知府、知县负责审理案件但要受到监察机关的严密监督。明制规定:“凡府、州、县轻重罪囚依律决断。违枉者御史、按察司纠劾。”④总之从中央到地方一切重大要案的审判台谏官都要参与“凡有疑狱必力争不已”5。台谏官对司法活动的参预和监督这是明朝监察制度的内容之一6。

监察机构的作用与缺陷明代监察制度十分严密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各司其职又互相纠察由此构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监视网络皇帝可总其纲监督协调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监察机构为维护皇权也起着良好的积极的作用1。监察机构加强了对各级官僚机构全面的行政监督包括朝廷行政决策、各级行政衙门的执行情况纠劾各级官员的失职和非法行为保障了行政机构职能的正常挥对于惩治朝廷的不法官员整肃纪纲澄清吏治有很大作用有利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

在官吏的选拔简任、考察等方面监察机构直接参预并予以监控。如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监临乡试、会试和武举。给事中在乡试中充任考试官会试、武举中任同考试官殿试时“掌科官充受卷等执事官”2。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的营私舞弊等现象御史、给事中可随时予以纠劾。在对官吏的考核、考察中也有台谏官的直接参预和监控这对于整肃吏治1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

2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一《都察院》。

3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一《都察院》。

④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

5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八o《唐仁墓表》。

6 参考张薇《明代的监控体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78—93 页;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年版第283—29o 页。

1 参见关文、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161 页。2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

提高官员素质起着重要的作用。

台谏官谏天子纠朝廷树立了秉公办事的典范。但明代监察机构设置重叠权力重复而且监察官员权重品低大多数只有七品因此从其本身考察还存在着自身的缺陷。职权过重监察过苛影响了正常的行政而监察官员品秩很低官俸微薄又容易造成监察官员的贪赃枉法。所有这些都是造成明代监察机制严重失调的原因。

第八章明代社会经济的展第一节农业的展作为明代社会经济主体的农业尽管在经营方式和技术水准上仍处在比较落后的传统农业阶段但与前代相比其进步是十分明显的;人口和耕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水利建设更受重视耕作技术有所改进商品性农业空前展经营模式有所转变这一切说明传统农业在明代仍是富有活力的其展潜力还很大。

明皇朝建立后朝廷颁行了一系列劝奖垦荒的政令并大规模地开展军屯、民屯和农田水利建设力图使因遭受长期战乱打击变得凋残不堪的社会经济尽快得到恢复。这些劝农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中原草莽人民稀少”1的局面迅得以改观。洪武以后各种形式的垦荒活动仍不断进行耕地面积续有增加。据历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田地共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宣德八年(1433)为四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四顷弘治十六年(15o3)为八百三十万七千四百八十九顷到万历三十年(16o2)增至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1。与耕地增加的趋势相对应明代人口也增长很快尽管这种增长趋势由于人口登记中的严重偷漏在官方册籍中未能体现出来。据现代学者估测到万历后期明代人口总数很可能已达到一亿五千万以上2。在明代人们还更加深刻地体味到水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上自朝廷下至民间都为展水利事业作出积极努力特别是各地方政府和民间自行兴修的水利工程与日俱增其数目过了前此所有的朝代。由于铁的冶炼技术有所提高明代农具的质量得到改良在较高的人地比例的压力下人们更加追求集约经营不断探索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和方法。到明代中后期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传入我国农民的生存能力得到增强。

明代农业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展以生产粮食为主、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单一经营格局被逐渐突破农民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网络之中。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福建、广东等地则利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大力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颜料作物、油料作物以及茶树、花卉、果木、蔬菜、1 《明太祖实录》卷三四。

1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明宣宗实录》卷一o七、《明孝宗实录》卷二o六、《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

2 何炳棣:《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262 页;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57—459 页。

药材、烟草等也在各处因地制宜地展起来。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被纳入市场网络之中并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宋元以来有“苏湖熟天下足”之民谚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了。商品性农业的展使得明代中后期的乡村面貌有了较大改观一些面向使用价值的小生产者转化为追求交换价值的小商品生产者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结构被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以及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结构所替代。这些变化虽然还是局部的、个别的没有导致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质的变化但却是这种质的变化的预兆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与市场经济日益密切的联系不仅改变了农作物种植结构还促使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出现了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雏形。如江南地区的一些土地所有者不再满足于把土地出租而是雇工经营全部或部分土地他们亲自管理生产非常注意作物配置和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苏州常熟谭晓的经营方式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他的经营规模很大并且获得实际的成功。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记载谭晓居住在水乡“田多洼芜”他趁乡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的时机低价购买了大量田地。他雇用百余名乡民为其劳动将低洼处皆凿为池四周围以高塍“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开挖出来的水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上筑舍养猪、鸡鱼食其粪易肥。“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连鸟凫昆虫之属也不放过“悉罗取而售之亦以千计”。上述出卖鱼、果、蔬菜、鸟凫昆虫等的收入“视田之入复三倍”。谭晓“家故起农”是个以农起家的富农后来大量购置低洼荒芜的土地综合利用全面展空间的使用非常巧妙、合理。可以说这已经是一处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立体化经营的农场。此外在明代后期先向地主租佃土地、再雇工经营的“佃富农”经济模式在山区开过程中也已出现。

第二节手工业的进步明代手工业生产也取得明显的进步各个部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不少工艺流程和技术得到改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展民营手工业日趋兴旺到明代中后期成为手工业生产的主体力量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出现了规模化生产的萌芽。

明代手工业部门很多其中规模较大、进步较快的有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明代矿产品的种类比宋元时代有所增加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锡、煤、矾等其中铁冶的规模最大朝廷在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辽东等地6续设立了铁冶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工部奏报“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现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1可见各冶铁所冶铁额是很高的。洪武末期部分解除了对民间从事矿冶业的限制到英宗即位以后弛民间用银之禁听民自由采矿民营矿冶业进入大展时期。纺织业主要有丝织业和棉织业明代前期官营丝织业力量雄厚政府在北京、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山东分设多处织染局江南地区是官营丝织业的中心朝廷在南京、苏州、杭州都派有宦官督管织造事宜。民间机户明初即已存在中叶以后数量大增不仅存在于城市也存在于乡村并促使一批丝织业市镇的形成。棉织业的总体产量极高但生产比较分散自然经济的属性较重但在松江、苏州等地棉织业在明代后期也已展成为专业性的商品生产。陶瓷业所在多有但其中心当推江西浮梁县景德镇。明代前中期官窑占主导地位后期则由民窑唱主角制瓷技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所制青花、祭红等品类的瓷器闻名遐迩。官营造船业在明代前期极达沿海设有许多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就集中体现了明代高的造船技术。中期以后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民间造船业迅勃兴东南沿海出现了不少规模较大的民营造船厂。造纸业在明代达到了手工造纸的高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都有大量造纸作坊称为槽房有的槽房规模很大。在造纸业展的基础上明代印刷业的展度也十分惊人印刷书籍之多是以前各代无法相比的。明代中后期在手工业各部门普遍展的条件下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的萌芽这在丝织业、矿冶业、榨油业等部门中最为明显。从地域上看出现规模化生产萌芽的单位主要分布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丝织业中心的苏州明代后期机户至少在三万家以上受雇织匠的数量当很可观。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记载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也就是说其时“机户”雇用“机工”从事规模化的丝织生产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机工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1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二。

者。他们与“张机为生”的机户即拥有生产资料的丝织业作坊主之间纯粹是一种货币关系。矿冶业以广东的冶铁业规模较大。“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1。从开矿、烧炭、冶炼到运输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线并且带有综合经营的特点。这些工场中的劳动者与雇主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基本上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榨油作坊在中国农村和城镇中早就存在但一直规模很小并且大多属于家庭副业。直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了一些拥有巨资、雇工很多的大型油坊。如浙江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在万历年间有油坊二十家“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2。很明显油坊中的工人都是雇用而来的所谓“赤身亡赖”云云正说明这些雇工已丧失了土地脱离了官府户籍的束缚成为纯粹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每个油坊平均雇工达四十人规模相当大。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2 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五。

第三节商业的繁荣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快拓展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全国各省区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的数目迅增长。万历年间吕坤在《去伪斋集》卷二指出贫民“或给帖充斗秤牙行或纳谷作粜籴经纪皆投揣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贫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由此可见从商者之众。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当时的国内各地方市场连为一体“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这些转毂四方的商业经营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为数极多。景泰二年(1451)大兴、宛平二县曾召集各行商人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制订出一个“收税则例”其中列举了二百三十余种商品包括罗缎布绢丝棉、巾帽衣服、陶瓷制品、文具纸张、矿冶产品、各种砂糖、日用杂货、药材以及各类农副产品2。很显然这份商品名单只是当时北京市场上的主要产品远远不能包括所有类别的商品如民生必需的粮食就未列其上。其实在商品货币关系已十分达的明代中后期任何东西都可能出现在市场之上。不过从远途贩运的角度来看除属于国家专控商品的盐和茶之外流通量和交易额最大的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丝和丝织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展明代的货币体系也生了转变明代前期一直被禁止使用的白银在正统以后取代纸钞和铜钱成为主币。白银的广泛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展。

海外贸易的展在明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代前期朝廷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朝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这种贸易形式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臻于鼎盛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海外各国纷纷与明廷建立朝贡关系。正统以降入贡国家日渐减少朝贡贸易趋于衰微如自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六年(1493)自广东入贡的海外国家仅占城、暹罗各一次。不过朝贡贸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对外贸易的萎缩与朝贡贸易衰落的同时私人海外贸易队伍却逐渐壮大起来。在开展贸易的压力下经过激烈争论朝廷在隆庆元年(1567)部分解除海禁一直被视为走私的私人海外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展时期。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海外各地的特产和香料为主也有暹罗红纱、番被、嘉文席、交阯绢、西洋布等少量手工业品。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生丝、丝绸、瓷器、铜器、铁器、食品、各种日常用具以及牲畜等其中尤以生丝、丝织品、瓷器为大宗。在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十分活跃的背景下明代中叶以后还崛起了一1 李鼎:《李长卿集》卷二。

2 万历《明会典》卷三五。

些地区性的商帮如徽州商帮、山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它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形成一支支颇有活力的生力军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在中国商业展史上谱写了极其光彩的一页。在这些商帮中论资本之雄厚、人数之众多、经营范围和活动地域之广阔当推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徽商活动范围极广“尽天下通都大邑及穷荒绝徼乃至外薄戎夷蛮貊海内外贡朔不通之地”“足迹无或不到”1他们经营对象品类繁多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其中以盐起家者尤多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徽商也为数极众。山陕商的活动地域最初局限于黄河流域随着盐法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逐步向南推移终至“足迹遍天下”经营项目也日益增加主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

明代商业展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工商业市镇的崛起。这类市镇在全国各地均有但以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达的江南地区数量最多。各个市镇往往都有很强的专业性。如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朱家角镇苏州府的璜泾镇、南翔镇、娄塘镇、外冈镇等是著名的棉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双林镇嘉兴府的濮院镇、王店镇、王江泾镇等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在地理上江南市镇的分布也十分密集。以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为例东南至新杭市五里东至王江泾镇六里北至平望镇十五里西南至新城镇三十里至濮院镇五十里西至震泽镇三十里至南浔镇五十里。这些市镇构成密集的市镇网络在商业上可以相互支持。毫无疑问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市镇的勃兴所表现出来的乡村都市化过程是商品经济展的必然产物。这些市镇充分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加强了地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联系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和展方向。

1 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七。

第四节资本主义萌芽1在明初纺织业中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踪迹。这时杭州的富人设有机杼雇织工十数人进行纺织这可能就是小规模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万历年间苏州的手工业者“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其中有纺织工有纱工有缎工往往十百为群如无作工机会即自行散去。无论是为商品生产或是为官府定货生产他们本人都是脱离了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

在明代末叶苏州、杭州、松江等处有一些个体纺织者最初是自备原料自己劳动后来有利可图逐渐增加织机自己脱离了劳动专靠工人生产。还有的是以布商身份准备了原料交给机房、染房、踹房等分别依次施工最后完成了纺织品的生产。前一种人是由小商品生产者分化出来的手工工场主。后一种人已具有包买商的身份他们实际上是把分散在社会上的一些生产单位组成为手工工场。这两者都已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过还只在东南的很少地区、很少生产部门中出现还只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的情况。

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出现经历了近三百年但始终没有得到正常的成长。原因是复杂的。先是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的顽固性。以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基本上不需求市场上的供应而自己解决简约的衣食需要。封建的朝廷、官府和地主加在农民身上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他们很难得到改善生活的条件。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的时候受益者先是地主阶级而农民很少有份。农民的不断起义给了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状况。大规模起义结束之后农民的身份有了一定的变化但还是要回到土地上来重新建立起男耕女织的家庭。这种自然经济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开展阻塞了产业资本为自己开辟道路。

第二手工业行帮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展。中国手工业者自唐宋以来就有行帮。它不是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组织而是封建国家强加于手工业者的一种编制。到了明代行帮已成为手工业者长期习惯了的组织因而具有更大的约束力。按照行帮的规定原料分配、产品规格、学徒帮工的人数、销售的市场和产品的价格都要受到限制。这些规定的现实意义就是限制展限制竞争这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很大的障碍。

第三封建国家对于商业手工业的压迫剥削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展。封建国家历来关心的是使农民束缚于土地以便于统治而不愿劳动人民游离于土地最害怕劳动人民聚在一起。明廷对于矿产时而开采时而封闭而一般是严禁人民自行开采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虽看到开矿有利1 本节原文系采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 年版第363—367 页。可图却更重视矿区聚集劳动人民过多时可能引起的麻烦。朝廷对于一些比较有展前途的生产部门如丝纺织业和开矿往往采取限制生产和强制以低价收购的办法。对于盐、茶、酒等商品都以禁榷的名义抽取重税。对于一般商品营业有牙税通过关卡有关税到达市场有落地税。另外地方官吏还有各种勒索。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妨碍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第四在手工业商业必须经常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封建地租和高利贷有更大的吸引力。地主要兼并土地要放高利贷。商人了财也是要置田地开当铺。田地被认为是最牢靠的产业高利贷可以安坐而有丰厚的收益这都阻碍社会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因而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第五明代朝廷对海外贸易作了严格的限制甚至有时根本不许商民下海这是人为地削弱、封锁商品的对外销路很不利于商品生产的展。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正常成长的这些原因归结到一点是封建势力还很顽固资本主义萌芽还没有突破这一桎梏的力量。明代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展但能拖住社会生产力的展。已经腐朽了的社会制度却能阻碍新社会制度的产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最大特点。

明代的地主阶级是极其腐朽的阶级。皇族地主是地主阶级的最上层。明皇室直接掌握土地设有皇庄。明的藩王赐有大量的土地。但在全国范围内占有土地最多、在社会上影响最广泛的是官绅地主。在宋元多次农民战争后品官地主阶层被打垮了官绅地主取代了其地位。官绅地主中也有可称为品官的但作为一个阶层明代的官绅地主跟过去的品官地主是不同的。第一官绅地主的成分要比品官地主广泛得多。它包含现任的官、卸任的官和科举考中的未来的官。所谓绅就是指后两种人。在某地是现任的官在家乡也算是绅。作为一个阶层官绅地主要比品官地主的政治身份削弱了而剥削贪污的能量却增加了。第二官包庇绅绅支持官。绅就是地方上的豪强官绅地主也就同时具有豪强地主的性质。第三官绅地主也具有商人地主的性质。做官的做生意、开当铺这是官而商。盐商、茶商、出口商都是以皇家的名义做买卖有的人还取得大大小小的官衔这是商而官。而且捐纳可以得官则每一个富商都可能有得到官衔或官职的机会。明廷以极其腐朽的政治而仍能进行长期的统治这是与官绅地主这一庞大的腐朽势力的支持分不开的。在这种腐朽势力的高压下新兴的生产事业是不会正常展的。

明代的历史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中叶世界历史正处在一个重要时期处于西欧国家由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164o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了而中国的农民正在李自成领导下浴血奋战。明及后来的清代的封建势力在镇压人民中虽然能取得暂时的优势但它所形成的落后终于不能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使中国各族人民陷于更痛苦的命运。

第五节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明代社会尽管依然维持着鲜明的贵贱等级结构但与前代相比已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和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这既体现在平民与国家的关系上更体现在地主与佃农和雇工的关系上。导致此种变化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商品经济对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日益深刻的渗透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明代前期朝廷通过严密的户籍管理对平民百姓实施严格的约束。无论是行之于乡村的里甲制还是行之于城市的坊厢制都是以丁户为基本的编制单位农民因为要按照人丁多少负担相应的差徭所以不准随意脱籍迁徙这给他们自由择业带来很大限制。至于被编入匠籍的手工业者社会地位比一般民户更为低下不惟不能自主择业人身也受到朝廷严厉控制对国家的依附性很强。明代中叶以后官府对平民百姓的控制偏重于赋税征收和社会治安而赋役征收随着“一条鞭”法一类的制度改革的进行越来越倚重于土地因而官府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而放松了对丁户的控制正如顾起元所说:“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1这样对于明初特别强调的“丁业”方面的限制也就趋于松弛平民百姓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有利于职业选择和变动。受到国家人身束缚很严的手工业者在明代中期以后也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成化、弘治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匠亲身到指定地点服役逐步改变为纳银代役无力纳银者则允许亲身服役。到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身隶匠籍者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也可从事农耕人身束缚大为削弱。

作为明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的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与前代相比法律地位有了明显上升。在宋、元时代佃客在法令中虽然具有“良人”的地位但与地主之间则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法令对这种依附关系是加以维护的。如宋代法律规定地主打死佃农可减罪一等元代法律也规定地主打死佃农只罚烧埋银若干而不须抵命。明朝建立后对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不平等的法权关系作了改变国家不再承认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法律上都被当作平民看待。当然朱元璋也未赋予两者绝对的平等地位他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分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1可见在日常礼仪方面地主对于与其不具有亲属关系的佃户仍享有优越地位。另外还要看到法律规定与实际生活并不完全相符。明代佃农的法律地位虽有了上升实际上并未能真正摆脱人身依附主佃间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强制关系而且地主的社会地位越高对佃户的经济强制越强。但无论如何明代佃农获得了以前所没1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1 《明太祖实录》卷七三。

有的一些法律保障而且由于定额租制和永佃制的普及地主对佃农的生产过程的控制放松了佃农的生产独立性得到加强这也有利于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因而在明代中后期才会出现徐阶所谓的“佃户嚣然动其不义不信之心”2的现象这说明佃户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对地主不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了斗争性增强了。

地主雇工耕种土地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主雇间的依附关系在明代也趋向松解尽管不像主佃关系那样明显。明代雇工分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被称为“雇工人”自明初以来在法律上是一直承认他们对雇主具有人身隶属关系的。明代后期此种法律规定也未能改变但对雇工人的范围作了限制。万历十六年(1588)的“新题例”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1短工的身份地位《大明律》中没有加以规定万历十五年(1587)左都御史吴时来在奏疏中谓“有受值微少工作止计月日者仍以凡论”2看来在涉及诉讼时短工基本上是被视为“凡人”的他们与雇主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会太强。尤其是到明代后期由于人们有了较多的迁徙自由客籍雇工的人数大为增加这类雇工与雇主间既无宗法的也无地域的纽带联系人身依附关系更弱也更勇于与雇主开展斗争。明末湖州府沈某在所著《农书》中追述说百年以前“人(即雇工)司攻苦戴星出入俗柔顺而主尊”到他所处的时代雇工“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不肯像以前那样听任雇主随意摆布了。雇主也开始注意到改善与雇工的关系问题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张履祥在《补农书》中就特别强调要善待雇工。这些都说明明代后期主雇间的关系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变。

2 徐阶:《世经堂集》卷二二。

1 《明律集解附例》卷二o。

2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一。

第九章明朝的民族关系明朝治理边疆的思想和政策是由太祖和成祖奠定的。明初奠定中原以后便向边疆地区进力图实现全国的大统一。为达到这一目的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治理仍采用“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在东北地区以及西北等地建立羁縻卫所;对北部边疆蒙古鞑靼、瓦刺诸部则分别封王使之互相牵制;对西藏地区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西南地区则推行土司制度。总之由于明朝各边区形势不一明朝边防的侧重点及具体措施亦有所不同1。1 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载《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o 年版。第一节明与东北民族东北地区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唐至辽、金历代朝廷均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辖。元朝设置辽阳行中书省并把女真、水达达等族编入户籍。明朝建立后其势力很快进至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并建置都司、卫、所制度予以有效管辖。

奴儿干都司明代奴儿干都司设立前在东北先设置了辽东都司。明初朱元璋即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处军民。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行中书省平章刘益奉辽东地图降明置辽东卫以刘益为指挥同知。七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十月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设二十五卫。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洪武二十年纳哈出降明后明军进据松花江南北两岸处于原元统治下的女真等各部相继“悉境归附”1。成祖即位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经营和管辖。永乐元年(14o3)成祖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至古烈迷诸部招抚之”2次年置奴儿干卫这是明政府在黑龙江下游建置的开始。此后明廷一方面加强对奴儿干卫的管理征纳贡赋;一方面继续在该地区进行招抚设置卫所。从奴儿干卫建置后到永乐七年明朝先后设置了一百三十二个卫所。

为了加强对卫所的管理永乐七年(14o9)四月奴儿干卫官员忽刺冬奴来朝奏称“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于是明朝接受这个建议这年闰四月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3。管辖西起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东至库页岛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下属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多个所。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直属明朝廷是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司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和都指挥佥事等官均由明廷从内地派员担任他们不仅领有较高的俸禄而且每年往来京师得到优厚的奖赏。都司以下各卫所也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除军事职能外也兼理民政。其大小官员也都由明朝政府委派任命“因其部族所居..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1。都司驻军多时三千平时有二百名至五百名戍守戍期二年而且各卫所必须服从明朝的调。奴儿干都司各卫所居民也要向明廷缴纳贡赋根据明朝1 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志六;茅瑞徵:《东夷考略·建州》。

2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

3 《明太宗实录》卷九一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

1 《大明一统志》卷**《女真》。

规定“贡到方物例不给价”2。而且各卫所要以时朝贡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

明朝廷除了委派官员对奴儿干地区进行管理外还不时派官员到奴儿干地区进行巡视。从永乐七年(14o9)到宣德七年(1432)太监亦失哈等人先后多次巡视奴儿干都司及其附近地区。永乐十年(1412)亦失哈与康旺等人巡视奴儿干各地以及苦夷(库页岛)诸部落。康旺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附近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永乐十一年镌刻《敕修永宁寺记》碑石。宣德八年(1433)又立《重建永宁寺记》碑石。碑文用汉、蒙古、藏、女真四体文字书写记录了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和亦失哈等屡次宣谕镇抚其地的情况。这不仅说明了明皇朝对奴儿干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辖而且也说明奴儿干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相互交流和促进。

后金的兴起明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有女真、蒙古、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族其中人口最多居住范围最广的是女真族。女真在秦以前称肃慎汉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叫靺鞨辽、宋至明末则称为女真。

明初女真族依据分布地域和经济展程度分成建州、海西及野人三大部三部之间及其内部不断生相互兼并和掠夺战争“野人”女真时常侵扰海西和建州“数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1。永乐以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各部被迫南迁。建州女真几经迁徙到英宗正统时逐渐稳定下来定居于浑河上游2。永乐十年(1412)增设建州左卫。正统七年(1442)明又从建州左卫中分置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海西女真的南徙到嘉靖初年才稳定下来散居于开原以北至松花江一带。海西、建州南移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迅展到万历初年女真各部势力日益壮大。

明朝面对女真势力的展感到极大的威胁为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巩固其统治采取“分其枝离其势互合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3以致女真各部“各自雄长不相归一”④彼此互相牵制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这给女真各部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崛起。

2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o八《朝贡通例》。

1 毕恭:《辽东志》卷七;庐琼:《东戍见闻录》。

2 《明英宗实录》卷四三正统三年六月戊辰。

3 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兵部类》。

④ 杨宗伯:《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努尔哈赤(1559—1626)明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六世孙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均为明代世袭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他从小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年后又经常到抚顺马市贸易。他熟悉汉族习俗了解汉族社会经济情况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万历十一年(1583)明朝廷积极扶植的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于是努尔哈赤以祖父、父亲遗甲十三副起兵征讨尼堪外兰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历程。经过五年的征战他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势力统一了起来一跃而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兵势日盛。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拥有精兵六七万“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1。

建州女真统一后努尔哈赤一面与明廷通好遣使往来岁致朝贡表示顺服明廷也先后封其为都督佥事、左都督、龙虎将军;另一方面他积极整顿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与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八旗制度”。八旗制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的“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万历二十九年(16o1)努尔哈赤在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一切事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牛录之上设甲喇和固山。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八旗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各自向努尔哈赤负责。在这种制度下从事生产和征战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另外他还兴筑城池;选人才设议政五大臣颁布法制;创制满文。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展也加强了各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登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后金的崛起逐渐成为与明朝廷相对抗的强大势力。

明与后金之战争随着后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努尔哈赤很快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伐明连破抚顺、东州、清河等城全辽震动明神宗也深感“辽东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1。于是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铤等为副调兵筹饷于次年二月进攻赫图阿拉。

1 《满洲实录》卷六。

1 《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明大军十万人马“号大兵四十七万”2采取分兵合进的战略分四路进军。辽阳总兵刘铤率军出宽甸由东;开原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辽东总兵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部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经略杨镐为四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努尔哈赤抓住明军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先集中兵力击败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三万人结果杜松战死所部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又乘胜进击大败马林军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接着尽歼刘铤部刘铤战死。明军三路丧师经略杨镐急令李如柏退兵。

萨尔浒战役明朝阵亡将士四万五千余损失马骡驼二万辎重器械无数明军惨败。之后明朝的力量大衰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力量大增由防御转入进攻。努尔哈赤挥军西进连破开原、铁岭辽阳地区一片混乱将士们“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1。明廷感到事态的严重遂派熊廷弼为经略赴辽东督师责令他进攻后金恢复失地。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武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o8)他以御史巡按辽东主张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推行屯田加强战备。在辽东数年他“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2风纪大振。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命四年)随着开原、铁岭的相继失陷辽阳、沈阳孤立辽东危势日甚。熊廷弼受命后于这年八月抵达辽阳。熊廷弼认识到明军新败士气低落所以仍主张以防御为主。他大力整顿军务浚壕缮城练兵制械并招抚流民屯田积粮以守为战收到很好的效果。经过十个多月的经营“辽阳之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1。

然而正当辽东形势有所好转时熊廷弼被罢官。“时朝贵皆碌碌徒以台省之焰凌人不复念国事”2。朝中党争激烈浙党给事中姚宗文因怨恨熊廷弼不替他说话遂联络同党攻击熊廷弼。熊廷弼罢免后明朝以袁应泰为经略。袁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他上任后认为熊廷弼执法太严“以宽矫之多所更易”3并且盲目地要兵攻打后金。这时后金正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夺取辽沈。天启元年(1621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围攻沈阳经过激战号称“坚城”的沈阳失守后金兵又进攻辽阳。辽阳是辽东府辽东经略皆驻节于此。守卫辽阳的明军不到一2 《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

1 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一《辽东大势久去疏》。

2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三。

2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

3 《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万人却进行了顽强抵抗经过三天激战辽阳失陷袁应泰自杀。后金兵乘机进占了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并迁都辽阳。

明廷闻讯举朝震惊又议起用熊廷弼。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朝又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可是明朝对辽东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进攻还是防御这一战略方针久未解决。熊廷弼仍主张坚守防御并以广宁为主重点设防稳住河西动荡局面然后乘虚入攻步步挨进从而收复辽阳。而王化贞“素不习兵轻视大敌”④要倾关外之兵同后金决一胜负。这样经略主守巡抚主战“二人议论遂成水火”5。但王化贞大权在握在广宁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则仅有经略虚名手中兵力只有四千余。大多数明朝官员也都同意王化贞的主张反对熊廷弼的策略。

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兵渡辽河而西。熊廷弼从一开始就提出“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两路”1的防御方针坚持固守广宁但遭到王化贞的反对。王化贞把兵力分散于各城堡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态势很快广宁失守王化贞仓皇西逃。广宁失陷后王化贞与熊廷弼俱被逮下狱。天启五年(1625)十月熊廷弼被斩。崇祯五年(1632)王化贞也被处死。

广宁失守后后金连陷四十余城占领河西大片土地。以后努尔哈赤为了便于和明朝作战又从辽阳迁都沈阳。消息传到京师举朝汹汹朝中官僚纷纷主张退保山海关。熊廷弼、王化贞被逮下狱后明朝另派王在晋为辽东经略。但王在晋无远谋也提出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可当时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崇焕却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宁远“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2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不可轻弃于敌。袁崇焕的主张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与支持。不久明朝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

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大力整顿山海关的防务重点加强宁远的防御力量又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及右屯诸要塞形成以宁远、锦州为重点的关外防线。孙承宗与袁崇焕在关外四年边防大备。然而天启五年(1625天命十年)十月孙承宗因阉党攻击辞职还乡明朝以高第为辽东经略局势生了急剧逆转。高第到任后认为关外不足守尽反孙承宗所为撤锦州、右屯守备移将士于关内。袁崇焕力争不听仍坚守宁远孤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十三万西渡辽河长驱直入进抵宁远将宁远城团团围住。袁崇焕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宁远城防守坚固后金兵强攻不克。努尔哈赤决心要攻④ 《明史》卷二五九《王化贞传》。

5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广宁溃》。

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下宁远城但经三天急攻未下伤亡众多“大挫而退”1。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交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努尔哈赤在宁远败后遂惭恨而归不久病死。朝廷闻讯立即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三月加辽东巡抚。

宁远战役后袁崇焕一面在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块构筑防线一面派人与后金议和以争取时间。而后金方面在努尔哈赤死后汗位之争十分激烈。皇太极上台后虽雄心勃勃决意承袭父志入主中原但后金尚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军事上又要解决东部朝鲜和西部蒙古问题以避免三面受敌。这样双方书信往还不断但因双方都无议和诚意仅以此作为缓兵之计所以始终达不成协议。

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出征朝鲜回师沈阳后立即调兵西进攻打锦州、宁远。锦州久攻不下皇太极便亲率大军进攻宁远宁远有袁崇焕驻守城防坚固也未能攻克后金军遂弃宁远全力攻锦州。皇太极亲自督战但锦州城池坚固后金兵死伤累累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回师沈阳。这场战役被称为宁锦大捷。袁崇焕在宁远先后两次击败后金的进攻挽回了明朝在关外的危局。但事后因专权的魏忠贤不喜袁崇焕命其党羽论袁崇焕不救锦州之罪袁崇焕只得乞休回乡。直到崇祯初袁崇焕复被召还督师蓟辽。此时皇太极的军事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志在中原表面上和袁崇焕书信往还议和暗中却积极备战。

崇祯二年(1629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区取道蒙古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从山海关外率兵入援。京师纷传袁崇焕积极议和欲引敌作城下之盟。皇太极感到有机可乘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十二月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沿途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派兵驻守返回沈阳。袁崇焕被杀后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之职督关内外军事很快收复了遵化四城并率兵出关重筑大凌河城。崇祯四年皇太极出兵围困大凌河四个月守将祖大寿力尽投降孙承宗被劾归乡。崇祯七年皇太极再次入关远袭宣府、大同饱掠而归。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在他称帝这一年秋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攻城略地一个多月后退回。崇祯十一年(1638清崇德三年)清军第四次进入畿内并攻入河北、山东达六个月之久。尽管如此但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以及关外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乃是山海关的门户清朝欲夺取北京必须先攻下锦州。

崇祯十三年(164o清崇德五年)清军攻打锦州锦州明军守将祖大1 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十二。

寿进行抵抗结果清军大败。次年一月皇太极又派多尔衮率兵围攻锦州亦失利。四月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为左右翼元帅对锦州进行长期围困。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投降清军占领了外城。但外城虽破守将祖大寿仍率明军坚守内城。祖大寿向明廷告急七月明廷派洪承畴率兵十三万赴援。但朝中是战是守计议不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战冒险轻进终招失败。皇太极对松山仍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松山处于锦州、杏山之间为宁远、锦州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洪承畴五次突围均被堵回。次年二月洪承畴被俘。这时久被围困的锦州也军心瓦解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于是祖大寿举城投降。四月杏山明军降。至此明朝在关外除了宁远一座孤城外全部落入清军之手。松锦之役后明朝元气大伤败局已定。

第二节明与蒙古的关系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蒙古贵族的侵扰几乎与明朝相始终。明初主要是对北元的征讨明中期以后由于国力衰退军备废弛明朝廷处于全面防御态势。与此同时在北方明廷还建立了一整套防御体系并以封王、通贡、互市等手段牵制蒙古诸部。

北征蒙古建文三年(14o1)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蒙古分裂为三部分。永乐初蒙古三部不断生战争尤以鞑靼为盛。永乐元年(14o3)阿鲁台杀鬼力赤与本雅失里称雄鞑靼。永乐六年、七年成祖连续派人去鞑靼但本雅失里无意通好并杀了使臣郭骥。七年七月成祖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北征鞑靼。由于丘福孤军轻进明军在胪朐河(今克鲁伦河)遭到鞑靼骑兵的包围袭击丘福及诸将被执遇害“一军皆没”1。永乐八年二月成祖亲率五十万众出塞北征。明军大败本雅失里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上“本雅失里弃辎重孳畜以七骑遁”2。明军旋回师东击阿鲁台部于飞云壑(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部)阿鲁台部大败于是年冬遣使贡马表示内附。之后成祖又于永乐十四年(1416)、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进行了四次亲征除十四年是打击瓦刺势力以外其余皆是征讨鞑靼部。

明朝前期对蒙古的北征虽然未能达到统一漠北的目的但对巩固明朝统治、稳定北部边疆有一定积极意义。明兵攻下大都后各地还有割据势力的存在。面对这种割据势力朱元璋建国后的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全国的统一事业。洪武年间延续二十年之久对蒙古的征伐可以说正是朱元璋为了消除北元对明朝统治的威胁实现这一事业的重要内容。到永乐年间形势已有很大变化。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对来降的蒙古贵族、官员和头领分别封以官职;对其领封王如永乐七年(14o9)成祖封瓦刺部的三个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永乐十一年(1413)又封鞑靼部领阿鲁台为和宁王。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对明朝所造成的威胁程度也已大大降低。但成祖为了实现他做“天下共主”的雄心多次大规模亲征其目的就是使蒙古臣服1。这种大规模用兵固然有其利益所在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战争不仅割裂了蒙古与内地的联系影响了双方经济的1 《明史》卷一四五《丘福传》。

2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亲征漠北》。1 参见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下篇第四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展而且由于连年征战征需频繁民力凋敝也使明朝的财力因之“大窘”2。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成祖的北征不免失策。

北疆的防御明朝边防的重点是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从洪武初年开始太祖就着力经营北方派重臣加以镇守以致“重兵之镇惟在北边”3。但当时明朝的国都在南京太祖对远离京师的北方又放心不下于是就“酌周、汉启诸王之封”④实行分封诸王的宗藩制度。从洪武三年(137o)开始太祖6续将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洪武三年四月封秦、晋、燕、吴、楚等十王。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燕王“之国北平”5。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分列在各个军事重地。

从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边防的重点是蒙古势力因此太祖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地区分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广宁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太原的晋王、宁夏的庆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肃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 、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1在长城沿线形成一道严密的军事边墙。而在各王的辖区即成为明军北上的重要基地。以诸王守边有利于加强北部边防捍御蒙古的南下同时“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2也有利于明朝的久安长治。然而到永乐时这种诸王守边的局面因为成祖的削藩而遭到破坏。永乐年间成祖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智数征漠北但仁、宣以后诸帝从各方面而言都逊于太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1428)宣宗曾虚张声势巡边一次外都不敢轻易巡边。尤其是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北部边防更是陷于全面防御和退缩。尽管如此。明朝对北部边防并不敢掉以轻心。

成祖以藩王即帝位后先把拥兵镇抚北方边境的藩王内迁。建文四年(14o2)把驻宣府的谷王徙往湖广长沙。永乐元年(14o3)徙宁王于江西南昌。另外又削弱代王、辽王等藩王的军事力量减其护卫。这样从总体上看削藩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但另一方面却造成北部边防的空虚。如洪武时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等2 郑文彬:《筹边纂议》卷一。

3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

④ 李日华:《官制备考·分封》。

5 《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1 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六《分藩记》。

2 《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

使辽东和宣府、大同互相沟通。永乐元年后由于藩王及卫所内徙“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1。与此同时出于对蒙古用兵的需要成祖又将靖难有功的将领派往边塞要地直接统率节制军队。因此《明史》亦言:“帝(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2到弘治时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了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号称“九边”。并且每镇设巡抚都御史一人总兵官一人根据需要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分守辖区诸要地。

除此之外从洪武时起明朝还在边地设置都司和行都司如万全都司、辽东都司、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等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下设卫所。这些都司和行都司与内地其他都司不同它们除了具有军事性质外还兼理民政负责屯田、征收赋税等事宜以加强对边地的管辖。另在蒙古的兀良哈部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在西北地区也设置哈密卫、安定卫、沙州卫等。这些卫所皆为羁縻卫所使在东北与西北构成两道屏障以扞蔽蒙古的进犯和骚扰。

总之永乐迁都以后“明朝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形成北部的严密防线”3。

瓦剌的兴起正统年间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崛起。宣宗时蒙古诸部战争频仍。宣德九年(1434)顺宁王马哈木之子脱欢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1。正统初脱欢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2。于是蒙古的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欢统率。脱欢“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3脱欢自为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瓦剌军政大权均由也先执掌不听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接纳分别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逐渐扩张其势力。正统十年(1445)也先进攻哈密卫次年攻入兀良哈三卫瓦剌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但当时王振擅权也先阴与王振结纳1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2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3 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1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2 《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3 《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王振对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④。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借口贡马减其值而分兵四路大举进犯其主力由知院阿剌和也先率领分攻宣府、大同“塞上诸城堡多陷没”5。大同参将吴浩战死。

大同败报传到北京英宗在王振的鼓惑和挟持下决意亲征。命太监金英辅佐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扈驾从征。随征的文武臣僚虽有数百人但却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一切行动皆由王振专断。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没有周密的军事部署诏下两日英宗统率的五十万大军便匆匆出了。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1。王振不管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到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见形势不利力请回师王振不听仍坚持北进。会前军败报踵至“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出御全军皆覆没”2同时郭敬也密告王振如果继续北进“正中虏计振始惧”3。八月三日匆匆下令班师。初十日明军退至宣府瓦刺大军追袭而来。十三日英宗率军到达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随从的文武官员主张“入保怀来”而王振却以“辎重千余辆尚在后未至”④主张留待。瓦刺大军紧紧围困土木堡明军无法移动。十五日瓦刺军四面围攻“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全线大溃。混战中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数百人皆死”5王振则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明朝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明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1。

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朝廷震动一片混乱。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④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丙戌。

5 郑晓:《皇明北虏考》(《吾学编》本)。

1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2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3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酉。

④ 《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5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1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58 页。国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2不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主张南迁逃跑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反对主张坚决抗御。朱祁钰以太后命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刷新内政加强战备。

是年九月郕王正式登皇帝位(景泰帝)明朝更显稳定。同时于谦又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下令调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入卫部署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外防务等。十月初瓦剌军又大举进犯。也先率主力骑兵三万掠大同直冲紫荆关知院阿剌率二万骑突入古北口。十月九日也先破紫荆关阿剌等军从赤城南下两路向北京合围。于谦“身先士卒躬擐甲胄”出德胜门亲自督战特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3于是“人人感奋勇气百倍”④。十一日瓦剌军列阵西直门外也先的本营设在土城。当夜明军进击瓦剌军先锋于彰义门杀敌数百人。次日明军在各门外略有斩获。十三日瓦剌军与明军战于德胜门外。于谦令大将石亨“设伏空舍遣数骑诱敌。敌以万骑来薄副总兵范广火器伏起齐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死”5明军奋勇砍杀“亨挺刀单马进独杀数十人”1瓦剌军大败只好退兵营守。相持五日瓦剌军“战又不利”2又怕四方勤王兵至断其后路遂挟持英宗北撤退出紫荆关京师解严。景泰元年(145o)八月也先送还英宗恢复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鞑靼的复兴土木之变后不久蒙古瓦剌部内部生矛盾。景泰二年(1453)春也先追杀脱脱不花四年自立为可汗。六年(1455)也先又被阿剌知院杀死致使内部分裂瓦剌部势力逐渐衰落。鞑靼部却从此强盛起来。当时鞑靼各部以孛来最强。成化元年(1465)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驻扎下来。成化六年(147o)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也入据河套河套成为其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当时被称之为“套寇”。明廷虽派兵对其进行打击但“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3。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明朝称之为小王子)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渐往2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3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景帝登极守御》。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景帝登极守御》。

5 《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

1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2 《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

3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来河套出没为寇”④。正德末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一度分崩离析但到嘉靖中期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时势力又兴盛起来不断率其部众骚扰延绥诸边。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边总督曾铣上疏请复河套加强北方防务这个建议得到辅夏言的支持但严嵩为了扳倒夏言他把计划收复河套的曾铣说成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1借此杀了曾铣和夏言。从此明朝廷内再无一人敢言收复河套事俺答入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嘉靖二十九年(155o)六月俺答再次举兵大举南下攻掠大同明军一触即溃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从间道攻古北口入犯长驱直入掠怀柔围顺义到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2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然而当点阅京军册籍时现“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3于是只得急调宣府、大同、辽阳、蓟州诸镇兵入辕“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各以勤王兵至”④。当时明朝集合了五万援军但却未及储备粮秣以致军粮缺乏当援军会集京畿时“制下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5。仇鸾虽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世宗又以他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地援军但却不敢出战。兵部尚书丁汝夔也“恇扰不知所为”6束手无策只好闭门坚守城外任俺答部焚掠。当政的严嵩认为俺答是抢食贼不足患“饱将自去”暗示将官“惟坚壁为上策”⑦世宗也准备以“皮币珠玉”去向俺答求和。这样明廷任凭俺答的军队在城外肆意掳掠达八日之久最后俺答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去。因为这年是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明朝又经过一场惊恐度过一次危机。

俺答退兵后于这年十二月遣使到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至宣府求通贡市。世宗准许先在大同开设马市后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但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1552)初俺答部又在大同边境骚扰于是世宗下诏停罢马市以致边境战事又起明朝京师多次戒严。如嘉靖三十三年秋天俺答部“攻蓟镇墙百道并进警报日数④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1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

2 《明史》卷二o四《丁汝夔》。

3 《明史》卷二o四《丁汝夔》。

④ 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杀仇鸾》。

5 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杀仇鸾》。

6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⑦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十至京师戒严”1。四十二年冬大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

直到隆庆初年形势才有所好转。随着明朝改革活动的展开对九边的建设日益重视边防因之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蒙古贵族的入犯明朝又往往遇到坚决抵抗损伤颇多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关系增强农牧业生产的展和蒙汉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要求互市贸易以换取布帛粮米和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遂出现了“俺答封贡”。

隆庆四年(157o)鞑靼内部再次生矛盾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因争夺“三娘子”为妻而翻脸。三娘子原为把汉那吉之妻俺答见其貌美夺为己妻。把汉那吉恚恨遂于是年十月率妻子等十余人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其投降并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他们共同上疏极力主张乘此机会优待把汉那吉“因与互市”2采取安抚政策。王崇古的建议在明朝大臣中意见很不一致“朝议纷纷”3但是得到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的支持王崇古的主张遂获批准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赐绯衣一袭。时俺答势孤又看到把那汉吉受到明朝的优待于是遣使向明朝请开互市。

隆庆五年(1571)二月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了具体处理封贡、互市事宜的八条建议。“封贡互市”主张提出后“朝议复哗”1张居正毫不犹豫仍全力支持王崇古的主张明确指出封贡通市有互利在他的坚持下封贡互市的主张“才获通过”2。于是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余蒙古诸领也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职。又根据王崇古的建议恢复贡市蒙古与内地经济交往得以正常往来。从此四五十年以来不断南犯的俺答“事朝廷唯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3。

万历十年(1582)俺答死由其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万历十四年黄台吉死其子撦力克袭封。俺答妻三娘子在俺答祖孙三世中“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④明朝政府封他为“忠顺夫人”。在“俺答封贡”到三娘子掌权的数十年间明朝与蒙古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明朝从建国以来就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延续了二百余年。明政府虽把对付蒙古势力作为边防的重点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无论是进取还是防御却都一直未能消除明朝北方的祸患。然而俺答封贡后北部边疆各民族却友好相处“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1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2 《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3 《张居正集》卷四七附录一《张文忠公行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1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2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3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④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5。明朝北方形势的安定和这种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展。清人魏源曾对此作过较为公允的评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1论述极为深刻。

5 《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1 魏源:《圣武记》卷十二《武事余记》。

第三节明代的西域和西藏明代的西域明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是明朝对北部边境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明初每次派兵出征蒙古其西路军的进军方向就是西北地区。明军攻克一地后为加强对这里的管辖往往设置羁縻卫所招抚当地各族领命将屯兵据守。

从洪武初年到永乐时期曾先后设置了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岷州(今甘肃岷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卫。在其西境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领地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三卫(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在嘉峪关以西设置了罕东(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北缘)、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市西北)等卫。沙州(今甘肃敦煌)蒙古部众降明永乐初置沙州卫。在明朝通往西域的要道又设置了哈密卫。

哈密“东接甘肃西距土鲁番为西域诸国之喉咽”2。明朝对其地非常重视。朱棣即位后即遣使至其地招谕。永乐元年(14o3)安克帖木儿遣使向明朝进贡次年明封其为忠顺王。四年设卫封授当地畏兀儿、哈剌灰等族领为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又派汉人官员为府长史、纪善(官名王府辅导)协同理事“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领至彼译表以上”1。其目的是“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2。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明朝政府所预期的作用。

明政府加强对这一广大地区的管理其经济联系也是很密切的。明代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畏兀儿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回族等。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等地过着游牧生活外其他地区则兼营耕牧。他们和明朝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朝贡、马市等方式。他们不时派遣庞大的使团向明朝进贡物品人数达几百人。对此明廷要给予“回赐”如绢疋、彩缎等物有时也给银、钱。因此朝贡实际上也带有贸易性质。另外明朝政府还准许他们利用朝贡时机“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3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有时允许他们在河州等地进行茶马贸易。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政府派遣中官而聂到河州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得马万三百余匹给茶三十余万斤④。哈密、土鲁番用来进贡和马市的物品有马匹、玉石、回回青、刀锉、硇砂、兽皮等他们需要的物品主要有纱罗绫缎、瓷器、茶叶、铁器、药材等都是难得而2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哈密志》。

1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二《哈密》。

2 《明史》卷三二九《哈密卫传》。

3 《明武宗实录》卷四三正德三年十月甲戌。

④ 《明史》卷三三o《西番诸卫传》。

又不可缺的因此他们对通贡十分重视不断要求增加进贡次数和人数开展马市贸易。这说明西北边疆在经济上已与中原密不可分。

明代的西藏西藏明代称乌斯藏。明太祖立国后随即遣使向该区招谕并在这里建立了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明成祖封授各地藏族政教领确立了藏族地区的统治秩序1。

西藏盛行喇嘛教。元世祖尊奉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统领十三万户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后元朝历代帝师都由萨迦寺喇嘛袭封但到元朝衰亡时由于喇嘛教派间争权使这一地区陷于混乱。明太祖即位后洪武二年(1369)即遣使去西藏告谕明朝建国又派遣陕西行省官员前往各部落招谕元朝旧封官员来朝受职。洪武六年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元旧封官员六十人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等职。从洪武四年到六年明廷6续设置了乌斯藏、朵甘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机构完善了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依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

在这一秩序之下明廷不再把藏区封给任何地方“王侯”而是作为相当于省的行政区直辖于中央。行政机构的任务是“绥镇一方安辑众庶”2而且不干预宗教事务所设官吏近于内地“流官”3。洪武七年(1374)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总管河州、乌斯藏及朵甘。原设乌斯藏卫和朵甘卫指挥使司也升为行都指挥使司。

与此同时随着萨迦派逐渐衰落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的相继兴起明成祖即位后改变元朝独尊萨迦的旧制度实行“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对各地宗教领分别封王。帕木竹巴喇嘛章阳沙加监藏曾受元封为灌顶国师。明初袭封。章阳沙加死后由其徒承袭国师。永乐年间先后封授五王即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他们是宗教领袖但各有份地每三年向朝廷朝贡一次。此外明廷还先后封授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宗教领袖为“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统领本教派僧众地位很高。明朝历代相承三教分别向明廷遣使进贡明廷也各有回赐。明政府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大国师、国师、都纲、喇嘛等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的任免或继封都由明朝中央政府决定。明廷规定凡袭封受赐者必须经“敕书勘合”。但由于封赐过滥明英宗、孝1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72 页。2 《明太祖实录》卷九五洪武七年十二月壬辰朔。

3 傅崇兰主编:《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5 页。宗和世宗时多次采取递降、落职、追夺诰敕等措施裁减了一些僧人的封号。明代西藏的喇嘛教随着萨迦派独尊地位的改变格鲁派地位日渐上升。

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创始人是罗桑扎巴因出生于宗喀巴(青海湟中一带)故称宗喀巴大师。早年入藏学习各派佛法鉴于各派僧官兼为领主戒律废弛因创新派弘扬戒律整饬寺院并要求入教喇嘛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永乐七年(14o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得帕木竹巴阐化王之助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愿法会获得僧众的拥戴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宗喀巴刚建立黄教时在西藏的影响并不大但他和明朝廷建立了密切联系。永乐十二年(1414)十二月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次年明朝廷封授他为“大慈法王”。到万历时黄教势力日益扩大得到明政府的有力支持。

明朝廷与西藏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西藏的僧俗官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明廷朝贡他们随带马匹和其他地方特产明朝廷也以绸缎、布帛、茶、钞等回赐往往回赐品的价值数倍于入贡品。另外为了便于通贡明廷还多次下令恢复或新修西藏至内地的驿站在四夷馆中设“西番馆”任用藏族官员翻译贡表和其他文书。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入贡人数不断增加明中期以后“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1。

除了朝贡贸易之外西藏和内地还存在茶马互市贸易。从洪武五年(1372)起明廷先后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甘肃雅安)等地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易“行茶之地五千余里”2。明廷为了以茶叶换取足够的马匹禁贩私茶但在有明一代明朝廷虽一再明令严禁可民间私茶贸易却一直与官茶贸易并存。

1 《明史》卷三三一《阐化王传》。

2 《明史》卷八o《食货志四》。

第四节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明代云南、贵州、两广、湖广以及四川等地自然条件差别甚大民族众多。除居有汉族之外还有苗、瑶、彝、傣等少数民族他们的社会展也极不平衡。元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土司制度进行管理。土司的官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这些土司官职大多由各族的领世袭。

明初太祖以数十万兵力平定西南各省后为控制这些地区遂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洪武初年“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1。

关于土司的选任和袭替“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2。但明朝政府的这一规定并没有贯彻始终。从天顺末年起朝廷“威柄渐弛”。到嘉靖九年(153o)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3。

土司必须定期向明朝朝贡明朝也回报以丰厚的赏赐。各地土司朝贡分一年一贡、二年一贡或三年一贡。贡使人数只许五六十人多不过百人限每年十二月底前到京按期到达者给全赏逾期者给半赏。关于土官的考核由土官本衙门将土官的事迹验实后申报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进行④。

另外明政府在西南地区也建立了军事卫所隶属各省都指挥使司。都司以下设都司土官将诸土司的土兵纳入都司的管辖之下都司和卫所的官员均由朝廷任命土官可以世袭。土司的土兵听从朝廷和都司的调。

改土归流明代推行的土司制度对稳定南疆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土司的世袭性造成割据势力的事实存在土司间为争夺领地、承袭权而仇杀、内江于是明朝廷在一些矛盾比较突出1 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验封清吏司》。

2 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验封清吏司》。

3 《明史》卷三一o《土司序》。

④ 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的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主要内容是改土司为府、州、县由中央派官员治理或废府、州、县中的土官全部由流官统治。同时丈量土地额定赋税设兵防守等。

如永乐十一年(1413)思州宣慰使思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地而仇杀明成祖遣使臣蒋廷瓒前往勘查田琛及田宗鼎被密捕来京斩。于是裁撤土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1蒋廷瓒为左布政使。宣德初年贵州永从蛮夷长官李瑛卒后无人继嗣改设流官。嘉靖末广西龙州土知州与副使仇杀被改土归流。万历年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后在该地设遵义、平越二府分隶四川、贵州。其他有的地区也先后以各种原因被改土归流。但明朝在推行这一政策时由于受到土官的抵制而不断反复。如马湖府在弘治时设流官然而到嘉靖初虽已有两次改流但结果仍是“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昔更甚”1。改土归流比较彻底和大规模的推行则是到清代才得以完成的。

1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九《四川》。

第十章明朝的对外关系与中西文化交流明朝的对外政策确立于洪武、永乐两朝以后被长期沿袭下来。在明朝存在的二百七十多年间虽然不同时期在具体内容上有些变化但其指导思想和主要方针并无多大变化。

明太祖在位期间对周围邻国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不断派遣使臣广加招徕力图建立起正常的友好关系。但出于巩固内部统治和防御北元再起的考虑又厉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也禁止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长期保持不变。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明朝的对外政策又趋于保守和内向1在与外国的联系方面又多处于被动的地位2。永乐时一方面继续实行海禁另一方面又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明中期以后海禁时紧时松中国海商和倭寇相勾结出现了嘉靖年间的倭患。隆庆以后部分地开放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展明初制定的禁海政策至此基本瓦解。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6续来到中国沿海这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使中国有可能融入世界潮流“走上与西方世界同步展的轨道”1但也蕴藏着危机。

1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27o 页。2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78 页。1 毛佩琦等:《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o 页。

第一节与朝鲜的关系明朝与朝鲜基本上保持着往来聘使的关系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明军两次出兵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也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明末随着女真族在东北的崛起两国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明初的交往明初朝鲜称高丽国王为王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即位朱元璋即遣使持书前往高丽谕告。次年高丽国王颛也遣使上表庆贺明朝开国井请封号。朱元璋应其之请于洪武三年遣使持金印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从而确立了两国的宗藩关系“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2。是年明朝开科取士诏准高丽等国“行修经明之士..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3。这一年高丽参加会试的有三人其中金涛及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后因不通汉语回到高丽。洪武五年高丽派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南京国子监留学途中因遇海难溺死三十九人。“帝悯之遣元枢密使延安答里往谕入贡毋数”④。

洪武七年(1374)高丽国王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李仁人拥立权臣辛肫之子辛禑为王遣使来明入贡明太祖却而不受。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见辛禑地位日益稳固才不得不正视既成事实加给辛禑高丽国王封号并追谥王颛为恭愍王。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高丽东北面都指挥使李成桂动兵变除李仁人囚禁了国王辛禑十月辛禑让位于子昌。次年李成桂废辛昌拥立王颛之后王瑶(恭让王)。洪武二十四年王瑶让位于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王氏自五代传国数百年至是绝”1。二十六年李成桂遣使来明贡马九千八百余匹明太祖回赐纻丝绵布等近二万匹。建文初李成桂因年老体弱逊位于次子芳果(定宗)两年后芳果亦因病让位于五子芳远(太宗)。

明成祖即位朝鲜太宗遣使朝贡。永乐五年(14o7)朝鲜十四岁的世子提得到明朝允准作为进表使率各级官员五十余人至明京师南京。次年正月到达南京进贡马匹金银器物。成祖数次召见厚加赏赐“赐织金文绮。2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3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④ 《明史》卷三二o《朝鲜传》。

1 《明史》卷三二o《朝鲜传》。

及归帝亲制诗赐之”2。永乐十六年朝鲜太宗李芳远以年老逊位废世子禔传位于第三子祹。明成祖遣使赴朝封为朝鲜国王。时明“已迁北都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3。

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日本战国群雄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到十六世纪末期丰臣秀吉6续削平了其他封建诸侯统一了日本。万历十三年(1585)日本天皇任命他为“关白”(摄政)又兼太政大臣。这时日本社会随着庄园经济的瓦解商业资本展迅。统一后的日本商人积极要求开辟海外市场丰臣秀吉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策划侵略邻国朝鲜。

万历二十年(1592)初丰臣秀吉正式布命令出征朝鲜。侵朝日军共计十八万余人舟师数百艘分为九军四月十二日在朝鲜釜山登6分兵北犯。“时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1。日军迅占领王京(汉城)进而攻占平壤。在三个月时间里日军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国。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遣使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

明朝得报遂派副总兵祖承训、辽东游击史儒率军三千余去朝鲜作战结果明军全军覆没史儒战死祖承训只身逃回。败报传来明朝大为震动。神宗即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以提督陕西总兵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部署军事前往支援。次年一月抵达平壤城外。平壤东南临江西枕山陡立迤北牡丹台高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筑设炮台。李如松指挥攻城城上日军炮矢如雨。李如松坐骑被击毙仍换马再战。部将吴惟中被铅丸击中也仍奋呼督战。经过激烈战斗明军大败日军史称“平壤大捷”。收复平壤后明军与朝军乘胜追击相继收复了开城、汉城等地。日军连战皆败伤亡惨重退到釜山一带。于是汉江以南千有余里的朝鲜故土都被收复。然而在援朝抗倭战争即将取得完全胜利之际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却力主与日和议罢兵丰臣秀吉以和议为缓兵之计不仅留驻釜山的日军始终未撤而且暗中加紧准备企图卷土重来。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丰臣秀吉又调集十四万大军再次侵入朝鲜。

明朝以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再次赴朝抗倭。在朝鲜军队的密切配合下连败日军。次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去日军人心动摇。明军乘势加紧动进攻。日军企图从海上逃走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统率水军邀击于釜山南海大败日军。邓子龙年逾七十意气风直前奋击日军死伤无算。朝鲜李舜臣也曾在日军第一次2 《明史》卷三二o《朝鲜传》。

3 《明史》卷三二o《朝鲜传》。

1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侵朝时多次打败日军。在这次海战中邓子龙和李舜臣都壮烈战死。这次海战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

万历年间的援朝御倭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气焰维护了朝鲜的独立和明朝边境的安全但同时也应看到战争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加剧了明朝的财政亏空削弱了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正如《明史·朝鲜传》所言:“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属国迄无胜算。”

女真与朝鲜的关系万历末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努尔哈赤所向披靡攻占了明朝辽东大片土地建立后金政权企图问鼎中原。自努尔哈赤兴起后由于朝鲜地势重要后金和明朝都竭力结好朝鲜。后金的目的是要切断朝鲜与明朝的来往以消除后顾之忧。而明朝的意图则是要联络朝鲜牵制后金使明军与“丽(朝鲜)兵声势相依与登莱音息相通斯于援助有济”1。尽管后金百般离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朝鲜仍和明朝合作。皇太极上台后为了缓解三面(朝鲜、蒙古、明朝)受敌的境况以争取时间储备力量进取中原于是他不断向明朝廷提出议和。崇祯四年(1631)至五年是皇太极议和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向明廷“上疏称臣求款再四”2而且要朝鲜出面“绍介其间”转奏明廷“以表其诚悃”3。尽管如此掠夺明朝和朝鲜的军事行动却并未停止。

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二月皇太极不宣而战派遣阿敏等人统率三万多八旗兵进入朝鲜连陷义州、定州等地。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派使者前往阿敏驻地求和。朝鲜政府在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江都和约”这个和约基本上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

崇祯九年(1636清崇德元年)十二月皇太极以朝鲜“助明害我”为借口第二次对朝用兵。皇太极率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直指朝鲜京城。次年一月后金兵围攻京城朝鲜国王李倧退守南汉山城后金兵又将该城包围迫使朝鲜国王投降签订城下之盟。朝鲜断绝和明朝的一切来往向清称臣纳贡变为清控制下的藩属。至此明朝与朝鲜结束了往来聘使的关系。1 《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天启元年八月庚午。

2 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三《朝鲜国咨三》。

3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二八。

第二节与安南的关系安南古称交阯自汉至唐为中国属郡五代时独立成国一直和中国保持着藩属关系。元朝时安南国王陈氏受封世为国王。明代除永乐至宣德间有战事生外双方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

用兵安南和交阯明初朱元璋即遣使告谕安南并因其请封授安南国王陈日煃建立了明与安南的宗藩关系。洪武末年安南国相黎季犛擅权逐杀陈氏独揽朝政立其子黎苍为皇帝自称太上皇改姓胡氏。黎苍改名胡■。成祖即位胡■遣使奉表朝贺并求封号诈称陈氏宗嗣已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1。成祖不明安南内情遂于永乐元年(14o3)由十一月封胡■为安南国王。胡■受封不久前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从老挝至南京陈诉黎氏篡逐真相请求明朝出兵征讨黎氏。永乐三年成祖遣使前往安南查问内情黎苍遂遣使“入朝谢罪”并且“请迎(陈)天平归奉为主”。第二年成祖派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嵒领兵五千护送。黎苍却设“伏兵邀杀天平(黄)中等败还”成祖大怒“决意讨之”2。

其实安南为当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广西思明府(今广西宁明)的禄州、西平州等地还侵云南的宁远州黎氏不甘心仅封为王这为成祖所不能容忍1。因此成祖为安定南方阻止安南向外扩张大兵征安南。

永乐四年(14o6)七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及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调兵八十万兵分数路出征安南。京畿及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巴蜀、建昌、云南、贵州兵出云南蒙自两路齐头并进。十月朱能病死于龙州张辅受命代将其军。明朝传檄历数黎氏父子二十大罪并表明这次出兵意在恢复陈氏子孙的王位。安南倾巢而动全线布兵堵截号称二百万。张辅等攻下多邦城进克东都。次年三月张辅、沐晟追击黎氏父子于富良江中斩数万夺船三百艘。黎季犛、黎苍先后被俘安南尽平。

明成祖败黎氏后在安南依内地各省建置改安南为交阯设置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命吕毅为指挥使黄中为副黄福为布政使兼按察使。下设十五府分辖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

1 《明太宗实录》卷十九永乐元年四月丁未朔。

2 《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1 参见毛佩琦:《明成祖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436 页。弃交阯后与安南之关系成祖兵征安南和交阯布政司的设立是违背安南人民的意愿的所以激起了安南的反明斗争。永乐六年(14o8)八月安南陈氏旧官简定起兵反明称日南王纪元兴庆。成祖得报再命张辅领兵二十万出征。永乐七年简定称上皇立陈氏后裔陈季扩为大越皇帝纪元重光。张辅兵至安定简定兵败被擒押解至京师处死。永乐八年十二月陈季扩遣使请降明成祖不复王封而以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季扩拒不受命。永乐九年张辅、沐晟再次出兵征安南安南继续抵抗。战争延续三年至永乐十二年交阯重新平定。张辅受命镇守交阯。永乐十四年(1416)冬张辅在安南已逾十年奉召还京。次年正月交阯清化府巡检官黎利乘机起事反明明军极力镇压。洪熙时明军将领不和屡次失败。

宣宗即位安南反明斗争规模仍很大。后来黎利谎称在老挝访得陈氏之后陈暠物故并请明朝对他册封。明朝遂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不久黎利即正式称王向明朝朝贡不绝。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正式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两国之间又恢复了正常的友好关系。

第三节与日本的关系明初中日两国的交往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由来已久唯元世祖舟师东侵日本覆没海中所以终元之世日本与中国不再通使。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修复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遂于洪武二年(1369)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赴日详细解释了明朝的睦邻政策。日本国王良怀知道明朝与元不同遂于第二年遣使奉表贡马并送还在明州、台州掠去的中国人七十余人洪武四年十月抵明都南京。明太祖宴赏使臣并命僧人祖阐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国回赐良怀文绮纱罗。

洪武后期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虽然仍把日本列为不征国之一但互相间使臣往来绝少。胡惟庸案后明太祖疑胡惟庸“欲藉日本为助”因此“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1。自此以后终洪武朝日本贡使未再来中国。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o3)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将行日本使臣已至宁波十月到达南京。明朝优礼相待对使臣所带货物包括违禁的兵器之类均准按时价出售并遣使随日本来使回访。此后两国又恢复了贡使往来。

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须持明朝给的“勘合”(即凭证)

贸易。永乐初成祖定议日本十年一贡人不过二百船限两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人和船舶都过规定的数目并且携带的私物也特别多甚至过贡物十倍。宣德初年改为人不过三百船不过三艘。即使这样仍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

明初的倭寇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当时称为“倭寇”。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问题尤其是嘉靖年间“倭患”成为举国震动的大事。但明前期和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有着不同的特点性质也有所不同。

明朝初年从辽东经山东、浙江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2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1369)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时出剽掠。于是明朝廷便大大加强海防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添造战船。洪武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1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2 《明史》卷九一《兵志》。

设置五十余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所十船每卫五所共有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1。

永乐时成祖一面与日本修好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1411)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十四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十七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军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这年六月倭寇分乘三十多艘船侵犯辽东登岸后直奔望海埚。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筑石堡置烟墩瞭望。一日二千余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自烟墩得报命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又派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倭寇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枕藉。望海埚之役明军“生擒数百斩千余”2。倭寇受此沉重打击不再敢大规模侵扰。

嘉靖时的“倭患”

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嘉靖时又猖獗起来。明朝中期以后国势日益衰落尤其到嘉靖时海防废坏倭寇“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1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四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宋素卿原是宁波人后来投奔日本。他贿赂明市舶太监得先查阅瑞佐货物市舶司设宴时也使瑞佐上坐。宗设不平袭杀瑞佐并俘获了明军的指挥官袁琏都指挥刘锦亦战死海上。嘉靖帝闻讯大怒听从了夏言的建议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置之”2。于是撤销了市舶司海禁更加严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巨商和海盗便和倭寇相勾结亦商亦盗兼行劫掠。这也是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和突出特点。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命巡抚赣南的右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着力整顿了海防“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3处死李光头等走私海商及海盗九十余人震动一时。闽浙海商因而失去商利遂群起攻击朱纨朱纨愤而自杀。明朝也罢设提督海防军务的巡抚御史或巡视大臣。于是海防更加空虚海盗与倭寇的活动也更加猖獗了。

1 《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二《兵考》。

2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 《明史》卷二o五《朱纨传》。

2 《明史》卷二o五《朱纨传》。

3 《明史》卷二o五《朱纨传》。

面对倭寇的侵扰明朝不得不再设巡视大臣。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王忬到任后在浙、闽沿海地区逮捕沿海各地作为内线的猾民倭寇因而“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从向往”④其在海中的船只也得不到菽粟和火药往往自行遁走。王忬又巡视诸未筑墙的府、州、县建城三十余处。但不久他便被调任大同巡抚。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1。同年秋又改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总督军务讨贼解兵部事2。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曾总督两广军务为当地少数民族拥戴。他受此重任“亦慷慨自负。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3。

当时倭寇二万盘踞在华亭(松江)柘林川沙洼。张经选将练兵筹划捣毁倭寇的巢穴。次年6续调集两广土司兵分配给总兵官俞大猷、参将汤克宽和游击邹继芳等俟永顺、保靖苗兵到达后即展开决战。可在此时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又受命到浙江祭告海神以镇倭寇兼督察沿海军务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赵文华来到东南即催促张经出兵张经自以为地位比文华高“心轻之”④不予理会。赵文华极不满意竟密疏诬告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俟倭饱飏剿余寇报功宜亟治”5。世宗得疏大怒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诏令逮治张经。

然而就在此时永顺、保靖苗民已到倭寇自柘林侵犯嘉兴张经派参将卢镗从水6两路进攻大败倭寇于石塘湾。倭寇行至王江泾张经又令永顺、保靖土兵夹击斩二千级倭寇大败。余寇奔窜柘林纵火焚巢驾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张经指挥作战取得王江泾大捷一时称为自有倭患以来“为战功第一”6。

王江泾大捷后世宗命将张经逮解进京这年十月将张经斩。与此同时世宗以赵文华督察军务赐铸关防。赵文华自此“出总督上益恣行无忌”1。张经死后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得赵文华荐引巡抚浙江又晋为总督以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十六年胡宗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 谈迁:《国榷》卷六一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

2 谈迁:《国榷》卷六一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

3 《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④ 《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5 《明史》卷二o五《张经传》。

6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 《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宪虽然诱杀了海盗徐海、汪直等人沿海屡获胜利但“新倭复大至”2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

嘉靖三十五年(1556)戚继光受命任参将守台州、金华、严州三郡负责御倭事宜。戚继光到浙江后请求在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组织、训练新军得到朝廷恩准。嘉靖三十八年秋他亲自来到义乌招募了三千人制定纪律严格训练。戚继光还创造了“鸳鸯阵”的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各尽所能密切配合。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军队就成为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开赴抗倭战场。由于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掠浙东桃渚、圻头。戚继光率部急趋宁海扼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倭寇逃遁乘虚袭击台州戚继光回军与战也大获全胜。戚继光先后九战九捷俘馘一千余。此后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东的倭患遂告平息。

嘉靖四十一年(1562)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福建明军连连告急。戚继光被调入闽在横屿、福清、兴化等地又获全胜班师回浙。戚继光还浙后又有大批新倭来福建。福建倭患再起明廷急调俞大猷往剿任命俞大猷为镇守福建总兵官以戚继光为副领兵剿倭。次年四月戚继光至闽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戚继光所率戚家军先登上敌垒刘、俞部相继突入斩二千二百戚继光以军功升都督同知世袭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次年春戚继光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等地斩获颇多余倭掠渔舟出海去。福建倭患至此亦被平定。嘉靖四十三年(1564)广东总兵俞大猷在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吴桂芳的支持下与其他将领先后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广东倭患也得到解除。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抗倭战争也使明王朝消耗很大。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犯台州等地起“七八岁间所破城十余..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数十万”1。为了御倭明朝几乎帑藏空虚不得不在江南实行加派全国各地精兵良将也被调往东南沿海因此有人指出:“由于倭寇的侵扰明朝东南沿海富庶之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农工商业生产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2通过这场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放海禁的重要性。明朝廷也鉴于嘉靖时“倭乱”的教训到隆庆时开始部分开放海禁。

2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 王世贞:《倭志》。

2 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4 期。

第四节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明朝初期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为密切。太祖在位时琉球、暹罗、占城、爪哇诸国先后遣使入贡。成祖即位多次遣使到各国招徕宦官郑和几次出使尤为一时盛举。

郑和下西洋“西洋”在明代是指婆罗洲(今文莱)以西地区以东称东洋。郑和出使所经地区多是东南亚各国。永乐年间对外交往有所高涨。成祖即位后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维持明朝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宣扬国威不断遣使四出这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使者郑和是其中的佼佼者。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人。洪武时入官初在燕王藩邸任职后随朱棣起兵有功擢升为太监赐姓郑俗称“三保太监”。郑和出身穆斯林世家又信佛教东南亚各国人民多信佛教穆斯林也很多。而且郑和通晓诸国文化习俗又知兵习战能武能文自是恰当人选。郑和出使这些地区特别有利于展与这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永乐三年(14o5)六月郑和与副使王景弘奉命出使。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经福建五虎门出海到达占城(今越南南部)。经南海入西洋途经爪哇、暹罗、苏门答剌、阿鲁、旧港、满剌加经锡兰到达印度半岛的南端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回航。永乐九年九月返回南京。郑和这一次航行共有船只六十二艘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每船可容千余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具有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设备。永乐五年、七年郑和又两次出使他积累了更丰富的航海经验。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郑和受命远航阿拉伯和东非一带作第四次远航。次年冬出到永乐十三年七月返回历时一年八个月左右。这次出使到了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今属伊朗)接着又到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剌撒、阿丹(亚丁)又到了红海东岸的圣地天方(麦加)。同时郑和使团还沿非洲东海岸南下依次到了木骨都束、卜剌哇(今属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地。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友好关系。接着郑和在永乐十五年冬至永乐十七年七月、永乐十九年冬至二十年八月又进行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出使。

郑和数次出使西洋虽然意在宣扬国威开拓朝贡贸易展对外友好关系但毕竟开支浩繁所以屡屡遭到臣下的反对。明成祖一死继位的仁宗便听从了夏原吉的建议“罢西洋取宝船”。西洋宝船的罢设其原因似乎不仅限于此。明朝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开创其国力强盛已非昔比若单从财力上讲此时应具备更充足的物质条件。但其关键在于随着明初国内统治的逐渐巩固和对外的开拓明朝也正面临着一个时期的重大转折。到仁、宣时仁宗、宣宗二帝无论从阅历还是本人能力讲都远逊于太祖、成祖二帝而且由于社会的稳定使他们无力也无心向外开拓展他们意在如何守住大明的江山。所以这次罢设后直到宣德五年(143o)六月宣宗“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命郑和组织第七次出使。这次出使从宣德六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七月历时一年七个月历经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如此但这次出使规模和影响却远非前六次可比。在这次出使前郑和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立《通番事迹记》碑后在福建长乐也立碑勒铭历记以前数次下西洋的始末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之后明朝政府再未进行过类似大规模的出使活动。

郑和的出使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它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以郑和为的官兵数万人远航海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团随行人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分别记录了航行诸国的见闻。《郑和航海图》和郑和的《针位编》也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与东南亚各国之关系明朝初期东南亚各国不时入贡关系极为密切。洪武时规定琉球、占城等国来朝就“任其时至”1不作限制。另外明政府还设置市舶司负责中外贸易事宜。洪武三年(137o)在宁波、泉州、广州分别设置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2。洪武七年一度罢设由沿海地方长官负责。永乐元年(14o3)又依洪武初制设市舶提举司“寻命太监提举市舶”3。

永乐年间东南亚各国不断遣使和商队来中国。据统计永乐二年(14o4)暹罗、日本、琉球、中山来了两次。永乐三年暹罗、琉球、山南、山北来了两次琉球、中山来了三次1。郑和下西洋以后来中国的更多。如郑和第一次出使于永乐五年回国“是年琉球、中山、山南、婆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尔罕、苏门答剌、满剌加、小葛兰入贡”2。除少数的几个国家外大多数国家使节的来访都与郑和的出使有关。许多外国使节就搭乘郑和的船只来中国。永乐十七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带回了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永乐二十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时随郑1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2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3 《明史》卷五五《职官志》。

1 《明史》卷六《成祖纪二》。

2 《明史》卷六《成祖纪二》。

和来中国朝贡的共十六国各国“悉遣使”“贡方物”3。这在中外关系史上不能不说是极大的盛事。

在郑和下西洋期间除了一些王子、王妃外共有四个国家的国王八次来华访问。这也是以前朝代所不曾见过的。

一是满剌加。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王拜里迷苏剌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受到明皇朝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永乐十七年继位的新王又率领妻子和陪臣来中国谢恩。其子继位后于永乐二十二年和宣德八年(1433)又两次来华其中最后一次在明朝的南北两京逗留了一年半时间直到宣德十年四月明朝才派船送其回国。从永乐九年到宣德八年的二十二年间满剌加王三人四次来华。

二是苏禄。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王、西王、峒王同时来朝。他们“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奉金缕表来朝贡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④。原来苏禄并不在朝贡国之列这次以如此规格的朝贡使团来华使明朝廷感到惊讶和高兴认为苏禄三王“倾国来归鳞次阙下亦向化之笃也”1。明成祖亲自设宴款待并根据苏禄国王的要求为他们加封赐诰命及袭衣、冠服、印章、鞍马、仪仗。明朝为苏禄国王加封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苏禄为独立国家和苏禄国王的地位2。但在他们回国途经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因病去世即葬在德州。东王眷属和陪臣守灵者大都长期住在中国其子孙长期享受“廪粮”、“布钞”等受到诸多优待。明中期以后因各种原因两国官方较少往来。

三是浡泥(今加里曼丹岛)。永乐六年(14o8)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领妻子弟妹等家属及亲戚、陪臣等一百五十余人来明朝京师奉表朝贡。明成祖在奉天殿召见亲与交谈在华盖殿和奉天门接连设宴款待并命大臣一人在馆舍陪侍赐予仪仗及金银丝绢等器甚为丰厚。但麻那惹加那乃不幸于十月间病死南京会同馆明成祖为此“辍朝三日”命厚葬于安德门西建陵树碑谥恭顺王并“命有司岁于春秋用少牢祭之”3。永乐十年袭封的国王遐旺带领母亲和妻子再次来朝明成祖对他的馈赠也十分优厚。

四是古麻剌朗(即麻剌今属菲律宾)。永乐十八年(142o)十月国王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第二年至福建国王因病而死。明成祖闻讯非常悲痛“命有司治坟茔葬以王礼”④。

3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o永乐二十年八月壬寅。

④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八月甲申朔。

1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2 朱亚非:《从苏禄国王来华看明朝与苏禄关系》《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 年版。3 《明太宗实录》卷八四永乐六年冬十月乙亥朔。

④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夏四月丙辰。

第五节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明朝建立之初在中亚地区兴起了帖木儿帝国。十三世纪时随着蒙古人征服区域的扩大曾形成窝阔台、察合台、伊利和钦察四个汗国。后来封地较小的窝阔台并入察合台。十四世纪初察合台分裂为东、西二部相互间不断生战争。137o 年帖木儿夺得西察合台的统治权占有西部广大地区成为中亚盛国被称为帖木儿王国。明太祖在位期间两国即有使臣来往。明成祖先后亲征鞑靼、瓦剌但对帖木儿王国遣使修好使臣和商旅往来不绝。

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在位初期对东方的明朝纳贡修好。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帖木儿次遣使到明朝贡马十五匹骆驼两头。朱元璋赐宴款待其使臣并赐其白银十八锭。自此以后帖木儿每年都遣使贡马、驼和其他方物。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儿遣使贡马二百并携带表文盛称朱元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越万古。..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1。此后帖木儿的使臣每年都来有时一年两次贡马上千匹。帖木儿王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马匹其次是骆驼、玉石及刀剑等物。中国与之交换的货物主要是丝绸、瓷器等。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外民间的贸易和交往也频繁起来。

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朝派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率将士一千五百余人赴帖木儿都城撒马儿罕竟被帖木儿扣留。当时帖木儿在西方战胜奥斯曼帝国俘虏奥斯曼的国王名震中亚便准备对明朝用兵。永乐初成祖曾遣使往谕并责备帖木儿不来中国朝贡之过。帖木儿扬言要征服明朝。永乐二年(14o4)帖木儿领兵八十万东来攻明。明朝廷闻讯后敕谕甘肃总兵官宋晟准备迎战。但次年春初帖木儿在中途病死大军返回。

帖木儿死后贵族间又掀起争夺王位的内战其孙哈里承袭王位。哈里不想和明朝交恶就在永乐五年(14o7)派使臣送傅安等人回国恢复和明朝的友好关系。明成祖对其使臣盛情款待赏赉甚厚并派使臣往祭故王帖木儿又赐新王哈里以银币以后其贡使往来不断。如永乐六年明成祖派遣傅安再为使臣赴哈烈地区与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通好。沙哈鲁也遣使随傅安来明朝贡。永乐十二年成祖命吏部员外郎陈诚同宦官李达出使帖木儿帝国次年哈里又遣使随陈诚等入贡。

明代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除洪武末年至永乐初曾一度紧张以外一直1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撒马儿罕》。

到万历年间都是和睦相处的。据《明实录》等书记载:自洪武年间至万历九年(1581)帖木儿朝贡使团至明都多达五十余次明政府从洪武至天顺年间也至少有十一次正式遣使撒马儿罕。另外双方贸易往来自洪武至万历也始终没有间断。但从明初起帖木儿的使者每次入京都要采购大批丝织品而归然而从帖木儿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马、狮子、鹦鹉等禽兽和玉石除了马以外其他的东西对中国并无多少经济效益。对此明朝官员也从经济利益出多次展开讨论但明政府为巩固和帖木儿的关系却并不计较经济得失。明朝廷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从周边形势来考虑。蒙古族在明代是北部边防的主要威胁而帖木儿无论在地缘还是血缘上均与蒙古族接近因此明政府在积极防范蒙古各部的同时需要和帖木儿保持较好的关系1。所以明在与帖木儿的交往中所求的并不在经济的得失而在于政治上的得益。

陈诚出使西域陈诚(1365—1457)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陈诚奉命第一次出使“西域”赴撒里畏兀儿建置安定等卫。永乐年间先后四次奉命出使中亚一带。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宦官李达、陈诚率使团离京次年正月从肃州卫出出嘉峪关西行。直至永乐十三年十月回到北京。这次西使他们访问了撒马儿罕、哈烈、达失干等地。每到一地他们先交上玺书接着献给当地国王文绮、纱罗、布帛等物。陈诚一行回国时撒马尔罕遣使来中国朝贡。次年使臣回国成祖派陈诚、鲁安随行。中亚各国盛情接待了他们一行帖木儿帝国国王沙哈鲁盛情款待并遣使护送陈诚回国。永乐十六年四月陈诚回到北京五月成祖下令:“升行在吏部郎中陈诚为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嘉其奉使哈烈之劳也。”1永乐十六年十月至永乐十八年(142o)十一月陈诚又奉命出使中亚。永乐二十二年四月至十一月再次奉命出使中途召回。永乐年间四次出使其主要使命均与帖木儿帝国有关。明成祖一再遣使西域与帖木儿王国修好从而稳定了西部边陲。

陈诚第一次出使时将行程和沿途见闻写成《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前者为西使的日程记录后者则是对所历各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的考察。尤其是《西域番国志》分地记载共录西域诸国十八处城镇内容极为丰富其后明人凡涉西域之书几乎都曾取资于此书。此书成为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

1 朱亚非:《略论明朝与撒马尔罕的关系》《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 年版。1 《明太宗实录》卷二oo永乐十六年五月庚申。

第六节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入侵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各国为了积累资本迫切要求展海外贸易东方世界成了重要目标。地理大现和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便来到南洋群岛一带继之先和中国生了关系。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紧随其后亦纷纷来到东方。

葡萄牙占澳门葡萄牙人于明正德九年(1514)先抵达广州沿海的屯门岛。次年葡驻满剌加总督派遣菲莱斯特罗正式出使中国开始了葡官方与明朝的正式交往。

正德十二年(1517)葡驻满剌加总督派安特拉德和皮莱资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广州地方官员以其素不通中国拒绝葡人登岸。后来他们强行驶入中国内河进入广州城。广州总督陈金不敢擅自做主便奏请朝廷定夺。正德十五年皮莱资到南京觐见了南巡的明武宗要求与中国通商未被获准。嘉靖初世宗命葡使回广州听候处置皮莱资被系于广州监狱嘉靖三年(1524)五月死于广州。

葡人来中国主要目的是要展和中国的贸易而明朝则一直推行海禁政策对朝贡以外的私人海外贸易一概禁止。中、葡之间的这种矛盾就决定了冲突势所难免。

正德十六年(1521)以御史邱道隆、何鳌力奏明朝下令将占据屯门(今广东深圳蛇口)的葡人驱逐。明军在汪鋐的带领下进占屯门葡人寡不敌众战死甚多有些被明军俘虏葡人乘夜遁去。嘉靖二年(1523)初葡萄牙船只五艘来广州请求通商遭到拒绝。葡人遂转攻广东新会又遭备倭指挥柯荣的打击俘虏四十二人斩三十五级缴获船只两艘并夺回被葡人掠去的中国男女十多人。这两次冲突后葡人在广东不能得逞遂转向闽、浙一带并与沿海海商勾结。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宁波附近的双屿将葡人全部驱逐。次年朱纨又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率兵进攻福建的浯屿(今金门)也大获全胜。

葡萄牙人虽一再被明军所驱逐但在中国沿海占据一个通商据点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位于珠江口边的澳门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

澳门原属香山县故又称香山澳。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商向海道副使汪柏行贿托言货船遇到大风浪打湿了货物请求在澳门晾晒。阴谋得逞后便打算长久居留下去。他们在澳门修筑房屋扩充居地建造炮台并设官治理。到万历时葡人继续在澳门扩展其势力来澳门者多至万余人。神宗即位后即向澳门的葡萄牙商船抽取舶税。每年可得税银二万余两。葡人居住澳门每年贿赠明朝官吏银五百两其后转归官府。明朝因有利可得遂听任澳门被葡人独占。但明廷对在澳门的葡人却一直戒备森严因此终明之世澳门未出现大的混乱局面。

西班牙迫害华侨西班牙人紧随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中国沿海。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以武力征服了吕宋并以吕宋为基地与中国进行交往。

万历二年(1574)冬中国海盗头目林凤率战舰六十二艘水手二千人士卒二千人南下吕宋与西班牙人生武装冲突。当时明朝对海外情势所知甚少海禁政策也一直未彻底废除。明朝命广东提督殷正茂和福建巡抚刘尧诲克期剿除于是福建巡抚刘尧诲为彻底剿除林凤派把总王望高率领战船两艘前往吕宋约西班牙人出兵夹击。林凤势不可支率余部遁去。万历四年明朝准予漳州合法请引的船只往吕宋商贩于是两国有了贸易上的往来。

与此同时因吕宋资源丰富且有金矿比较容易开。但西班牙人少当地土人又不习耕作所以西班牙占领吕宋后极力招徕华人。明朝后期中国沿海人民前往吕宋垦殖、采矿或从事其他手工业生产人数越来越多。另外西班牙人为了得到中国的商品促进吕宋的繁荣他们特地在马尼拉附近为中国商人建立了一个丝绸市场即华侨所说的“涧内”。不少华侨在涧内长期住了下来很快达到万余人。他们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但却引起了殖民者的疑惧。于是有了西班牙人对华侨的迫害和华侨的英勇反抗。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役使华侨远征摩鹿加岛。摩鹿加岛古称美洛居以盛产香料闻名故又称香料岛。最初被葡萄牙人占领后来荷兰与葡人争夺香料产地荷人将葡人驱逐占据了该岛。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合并葡人遂向吕宋西班牙人乞援。西班牙新任驻吕宋总督达斯麻雷那斯企图以此为借口将摩鹿加岛置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达斯麻雷那斯遂遣战舰百余艘载西班牙军士七百人士兵铳手四百人弓箭枪手一千人组成远征军。另外西班牙人又在吕宋征华人二百五十名随征。西班牙人视华侨如奴仆“日夜驾船稍倦辄箠之;或刺杀苦毒备尝”1。于是华侨潘和五率领华侨在海上起义杀死了西班牙总督达斯麻雷那斯以及许多西班牙士兵西班牙人仓猝不知所措纷纷跳海逃生许多人淹死海中。潘和五等人驾船离去迷路到了安南。

万历二十五年(1597)西班牙殖民当局突然下令驱逐大量华侨出境。

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对吕宋华侨进行了第一次大屠杀死难华侨达二万五千人。这次事件的导火线是所谓的“采金案”。万历三十年自称“善望气”的张嶷奏言吕宋机易山产金银每年可采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1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于是福建税珰高宷派海澄县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偕张嶷前往吕宋勘验。因事属虚妄当然只能无功而返。西班牙人因此事而怀疑中国有异谋怀疑明朝将派兵夺占吕宋故对华侨严加防范将华侨家中的铁器全部收缴。并扬言如中国派兵来犯就先把华侨全部杀掉华侨因而惊恐不安便在城外设防自卫。西班牙人认为华侨要大举反叛遂派军队前往攻杀。华侨奋起反抗但因多是商人不习攻战组织得也不好因此许多华侨被杀戮其中以漳、泉人为多。

于是不少华人纷纷返回家乡。华人离开后西班牙人贸易收入锐减于是又招抚流离的闽商前往吕宋。与此同时明朝也遣商往谕西班牙人“无开事端”1不要再杀害华人。万历三十三年以后逃离吕宋的华人又6续返回。但到崇祯十二年(1639)吕宋华人又遭到一次屠杀被害者高达二万二千人2。

荷兰侵占台湾荷兰明代史籍称之为红毛夷或红毛番。它来东方较葡、西二国要晚。

万历二十九年(16o1)荷兰武装船队到达澳门请求准予贸易葡萄牙人严加戒备不许登6。明朝驻广东税使为平息争端召荷人领入城游览。荷人在澳门一个月毫无所获怏怏而去。这是荷兰与中国第一次生关系。万历三十一年(16o3)荷兰军舰驶抵澳门劫夺葡萄牙一艘商船。万历三十三年荷兰军队再次来到澳门终因葡人防守坚固荷人只好无功而还。此后荷兰人又多次进犯澳门均未得逞。

荷兰人在广东一无所获便想在福建沿海夺占一个通商据点。澎湖离福建很近又是海上交通要道荷兰人打算扼此咽喉水域阻绝别国船只往来独占与中国的贸易之利。

万历三十二年(16o4)八月荷兰军舰驶抵澎湖他们伐木建屋想长期占领此地。福建地方官派人往谕令其撤离。荷人向福建税使高宷行贿迁延不去。福建沿海的一些私商也纷纷前往澎湖与荷人进行贸易。明朝的一些官员力请剿除。于是总兵施德政派兵严守要塞令材官沈有容率兵往谕令其退兵。同时施德政下令严守海岸断绝海上接济之路又声言预作火攻荷人终于离去。这次占领澎湖前后约五个月。

天启二年(1622)荷兰派遣雷伊尔斯苏恩率舰船来华其目的是夺占澳门或澎湖。因在澳门无机可乘便驶往澎湖。荷兰人一面以澎湖为据点修筑城堡并和海寇勾结互相接济一面又往福建濒海地区进犯。天启三1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2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9—4o2 页;邱炫煜:《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台北兰台出版社1995 年版第36o—362 页。年南居益代替商周祚为福建巡抚力主将荷人驱逐。天启四年二月南居益遣将夺占了镇海港。南居益见荷兰人仍无退意便令漳州和泉州兵接应调大兵围击。荷兰人虽武器精良但终因寡不敌众且补给困难感到难以固守遂遣使请求缓攻最后表示愿毁城撤退。这年八月荷兰船十三艘遁去。

荷兰人从澎湖撤走后便占领了台湾南部他们修筑城堡加强防务。

6续修建了安平城(又名台湾城荷名热兰遮城)、赤嵌城(今台南荷名普罗文查)。与此同时他们还建学校设医院招民屯垦并以此为基地与中国、日本进行贸易。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人为了与荷兰人相抗衡侵占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和淡水。崇祯十五年(1642)荷兰人驱逐了西班牙人将台湾全部占为己有。

第七节传教士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耶稣会士来华随着地理大现以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传教士的足迹也开始进入东方。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仅有的几个旧教国家与罗马教会形成旧教同盟并于154o 年成立了耶稣会致力于复兴罗马教廷势力于是耶稣会努力向海外展。

耶稣会士来华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这年八月耶稣会士沙勿略经过一番奔波来到广州沿海的上川岛打算寻找机会进入广东传教但明朝海禁甚严他无法登6不久即病逝于岛上。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耶稣会士随之而来澳门不仅成为商业贸易的基地还是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前站1。

万历二年(1574)耶稣会士范礼安等四十一人来到澳门企图进入内地传教未获批准。但他在澳门经过一番调查认为到中国传教要适应中国的习惯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万历七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来澳门学习中文次年去广州向两广总督馈赠礼物。万历十年他又获准到肇庆传教十六年回国。意大利另一传教士利玛窦曾同罗明坚在肇庆传教苦学汉文。他认识到“到中国来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是其他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要传扬圣道总得凭书籍才行”2。万历十七年利玛窦移居韶州开始使用知识传教。以后他又到过南京、北京与南昌等地。他在中国传教适应中国的国情并能迎合各阶层的爱好因而受到礼遇。万历二十九年(16o1)他偕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再次到达北京得到明神宗的赏识赐留居北京传教。万历三十八年病死北京。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八年研习中国儒学与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交往先后撰写、翻译天文、数学、地理、语言、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著述多种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

利玛窦死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接替他在中国传教。龙华民不善于与士大夫交往但却致力于在普通群众中展教徒。万历时先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如庞迪我、毕方济、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都坚持利玛窦的传教思想将传教与传播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将天主教义与中国儒学思想融合起来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时期教徒人数大增。据樊洪业统计万历十七年(1589)教徒人数有八十人到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已有二千五百人万历四十五年中国教徒达到一万三千人1。明朝末年1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43 页。2 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中国当代社会》第二册第2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