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伊利汗国伊利汗国1是元朝西北诸藩之一其极盛时代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与察合台汗国和印度为邻；西临地中海领有今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与埃及和欧洲相望；北至太和岭（高加索）和花剌子模与钦察汗国接壤；南濒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所建。都城先后在蔑剌合（今伊朗阿塞拜疆之马腊格）、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城）和算端城（今伊朗阿塞拜疆苏丹尼耶）。
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蒙古西征时成吉思汗本人曾攻至波斯东部的呼罗珊地区追击花剌子模沙的蒙古军征服了波斯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蒙古国时代阿姆河以南地区先后由畏兀儿人阔里吉思和乃蛮人阿儿浑治理治所设在途思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1251 年元宪宗即位后统治波斯的蒙古地方政府被称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蒙哥派其弟旭烈兀征服今里海南岸的亦思马因教派和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城的黑衣大食哈里。旭烈兀在西征时尚不是独立的君主只是负责一方军政事务的蒙古宗王其手下的军队系从其他诸王投下抽调而来。
蒙哥死后蒙古国内爆的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使统一的蒙古国瓦解。1262 年钦察汗别儿哥与旭烈兀为争夺太和岭地区的阿塞拜疆生战争。1264 年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遣使征询有关处置阿里不哥等叛王的意见同时正式封旭烈兀为统治阿姆河直至叙利亚和密昔儿间疆土之王称伊利汗。一个新的蒙古汗国——伊利汗国在西亚出现。伊利（i1）乃突厥语义为“从属”这个封号表明波斯的蒙古汗国是一个宗藩政权。旭烈兀派遣使臣来中国表示赞同忽必烈关于处死从叛诸将、赦免阿里不哥的建议并愿意与别儿哥等西北诸王一起前来出席忽里台大会。1265 年旭烈兀卒终于未能实现前来参加忽里台大会的诺言。
在西北诸藩中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最为密切。各代伊利汗的袭封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批准才为合法。旭烈兀死后诸王、大臣们奉其子阿八哈嗣位。阿八哈不敢正式就位只权摄国政同时遣使报丧。直至元世祖忽必烈于127o 年遣使持诏来到波斯传旨命他继承父位后他才重新举行登基大典。现存1279 年阿八哈颁的一张敕令上盖有汉字“辅国安民之宝”方印当是忽必烈颁赐给他的王印。阿八哈即位后始定都于桃里寺以蔑剌合为陪都。忽必烈大举攻宋征兵四方阿八哈遣回回炮手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入汉地应命回回炮术因之传入中国。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特1 i1“伊利”是突厥语本义为“臣服、服从”这个词在唐代音译作“伊利”。近代以来有些中国学者把伊利汗国称为“伊儿汗国”。在元代非汉语词汇中的尾辅音-1 很少用汉字“儿”来音译所以“伊儿汗国”不符合元代译音用字规律。兹取《元朝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的译法 称为伊利汗国。
置随路打捕鹰房总管府专掌拨赐给旭烈兀位下的中原户计。至元十二年（1275）阿八哈遣使奏请将这些民户献给朝廷。
拖雷家族控制蒙古国东、西两端最为富庶的汉地和波斯的行为引起了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的不满。1269 年钦察、察合台和窝阔台三汗国诸王会聚于塔剌思议定察合台汗国向阿姆河以南展。时波斯境内地位最高的察合台裔宗王是捏苦迭而（negüdcr）八剌派出使者至其处希望他能指挥手下军民脱离阿八哈营垒。但事机败露阿八哈立即调兵遣将以武力消灭了自己后方的异己势力。
八剌要求伊利汗国让出也里至阿姆河和申河之间的土地遭到拒绝后于127o 年率领大军渡阿姆河进入呼罗珊。伊利汗国守军向祃桚答儿溃退。入侵军队的主力进至木儿加布河与也里河流域而其前锋前出至你沙不儿一带。阿八哈闻知后立即调集大军东趋迎敌到达也里之北的八忒吉思（Badghis）草原。为避免流血阿八哈倡议约和许以割让哥疾宁至申河之间地以换取八剌的军队撤出呼罗珊但被拒绝。阿八哈遂以计谋引诱八剌的主力进入也里城附近的设伏地区。两军会战的结果以察合台汗国的惨败而告终1。
八剌死后察合台汗国陷于混乱。阿八哈出动大军攻入阿姆河以北地区和花剌子模。1273 年初阿八哈军陷不花剌城在大肆杀掠之后掳掠大批人口向阿姆河退去。1282 年阿八哈卒其弟帖古迭儿继立称阿合马汗。1284 年阿八哈之子阿鲁浑以其父受大汗册命汗位当属己为由在伊利汗国权臣不花的支持下起兵推翻帖古迭儿后遣使入朝奏报。1286 年忽必烈遣使臣斡儿都海牙命阿鲁浑继承汗位并封不花为丞相。于是阿鲁浑也按照惯例举行了正式即位典礼。在1289 年阿鲁浑汗致法国国王的国书开头写道：“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阿鲁浑谕佛浪国王”。信中凡言及“长生天”及大汗的名字时都抬头写。可见伊利汗所颁公文的通常格式仿照汉地式样。信上也盖着阿八哈的“辅国安民之宝”印玺。1284 年元廷使臣蒙古朵儿边氏人孛罗丞相和佛林人爱薛抵达波斯参见新即位的阿鲁浑汗。孛罗在元朝曾担任过御史中丞、大司农卿、枢密副使等要职。阿鲁浑留孛罗在汗廷参议政事而爱薛则回到元朝2。阿八哈、阿鲁浑父子为夺取叙利亚之地采取与基督教诸国结盟的政策与拜占庭帝国联姻并遣使赴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建立友好关系。阿鲁浑死于1291 年其弟海合都即位他另有剌麻（喇嘛）教名“亦邻真朵儿只”在藏语中意为“大宝金刚”。海合都挥霍无度滥行赏赐国库空虚。主管财政的丞相撒都鲁丁和一些官员穷于应付建议仿效元朝钞法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危机。海合都采纳此议1 见《瓦萨甫史》第1 卷德译本页131—137141—143；《史集》第3 卷汉译本页72—128。2 见程鉅夫：《拂林忠献王碑》《雪楼集》卷五；《史集》俄译本第3 卷页116。汉文史料未言及爱薛在使团中的地位；《史集》把爱薛的名字放在孛罗丞相之后称“怯里马赤”（通事）。命孛罗丞相说明钞法。于是海合都下令在孛罗的指导下于都城桃里寺印交钞行用全国。规定凡拒绝用钞者、伪造交钞者、私用金银铸币贸易者处以极刑1。伊利汗政府还在全国各地设立钞库负责昏钞倒换等事务。所制钞为长方形上面印有8 个汉字中间圈内印钞值其下为海合都的剌麻教名。钞法的推行遭到了商人的反对造成市场瘫痪行用不久即废。至今波斯语中还保留着“钞”（netbsp; 1295 年伊利汗国权臣谋杀海合都奉诸王拜都（旭烈兀庶子塔剌海之子）为汗。阿鲁浑之子合赞起兵夺取汗位得到元成宗的承认。现存13o2年合赞汗致法国国王的国书上钤用汉字“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方印当是元政府颁赐给伊利汗国的另一颗王印。1296 年（元贞二年）元成宗派遣拜住出使伊利汗国被合赞留在身边服务后来又派他回元朝奏事2。1298 年合赞遣使入朝元成宗将旭烈兀位下历年应得的岁赐交使臣带回。13o4 年元成宗又专置管领伊利汗国位于汉地的投下的机构“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都总管府”其官属都由合赞任命。后来元朝精简机构废除了许多官府但照顾到伊利汗“远镇一隅”在朝廷没有其他代表机构因此这个都总管府“存而不废”3。合赞为取得当地封建主和伊斯兰教徒的支持宣布他本人和伊利汗国境内的蒙古人都改宗伊斯兰教自己起名为麻合麻（muhammad）并大力进行改革颁行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贵族和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伊利汗国的农业、工商业得到展财政收入增加。他还鼓励展科学文化在都设立天文台命丞相拉施都丁编纂了一部在当时空前的世界通史《史集》因此被誉为贤君。合赞汗时伊利汗国与密昔儿的马木鲁克王朝为争夺叙利亚曾生多次战争。13o4 年合赞卒其弟合儿班答继立号为完者都汗迁都于新建的算端城（今伊朗阿塞拜疆苏丹尼耶）。合赞汗在位其间元成宗与都哇和察八儿达成和议共同遣使伊利汗国诏告。这次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影响伊利汗国甚至以此为资本要求欧洲信奉基督教诸王国与之联合共同对付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完者都在致法国国王美菲利普（phi1ippe 1e Be1）的信中就提到了这次约和此信至今还保存着1国书上盖有汉字“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方印。这当是元廷颁赐给完者都的一颗新印。13o8 年（至大元年）元武宗遣脱里不花等1 《史集》汉译本第3 卷页135。
2 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3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
1 黑尼土（erinetisch）：《关于蒙古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1289 年和13o5 年法国国王美菲利普的信件》载oriens卷21949 年；田清波、柯立甫（a.mostaertandF..c1eaves）：《伊利汗阿鲁浑、完者都1289 年和13o5 年致美菲利普的信件》（Les1etfrnetbsp;13o5 des2khansarghuneto1jeifu aphi1ippe1eBe1）麻省剑桥1962 年。
2o 人出使波斯。1313 年（皇庆二年）元仁宗又派拜住去合儿班答处议事2。根据波斯史臣哈沙尼的《完者都史》记载当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汗下命阻断中西6路交通后被察合台汗国扣留的往来于途的元朝和伊利汗国的使臣有好几批足见汉地与波斯之间交往之频繁。
至大、至治年间察合台汗国与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关系重趋紧张。
察合台汗国驻于哥疾宁的诸王倒的火者（dadkhaja）部下诸将勾结伊利汗国谋叛伊利汗**队乘势渡阿姆河深入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一直对元朝和伊利汗国的关系保持着警惕伊利汗国重臣阿必失哈自元廷归国途中为也先不花所获泄露了元朝西北戍军的备战活动为也先不花重启战端提供了借口他派军队越阿姆河攻入呼罗珊直至以脱火赤丞相和土土哈为的元朝军队再度动攻势迫使察合台汗国从伊利汗国撤军回师东援才改变了伊利汗国的败局。
1315 年察合台汗国生内乱拥有重兵的诸王牙撒兀儿反叛失败后逃入伊利汗国寻求庇护。伊利汗国把他们安置在与察合台汗国隔阿姆河相望的呼罗珊地区企图利用这批降将守边。完者都死后其子不赛因继立。牙撒兀儿于回历718 年（1318）夏末以“清君侧”为由向部将下达了西进的计划不久其军抵达祃桚答儿而前锋则深入到担寒（damgham 今伊朗北部达姆甘）。不赛因向察合台汗国求援怯别派出军队前来合歼了这支叛军。不赛因嗣位后还都桃里寺。1324 年（泰定元年）泰定帝遣称海屯田万户府达鲁花赤帖陈、近侍忽都帖木儿出使伊利汗国当是宣告即位事1。同年不赛因遣使朝贺并为其权臣出班向元廷请封。泰定帝派遣使节去波斯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并赐银印、金符。这是继不花之后元政府再次直接授官于伊利汗国大臣。出班专擅国政诸子皆居要位。不赛因杀出班三子出班举兵叛乱兵败被杀。
1335 年不赛因死后伊利汗国迅瓦解各地蒙古贵族纷纷自择贵族拥立为汗互相攻战。1355 年钦察汗国的扎尼别汗攻入桃里寺操纵朝政的出班后裔努儿失完不知所终。一些贵族也纷纷自立形成割据局面。134o 年据有报达城的蒙古贵族哈散（扎剌亦儿氏）自立为汗其子歪思汗于1358年攻占阿塞拜疆等地移都桃里寺史称扎剌亦儿王朝十四世纪末为帖木儿攻灭。
伊利汗时代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展的时期。随旭烈兀来到西域的有不少精通汉地天文历数的学者其中有一位名叫屠密迟（译音）的人被称为先生。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纳剌丁·途昔奉命编纂《伊利汗天文表》时曾向他学习中国的天文推步之术1。有不少中国学者在伊利汗国2 《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1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
1 布洛晒：《蒙古史导言》页1oo莱顿191o 年。
任职他们带去了各类书籍。伊利汗合赞命丞相拉施都丁编纂《史集》时曾谕令他搜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精通天文历法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译音）应召参加编修工作并为拉施都丁讲解中国的干支纪年法。伊利汗时期中国的医术大量地传入波斯。不少中国医生在伊利汗廷服务。旭烈兀本人很喜欢中国医生为他治病。主持编纂《史集》的拉施都丁丞相就是一位医生。1313 年在拉施都丁的主持下把中国著名医学家王叔和的著作《脉经》译成波斯文题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此书至今尚保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图书馆中。
驿传制度在伊利汗国得到了普遍推行。早在1239 年窝阔台时代镇守西域的畏兀儿大臣阔里吉思就已在自己的辖区内普设驿站1。合赞即位以前伊利汗国的驿传制度产生了不少弊病造成驿路的严重阻滞人民普遍不满。合赞下令整顿驿传设立专供勾当军国重事的使臣乘驿往来。伊利汗政府还在全国主要道路上每3 程（farsang约18 公里）置一站每站备健马15 匹。使臣需持有金印牌符方许乘驿2。合赞汗的这些措施同元朝整治站赤的办法基本相同。
“牌符”制度也在元朝传入伊利汗国伊利汗政府授予各级将领、地方官员和使臣不同等级的牌符作为其权力或身份的凭证。诸算端（诸侯）、灭里（州的长官）佩圆形大虎符地位略低的牌面略小些。使者驰驿则给以圆牌上著“官牌”字样完成使命后须交还。各边区长官需遣使乘急递铺马递送紧急军情者也给3 至5 面圆牌。现在波斯文的“牌子”（paiza）这个词就来自汉语。
1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二册页5o1—5o2。
2 《史集》汉译本第3 卷页46o—463。
第十一章文化的展元代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等文化领域既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又有许多创造性；而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文化展上又充分体现了多元性。
第一节哲学思想理学的继承和传播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中经程颢、程颐集大成于南宋朱熹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是在儒家经学、道教与佛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展起来的理学家们把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规律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们使三纲五常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这在儒学的理论思维上形成了一套比汉唐儒学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体系。理学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史·道学传》）。蒙古贵族占领北方地区后面临着如何来统治这个原来是封建机制运转下的高度达的农业社会的问题。在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等儒士的帮助下蒙古统治者逐渐懂得了利用儒学思想的重要性。在金和南宋对峙时期“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理学著作在北方流传不多。太宗七年（1235）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湖北安6）杨惟中、姚枢等从俘虏中挑出江汉先生赵复请到燕京建太极书院请他讲授其中。赵复以其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选取遗书八千余卷又著《传道图》、《伊洛挥》等书对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作了全面介绍。姚枢、杨惟中等从其学窦默、郝经、许衡、刘因等也因读了这些书尊信理学。故全祖望说：“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许衡）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1南方的理学家都是朱熹、6九渊的继承者。朱熹的弟子黄干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金华一支有何基的弟子金履祥、许谦等人入元后多隐居不仕；江右一支有饶鲁及其再传弟子吴澄。而6学人物则以陈苑、赵偕、郑玉为代表。
元代理学家中其政治态度与理学的特点不完全相同。许衡、郝经、窦默等积极用世官位很高在理学上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刘因、吴澄、许谦等人闭门冥索高蹈不仕理学学说趋于幽玄。6学人物多屏迹山野不改6学“自识本心”的宗旨。这些理学家中以许衡、刘因、吴澄最有影响称为元代三大“学者”许衡、刘因被称为“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2。
元代理学虽然继承了宋代理学的基本原则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先从朱6之争趋于朱6“和会”。南宋时朱、6两派就如何获得天理的方法开展过争论从“鹅湖之会”到“无极而太极”之争始终无法调和。入1 《宋元学案》卷九o《鲁斋学案》。
2 《宋元学案》卷九o《静修学案》。
元后朱、6对立的气氛消失元代朱学系统的人物为了更好地推行理学遂避繁就简纷纷兼取6学直识本心的简易方法。如许衡自问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1这里所谓的“天地”是指宇宙本体亦即天理。而“心与天地一般”也就是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2故“心之所存者理也”“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这与6九渊的天理在心中心具天理是一个道理。吴澄虽然认为由于人的气质不同形成*人性的善恶而接近朱熹的见解但在如何去恶从善、恢复天地之性上并没有沿着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直接从自身去现善端扩充善端。他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其性以着其性能认得四端之见谓之知随其所见保护持守。”“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也”④。这种所谓“得吾之性”“就身上实学”是吸取程颢的“识仁”到6九渊的自识本心的方法。他反过来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道问学”是“偏于言语训释之末”的烦琐。6学人物在坚持自求本心的同时也吸取朱学一些内容。如由宋入元的郑玉就大谈所谓“即气以明理”“即理以明气”和所谓“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5。明显地吸收了朱熹的理气观。
总而言之元代理学家中除一部分坚持朱、6学统的门徒外多数朱学和6学的人物如许衡、吴澄、刘因、郑玉、史豪卿、徐霖、胡长孺、许谦等总结了南宋时朱、6之争的教训认为朱学过于“支离”而6学过于“空谈”各走极端这种学统难以为继他们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如朱学的笃实“下学”工夫6学“简易”本心论互相补充。这种“和会”趋向正是明代王学的先声。所以元代理学实为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
第二许衡的治生论具有进步意义。
许衡提出“治生最高为先务”思想重视民生日用。他认为理学的理、道含有“日月常行”之则道不是“高远难行”应当接近“众人”他把“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视为道和义。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道也只是一般。”1这就使过去空谈性命的理学与实际有所接触对吃饭穿衣有所重视。许衡进一步提出了“治生”论。“（许衡）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1 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三。
2 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
3 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二。
④ 吴澄：《答人问性理》《吴文正公遗书》卷二。
5 《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1 许衡：《语录》上《许文正公遗书》卷一。
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2。许衡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尽一致。朱熹说为学之道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许衡认为“治生最为先务”把“旁求妄进”、“作官嗜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谓利欲昏弊的结果。许衡的治生论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展。
第三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是明清经学思想的滥觞。
刘因认为六经是理学之根本。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1。他经过“推索究竟”之后指出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故六经为根本。唐代韩愈、李翱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们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架于六经之上视为理学主要经典。他们只就四书矜谈妙语空谈心性几与佛道相比。刘因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要返溯六经这是博与约的关系不先求六经之博而先求语、孟之约是颠倒了关系。“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乃）圣贤之成终者”“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乎！”2刘因的返求六经的思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清新的思想。刘因还认为六经中的一些经就是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礼、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3。这无异是把儒家一直奉为传世的经典贬为普通的历史记录剥落了经典的神圣意义。这些言论对明代的王阳明“经史无异”、李贽“经史相为表里”乃至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有一定影响的。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理学成为官学始自元代。早在赵复北传理学之时忽必烈曾在“潜邸”分别召见过赵复、窦默。忽必烈“问以治道默以三纲五常为对。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元史·窦默传》）。许衡等人则以程、朱之书“倡其乡人学者寝盛”（《元史·许衡传》）。到仁宗时正式制定科举条格“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1。苏天爵说：“迨仁庙（仁宗）临御肇兴贡举网罗俊彦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2 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
1 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2 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3 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1 《通制条格》卷五《学令·科举》。
学异说悉罢黜之。”2由于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官本理学成为官学势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讲学之风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儒生庶民崇儒风气大盛。真金太子、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文宗图帖睦尔、顺帝妥欢贴睦尔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他们还提倡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研习汉文化。元代少数民族中儒家学者甚多著名的有党项人高智耀畏兀儿人廉希宪康里人不忽木钦察人泰不华回回人伯颜师圣、瞻思汪古人马祖常等。
“异端”思想和无神论思想元代著名“异端”思想家邓牧（1247—13o6）字牧心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南宋亡后他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四出漫游决心不仕晚年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他自称“三教（儒、佛、道）外人”以表明不列入任何正宗行列。他的哲学思想在《伯牙琴》中得到了充分表露。
邓牧的宇宙观与理学不同他在《伯牙琴·昊天阁记》中说：“太极之动生阳而静生阴。阳轻清上为天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丽焉；阴重浊下为地丘陵山岳、川泽江海丽焉。阳变阴化其气冲和则为人。其两间莫不存主宰者焉。”“主宰者”是谁？邓牧认为既不是“无极”也不是“理”而是“玉皇上帝陛下”。他强烈反对元朝之统治以无情抨击“君”和“吏”泄自己的感情。他认为皇帝是“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的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官吏是“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他幻想重新出现“天下无乐乎为君”的尧舜社会这个社会“君民间相安无事”“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君子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恭”1。既无盗贼又无战争人人自食其力。这种虚无飘渺的空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对**主义的批判则孕育着古代民主思想的精华。
元末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谢应芳字子兰他是一位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所著《辨惑编》共分死生、疾疠、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觋、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目这十五项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思想和活动他“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他认为人有病“务求医药不事祈祷”不要信鬼神反对淫祀；他反对迷信风俗对丧葬流行大作佛事、择葬惑于风水之说一一指出其弊端斥巫觋、卜筮为妖妄对于相法、禄命、阴阳五行三术以及方位、时日等忌讳迷信也一概加以反对；至于佛、道宗教他一概斥之为“异端”“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谢应芳生活于十四世纪科学水平不达的时代面对宫廷、2 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滋溪文稿》卷五。
1 见《伯牙琴》中的《君道》、《吏道》篇。
民间广泛的世俗迷信、宗教活动敢于著书立说公开鼓吹无神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节文学艺术元曲元代戏曲艺术有很大展元曲是元代具有创造性的文艺品种之一。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杂剧和南戏）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上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代表。
一、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种体裁。小令源于唐末五代。通常以一只曲子为一相当于一单调的词但可以将这只曲子再重复一遍也可采用“带过曲”的方式即续写一二个宫调相同而音律衔接的曲调。每句用韵并加衬字形成腔格固定、表达自由的特色。由不同曲牌同一宫调的若干支小曲联缀成套称为套数或散套。散曲共有六宫十一调共十七宫调：正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黄钟宫；大石调、小石调、南平调、般涉调、歇指调、商角调、双调、商调、角调、宫调、越调1。散曲曲调来源很广泛有来自民间的“里巷之曲”又有北方、西域少数民族的“胡夷之曲”。明人徐渭云：“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春壮伟狠戾。武夫上马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徐渭《南词叙录》）明人王世贞则云：“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者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王世贞《曲藻序》）可见元散曲是继承宋金人词吸引民间俗曲和少数民族乐曲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新体文艺。
元人杨朝英编《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选录元人散曲传世至今。明人朱权编《太和正音谱》收录元散曲家187 人另有“词林英杰”15o 人除董解元为金人外共336 人。前期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卢挚、王和卿等人后期曲家有刘致、张可久、乔吉等人。元代少数民族曲家人才辈出见于记载的有畏兀儿人贯云石、全子仁回回人马九皋（马昂夫、薛昂夫）、萨都剌、丁野夫、兰楚芳、赛景初、沐仲易、虎伯恭、王元鼎、阿里西英、阿里耀卿、大食惟寅等康里人不忽木、金元素、金云石等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李直夫等蒙古人阿鲁威、杨讷等。其中不忽木之词朱权评为如“闲云出岫”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而贯云石尤以散曲闻名《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收其作品甚多其号酸斋与号甜斋的曲家徐再思齐名。后人将他们的作品合辑为《酸甜乐府》。朱权评其词如“天马脱羁”姚桐寿称其“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姚桐寿《乐郊私语》）。
二、戏剧元代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两大系统。
1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杂剧是我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展而形成的新的戏曲形式。
我国戏剧产生于唐代。自宋开始一些大城市就曾建立勾栏、瓦舍许多民间艺人在里面进行说唱表演。金中都的院本就是宋代市民文学的继承和展。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元杂剧把歌曲、宾白、舞蹈动作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艺术。它以（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句尾入韵并有科（动作）、白（念白）相配合表述剧情。每一出剧通常分为四折剧前或两折之间可加“楔子”。演出时由一个演员（正末或正旦）演唱到底其他演员只作配合的科白。杂剧初盛于山西、河北大都（今北京）是前期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玉京书会等是大都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多人剧目六百余种现在一百五十余种。最著名的剧作家是关汉卿他被誉为“编修师”、“杂剧班头”自称“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通五音六音滑熟”（关汉卿《石伏志》）。明代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中说他“躬战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他共创作了63 个杂剧剧本现存曲目俱全的12 个科目残阙的3 个。其中《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等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王实甫的《西厢记》《录鬼簿》中称之为“天下夺魁”。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名剧。关、马、郑、白明代以后被誉为“元曲四大家”。元代还涌现了不少成就卓著的少数民族杂剧家女真人李直夫（蒲察李五）编有《虎头牌》等12种蒙古人杨讷编有《刘行》等18 种回回人丁野夫编有《赏西湖》等5种。也有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剧本如吴昌龄等编有《老回回探狐洞》等多种。著名杂剧演员有朱帘秀等回回女演员米里哈歌喉清婉亦负盛名。南戏又称“戏文”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宋徽宗宣和年间开始流行到南宋时已很兴盛。明祝允明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祝允明《猥谈》）入元后“南戏”被当作“亡国之音”而遭受歧视。元中期后由于杂剧转衰南戏得到展。南戏也由唱词和科诨组成。唱词多采自宋词和里巷歌谣其曲调除民间曲调外还有大曲、曲破、佛曲、舞队、影戏、鼓板、唱赚等但不限宫调不限折数一剧演唱也不限一人比较自由灵活。同时它的声腔也有了展“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昆山腔是元末形成的“善南曲之奥”的昆山人顾坚起了很大作用（魏良辅《南词引正》）。海盐腔的创者是畏兀儿人贯云石“今世俗所谓海盐腔实于贯酸斋源流远矣”1。
现存宋元南戏剧本残本十余种见于记载的存目约17o 种。南戏作家也1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
有书会如温州有九山书会平江（今苏州）有敬先书会、九山书会等杭州有古杭书会等。高则诚的《琵琶记》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被称为“四大传奇”。
诗词和民歌元代诗词。后人评论说：“元诗尤繁富观诸作者多宗温（庭筠）、李（商隐）间学长吉（李贺）其病为纤浓为繁缛。”“元诗矫宋流弊而失于多学晚唐..然其佳者则婉转惆怅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秀丽虑周藻密而不涉于粗疏意深韵远而不失之径直”1。
元初诗坛北方以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等为代表风格淳朴；南方如方回宗江西诗法戴表元力主变宋代静细清新句法。
元代中期进入了元诗的繁荣时期。“大德延祐间松雪（赵孟頫之号）
尔雅风流实为倡始”2。继而虞集、杨载、范亨、揭傒斯号称“诗歌四大家”。他们的作品讲究典雅清丽内容多为应酬闲逸之作比较空泛。这一时期回回人马九皋、萨都剌的诗颇负盛名。尤其是萨都剌的诗敢于触及时事表露自己内心的爱憎如南坡之变、天历之战、明宗暴卒、黄河决堤、农民起义等等均有诗篇反映《鬻女谣》、《江南怨》、《征妇怨》等深刻暴露了官府的**和民众的苦况。萨都剌的现实主义诗风为元代诗坛带来了新的风气其后出现了许多现实主义的诗人和作品。萨都剌亦善词他的两寄调《满江红》的词——《登石头城》和《金陵怀古》就是豪迈而带感慨抒情而又写景的好作品。
元朝后期的诗坛以杨维桢最著名其诗号称“铁崖体”其七古歌行追求新异竹枝词清新通俗。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作品如反映盐民悲惨生活和揭露盐商骄奢淫逸的《盐商行》等又有讽刺张士诚一伙新生地主分子的不少诗篇。王冕的诗也有不少揭露元末社会矛盾的如《伤亭户》、《江南妇》等。哈剌鲁人乃贤、回回人丁鹤年等也有许多很好的诗篇。民歌。元代民歌丰富多彩流传至今的有一百多。民歌的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氏但他们仇视封建压迫的心情十分强烈对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却加以同情和赞颂。元代劳动人民创作的民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贪官污吏是人民最直接的掠夺者和压迫者。元代民歌中相当一部分是讽刺贪官污吏的。按元朝惯例廉访司官员巡视州县时用金鼓迎送其音节是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盗也用金鼓其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由于官吏“赃污狼藉”在老白姓看来官与盗一个样。有民歌云：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1 顾奎光：《元诗选序》《元诗选》卷。
2 陶瀚、陶玉禾：《元诗总论》《元诗选》卷。
金鼓看来都一样迎人与贼不争多。有些民歌把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当权者。后至元初“太师丞相伯颜专权蠹政贪恶无比”。其侄脱脱动政变将伯颜贬到南恩州（今广东阳江）途至南昌卒寄棺驿舍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
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脱脱上台后力图通过“更化”政策挽救时局但社会矛盾已无法缓和农民起义即将爆。浙江温台地区流行一民谣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在广大群众看来脱脱主持的“开河”、“变钞”是元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在一《醉太平小令》说“开河变钞祸根源”；另一诗则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1。民歌也是起义军用来动员群众的工具。众所周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就是韩山童、刘福通等农民领袖散布的。起义爆后人民群众则通过民歌来表达他们对起义军的热爱。至正十五年（1356）松江流行的一民歌极其生动地描绘了起义军占领松江时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的心情：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2书画元代没有画院画家多是士人因而摆脱了南宋画院形式主义的习气逐渐形成写意的画风。写意这是画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抒写孤傲清高的情趣。开一代风气的大画家赵孟頫就主张“不求形似”3。元末画家倪瓒在自题画墨竹中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④这种写胸中逸气而不求形似的风格正是元代绘画的特征。赵孟頫是元代书画的巨匠。元代陶宗仪称：“孟頫以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5他提倡人物画要继承唐人技法山水画要学五代人董源、巨然。他作画精于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并以书法笔调写竹用“飞石”法画1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2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3 黄溥：《闲中古今录》。
1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2 陶宗仪：《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
3 汤垕：《画鉴》引赵孟頫《〈人马图〉跋》。
④ 倪瓒：《跋画竹》《清宓阁全集》卷九。
5 陶宗仪：《辍耕录》卷七《赵魏公书画》。
石自成清腴华润的风格。他的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篆、籀、分、录、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史·赵孟頫传》）。他的书画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
回回人高克恭也是元代负有盛名的画家。他学画“始师二米（米芾、米友仁）后学董源、李成墨竹学黄华大有思致。怪石喷浪滩头水口洪琐泼染作者鲜及”1。时人将他与赵孟頫并提有“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2之说。
在赵孟頫、高克恭之后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称“元四家”。黄公望善画山水设色以浅绛居多气势雄伟。吴镇善画山水竹木笔力劲爽墨气淋漓能画出山川林木峥嵘郁茂景气。倪瓒之画常有很多题跋抒画家的胸中逸气。王蒙为赵孟頫之甥山水画融各家之长而独创一格。此外钱选善人物花鸟任仁善人物鞍马王冕善梅竹著有《梅谱》一卷。书法与赵孟頫齐名的是康里人巎巎“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元史·巎巎传》）。畏兀儿人边鲁、的颜不花回回人丁野夫、萨都剌亦善画。畏兀儿贯云石、边鲁、沙剌班、盛熙明善书法盛熙明有《书法考》八卷；回回人瞻思、赛景初钦察人泰不华善书法。
元代壁画艺术成就很高。除敦煌安西榆林窟保存有元代壁画外北方许多古寺里还留有不少遗迹。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元代杂剧演出壁画为人们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杂剧演出情况和舞台设计、服饰等珍贵资料。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是中国和世界绘画史上罕见的巨制其中三清殿《朝元图》一套朝谒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壁画全部构图计人物286 个每一人像高达2 米以上在形象造型和构图设计上都达到了相当卓越的水平勾线劲紧有力而又宛转自如流动飘荡而又严谨含蓄绘画技法极为精湛成熟。
1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
2 张羽：《临房山小幅感而作》《静居集》卷三。
第三节史学《元朝秘史》的修撰《元朝秘史》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o1-un nihunet即蒙古秘史）。它是蒙古族的第一部历史、文学巨著。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作者佚名。书后说“鼠儿年七月..写毕”从书中内容看当成书于十三世纪中期。
《元朝秘史》根据古代蒙古族的民间世代传说生动地记载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先世谱系、蒙古社会生活、阶级状况突出描写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在逆境中的奋斗、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南侵西征的过程以及窝阔台汗继位后的事迹。内容涉及到当时蒙古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早期蒙古历史、文学最重要的典籍。
“脱卜察安”（又译“脱卜赤颜”）是藏于宫廷的“秘文”“非可令外人传者”（《元史·虞集传》）。到元世祖时始立翰林学士院兼国史院负责修撰各朝实录而“脱卜察安”的修撰可能更为机密且窝阔台汗之后仍有续修。文宗时曾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将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之子事“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元史·虞集传》）至顺三年（1332）五月又“命朵末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元史·文宗纪五》）。现存的《元朝秘史》是明初四夷馆的汉文本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汉译部分只是《脱卜察安》的一部分。《脱卜察安》原文早已散失。
辽、金、宋三史的纂修世祖中统二年（1261）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世祖命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后又诏史天泽监修。南宋亡后又令史臣通修三史。仁宗延祐年间也曾诏修三史。但终因义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顺帝至正三年（1343）命中书右丞相脱脱修三史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是年三月三史同时起修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
三史是各族史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都总裁脱脱虽未亲自写史但他在组织写作班子、拨江南原南宋学田作修史经费、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的原则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建立后辽、金、宋三史谁为“正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有的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作载记；又有人主张宋、金都不是正统。“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权衡《庚申外史》）这一决定确定了平等对待三史的基本原则它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也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具有进步意义。三史的具体工作以欧阳玄出力最多他从选择史官、汇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亲撰论、赞、表、奏等贡献最多。康里人铁木儿塔识担任三史总裁官“多所协赞”；修史官中有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哈剌鲁人伯颜唐兀人斡玉伦徒、余阙钦察人泰不华等少数民族史家这是二十四史编撰队伍中所仅见的。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但各有自己特色。如《辽史》有《营卫志》为各史所无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组织等史料；《辽史》又有《部族表》将与辽有关的周边各族按年月把交往情况列入年表中这是创举；《金史》本纪第一卷《世纪》记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为《世纪补》记追尊诸帝也有其特点。辽、金二史各附有《国语解》一卷将契丹、女真两族有关的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称加以注释。《国语解》不仅是阅读辽、金二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据。三史在编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传闻之误等《宋史》则显得繁芜其卷帙浩繁为二十四史之冠。
私家史学著作元代私家史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最为著名。
胡三省（123o—13o2）字身之天台（今属浙江）人。南宋亡后他隐居山中继续《资治通鉴》的注释工作。
从南宋宝祐丙辰（1256）开始胡三省即“大肆其力于是书”以《资治通鉴音义》、《释文》各本乖异刊正《广注》97 卷著《论》1o 卷临安失陷后书稿散失。在隐居期间“复购得他本为之诠始以考异及所诠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迄乙酉（1285）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还之著《辨误》十二卷”（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的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充满了民族感情。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故国的哀痛隐晦曲折地或借古讽今地抨击元朝的统治。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他是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由于唐杜佑的《通典》门类分得过宽且只写到天宝年间。他花了2o 年功夫著成《文献通考》348 卷。《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编。“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俾宜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名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本当者研读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可见他在史料甄别、取舍上十分严肃而且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献通考》是《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是研究宋和宋以前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巨著。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文宗天历间完成《国朝名臣事略》15 卷。他根据诸家文集中有关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的碑文、墓志、行状、家传及其他材料编成木华黎、耶律楚材等47 人的事略。其编纂方法颇为创新将上述资料按年按事选辑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简删除重复及芜词使之完整成传。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先祖事迹在正文用小字摘注；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该书取材有据引文达一百三十余篇保存了今已不存的若干文集中的名篇因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苏天爵还编有《元文类》7o 卷收录元代名家诗、文八百余篇。
译著元代是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十分活跃的时代。在人们日常生活、政府行政、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用语言进行交往因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双语教育。一方面要使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不致“断绝”；另一方面又要使少数民族尽量掌握汉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
元朝政府于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蒙古新字颁行之后在诸路置蒙古字学。八年立京师蒙古国子学从随朝官员、怯薛台、蒙古汉人官员家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命翰林院译《通鉴节要》为蒙古字习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任过回回译史的中书省右丞麦术丁提出“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少有。这时一二个人好生的理会得存我则些少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1他的要求得到批准。二十六年置1 《通制条格》卷五《亦思替非文书》。
回回国子监学从百官及富人子弟中选取生员。亦思替非文字即阿拉伯文。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学培养了大量政府部门中的译史为各族之间沟通语言起了不少作用。元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蒙古、色目人掌握汉语。如蒙古人伯必之子阿八赤曾入蒙古学真金太子问其读何书阿八赤以蒙古书对真金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监。”（《元史·裕宗传》）顺帝子爱献识理达腊初学畏兀体蒙古字后入端本堂由名儒李好文等教授《端本堂经训义》、《大宝龟鉴》等汉文书他善书法也善诗。
为适应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涌现了一批文字学家和翻译家。
汪古人马祖常将《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翻译为蒙古文（《元史·马祖常传》）。回回人察罕精通中国历史典故曾译《贞观政要》、《帝范》为蒙古文又译蒙古文《脱卜赤颜》为《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为汉文（《元史·察罕传》）。汉人鲍信卿是著名的蒙文专家元贞初曾选编史传中的故事及时务切要者二百五十余条译为《杂目》又编蒙古、畏兀儿语法为《贯通集》、《联珠集》、《选玉集》等1。
1 王祎：《鲍信卿传》《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第十二章宗教的兴盛第一节佛教蒙古统治者最先接受的佛教似为中原汉地的禅宗。1214 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五寨北）禅僧海云当时只有13 岁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1。1219 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2。1242 年海云又北觐忽必烈说佛法大意3。蒙哥汗时期中原佛教势力迅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中恢复和展起来。大致在此前后吐蕃佛教（通常称为喇嘛教）亦开始渗入蒙古宫廷。元代佛教各派当中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仍是禅宗；同时从佛教派生的白云宗白莲教等教团在南方也拥有越来越多的徒众。
至元初元政府设总制院以掌浮图氏之教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
在江南地区初置诸路释教总统所领佛教事。至元二十八年立江南行宣政院治杭州不久遂立总统所。此后江南行宣政院迭经废置。至顺年间废行院立广教总管府于各地凡16 所隶于宣政院。府设总管以僧人为之又设达鲁花赤一职僧俗并用。元统二年（1334）又废广教总管府复置行宣政院于江南。地方上的僧官有僧录、正副都纲、僧正等一般由政府任命僧人担任。度牒出家须由官府批准实际上私度僧尼也很普遍。据宣政院统计至元二十八年时全国有寺院24ooo 余所经过登记的僧尼凡21万余人。
元代设有帝师一职领宣政院事既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领也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帝师的法旨行于全国各地僧寺。帝师而外元廷还封若干“西蕃僧”为国师。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也往往到吐蕃延请僧人为“王师”。出身于唐兀族的吐蕃僧人杨琏真迦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见于记载的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节思朵、积律南巴等人都是吐蕃人。吐蕃佛教僧人凭借其政治势力在内地据有不少规模很大的寺院。一些吐蕃僧人以传授“房中运气”的“大喜乐”、“秘密法”之类向蒙古宫廷取媚固宠；同时在中原、江南等地也化度了少数信奉者。
总的来说在内地流行的佛教基本上还是从宋、金流传下来的各派。
宋代寺院已经分为禅、教（指天台、法相或称唯识、贾或称华严等宗1）、1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当时南进的蒙古军右军统帅是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海云所见当为窝阔台。
2 《至元辩伪录》卷三。
3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1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普觉英辩传》云：“教自隋唐以后传者各宗其说遂派而为三：由止观之门观假而悟空观空而趋中以和于实相为天台宗；会缘入实即俗而明真者为贤宗；穷万有之律三大派。元人把各派特点扼要归纳为：“佛宗有三曰禅、曰教、曰律。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2入元以后禅僧德辉于1265 年重编《百丈清规》（此清规最初由初创禅院的唐代后期僧人百丈怀海制定）；律僧省司等编成《律苑事规》（成于1325 年）；教僧自庆编成《增修教苑清规》（成于1347 年）。三类寺院的内部规定都进一步制度化“固各守其业”（《元史·释老传》）。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廷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即大都）问法”。据《佛祖统纪》这次廷辩的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1。但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社会此后最为流行的仍然是禅宗中的曹洞和临济两家。
曹洞宗在元初北方势力较大。著名的万松行秀（1166—1246）在金元之际成为出入于儒释之间的北方文士领袖他著述甚富《从容庵录》6 卷为其举扬曹洞宗风的重要代表作。万松弟子福裕（12o3—1275）后来在西京主持少林寺。福裕一系乃是元代曹洞宗的主要继承者之一。
临济宗的传播最广。北方的临济宗以海云印简（12o2—1257）一系最为有名因而后来被元廷封为“临济正宗”2。南方的临济宗宋元之际亦大盛。雪岩祖钦（？—1287）、高峰原妙（1238—1295）、中峰明本（1263—1323）师徒相继阐扬宗风。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有元一代禅僧的代表人物。元朝统一云南以前在大理白人及汉人中流行的佛教“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3。在云南密教僧人称阿叱力（或阿阇梨梵语anetbsp;的音译）或称轨度僧有妻子。至元中叶禅僧雄辩（善阐李氏）、大休相继归滇或入滇当为云南传入禅宗之始。其后有云南僧人玄鉴东来问法于中峰明本“一闻师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图归以介道而殁于中。吴鉴之徒画师像归国南诏”。“至中庆城四众迎像入城..由是兴立禅宗奉师为南诏第一祖”1。据陈垣先生考证玄鉴初访中峰后曾经返滇。后又重访中峰以至于死。玄鉴原是教僧访明本后改教为禅遂成为云南禅宗第一祖。此后阿叱力教虽在云南继续长期存在但禅宗势力也开始在云南展起来。
元代的教、律各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僧人。如天台宗的玉冈蒙润（1275数。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归乎中道者为慈恩宗。”慈恩宗亦即法相宗。2 刘仁本：《送大璞玘上人序》《羽庭集》卷二。
1 《佛祖统纪》卷四八《大藏经》卷四九。这段记载可与宋本《中峰道行碑》所谓“时尊教抑禅”之说相映证。然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云峰高妙传》经过廷辩教僧仙林“辞屈上大说众嚎乃息。禅宗按堵如初”。恐怕是曲笔。
2 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松雪斋集》卷九。
3 《重建玉案山筇竹寺记》《新篡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十二。1 宋本：《中峰道行碑》；祖顺：《中峰和尚行录》。俱见于《中峰广录》附录。按宋本所撰碑又孱入郑元祐：《侨吴集》卷十二某些文句略有小异可参见。
—1342）华严宗的真觉文才（1241—13o2）法相宗的普觉英辩（1247—1314）、云岩志德（1235—1322）律宗的光教法闻（126o—1317）等。临坛大德律师惠汶（126o—1232）传戒法于河北等地“两河之间、三监旧邑从化者盖以万数。锱素相率而求戒法幢幢接迹于途”2。
由佛教派生出来的两个道门即白云宗和白莲教在元代也拥有不小的势力。白云宗是北宋末由洛阳宝应寺僧孔清觉（1o43—1121）在杭州白云庵起的一个教团提倡素食念佛所以又称白云宗。它援引天台教义攻击禅宗在宋代一直被当作异端而受到禁止。入元以后白云宗为政府承认得以公开活动势力展很快。其中心在杭州普宁寺。延祐七年（132o）复被官方作为异端邪说取缔此后逐渐绝迹。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其创始人为南宋初年的吴郡昆山僧人茅子元。他所创立的白莲教并不要求门徒出家可以娶妻生子在家出家所以在下层社会中得到迅的传播。至十三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处处有习之者”1并在宋亡之前已经传到了北方。
元代白莲教的展比较曲折。元朝统一后一部分白莲教徒在杜万一的领导下于宋亡后次年曾举兵起义。起义失败后白莲教仍然取得合法地位。庐山东林寺在元成宗时一再受到政府的封赏从而推动了该教在全国的空前规模的展。但元政府内部对白莲教一直存在两种意见。因一些地方白莲教徒的骚乱活动武宗在继位之初（13o8）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元史·武宗纪》）。后因镇江妙果白莲寺和尚普度赴大都通过国师感木鲁（即哈迷立）人必兰纳识里向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活动并为此上书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下旨恢复白莲教的合法地位。这时其信徒不但有下层百姓还有社会上层人士。寓居大都的高丽国王也皈依白莲教并在其国内创建寿光寺白莲堂。但英宗即位后又于至治二年（1322）下令限制白莲教的活动。在民间白莲教徒的数目一直不断增加。到元末白莲教为红巾军起义所利用2。
元代佛教典籍的流传颇具时代的特点。吐蕃藏经在这时传入内地。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汉译佛典重译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直接译自梵文。由是出现了对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进行比较研究的目录学著作即吉庆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1o 卷。同时有部分藏文佛典在这个时期译为汉文被吸收到汉文藏经中。武宗时期继八思巴字创制、改进之后由大德29 人译藏文经藏为蒙文可惜其刊本今已不传。在汉文藏经的刊印方面至元时期元政府对金代传下来的大藏经板（系以北宋版大藏经为底本雕造）加以校补雕刊印36 藏颁行各方。白云宗僧人、杭州普宁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2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惠汶传》。
1 《佛祖统记》卷五五《事魔邪党》引良渚语。
2 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 辑1983 年。
起刊刻的藏经称为普宁寺本6o1o 卷。自宋季开始雕造的碛砂版藏经也在元代完成共63oo 余卷。据新近表的资料元代后期还曾刊印过官藏1。1 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展》《文物》1984 年第12 期。
第二节道教宋室南迁后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蒙哥时期改名为太真）、全真等诸派及浑元教等。其中正一为宋以前旧教派而全真等则为宋室南渡后北方新创教派。
全真道由道士王喆于金朝中期所创追随他为展全真道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其七大弟子。全真教宣扬道、儒、释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金末元初全真道及时投效蒙古统治集团因而后来居上获得了比太一、大道诸教以及佛教、儒学等远为优越的地位以至能在三四十年内在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的局面2。蒙哥在位时期生了两次佛道辩论全真道士两次遭到失败。其结果不但使道教的地位降至释教之下而且也稍稍改变了全真道在北方道教诸派中一门独尊的状况。全国统一以后活动于南宋故土的旧道教符箓各派继续流行于江南各地；在北方传播的仍然是全真、真大等教而以全真道的势力最大。
道教势力在世祖至元年间又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蒙哥时曾勒令道教归还被他们霸占的佛寺二百余所。到至元十七年“僧人复为征理”。据释教声言全真教徒殴击僧徒诬僧人纵火声言焚米三千九百余石。这场官司仍以道教失败告终全真道士被诛杀、剿刖、流窜者达十余人。释教乘势要求朝廷追究曾经蒙哥禁断、但尚流行于世的道教伪经。元廷遂于次年命释门诸僧、翰林院文臣偕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人会集长春宫考证道藏诸经真伪。释道辩论达数十日之久结果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经典悉被判为伪经。释教敦促朝廷再次下令焚经忽必烈说：“道家经文传论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他命令道教诸派各推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张宗演等人惊慌失措承认“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忽必烈于是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诸经一概焚毁并禁止醮祠遣使晓谕诸路遵行1。这次打击祸及南方道流其影响过蒙哥时局限于北方的焚毁道藏之举。不过《道德经》外“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的诏令并未完全执行。由于正一道人张留孙通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恳请道经中之“不当焚者”或“醮、祈、禁、祝”等仪注皆得保存2。忽必烈末年又撤销对醮祠的禁令“凡金箓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所听为”。当时由于桑哥等权臣沮遏这道诏旨只在京师公布“而外未白也”。成宗即位以后又将2 王恽：《真常观记》《秋涧集》卷四o。
1 《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之碑》《至元辩伪录》卷五。
2 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o；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它重新颁行天下1。道教这才从焚经厄运中喘过一口气来。自蒙哥时候起全真、真大、太一等教门宗教领袖的掌教地位均由朝廷任命或加以承认。入元以后更由此展为一项特殊的制度：“国朝之制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单得行文书视官府。”2各宗掌教的人选由本宗上层推定后经皇帝批准赐印有时也直接由皇帝委派本宗中深孚众望者担任。在南方世代居住在龙虎山的第三十五代正一天师张可大南宋季年已受敕提举三山（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符箓。忽必烈攻鄂时他曾对来访的蒙古秘使预言“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3。忽必烈灭南宋后对可大之子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倍加宠渥命其主江南道教。此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也都经过元廷的认可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事④。成宗时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又受封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江南道教符箓各派遂正式并于正一道门之下。正一天师就是正一掌教。惟元廷仍许其住在龙虎山不像北方三派掌教“必得在禁近”。
元政府除了对各派掌教竭力加以控制外还设置专门机构对“教法”
以外的事务特别是涉及国家与道教之间关系的各种有关事务加以干预和管理。在中央以道教隶集贤院；地方上各教门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用五品印。宫观各置主掌。元代道官主要有道录、道正、道判、提点等。道官虽多由道士充任但一般由政府任命。地方上的道官衙门和宫观之间有时也会生冲突。
元代道教人物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长春真人邱处机。邱处机是全真道创始人王喆七弟子之一。他曾奉成吉思汗召请远赴中亚。他死后全真掌教尹志平（1169—1251 年）、李志常（1193—1256）在促成本宗的全盛方面显示了经营大家的才干在他们的主持下全真道进行了几项大规模的活动。其中包括为邱处机举行显耀的葬礼；大兴土木、广建宫观乃至筑道院于和林；在终南祖庭会葬祖师王喆并扩建重阳万寿宫；刊行道藏；在广度门徒的同时竭力争取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另一个值得一书的人物是真大道第九传掌教张清志。在八传掌教岳德文死后张清志归丧大都天宝宫“丧毕潜遁”。数年后为徒众推举曾任掌教。因不堪谒请逢迎而隐去。后因找不到合格的继任者朝廷遣使寻访给驿致之。张清志度不可辞只得入京但他舍所赐驿乘徒步赴京。到达大都以后深居寡出。贵人达官来见常告病不出1 姚燧：《长春宫碑》《牧庵集》卷十一。
2 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o。
3 《张可大传》《汉天师世家》卷三（载《续道藏》）；宋濂：《张天师世家传序》 《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六。
④ 下述史料明显地反映了张天师须经朝廷认可的事实：“延祐三年丙辰张国梁（张与材）仙逝以印、剑授之（按指其子嗣成）命袭教。开府张宗师（按指张留孙）闻于朝。仁宗遣使至山命主教事。”见《张嗣成传》《汉天师世家》卷三。
但对于社会贤良却宁愿徒步去见1。随着元廷对道流的利用和笼络其上层率多趋炎附势肆行威福早已忘记了刻苦自励、淡泊寡营的标榜2。张清志的行止与他的同道相比应该说还是高出一筹的。
由相传为张道陵后裔世代相袭的正一道天师的居处龙虎山宋代已成为官定的正一道祖山。元代正一道另外还有两个著名人物即张留孙（1249—1322 年）、吴全节（1266—1346 年）师徒。张留孙信州（今江西上饶）贵溪人。少时入龙虎山学道。正一天师张宗演奉忽必烈之命北觐时选留孙等从行。与北方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派别不同正一诸派都持符箓念咒作法大概更容易得到蒙古贵族的信从。元廷选正一道士留住大都诸人以“北方地高寒皆不乐居中”。最后留下了奏对称旨的张留孙。张留孙以法术为皇室驱邪禳灾渐受眷隆。至元二十五年元廷以其预议掌管道教的集贤院事实际上把他推上了南北道教诸派钦定盟长的席位。此后他主盟道坛三十余年受玄教大宗师印视二品领集贤院事位大学士之上进入元代品秩最高的道官之列1。张留孙死后至元年间由他推荐入京师的吴全节继任玄教大宗师。吴全节深通儒术在“学问典故”方面一直是张留孙的顾问。张留孙、吴全节与朝中许多较有地位的儒臣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除主盟道教外他们亦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议国政“国家之政令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2。这个阶段正一道对元廷的政治影响似乎过了全真等教派。吴全节死后继任玄教大宗师的是其弟子夏文泳（1277—1349）。
由于蒙古帝国版图辽阔道教随着被蒙古人征的汉人传播到遥远的边疆。十三世纪二十年代阿力麻里的道教徒曾设立三坛。和林城的一所道观“三灵侯庙”一直存在到元末。和林遗址额尔德尼召至今存有至正九年（1339）所立的“三灵侯庙之碑”1参与建设这所道观的有各民族的人。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宝藏》是由全真道在其全盛时代主持完成的“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已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即王喆）至李真常（即李志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2。为了争取道流正宗的地位扩大传道手段全真掌教尹志平决定命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藏。前后设经局27 处以管州（治今山西静乐）所存《大金玄都宝藏》为基础搜求遗佚加上全真道人的著述一并刊刻1 吴澄：《天宝宫碑》《吴文正公集》卷二六；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o。2 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宋流之贵盛》等节。
1 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o；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2 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
1 其碑文曾收入《和林金石录》但与原碑文有一定出入。见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 辑1992 年页119—14o。2 王磐：《张志敬道行碑》《陕西金石志》卷二五。
入藏。是役起于1239 年告竣于1244 年6续印造了一百数十部。元刊道藏共计七千八百余卷约比《大金玄都宝藏》多一千四百卷。可惜道藏刊成后不久便遭到蒙哥时代和至元十八年焚经之祸。经板和相当一部分经书被毁。明正统道藏《缺经目录》所著录者绝大多数系因元代焚经而致亡阙。元代南方一些较大的道观也保存了部分道藏。其来源大都是从两宋幸存下来的《政和万寿道藏》刊本。
第三节伊斯兰教从唐代开始伊斯兰教即在留居中国沿海地区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流行。泉州的“圣友之寺”、扬州的礼拜寺（明代重建今存）及其创建者补好丁（今译普哈丁）之墓（地在今扬州东关对河）都是两宋时期伊斯兰文化的见证。但迄于两宋其传播规模一直很有限。蒙元时代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徙居内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就是在这个时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
伊斯兰一词最早见于汉籍似为金代当时译称为移习览1。但该词尚未见于元代汉文史籍。伊斯兰教徒元代一般音译为木鲁蛮或木蛮2汉文史籍经常称他们为回回人。
关于回回的名称元初王恽曾记录“宋克温说”云：“..回鹘今外五（按即畏兀儿）；回纥今回回；..今人以名不佳改之”3。其实回纥、回鹘在唐代原本是一个概念只不过使用先后有别。到了宋辽金时代“回纥”及其另译“回回”被用来专指中亚人。而回鹘则继续指西迁的那一部分回鹘人即后来的畏兀儿人。
“回纥”（回回）从指回鹘人转为指中亚人主要是因为宋朝疆土局限于内地宋人对西域的了解远逊于唐代。而西迁后的回鹘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所以宋人把途经回鹘入汉地贸易、操与回鹘人类似语言的西域人都视为回鹘人统称之为“回纥”即回回。这应是用回回指中亚人的原因。元代中国的版图包括中亚元人对回鹘人与中亚其他民族的区别甚为清楚所以“回回”、回纥成为专指西域人的名词而回鹘、畏兀儿则指唐代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的后裔。
在元代回回主要指伊斯兰教徒其所遵行的伊斯兰教法律称为回回法；但回回所指也包括其他西域人如聂思脱里教徒等。犹太人有时被称为“术忽回回”信奉东正教的阿人被称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为“罗里回回”等。到后来甚至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都被称为“回回”。但在大多数场合下回回人还是指伊斯兰教徒。元代徙居中国各地的回回人是今回族先民的主体。
元朝境内的回回人主要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任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来中国经商因而留1 《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这三个西辽属部部民当为伊斯兰教徒所以史文作“移习览三人”。览字属谈韵以-m 收声用移习览译写Is1am 其音正合。
2 阿拉伯语mus1im（今译穆斯林）的波斯语形式musa1man 的音译亦作菩萨蛮见朱彧：《萍州可谈》卷二。
3 王恽：《玉堂嘉话》卷三见《秋涧集》卷九五。
居的商人也包括前代即已寓居中士的波斯、大食人后裔。回回构成了色目人中的绝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统治者信用不少人在中央衙门或地方官府担任要职。他们在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尤大。其“大贾擅水6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1。中统四年户口登记时中都（即后来的大都）已有回回人约三千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当然更有大量的回回下层即工匠、平民等被括入官府或诸王贵族的匠局从事纺织、建筑、兵械、造纸、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例如专造纳失失的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南洗马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时期以回回人匠三千户建置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干人2。东来的回回人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故国也”1于是造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2。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回回人都固守伊斯兰教教规“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3；“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焉”④。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元政府的宗教兼容政策促成了伊斯兰教在全国的传播。按照“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的原则5元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阿拉伯语Qadi 意为法官）领之依回回法掌本教门的宗教活动、回回人的户婚钱粮等词讼以及部分刑名之事。仁宗即位以后“罢回回合的（按即哈的）司属”（《元史·仁宗纪一》）下令“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6。根据上引史料回回哈的司在“外头”有“设立来的衙门”也就是说它曾在各地设有相应的地方机构。它们应当是由各地的回回大师或掌教哈的主持的。皇庆以后回回哈的司所属各地方机构当在革罢之列元廷企图收回哈的大师处断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权力⑦。哈的大师的职掌被限制在“掌教念经”等纯属宗教活动的范围内到文宗时候又有“罢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元史·文宗纪一》）。伊斯兰教在元代虽已传播到全国各地但它基本上限于在回回人中间流行。此外出嫁或者被卖给回回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男女当亦有一部分信奉了伊斯兰教。元朝移居西北的蒙古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先后改宗伊斯兰教而居于汉地的蒙古诸王贵族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则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忽1 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2 《元史》卷**《百官志》；卷一二二《哈散纳传》。波义耳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76 误sima1i为sina1i所以他说“地名无考”。
1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
2 《明史》卷三二三《西域传》。
3 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④ 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3。
5 《元典章新集》《刑部·回回诸色户结绝不得的有司归断》。
6 《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问》。
⑦ 《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问》。
必烈之孙阿难答。阿难答是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安西王所统的关陇河西地区是回回人的聚居地。司天少监每年要把推算写造的回回历按时送呈忙哥剌以使他向封领内的回回人颁布使用1。阿难答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至元十七年他嗣位为安西王后使所部15 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2。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肃者尚多”（《明史·西域传》）。伊斯兰教很早就分裂为若干派别。现存元代描述内地穆斯林的史料多出自汉人之手对穆斯林内部的派系似乎注意不多。但如果我们仔细搜寻仍然能现一些资料可反映元朝境内伊斯兰教各派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泉州“圣友之寺”中回历71o 年（131o—1311）的阿拉伯文题铭提到愿安拉“宽恕阿里派者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这说明泉州有什叶派活动很可能“圣友之寺”就是一所什叶派清真寺。此外泉州的穆斯林有崇拜灵山圣墓的风俗与苏菲派教义吻合。根据伊本·拔图塔的叙述神秘主义和苏菲派在元代业已传入中国3。元代穆斯林中常见的术语“迭里威失”
（darvish）也是苏菲派所特有的。
从公元十世纪起波斯语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时代中亚已经普遍使用波斯语了。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相当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在哈刺和托回回寺遗址现的碑文是波斯文山东曲阜出土的1235 年圣旨碑后有一行异域文字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1。蒙古国故都和林也有一块立于1339 年的波斯文碑。元朝政府公文中有关伊斯兰教的专用词汇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语辞如答失蛮（danishmand指回回文人）、迭里威失（darvish指苏菲派托钵僧与之相应的阿拉伯语为faqir未见于元代汉籍）、纳麻思（波斯语namaz 译言礼拜相应的阿拉伯语为sa1at亦未见于汉文史籍）等2。
清真寺是回回人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穆斯林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反映。入华的回回人很早便开始建寺。元以前的清真寺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入元以后北方和内地的清真寺才越来越多。目前中国最古的清真寺是广州的怀圣寺。大食人苏莱曼公元九世纪中叶到广州时已看到那里有清真寺。南宋岳珂1o 岁居广州时（十二世纪末）怀圣寺已立于珠江边。元至1 见《秘书监志》卷七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公文。
2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324。
3 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展》页773东京1964 年。1 参见沙畹：《蒙古时代汉诏令碑铭及文书》第21 件《通报》19o8 年页3o7—3o9；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 年。
2 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展》页1251—126o东京1964 年。正十年（135o）所立之《重建怀圣寺之记碑》也提到此寺建于唐代3。泉州也是清真古寺较多的地方据那里的“圣友之寺”大门甬道北面石墙上的阿拉伯文题记记载此寺建于回历4oo 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oo9—1o1o）；据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载清净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
元代回回人修建的清真寺很多。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记》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1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建寺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上述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之寺”、清净寺在元代都得到维修。元末吴鉴的《重立清净寺碑》提到“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现今现的泉州清真古寺遗迹除了上述“圣友之寺”和“清净寺”以外还有涂门外津头埔的所谓“宋也门寺”、南门的所谓“元穆罕默德寺”、东门外东头乡的“元纳希德重修寺”和所谓“元无名大寺”等2。此外大都（北京）、杭州、扬州、定州、开封等地都有回回人所建的寺院。俄国人柯兹洛夫等人还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现十四世纪的礼拜寺址及波斯文残碑3蒙古国都城和林遗址的1339 年的波斯文碑提到了当地的经学院④。这些都证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元代从6路和海路入华的回回人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自唐宋以来不少波斯、大食商人从南海坐船来中国贸易寄居在南方的对外贸易港。入元以来回回人继续从海路入华并定居于沿海港市。例如至大年间重修泉州“圣友之寺”的阿合马即为耶路撒冷人5。与从6路入华的回回人不同他们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阿拉伯色彩。近数十年来在泉州现了许多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1。在其他地方也现过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广州怀圣寺的元末的阿拉伯文碑铭、扬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惟此类文物在泉州尤其集中。至正年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提到了清净寺内的四种教职：“..摄思廉（shaikh a1-Is1am）犹华言主教也；..益绵（ amin ？Imam？）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mutaa11i）犹言都寺也；谟阿津（mu’azzin）犹言唱拜也。”2均3 《广州伊斯兰教古迹研究》页5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1 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 年第8 期。
2 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 年第3 集。3 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 年页179注2。④ 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 辑1992年。
5 见《泉州宗教石刻》页21。
1 参见《泉州宗教石刻》页1—26。
2 吴鉴：《重修清净寺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4。
为阿拉伯语的音译与沿6路入华的回回人习用波斯语明显有异。泉州的“圣友之寺”在建筑上表现出明显的大马士革风格与中国境内众多的汉式清真寺截然不同。
第四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聂思脱里教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它就是在431 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教堂名为“波斯寺”3。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辽金时代汉人径以原名的音译“聂思脱里教”称呼之④。元代又称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o 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a）。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1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2。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 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 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3。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1。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 的音译原意为3 《唐会要》卷四九天宝四年九月诏。
④ 黄溍：《马氏世谱序》《黄金华集》卷四三。
1 见《石墨镌华》卷六。
2 erke’un 波斯语拼写形式作arkaun阿儿马尼文（亚美尼亚文）作ar-khaun。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或由东罗马皇帝支持下的东正教会的阿儿马尼信徒传到中国的。3 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刊》卷九。
1 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文物》1981 年第1 期。
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2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 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3。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 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④。史料还提到1281 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5。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 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netie1）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1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2。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3。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2 《景教研究》页894。
3 在十三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主教驻节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区。见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1卷页178 注。
④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5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1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5。东胜原书作kashang伯希和根据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Tozang等理由认为此处之k 系t 之讹。
2 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 辑。
3 至元四年二月“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从等户外诏遣官佥平阳、太原人为军”。见《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net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1。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2。
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显赫者。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和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为其中之一。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3。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语的撒麻耳干人马薛里吉思。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7 所其中一所在杭州。镇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略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梁相还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④。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剌（叙利亚语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1。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活动。
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有官员专门管理。元代聂思脱里教虽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来与波斯传来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聂思脱里教、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2。
1 《出使蒙古记》页224—227。
2 同上书页232—233。
3 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 辑。
④ 《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1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2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46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着。
天主教与东正教元代罗马天主教与中国已有接触。蒙古西征远达东欧使罗马教廷为之震动。法国国王和教廷曾遣使元定宗贵由和元宪宗蒙哥的政府。此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着。蒙古西征中所掳回的战俘、军队、工匠等人口中有一些西亚、东欧的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汉地他们信仰的宗教也随之东来。不过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聂思脱里教派。
1294 年孟特·戈维诺等人受教廷派遣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努力活动使罗马天主教赢得了一批信徒。经孟特·戈维诺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于6ooo人。他在大都建立了好几个天主教堂。随蒙古军东来定居于大都的阿兰人原来信奉希腊正教这时也皈依孟特·戈维诺其人数在三万以上。汪古部部长阔里吉思原先信奉聂思脱里教在孟特·戈维诺影响之下率很大一部分部众皈依了天主教并在当地建造起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但他的行为遭到其兄弟的反对。在阔里吉思被西北叛王都哇俘杀后那些改从天主教的汪古部众又重新被聂思脱里教派所争取1。13o7 年7 月罗马教廷继委任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暨全东方总主教之后又派遣了一批教士来中国其中热拉德（gerard）、彼列格林和安德鲁（andre）三人抵达中国。
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大主教阙任。一部分在大都的阿兰显宦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要求他派一位大主教来2。这件事生在元顺帝在位时。实际上罗马教廷后来任命的大都大主教始终未曾抵达大都。
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住有若干天主教士3。
现代在扬州现了1342 年拉丁文墓碑证明当时该地确有天主教士在活动。鄂多立克所言不诬。泉州是天主教在江南的活动据点。自十四世纪初开始即由孟特·戈维诺向该地派遣主教。自此至元末担任泉州天主教主教之职者先后为热拉德、彼烈格林和安德鲁。他们受到当地富裕的天主教徒慷慨赠予和友好接待1。安德鲁死于1326 年葬泉州。他的墓也已在泉州现2。1 《出使蒙古记》页225。
2 同上书页224—227。
3 《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123。
1 《出使蒙古记》：页233—234。
孟特·戈维诺曾经翻译了部分天主教经文但恐怕不会是译成汉文。聂思脱里教的文献据十三世纪末叶阿儿马尼及nisibis 京城大德著录共存三百余种3。但迄今为止除了敦煌现的唐代景教文献的汉文译文以外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有哪一种曾在元代被译成汉文④。这个事实也有助于伯希和的下述论断即元代的基督教大致可以说不是汉人的基督教而是阿兰人、突厥人以及少数蒙古人信仰的宗教5。
犹太教从宋代起就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定居在今开封。他们把自己的教士称为“满剌”把希伯来文老师称为“五思达”这两个词分别是波斯语mu11a和ustad 的音译。由此可见他们应来自波斯或中亚可能是落籍不归的西域商旅的后裔。这部分犹太人在开封有自己的社区保存了自己的宗教“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教”。金代大定三年（1163）开封的犹太人在俺都喇（’abd a1-a11ah）的组织下开始修建了“祝虎院”即犹太教教堂。清代现的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碑文中提到开封犹太人曾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重建古刹清真寺”即上述始建于金代的祝虎院。元代这座重建的犹太教堂“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丈”1。开封的这所“祝虎院”中供奉着数部手抄《摩西五经》的古羊皮卷本。开封的犹太人在元代似未产生什么重要的人物大约他们并没有与混在随蒙古军东来的回回人中的犹太人生很密切的关系。
犹太人在元代被称为术忽或主吾与“祝虎”同为波斯语Juhud（意为犹太人、犹太教徒）的音译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术忽回回。蒙古人并不注意区别回回人中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把他们视为一类人。在一般情况下蒙古人对回回人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采取放任态度不予干涉。但这种宽容的政策以不损害蒙古统治的尊严为限度。
回回人和犹太人以抹喉法宰羊而蒙古人则采用开膛法屠羊。从回回人和犹太人的观点看来以蒙古开膛法宰杀的羊不洁故他们不肯吃蒙古人做的饭。这种态度引起蒙古朝廷的震怒成吉思汗曾下旨斥责他们声称西域2 《泉州宗教石刻》页29—3o。
3 《景教研究》页422。
④ 吐鲁番出土的畏兀儿文马太福音残碑可能是十三世纪遗物。见马洛夫：《古突厥碑铭》页131—138。在叙利亚文的聂思脱里教文献中也只有现于北京故宫午门楼上礼拜式前后唱咏赞词抄本残卷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十三世纪的遗物。见《景教研究》页414—416。
5 伯希和：《中亚及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 年。
1 参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页21o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 年版。该碑存开封博物馆。
诸地均为蒙古征服绝不允许西域人不食蒙古“茶饭”并禁止以回回法抹杀羊只。在元朝政府任职的回回人、犹太人和斡脱商人为数很多势力颇大。成吉思汗的法令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他们乘驿旅行时往往还是不肯吃站户按规定为他们宰杀的羊“非自杀不食”沿途骚扰百姓叫苦不迭。至元十六年一些西域人从八里灰、吉里吉思地区来到内地向元廷进贡海青。因途中不食蒙古站户预备的饭食要自行宰羊引起站户不满事态扩大。忽必烈下旨严斥回回人和犹太人的这种行为1。在杭州也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他们中有许多在砂糖局中供职。大约是蒙古西征时带来的一批掌握制糖技术的犹太人。这部分犹太人的后裔在明代仍然在杭州生活并在那里也建了一所“祝虎院”即犹太教会堂。
摩尼教摩尼教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安史之乱”以后传入漠北回鹘汗国。回鹘因协助平乱有功成为内地摩尼教的保护者。公元84o 年回鹘西迁以后回鹘人把摩尼教带入今吐鲁番一带地区。内地的摩尼教虽遭唐政府禁断但并未绝灭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民间流传。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称为“明教”。元代泉州华表山建有摩尼草庵庵中塑有“摩尼光佛”像明末何乔远在其《闽书》中曾有著录此寺至今犹存。明教在元代得到政府的承认但元廷对波斯传来的明教和聂思脱里教并不详加区分曾命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2。温州也是一处摩尼教徒集中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潜光院”是一所明教寺院。元末陈高曾经提到它并指出“瓯闽人多奉”明教教徒们“斋戒持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持诵膜拜”。有一些知识分子学习明教经典隐居于此1。明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o）下旨禁“左道”时明教与白莲教、白云宗同被禁止2。洪武七年公布的明律重申了此项禁令3。但摩尼教并未因之绝迹泉州的草庵仍受到官府的庇护；而建宁的明教寺院也直到弘治二年（1489）才为当地知府拆毁④。
1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宰杀》；此事亦见于《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丁酉条和《史集》。并参见陈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中国回族研究》第1 辑1991 年。2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46。
1 陈高：《竹西楼记》《不系舟渔集》卷十二。
2 《明太祖实录》卷六四。
3 《明律集解》卷十一《礼律》。
④ 《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一《祀典》卷十七《学校》。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 辑1983 年。
湿婆教（印度教）
元代文献中未现有关湿婆教的记载。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泉州曾多次现元代湿婆教雕刻遗物共2oo 余方特别是近年来屡有新现。1984 年底学者们在泉州通淮门城墙附近现一方湿婆教石刻。该石呈长方形体积为47x57x22 厘米石质为辉绿岩。其主体部分刻成屋形方龛龛顶正中为一钟形纹饰屋脊顶层饰有狮子头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层相迭的莲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状磨盘承托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塔状磨盘左右各有一神像头戴宝冠、颈项上饰念珠腕上套有镯环以同样姿式坐在莲座上。这里的神像应为印度教破坏之神湿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状磨盘则应为湿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湿婆教认为破坏之后必然要创造。湿婆虽然是破坏之神但也有创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此石刻属于湿婆教建筑外观饰物常嵌在内殿的层楼顶上。五十年代初期吴文良曾收集到类似的龛状石1。湿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带现得不少。
1985 年以后泉州又征集到多件湿婆教石刻。其中有“花朵式”柱头两方。一方为25x98x98 厘米前后两面各雕有莲瓣及十字形花朵两侧花朵对称向下垂。另一方为26x86x86 厘米形制与前一块一致。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头很多都为南天竺式样具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1985 年在泉州南门附近现了希腊式柱头石；1989 年在鹿园灵山附近现了葫芦状柱顶石。另外还在筑路施工中现过石横枋两端雕有花纹左侧有眼镜蛇相交的变形图案右侧长方形框内雕有海棠花边缘雕有科形莲瓣。此石当为廊柱柱头檐之间的横向梁枋。这类横枋1988 年还现过一件。
1956 年吴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现过域外文字的碑铭2。后经印度学者和日本学者辨认为泰米尔文3。泉州的这些印度教石刻证明元代这里曾经存在着湿婆教寺院④。
在泉州活动的湿婆教徒主要应是从南印度的马八儿泛海而来的商旅。马八儿又称南毗国宋元明时代与泉州的海上联系十分密切。据赵汝适记载宋末有南毗国人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湿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尔文碑文的出土地点。可以设想时罗巴智力干父子是当时居于泉州的湿婆教徒社团中1 《泉州宗教石刻》图111—114。
2 《泉州宗教石刻》补图1、2。
3 （印）萨布拉玛尼恩：《中古时代中国的泰米尔人聚居地》载《南印度研究》马德拉斯1978 年版（T.n.subzamahiam：aTami1 nete-dieave1 netstudiesmadras1978）；辛岛升：《13 世纪末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围绕泉州泰米尔石刻与&1t;元史·马八儿等国传》昭和63 年汲古书院。
④ 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的成员。
第五节萨满教萨满教（shamanism）是原始巫教的通称。此名最早的汉译见于南宋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据载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变通如神”其国人称之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清代通译为“萨满”。《新唐书·黠戛斯传》载黠戛斯人“呼巫为甘”（甘唐音kam）此即麻合木·可失合里《突厥语辞典》著录之qam（意为萨满）1。《元朝秘史》所记蒙古巫师之号为“孛额”（bo’e）译为“师公”、“师巫”即男性萨满2。他们被认为具有能通神灵的自然力经过一番装神弄鬼的宗教仪式显示神灵附身宣布神灵对所求问之事的回答。卢勃鲁克根据其在和林的亲身见闻记述了蒙古巫师的请神情况：“他们在夜间把想求问魔鬼（神灵）的人集合在他们的帐幕里并把煮熟的肉摆在帐幕当中。做[请神]祈祷的那个巫师（cham-kam）开始反复念咒并用手里拿着的鼓猛烈地敲打地面（即跳神动作）。终于他进入狂状态并把自己绑起来（显示神灵附身）于是魔鬼（神灵）就在黑暗中降临了；给他供上肉食他就给予各种回答（传神言）。”1萨满教的基本信仰观念是万物有灵。据载古代蒙古人对日月、水火、山川土地等一律崇敬在进食以前（特别是早晨）把食物和饮料先供献给它们。正是出于萨满教的这种自然崇拜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是头顶上的“长生天” （mongke Tenggeri）。“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知着。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2人们是如何知道天意的呢？一是由能与天神通言的萨满（孛额）传示一是通过占卜。志费尼记载说他“从可靠的蒙古人那里听到”当铁木真收服诸部、事业鼎盛时出了一个人此人常在严寒中赤身露体走进荒野和深山回来宣称：天神跟我谈过话他说：“我已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名他为成吉思汗。”蒙古人把此人叫做“帖卜·腾吉里”3。《史集》记载此人就是晃豁坛部族长蒙力克（铁1 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页285。此名亦见卡尔平尼《蒙古史》和卢勃鲁克《东行记》（《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12、22o）。
2 《元朝秘史》第181、272 节。参见村上正二译注本第2 册页32o 注4；罗依果（Igor deRanetbsp;节译注。（《远东史集刊》31页62—63列有关于孛额和占卜者（to1genetbsp;《出使蒙古记》页22o；柔克义（Rockhi11）英译本《卢勃鲁克东行记》页246。2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关于阿尔泰诸族的Tenggeri 天神崇拜Jean-pau1Roux 著有长篇专题论文作了精细研究文载《宗教史评论》149（1955）、15o（1956）、154（1958补注）。3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4o。
木真的继父）之子阔阔出人称帖卜·腾格理据说他习惯于在隆冬时节到最寒冷的地方（在斡难——怯绿连之地）裸坐冰上凝冰被他的体温融化升起一些蒸气蒙古人就说他骑着白马上天去。他曾屡次对铁木真说：“最高的主（即‘长生天’）让你统治大地”；12o6 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大会诸王群臣时他又宣示天意说：“最高的主命你采用成吉思汗的称号。”1据多数学者解释帖卜·腾格理（Teb-Tenggeri）有“真正天上的”、“极神圣的”之意以Teb（突厥语Tev）加于“天”字之上表示“尤其”、“特别”的强调意义2大概相当于汉籍中的“天人”、“神人”。《元史·宪宗本纪》载宪宗初生时（12o9 年初）“有黄忽答部（按即晃豁坛部）知天象者言帝后必大贵故以蒙哥为名。蒙哥华言长生也”。此人应即阔阔出“知天象者”疑即Teb-Tenggeri 的汉译。阔阔出无疑是当时蒙古萨满的领。卢勃鲁克《东行记》中就记载有蒙古巫师能知天象预言日蚀、月蚀的时间宣布行事吉、凶的日子为新生儿预言将来的命运等等。从《元朝秘史》（第244—246 节）的记载看来成吉思汗建国之初阔阔出权势甚大他竟纠集其七个兄弟吊打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又向成吉思汗进谗说：“长生天的圣旨有关于汗位的神告：一次铁木真掌国一次合撒儿掌国。如果不掩袭合撒儿（把他预先除掉）事未可知。”挑起了成吉思汗兄弟的激烈冲突。后来“九种言语的百姓”都聚到阔阔出处连成吉思汗御马所人员和斡赤斤的百姓也有许多投向阔阔出斡赤斤派人索讨反遭殴打斡赤斤本人也被迫向他下跪认错。这样成吉思汗才决心除掉他暗示别里古台在角力时把他弄死了。这个事件说明萨满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萨满领竟敢与皇室相抗衡。经过这次打击他们的势力显然被削弱了但在蒙古人中他们仍居于受敬畏的地位并且继续以其宗教方式在军政事务中挥作用从大汗到一般民众对由萨满之口所宣示的天意都不敢不遵。汉文、蒙文、波斯文史料都记载1232 年窝阔台从中原北还途中患病甚重命萨满们（bo’es）占卜他们声称这是金国的山川之神因蒙古军掳掠人民、毁坏城池而作祟一定要用亲人做替身才能免祸结果拖雷代兄承难喝下萨满念过咒的水而死。拖雷之死事颇蹊跷很可能是窝阔台利用萨满编造山川之神作祟的鬼话逼他服了毒水除掉这个掌握着大多数蒙古军队、威望极高因而危及他的汗位的亲弟。在蒙古历史上用这种手法害死政敌的事例并不少见。
十三世纪的东西方史料对蒙古人的占卜都有详细记载。《黑鞑事略》载：“其占筮则灼羊之枚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谓之烧琵琶。事无纤粟不占占不再四不止。”据《蒙鞑备1 《史集》第1 卷第一册页273—274；第二册页2o8、347。
2 关于此词的意义和构词法学者们意见不一。参看柯立甫（F.ggeri》（《乌拉尔—阿尔泰年刊》391967）.罗依果：《元朝秘史译注》第244 节（《远东史集刊》26页75—76）。录》其方法是用铁椎烧红钻羊骨扇视其裂纹以定吉凶和汉人龟卜相似。《元朝秘史》（第272 节）“占卜”作abit1aqu（动词）伯希和谓此字来自于“肋扇”（《秘史》第1257 节：qabirha[r]《至元译语》：合不合儿）即烧钻肋骨为卜；“烧琵琶”即烧钻琵琶骨为卜（肩胛骨《至元译语》作“答娄”即蒙语da1u故占卜者称da1unetbsp; 节）中“占卜”又称为to1ge（名词动词作to1ge1egu）是指卜卦用的签子如小树枝、小棍子之类故占卜者称to1genet1。耶律楚材所以受到成吉思汗的器重主要是因为他知天文、善占卜。有一次他准确地测算了月蚀的时间成吉思汗大为惊异说：“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间事乎。”于是每次出征必令他预卜吉凶自己也烧羊骨以符之1。可见蒙古人对占卜的重视。
古代阿尔泰各族都把地和天并奉为最崇拜的神祇。《蒙鞑备录》说蒙古人“最敬天地”《元朝秘史》中就常见到天地并提。早年铁木真在王罕、札木合协助下攻打蔑里乞人获胜感谢他们道：“因罕父和札木合安答的协力伴同因天（Tenggeri）地（Qajar）添气力有威势的天神指示着母亲地神（eke etugen）导引着”才灭绝了仇敌蔑里乞人（《秘史》第113节。又第255 节作otogen eke）。卡尔平尼记载说蒙古人称其神为Itoga。马可波罗说蒙古人有神名为natigay （nacigay）是保佑其子女牲畜的地神甚受崇敬；他们各供奉一神于家中用毡布制作神像及神妻神子之像食时取肥肉涂神及神妻子之口。卡尔平尼的Itoqa 和马可波罗的natigay当即上引《秘史》之ekeetugen（一作Itugen1362 年之《忻都公碑》蒙文作utugen）的讹读或讹写。此字和Tenggeri（天、天神）似乎同为古阿尔泰语相应含有“地神”的意义古突厥人的圣地于都斤山（突厥文碑作otuken或utugen）亦即此意。蒙古人加上eke（母这里是加于神祇的尊称）称为“地母神”。蒙古语的udaghan（女萨满）可能就是由此演变来的2。
天上的日、月地上的山、川诸物都是萨满教崇敬的对象。《秘史》中有eke naran 一词即“太阳母亲”（日神）；当人们向天祈祷时要面朝着太阳。卡尔平尼记载说：“当天空出现新月或月圆时他们便着手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新事因此他们称月亮为大皇帝（按：其实是神的意义卡尔平尼此处有误解）并向它下跪祈祷。”这和《蒙鞑备录》所载“其择日行事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月出之前、下弦之后皆其所忌见新月必1 关于蒙古语之“占卜”参看伯希和：《突厥语和蒙古语中带和不带q— （k）字的形式》《通报》371944 年。
1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2 参看班咱罗夫：《黑教或蒙古人的萨满教》《班咱罗夫著作集》页48—99；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五编页12o— 126）及《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91—792 （natigay条）；村上正二：《蒙古秘史译注》第一册页2o7—2o8 注（17）。
拜”是完全吻合的。这种信仰在古代阿尔泰诸族中似很普遍如匈奴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突厥人“候月将满辄为寇抄”1；回鹘可汗徽号之“爱登里”（ai Tengri）即“月神”之意2。如同突厥人以于都斤山（今杭爱山）为圣地一样蒙古人也尊崇其祖先始兴之地三河（鄂嫩河、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Burqan qa1dun）。《元朝秘史》（第1o3 节）记载铁木真早年遭到三姓蔑里乞人袭击躲进不儿罕山得以脱难。下山后他捶胸告天感念不儿罕山救了他的性命许愿要每早祭祀、每日祷告让子子孙孙都要遵行说着将腰带挂在项上帽子挂在手上捶着胸向着太阳下跪九遍洒奠祷祝了。他和他的子孙无疑都遵守着这个誓言。据《元史》记载宪宗二年（1252）始用中原礼乐祀天于日月山由学士魏祥卿、徐世隆和燕京行尚书省郎中姚枢等率领东平路征召、训练的礼乐人五十多名赴漠北行宫祭毕遣还；四年宪宗又“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七年秋“驻跸于军脑儿洒马乳祭天”3。所举行的祭天仪式当是“合祭昊天后土”并以祖宗配享（见《元史·祭礼志·郊祀》）。“日月山”应是漠北时代大汗“郊祀”的地方忽必烈迁都漠南后就改在桓州西北望祭了。“日月山”显然是汉人给起的名称今地何在颇难索考。从上引资料看似应在颗颗脑儿之西或军脑儿附近。颗颗脑儿疑即《秘史》第89 节“不儿罕山前的古连勒古山内的桑沽儿小河的合剌只鲁之阔阔纳兀儿”。桑沽儿河即克鲁伦河上游支流僧格尔河；古连勒古山（《亲征录》作曲邻居山）即蒙元诸帝葬地起辇谷1也就是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之源不儿罕山（肯特山）之南派；军脑儿（gunnaur深湖）为克鲁伦河上游西著名的“撒里川”（sa’ari ke’er）中一湖明人金幼孜《后北征录》载撒里川之地有元宫殿及祭坛遗址。据此则所谓“日月山”似即不儿罕山或其一部分（郊祀处）。无疑不儿罕山是蒙古人萨满教信仰中极尊崇的神祇（地神？）。
火在萨满教信仰中占有很重要地位。据卡尔平尼记述蒙古人禁忌用刀子接触火或在火旁用斧子砍东西认为这样会使火遭到杀害；他们相信火能净化万事万物因此使者或王公们到他们那里时都被强迫携着带来的礼物从两堆火之间通过以便加以净化（卢勃鲁克也有类似记载并谓所有死者之物也都要用火来净化）2。凡“遭雷与火者尽弃其资畜而逃必期1 《史记·匈奴传》；《隋书·突厥传》。参看《出使蒙古记》页73 注（11）。2 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引史莱格（g.sch1ege1）说（《哈剌·八剌哈孙回鹘碑的汉文碑铭》1896年。按即“九姓回鹘[爱] 登里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
3 《元史》卷六八《礼乐志》；卷七二《祭祀志》；卷三《宪宗纪》。
1 亦邻真：《起辇谷及其它》（1986 年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2 《出使蒙古记》页11—13217。
年而后返”3以为神灵示儆。火还有表示家灶、家产的意义。成吉思汗给家族成员分封民户时因其叔答里台斡赤斤曾追随王罕反对过自己准备不给他分份子博尔术、木华黎和失吉忽秃忽谏道：“这就像熄灭掉自家的炉火（o’er-un qa1 iyan）坏了自己的帐房一般。”④当时蒙古习俗由幼子守家产（诸兄长大后都分出去自立门户）在家庭中拥有特殊地位故幼子称为“火王”（灶王）意思是掌管家灶（家产）之主不过此词当时不用蒙古语的qa1而借用突厥语的ot-tegin音变为ot-net（斡赤斤）。蒙古人把ot（女神火）认为是幸福和财富的赐予者各家各户的保护者把火炉也看作神圣的地方因为没有火家也就失去存在价值了。1此外阿尔泰民族中还有其他一些习俗和萨满教信仰有关如婚姻、生育、疾病、丧葬、服色等。元朝统治者采用了中原的仪礼制度但还保留了许多“国俗旧礼”祭告用蒙古巫觋（萨满）。虽然一部分蒙古人（主要是社会上层）接受了佛教或景教多数人民仍保持着原始的萨满教信仰和习俗。东北边远各族（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等）也都信奉萨满教。3 《黑鞑事略》。
④ 《元朝秘史》第242 节。
1 班咱罗夫：《黑教或蒙古人的萨满教》《班咱罗夫著作集》页72—76。第十三章中外关系第一节高丽十世纪初新罗王朝衰微朝鲜半岛又分裂为三国。918 年后高句丽将领王建推翻其王自立建国号高丽定都松岳（开城）先后并、灭新罗和后百济完成统一。王氏高丽典章制度皆仿唐朝与宋、辽、金朝都有频繁交往。到第23 代高丽王王■（高宗1213—1259 年在位）时蒙古兴起于中国北方。
1216 年东京（辽阳）一带的反蒙契丹贵族金山等率部窜入高丽攻城夺地四处寇掠。1218 年成吉思汗以追剿契丹叛人为名遣哈真、札剌率军进入高丽。王■命其枢密院使赵冲等领兵与蒙古军共灭契丹寇遂与蒙古相约“两国永为兄弟”每年遣使通贡。1但此后蒙古统治者连年遣使到高丽索取贡物诛求无厌。如1221 年使者著古与奉皇太弟斡赤斤命至高丽索贡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苎二千匹绵一万斤墨一千只笔百管纸十万张以及其他诸物2。蒙古使者骄横贪婪任意要索“撒花”激起高丽人的愤怒。1225 年著古与在索贡归国途中被人杀死两国关系随之断绝。
1231 年窝阔台命撒礼塔统兵侵入高丽其麟州都领洪福源降导蒙古军攻陷此境四十余城进围王京。蒙古使者持诏入城诘责高丽杀使之事令其投降1；又索取“好金银、好珠子”及其他大量贡物并命送王公大臣之子女来献。王■遣弟侹至蒙古帅营请降以大量金、银、衣、马、器皿为献撒礼塔许之乃置京府州县达鲁花赤72 人于其境21232 年初班师还。二月蒙使都旦（契丹人）至王京声称来“都统高丽国事”竟欲入居王宫。因蒙古屡逼纳贡和进送王公贵人子女■遣使奉表入朝并致书撒礼塔申述难以应办的原因撒礼塔怒拘使者其逃回者遂传言蒙古将再举入侵3。七月■依从权臣崔■的决策迁都江华岛遣人往北境诸城杀达鲁花赤令人民入山下海躲避对蒙古采取了抵抗的态度。八月撒礼塔奉旨再征高丽洪福源收北境州县遗民来附遂长驱直入王京遣使到江华岛诘责高丽王抗命迁都令其出6。撒礼塔领兵继续南下攻掠各地拔南京（今汉城）十二月进至处仁城被守城者射死。蒙军遭到高丽军民的抗击又失主帅1 《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十一月答蒙古官人书；卷一o三《赵冲传》、《金就砺传》。2 同上卷二二《高宗世家》。
1 窝阔台诏书全文载《高丽史》卷二三为硬译白话文体。
2 72 名达鲁花赤的配置情况不明当是置于所攻取之北境诸城。参见箭内亘：《蒙古之高丽经略》《（蒙古史研究》页471）。
3 见《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九月、十一月答蒙古官人书。不得不撤回留福源屯西京（平壤）。1233 年窝阔台诏谕王■数其拒命、杀使、迁都、不上民数等五“罪”④高丽不理仍乘势出兵收复西京等地洪福源领降民逃居辽、沈间。1235 年窝阔台遣唐古与洪福源等领兵入高丽自此连续多年抄掠各地。1239 年召还唐古军诏命王■入朝■遣王族佺代他赴蒙古朝见。1241 年■又以王族綧称己子与贵族子弟1o 人入质于蒙古（綧后居辽东领高丽降民）。其后双方使节仍频频往来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关系。
1247 年贵由以高丽“岁贡不入”为由又遣军入侵次年还。1253 年蒙哥以诸王也古统兵大举入侵高丽迫令王■出6迎降■不得已派次子淐入朝。蒙哥仍不满意1254 年初召还也古以札剌儿带为征东元帅代之。这一年蒙古军在高丽肆行杀掠“所掳男女无虑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郡皆为煨烬”1。此后札剌儿带军连年留屯高丽多次出兵攻掠其南境各地和进逼江华岛对岸坚持以国王出6迎降和派王太子入朝为退兵条件。高丽朝中意见不一迁延至1258 年数代专揽国政的权臣崔氏被推翻才决定遣太子倎入朝。1259 年倎赴四川军前朝见至六盘山闻蒙哥死而止。忽必烈由鄂州北上倎迎谒于汴梁随从同往开平。126o 年二月高丽来报老王已故（王■死于上年六月）赵良弼和廉希宪都建议宜立■为王遣送还国彼必感恩臣服是可以不烦兵而得其国2。忽必烈纳其言立即派兵护送王■回国继位令他“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永为东藩”并宣布对以前反抗过蒙古的高丽官吏、军民“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忽必烈即位后又传旨允准王倎的请求：撤回留屯其境的蒙古军和送还被掳的高丽人。并授予王僙封册、虎符和高丽国王印。
王僙（不久改名禃高丽元宗126o—1274 年在位）嗣位后多次或亲身入朝或派世子愖入朝又频频遣使入贡。但高丽权臣势力仍盛出6还都之事一再拖延又以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为由请求暂免置驿、籍户、出军、输粮等臣服国应履行的义务。忽必烈出于当时形势需要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给予宽容。至元六年（1269）六月高丽权臣林衍动政变逼禃让位于王弟淐。时世子愖入朝未归闻变诉之于忽必烈。忽必烈命从王綧、洪茶丘（福源子）所管高丽民户中签军马三千从愖“赴其国难”并下诏责林衍擅废立召其来朝；命头辇哥国王与赵璧行省于东京以兵压境。十一月林衍被迫恢复了王禃的王位禃随即入朝于是蒙古军停。当林衍废立时高丽西北面兵马使营吏崔坦聚众起事以诛林衍、复前王为号召杀西京留守及州县官以西北境6o 城归附蒙古。至元七年（127o）正月诏改西京④ 《元高丽纪事》记载此诏最详。
1 《高丽史》卷二四《高宗世家》。
2 赵良弼的建议见《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廉希宪的建议见《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唯记于世祖即位之后则不确。
为东宁府（后改东宁路）划慈悲岭为界以坦为总管遣忙哥都为安抚高丽使率兵镇之。禃请求归还其地不许。至元二十七年（129o）始罢东宁路还属高丽1。至元七年二月禃至燕京为了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和保持王位上书请下嫁公主于其世子又主动要求派兵助其讨灭权臣、还都旧京并请置达鲁花赤。忽必烈命东京行省头辇哥国王和平章赵璧率军护送禃还居王京以脱朵儿为高丽国达鲁花赤至于请婚一事则待其国安定后再议。五月禃与头辇哥等至王京榜宣布还都传令召林衍和迁江华岛吏民回京。时林衍已死子惟茂继掌国政欲抗命不从被拥护还都的朝臣所杀于是妃嫔、官民人等相继离岛迁回王京。守备江华的“三别抄”（左、右及神义别抄。“别抄”是权臣当国时挑选骁勇之士组成的特别部队成立于蒙古入侵之初）力图阻止还都被王禃下令解散其领裴仲孙另立王族温为王率部退据珍岛成为叛军至元八年被蒙古和高丽军击破。其余部在金通精率领下遁入耽罗岛据有其地至元十年被平定元置耽罗国招讨司辖之（后改置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又改为军民安抚司成宗即位后还属高丽）。王禃还都后即遣使为世子愖请婚并命愖两次入朝。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忽必烈以亲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王愖。不久禃死诏遣愖归国袭位授“驸马高丽国王”（后改名昛又改名昛高丽忠烈王1274—13o8 年在位）。在他之后直到元朝末年的六代高丽王除忠穆、忠定二王死于未成年时外也都娶元公主（虽然都是宗王之女但按元制亦称公主）。通过这种政治性的婚姻联结元朝达到了进一步控制高丽的目的自联姻后未再生重大反元事件。公主在高丽享有极高地位和很大权力广泛参与政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高丽王也得以凭借驸马身份提高在元廷和本国的地位终元一代保持了本国的局部主权1。从至元七年王禃还都起元朝就设置了高丽国达鲁花赤常驻王京其后又以忻都、洪茶丘领东征元帅府军驻镇高丽。十五年王賰入朝奏告元军特别是洪茶丘部扰民乱政请求召还忽必烈从其请并罢置高丽国达鲁花赤。十七年为再举进攻日本立行省（征东行省又称征日本行省）仍以高丽为基地聚兵、造船、屯粮。王賰请求授他行省丞相之职“行省凡大小军情公事必与我商量然后施行”忽必烈即予允准授为中书左丞相行征东省事。征日失败后行省罢。二十年复立征东行省仍授賰征东行省左丞相与丞相阿塔海共同规划再举征日事。其后征日计划未能实行而征东行省建制则仍保留成为统辖高丽的机构但元朝不派行省官就以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得自辟僚属；高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各项制度也基本不变。大德三年（1299）哈散出使高丽回朝言王昛（即王賰）不能服众朝廷应派官共同治理平章暗都剌奏请增置行1 参见池内宏：《高丽元宗朝的废立事件与蒙古占领高丽西北境》《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25 年。西北境（东宁路）地还属高丽事见《高丽史》卷三十《忠烈王世家》卷一三o《崔坦传》。1 参见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元代史新探》页231—262。省官遂遣阔里吉思为征东行省平章耶律希逸为左丞直接参与掌管高丽政务。五年初经王昛一再请求罢朝廷所置官。以后没有再改变高丽政制元朝册立每代高丽王时均授予征东行省丞相职衔使自治其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1。可见征东行省的性质与元朝国内地方一级政区各行省是不同的。当然高丽对元朝仍需履行藩属国义务如纳贡、质子、置驿等元朝统治者仍不时以种种理由干预其国政直接或间接地压迫和剥削高丽人民。
至大元年（13o8）王昛死世子謜（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生蒙古名益智礼不花高丽忠宣王）继位改名璋。皇庆二年（1313）璋传位于世子焘（蒙古懿妃生蒙古名阿剌讷忒失里高丽忠肃王）自己则以驸马身份留居大都封沈王后又将沈王封爵传给侄子暠。王璋在大都筑万卷堂“以书史自娱”其府中有不少高丽文士侍从并与赵孟頫、姚燧、阎复、元明善等元朝著名文臣常有交往。他在继位前居元廷时曾参与拥立武宗退位后仍不免卷入朝廷政争延祐七年（132o）英宗即位后被流放到吐蕃萨斯迦“学佛”泰定帝即位后始召还。
沈王暠得宠于英宗谋夺高丽王位屡在元廷指控王焘导致元朝对高丽国政的进一步干预。至治三年（1323）王暠的党羽柳清臣等上书中书省请立省于高丽比内地元朝为了稳定东藩未予采纳1。但王焘屡受沈王之党的攻击和元廷的质讯不得不于至顺元年（133o）请求传位于世子祯（蒙古名普塔失里高丽忠惠王）。祯品行恶劣继位后荒淫无度至顺二年即被罢黜其父焘复位。后至元五年（1339）焘死祯复位仍暴虐荒淫至正三年（1343）被元廷押解流放到揭阳次年初行至岳阳病死（或云被毒死）。元以其子昕（亦怜真班公主生蒙古名八思麻朵儿只高丽忠穆王）继为高丽王时仅八岁。至正八年昕死元朝以祯庶子蚳继位（蒙古名迷思监朵儿只高丽忠定王）。十一年诏废蚳别立祯弟祺为高丽王（改名颛蒙古名伯颜帖木儿高丽恭愍王）。时奇皇后之兄辙恃势得任高丽政丞（国相）专横跋扈颛甚愤之至正十六年乘元朝困于国内农民起义之机诛奇辙及其党羽停用至正年号并兵攻元境夺回双城等地。元朝声称要进行讨伐又罢黜王颛而另立逃亡大都的王璋庶子塔思帖木儿为高丽王但均无力付之实施不得不宣布恢复颛王位。从至正十九年起红巾军一部由辽东多次进入其境攻城略地二十一年陷其王京颛南迁以避之。次年高丽军收复王京击溃红巾军其余部退回辽东。但王氏高丽至此也已1 姚燧：《高丽沈王诗序》《牧庵集》卷三。
1 《高丽史》卷一二五《柳清臣传》。据《元史》卷一七八《王约传》载至治三年“朝廷议罢征东省立三韩省制式如他省”命中书省讨论王约言其不可 应守世祖旧制丞相拜住称善遂不行。立三韩省之议当即出于柳清臣。
衰微不堪3o 年后被在与红巾军作战中兴起而逐渐掌握大权的李成桂所取代。
有元一代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有很大的展。来元高丽人比以往各代都多其中有不少精通汉文的文人学者和高僧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人文集中此类诗文屡见不鲜。高丽早有儒学学者皆知孔孟之书。元世祖前期程朱之学才在中国北方兴盛还未传入高丽。高丽儒士白颐正在大都得而学之东还后李齐贤等先从他师受。至元二十六年元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以其本国著名学者安珦为提举珦从高丽王入朝得朱子书十分钦慕晚年常挂朱子像以致敬遂自号“晦轩”1。理学于是传入高丽。高丽名臣李齐贤2长期在元陪侍王璋广泛结交元廷著名儒臣文士学问大进有《益斋集》传世被认为是高丽时代的优秀古典作品其中有不少歌咏中国历史、景物和风俗民情的诗篇。元仁宗恢复科举后高丽（征东行省）依制选送士人参加会试即使未能及第元廷亦授予官职或归国即可凭此资历而获显官；亦有举进士者如元统元年（1333）进士李谷御试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擢汉、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即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3。有不少入元为质子的高丽世家子弟或其他侨寓人员后来出仕于元朝或竟世代留居不返。元代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输入高丽。如延祐元年（1314）高丽王焘遣官赴元购书得经籍1o8oo 卷而还；元仁宗又赐书籍4371 册（17ooo 卷）皆宋秘阁所藏者1。此外佛、道、医、卜各类人员的交往也很多。
元与高丽的经济交流除数量相当大的贡赐物品外民间贸易往来也甚为达。元时木棉由中国传入高丽传为佳话。据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丽人文益渐使元取棉籽十余枚归令人种植虽仅一枚得生但得籽百余枚于是年年加种又有一胡僧教以缫织之术于是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不到十年就遍于全国2。
1 《高丽史》卷一o六《白文节传》；卷一o五《安珦传》。
2 《高丽史》卷一一o有其传。
3 《元统元年进士录》；陈旅：《送李仲父使征东省序》《安雅堂集》卷四。《高丽史》卷一o九《李谷传》谓其为文典雅高古有《稼亭集》行世。
1 《高丽史》卷三七《忠肃王世家》。
2 《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七年六月条。
第二节日本日本与中国自古交往密切尽管唐末停派“遣唐使”以后官方关系衰减但民间贸易和僧侣的往来却更趋繁盛。南宋中叶兴起的武士政权——镰仓幕府（1186 年建立）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仍采取积极态度特别是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日本与南宋的民间交往极其频繁。然而由于此时中国南北分裂而中日间的交流早已改取横渡东海直航两浙（主要是明州——今宁波）的南路不再走经由朝鲜半岛西岸到辽东或山东的北路3加上日本政府对官方外交的冷淡因而与统治北中国的金朝几无交往1也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生接触。直到至元七年（127o）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蒙古之号于今未闻。”2蒙古前四汗时期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也未曾留意。至元二年（1265）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忽必烈十分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种天下一统、万国来朝的功业即于次年遣黑的、殷弘出使日本命高丽王派官导送。使者至巨济岛高丽陪送官以海上风涛险恶劝止之遂折回。四年再遣黑的等出使高丽王派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传书滞留太宰府达五月被遣还。五年忽必烈严令高丽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期于必达”。使者抵日本对马岛被拒只捕得岛民塔二郎、弥二郎回朝复命。忽必烈让这两个日本人游览燕京后命高丽派使臣送其回国并传递了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日本国相营原九成起草了复牒但被镰仓幕府否决未交付来使3。
七年末忽必烈以日本屡次拒使诏兵屯田于高丽“以为进取之计”同时遣赵良弼为国信使持国书去日本“招谕”。八年九月使团百余人至其国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护所不准赴京都。其官员屡次逼取国书良弼坚持亲到京都面见国王呈递只抄录副本与之。日本朝廷初拟答复但幕府仍采取断然拒绝态度。使团滞留至次年初返回日本守护所派弥四郎等十二人同来良弼还至高丽后命随员送他们到大都。忽必烈与朝臣商议后决定不予接见遣回并命赵良弼再使日本。十年春良弼仍不得要领而还。
十一年初元廷决定兵侵日命高丽造大战船三百艘“期限急迫3 关于中日航路的改变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汉译本页79—86；296—297。1 《金史》中关于日本的记载仅见一处：“[兴定元年（1217）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风砦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遇风飘至中国。有司覆验无他诏给粮俾还本国。”这显然是偶然被风吹到山东沿岸的日本商船。
2 转引自池内宏：《元寇的新研究》页42—43。
3 参见同上书引八代国治：《关于蒙古袭来之研究》载《史学杂志》1918 年。疾如雷电民甚苦之”1；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为都、副元帅聚兵高丽加造战船。十月蒙、汉军及高丽军共二万五千余人乘大小战船9oo 艘合浦（今马山）侵袭对马、一岐两岛后进至博多湾攻击沿岸诸地；二十日于今津等港口上6日本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死伤甚重而元军亦疲未能深入退回战船其夜博多湾台风起战船多坏只得仓卒撤还。此役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称为“文永之役”2。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但一去即杳无音讯（他们于当年四月至日本九月被镰仓幕府杀害四年后逃回的高丽水手才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元朝正进行灭宋战争经略日本事暂时搁置。十六年尽取江南即准备再举征日命高丽及江南四省造战船并命南宋降臣范文虎筹划征日事宜显然意在驱使新附军由南路进取日本。范文虎受命后派属下周福、栾忠与一来宋日僧同去日本传递诏书同时奏请待所遣人回报日本是否从命再决定进兵。十七年初元廷获悉使臣杜世忠等已被害。范文虎所遣二人也一去不返（到日本不久即被杀）。于是决定进行大规模侵日战争特立行省专任其事大臣阿剌罕与高丽王王■任右、左丞相忻都、洪茶丘、范文虎右丞李庭左丞张禧参政；拟定方略：忻都、茶丘率蒙、汉、高丽军四万合浦范文虎等率新附军十万江南会师一岐岛共同进兵其国志在必取1。
十八年五月忻都、茶丘与高丽元帅金方庆率东路军四万多乘战船9oo艘出攻对马、一岐；六月初不待江南军来会即进至筑前志贺岛登6。日本已有防备在博多湾沿岸阵地构筑工事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元军激战。元军未能取胜退屯鹰岛月末移军一岐。范、李、张等率江南军十万乘战船35oo 艘六月十八日由庆元（今宁波）出航行七昼夜抵平户岛其先遣军至一岐约东路军来会。七月两军主力均进泊鹰岛（音译“打可岛”。或作“竹岛”系音讹致误）行省官商议进攻太宰府但他们果如临行陛辞时忽必烈所担心的那样相互不和议事争执不决以致“逗留不进”几一月2。八月一日夜半“飓风大作波涛如山”元军船多“缚舰为寨”紧靠在一起致相“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者如麻”3。忻都、茶丘、范文虎等将帅“各自择坚好舟乘之”弃军自归④。留下来1 《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世家》。
2 “文永之役”过程参见上引池内宏书第七章。
1 忽必烈面谕征日行省诸臣云：“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其人徒得地何用。”可见此役旨在征服日本。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日元军还“为居住持世路（生活）具为耕作贮锄锹类”显然准备持久屯驻（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291—293）。
2 方回：《孔端卿东征集序》《桐江续集》卷三二。
3 苏天爵：《赠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一。
的元军大部分被日军消灭一部分被俘5。十四万多元军得归者仅五分之一大张旗鼓的第二次侵日之役（事在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称为“弘安之役”）以惨败告终了。其后忽必烈又准备再征日本下令造船和拘刷水手激起受害最深的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朝臣也多言不利不得不中止。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遣提举官王君治与补陀寺僧如智持诏“宣谕”日本洋中遇飓风吹回补陀山。次年再遣江西行省参政王积翁与如智出使日本积翁拘任氏船以行途中又因事鞭之将至对马岛被任氏所杀。两次遣使均未达。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补陀寺学识渊博的临济宗高僧宁一山（一山一宁）搭乘日本商船使日到达太宰府因是敌国使者幕府执权北条贞时下令囚禁于伊豆修善寺后知他是有道高僧即迎住镰仓建长寺（后被日本上皇邀主京都南源寺直到去世门徒众多）尊礼有加但对与元朝通使事则仍予拒绝1。
尽管元朝与日本交过战通使关系一直未能建立元代中、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双方政府都不但不加禁限且有意促成。至元十四年有日商持金来换铜钱元朝给予准许。次年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十六年日本大商船四艘载商人、水手二千余人至庆元经查明确是来经商的即许其交易而还2。从至元末年到至正末年的七十多年中中日间有商船（主要是日本商船）和僧侣等人员（他们大体都搭乘商船）来往、年份可考者即有近五十年而且往往一年中不止一批此外还有许多年份不明或失载者3。大德八年元朝“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1也可见几乎年年都有日本船来。由于经营中日贸易获利甚巨日本幕府为了筹集建寺经费和其他目的有时也批准派出官方商船如1325 年为修建长寺、1328年为造镰仓大佛、1341 年为建天龙寺所派商船即是2。
元代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是庆元这里置有市舶司掌对外贸易。庆元路属县定海（今镇海）是日本商船停泊之所经检查、抽分后即许日商登岸市④ 王恽：《泛海小录》（《秋涧集》卷四十）载：“大小船舰多为波浪剪触而碎唯句丽船坚得全遂班师西还是年八月五日也。”所记应即诸将逃归事。
5 《元史·日本传》记载后来逃归的士卒于阊报告说被虏者达二三万人押至八角岛（博多）尽杀蒙、汉、高丽人而留新附军人为奴。但据日本史料所俘元军为数千人（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314）。1 见明代日本僧人周凤著《善邻国宝记》卷上所收如智亲撰之《接待庵记》。《元史》失载此次遣使。2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
3 参见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89—393《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页422—46o《入元僧一览表》。
1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
2 《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94—4oo；森克己：《日宋贸易之研究》页511—525（1948 年出版）。易一时十分繁荣：“贾区市墟陈列分错咿哑争奇踏歌转舞”3。此外日本商船也时常开到福建贸易元中叶以后似乎逐渐增多故天历元年（1328）命江浙行省选廉吏征收“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之税（《元史·文宗本纪》）。交易的商舶中国输出者主要是瓷器、香药、经卷、书籍、绘画、什器、绫罗锦缎以及铜钱等；从日本输入者主要有黄金、刀剑、木材、扇子、螺钿等。
来元日本人除商人外以禅僧为最多。禅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阶级的尊崇而大为兴盛来华参礼禅学中心江南诸名刹（主要是“五山十刹”）和高僧大德在日本禅林中蔚为风气而商船往来频繁又为僧人来华提供了方便。据考仅史册留名的元代来华日僧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④。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4o 人还国”（《元史·泰定帝本纪》）即是明证。许多日本僧长期留居中国历访名山大刹或住寺进修从高僧习禅与文人结交切磋文学、书画1。他们中不少人不仅禅学精湛文章、书画亦佳。如古源邵元住元2o 年居少林寺甚久其为该寺住持所撰道行碑（现存）文笔老练不亚汉人宿儒；雪村友梅（一山一宁弟子）住元2o 年曾拜访赵孟頫切磋书艺其书法笔势雄浑使赵为之惊叹而当时赵的书画是最受日本人推重的2。同时有不少元朝高僧被邀请去日本最著名者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人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赴日元僧和来元日僧对展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由他们传入日本的不仅有大量释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和文士的风气和生活方式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展而来的。日本禅寺的兴旺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促进了刻书业的展。元后期有大批中国雕刻工匠（主要来自闽浙）到日本从事刻版事业京都和镰仓“五山”以及他处禅寺刊印的书籍许多是出于他们之手。其中以莆田县俞良甫最有名在他雕版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终特刻上一段记载祖籍及在日侨居和刻书情况的题记甚为珍贵（此书现存东京静嘉堂文库）。
3 袁桷：《马元帅防倭记》《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④ 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89—393《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页422—46o《入元僧一览表》。
1 虞集：《晦机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九；王逢：《赠日本进上人》诗《梧溪集》卷四。据元僧竺仙梵仙说当他在建康（今南京）保宁寺侍从古林清茂时住该寺的日僧就有32 人（《竺仙和尚住建长寺语录》）。
2 欧阳玄：《赵文敏公神道碑》《圭斋集》集九。
第三节安南、占城秦汉以来交趾为中国郡县之地唐置安南都护府治之。五代时交趾诸姓土豪相继称雄自主。968 年丁部领削平诸豪始称帝建国国号“大瞿越”都华闾（今宁平）；其后李朝（1o1o—1225）迁都升龙（今河内）改国号“大越”。自立国以来一直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宋朝册封其帝为“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南宋时改封“安南国王”仍称其国为交趾或安南。1257 年蒙古大帅兀良合台从云南遣使到安南“招谕”时安南陈朝（1225—144o）初兴国力颇盛国主陈煚（太宗）将使者投入狱中。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军侵入安南陈煚撤离升龙蒙古军入据之但九天后就退回。其年煚子光昺（圣宗）继位派人到云南与蒙古通好兀良合台即遣讷剌丁前往谕其“内附”。
中统元年（126o）忽必烈即位后以孟甲、李文俊为南谕使至安南传诏许其“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三年安南使臣来贡方物并上书“乞三年一贡”遂封光昺为安南国王授虎符依其请定每三年一贡之例同时设置安南国达鲁花赤以讷剌丁充任往来其国督察（继任者先后有忽笼海牙、张庭珍、李元、合撒儿海牙等人）。1自此安南王依例纳贡和遣使入朝但对要求其履行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等臣服“六事”以及索取儒、医、工匠等人员则托辞拒绝并且不肯拜跪受诏。至元十二年（1275）光昺又上表申诉达鲁花赤和来使“凌轹小国”请求免置达鲁花赤。十四年光昺子日煊（仁宗）继位遣使来朝。元朝因他“不请命而自立”不予册封只称为“安南世子”。次年遣礼部尚书柴椿等持诏至安南令其亲身“入朝请命”日煊以体弱不堪道途艰难为辞推托。十六年再遣柴椿、梁曾等前往传旨措辞严厉：“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地以待其审处焉。”日煊仍托病不朝只令其叔陈遗爱随使巨入觐1。十八年使臣还奏忽必烈遂决意强行实施对安南的统治置安南宣慰司并将陈遗爱立为安南国王命宣慰使都元帅兼达鲁花赤卜颜铁木儿带兵护送回国。但当时元朝侵日新败还来不及作好用兵安南的准备宣慰司官兵被拒于境上遗爱归国后被害扶植1 《元史》卷二o九《安南传》将光昺遣使上书和受封均系于中统二年又载赏赐及定贡例诏书于三年九月。按当时由开平通安南须出临洮经由吐蕃、云南之境“水6万余里”往返时间约需两年上下（见许有壬为曾在至元十二年出使安南的李克忠所撰神道碑《至正集》卷六一）。孟甲等于中统元年十二月奉旨出使其到达安南至早应在二年秋其年安南遣使入朝抵开平则当在三年秋。《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三年九月“安南国陈光昺遣使贡方物”“授安南国王陈光昺及达鲁花赤讷剌丁虎符”应即安南使臣抵达开平以及忽必烈册封安南国王并置达鲁花赤的时间。
1 据《元史》卷一七八《梁曾传》柴椿等实于至元十七年赴安南十八年回还陈遗爱同来。傀儡国王的计划未能实现。
忽必烈在灭南宋后就把眼光放到海外目标不仅是通市舶之利还企图使海外诸国臣服。占城是通海外必经之地至元十五年福建（泉州）行省左丞唆都受命“经营海外”就派人到占城招谕。十六年占城使者来进方物元遣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等出使谕其王来朝。占城国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合迭瓦（sri jaya sinhavarma ha（ri）deva 1265—1287）遣使上表称臣、纳贡十八年诏封其为“占城郡王”同时设立占城行省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亦黑迷失为参政准备在其境实行直接统治并以为出征海外诸国的前沿基地令占城备供军粮。十九年占城王子补的（即占城碑文之harijit=Jayasinhavarman 三世）1执掌国政不愿屈服于元朝。元遣万户何子志等出使暹国宣慰使尤永贤等出使马八儿舟经占城皆被扣囚。其年十一月占城行省唆都等率军进征由广州航海抵占城港（即新州其国都之港口今越南归仁）依海岸屯驻。占城军民修治木城架回回炮备御。唆都屡遣人招降都被拒绝二十年初令诸军船攻城经激战破之。占城王杀所囚元使退入山中聚兵立寨拒守凭山林险阻击败来攻之敌。元军受挫只能在沿岸立木城屯守。二十一年占城王遣使来大都上表请求召回唆都军愿岁贡方物而唆都已奉旨领兵北上与镇南王军会合攻打安南遂离占城。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决意大军征服安南、占城命荆湖行省主管其事将荆湖、占城二省合并为一。二十一年以皇子镇南王脱欢统领南征军声称假道安南往征占城令陈日煊出迎并纳粮助军。其冬脱欢率军侵入安南遭到兴道王陈国峻指挥的守军步步阻击。二十二年一月攻占升龙陈日煊率官属退往清化脱欢遣军追袭不能及。元军分兵攻略诸地日煊弟陈益稷等归降但陈国峻及其他坚决抗元的将领聚集了更多军兵和战船分屯要害之地针对元军势如风火迅猛而难持久的特点采取避免决战“不求胜”“如围棋然随时制宜”的策略使敌陷于困疲2。唆都军从占城进入安南至天长（今南定）遭安南军阻击未能如期与脱欢大军会合。五月暴雨疫作元军益困安南军乘机反攻升龙迫使脱欢率军撤出安南回军途中又遭截击死伤甚众大将李恒中箭死。唆都闻大军已回也向乌里（顺化）撤退被安南军前后追堵败死。
二十四年十一月脱欢复统大军海、6并进侵入安南进至升龙陈日煊撤往海上。二十五年二月脱欢引兵退屯万劫。由海路运粮来接济的船队1 即因陀罗跋摩（Indravarman）六世两名均见占城碑刻。又《元史》所载“占城国王保宝旦拿耶邛南拔占把地耶”及“占城国主孛由补剌者吾”似皆为此王之尊号非其名。参见马伯乐：《占婆史》冯承钧译本页83—84。
2 《元史》卷十三《世祖纪》至元二十二年三月条所载荆湖占城行省请求增兵的报告；《大越史记全书》卷六《陈纪》所载陈国峻论对付元军的策略。
在绿水洋被安南军拦截击溃不能达元军粮尽兵疲又到处受到安南军民的进攻所占关隘皆失至三月只得全军撤回。安南军在白藤江布伏截击重创元军俘杀大将乌马儿、樊楫等行省右丞来阿八赤亦中箭死1。
安南、占城为免于再受战祸在元军退后随即遣使修好。元朝方面征南之役导致“公私烦扰郡邑骚然”尤其是湖广、江西等省供应船只、军粮赋役沉重民多离散或起义反抗2。忽必烈虽欲再次动兵终被廷臣谏止。元成宗即位（1294）后诏罢征南遣李■、萧泰登出使安南作为和平使者受到欢迎其国王陈日燇（英宗）也遣使朝贡恢复了传统邦交3自此使节往来不绝除皇庆年间（1312—1313）生的边界领土争端外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
元代中国与安南、占城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受到战争的不良影响但并未中断战后又有所展。安南陈朝儒学兴盛儒士地位提高来元使者多以儒臣充任他们按例要拜访翰林院赠送一份礼品从而与元朝文人学士结文学之交1。当时安南虽已创制了“字喃”（十三世纪初）但开科取士、著书立说仍用汉文科举考试也遵用元制。和宋时一样安南也向元朝求取儒学、佛教典籍得到了《九经》和《大藏经》。大德五年（13o1）安南使者因偷画大都宫苑图私购舆地图及**受到元朝的责备。安南君臣有不少汉文化水平相当高如陈国峻不仅是军事家（著有《兵法要略》）诗文亦佳；黎文休仿《史记》体例著《大越史记》（1272 年成书失传）；随陈益稷入元寓居汉阳的黎■善作诗词精熟载籍仿中国方志体著《安南志略》是现存其国人撰写的最早一部史地著作。因此元朝出使安南的使臣也选择善文辞、通典故者担任以免被轻视。他们往往撰诗文记其使事、见闻如至元二十五年出使的徐明善、至治元年（1321）出使的文子方都著有《安南行记》元统二年（1334）出使的智熙善著有《越南行稿》。元代入居安南、占城的中国人很多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展作出了贡献。崖山之战前后就有不少南宋官员避难于二国。元优人李元吉从军入安南被俘后在其国传习元曲创作“古传戏”将杂剧传入安南；另一被俘从军医生邹孙传医术于安南其子承父业被越人称为“神医”2。安南、占城与元朝除传统的贡赐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很活跃《岛夷志略》交趾、占城条记载了1 《元史》卷一二九《来阿八亦传》；《元史》卷一六六《樊楫传》；卷二o九《安南传》；苏天爵：《李天佑墓碑》《滋溪文稿》卷十八。《元史》卷一三三《昔都儿传》亦详记脱欢第二次侵安南之役但误载脱欢于五月撤兵。
2 吴澄：《刘宣行状》《吴文正公集》卷八八；程钜夫：《罗壁神道碑》《雪楼集》卷二o。3 程钜夫：《萧泰登墓志铭》《雪楼集》卷一六；袁桷《萧泰登家传》《清容集》卷三四。1 黄溍：《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贽纳谒于翰林其归也上介黎括以赠言为请赋诗四韵以遗之》《黄金华集》卷六。
2 《大越史记全书》卷七《陈纪》。
当时的“贸易之货”和舶商贩易情况。
第四节缅、暹、罗斛、真腊缅国缅国蒲甘王朝（1o44—1287）与宋朝和大理国都有密切交往其东北境与大理的腾冲、永昌二府接界两边主要居民都是“金齿白衣”（掸即傣族）。忽必烈灭大理后腾冲、永昌之金齿诸部也相继归附。至元八年（1271）大理等路宣慰司因下属于额（今盈江干崖）金齿头人的导引派使者乞■脱因入缅“诏谕”但未能见到缅王只带了缅国使者价博同回送到大都朝见。十年忽必烈即遣勘马剌失里、乞■脱因等持诏出使缅国谕其王派子弟或贵臣来朝结果一去不返。据缅史记载因元朝使者入宫见缅王不肯脱靴被杀1。
十四年缅王（那罗提诃波蒂 1254—1287）恨干额头人归附元朝并导元使入境派大将率马、步、象军四五万进至干额适大理路总管信苴日、蒙古千户忽都驻军南甸（今梁河）得干额头人告急即驰兵救援击退了缅军（缅史称此役为“纳桑安之战”因战地在缅边境ngasungan 附近）。云南行省随即命都元帅纳剌丁率军入缅进至江头城（今杰沙）招降其东北境三百余寨因天热还师。
二十年诸王相吾答儿、云南行省右丞太卜、参政也罕的斤奉旨统领大军征缅分三道入其境攻占了江头城；次年初进攻其北境重镇太公城（今拉因公）并降服其他城寨12 处皆留军镇戍。缅**民曾奋勇抗击元军毙其大将冲溃其一部。但缅王畏敌遣使求和并从国都蒲甘南奔到勃生1。二十三年元朝立缅中行省以高昌王雪雪的斤为行省左丞相统军入驻缅国北境2遣招缅使怯烈诏谕缅王入朝。二十四年缅王北还先至卑谬（《元史》作昔里怯答剌为其梵名音译）拟在此召集军队后回都却被其庶子、卑谬侯提诃都（应即《元史》之不古里）毒杀3其嫡子三人及元云南王所遣使者亦被害。时蒲甘王朝各地藩臣多割据自立提诃都杀父后又与兄弟相攻（在攻打白古时毙命）云南王也先帖木儿乘机率军进征攻陷蒲甘。元军撤离后缅王子峤苴（即《元史》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回到蒲甘继承了王位但已无力复兴业已覆亡的蒲甘王朝。他于至元二十六1 哈威：《缅甸史》姚楠译注本页93115（注61）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1 《元史·缅传》仅载缅王遣其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请和。据缅国史料缅王于1285 年（至元二十二年）遣高僧信弟达巴茂克使元说服了忽必烈下令停止向蒲甘进军（《信弟达巴茂克碑铭》译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 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版）。
2 《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信弟达巴茂克碑铭》。据此碑雪雪的斤入缅 以僧侣随行（盖缅人信仰佛教）入缅后驻于太公城当即缅中行省驻地。
3 哈威：《缅甸史》页95—96 引《琉璃宫史》。
年遣使向元朝称臣纳贡元朝在所取太公城及迤北、迤东诸寨之地设置太公、蒙怜、蒙莱、木邦等路隶云南行省撤销了缅中行省④。
元贞二年（1296）峤苴遣子信合八的等入朝奉贡；大德元年（1297）成宗封峤苴为“缅国王”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并赐其木连城（叫栖南）长官阿散哥也三珠虎符遣国信使教化迪与信合八的同入缅宣诏。阿散哥也之父原是缅国东面的掸族酋长迁居木连城后以女嫁前缅王之子得任叫栖长官；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乘蒲甘王朝衰亡之机盘踞有上缅“粮仓”之称的叫栖地区成为实力最强的藩镇。元诏使至蒲甘缅王峤苴召集众臣听诏阿散哥也之弟二人均抗命不至。大德二年他们率军进逼蒲甘欲废峤苴峤苴命阿散哥也平息其弟之叛未成遂将他拘禁但因不敌叛军旋即释放。三兄弟合兵攻陷蒲甘执峤苴囚于木连城另立其弟邹聂为傀儡国王指控峤苴犯有劫夺登笼国送往元朝的贡品、欲杀“朝廷命官”阿散哥也等罪。三年太公路总管给云南行省送来有关缅国废立事件的情报谓阿散哥也兄弟作乱已杀害了缅王、世子及其亲属和臣僚在缅的国信使随员回回、畏兀儿、汉人百余也被害；逃到云南的缅王子窟麻剌哥撒八也向行省申诉请求出兵拯救。其年末阿散哥也又攻取马来城（今曼德勒）和阿真谷城（今新古）逼近太公城马来城长官（峤苴婿）也逃入元境报告。于是元朝决定出兵讨伐。四年十月以宗王阔阔监军由云南行省平章薛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征缅分省官统率元军侵入缅境；十二月围攻木连城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五年二月阿散哥也以金银礼物遍赂省官、诸将自辩无罪而元军亦惧天热瘴遂于三月全军撤回1。据缅史记载元军在叫栖帮助当地人民修筑水利工程开通墩兑运河阿散哥也的赠礼乃是对他们此举的感谢云2。元军退后掸族统治者仍用受他们操纵的缅王名义按例遣使纳贡元朝也不再干预其内政默认了他们在缅国的统治权。泰定年间（1324—1327）缅国生内争国主遣使来元乞师又请立行省于迷郎崇城（即马来城）皆不允（《元史·泰定帝本纪》）。后至元四年（1338）元于掸族王朝都城邦牙（阿瓦附近 1312 年阿散哥也之弟僧哥建都）置“邦牙等处宣慰司”但只是名义至正二年（ 1342）即罢。
蒲甘王朝覆亡之际下缅的八都马（今莫塔马）长官伐丽流兼并了白古（今勃固）建一独立王朝元代汉文史料称之为登笼国（见《经世大典叙④ 《经世大典·叙录》（《元文类》卷四一）载大德三年（ 1299）云南行省左丞奏称：“缅王（峤苴）归朝十一年未尝违分”知峤苴臣服元朝应在至元二十六年（1279）。据《明史·地理志》太公路置于至元二十六年；《元史·地理志》载蒙怜、蒙莱两路置于至元二十七年缅中行省即于其年罢（《元史·世祖纪》）。
1 以上均据《经世大典·叙录·征伐》（《元文类》卷四一）。据缅史记载峤苴是被前王之妃与阿散哥也兄弟合谋骗至木连城加以囚禁见哈威《缅甸史》页121 引《琉璃宫史》。2 参见姚楠等编《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
录》应即缅族称下缅孟族为Ta1aing 的音译后来迁都白古史称白古王朝）。大德初元朝遣使至其国二年国主遣舅父二人从元使奉贡入朝。据《岛夷志略》记载元代中国商船常至其国八都马、针路（今丹老）、淡邈（今土瓦）、乌爹（即白古）等港口城市贸易元朝货币中统钞在乌爹还可以与银钱、■子按一定比例兑换；又说其地“田沃稼茂”“诸物皆廉”“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说明当时有不少中国商人留居在那里1。暹国、罗斛暹国是十三世纪前期泰族建立的国家都城古台（今宋家洛）即泰国历史上的古台王朝。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曾遣官出使其国舟经占城被扣留未能至。二十九年广东道宣慰司接到暹国王所进“金删”（国书）即呈送大都次年诏遣使“招谕”暹国。三十一年暹国王敢木丁遣使来贡成宗即遣使臣持诏赴暹“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或有故则令其子弟或陪臣入质”1。元贞元年（1295）元诏使已出又有暹国使者至大都上“金字表”请求遣使至其国（敢木丁不知道元朝已派出使臣）成宗即赐来使佩金符兼程赶上诏使同行。可见敢木丁对与元朝交往持主动积极态度。这次通使后暹国与元朝关系更为密切。《元史·成宗本纪》记载：大德元年四月“赐暹国..来朝者衣服有差”；三年正月朔“暹番..以方物来贡赐暹番世子虎符”；五月“海南古台..诸番以虎、象及桫罗木舟来贡”；四年六月“暹国..等国二十二人来朝赐衣遣之”。本世纪初泰国学者搜集中泰关系的汉文史料将至元三十一年“诏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和大德四年“暹国（人）来朝”误译为“暹国王敢木丁来朝”和“暹国王来朝”丹隆亲王将这两条误释资料写进其所著《御著泰王史——丹隆·拉查奴帕亲王笺注》（1914 年出版）中并认为正可与泰史传说中的国王帕銮（意为“光荣的君主”）到过中国宫廷的故事相印证因而主张敢木丁（即兰摩堪亨）于1294 年、13oo 年两次访问中国并带回中国陶瓷工匠展了泰国的陶瓷业（此据传说的帕銮故事）2。此说为后来许多著作采用也受到不少学者质疑。元末人贡师泰《玩斋集》卷九《四明慈济寺碑》中有一条与此有关的资料：泉州人杨秀“仕宋为监舶官入国朝尝使暹人以其主来朝”。有学者认为碑文中说的暹主就是敢木丁亦即《元1 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针路、八路马、淡邈、乌季诸条。参见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9—21。
1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条作“必察不里城主麻木丁遣使来贡”但下文称“暹国王敢木丁”。必察不时（petchapuri今碧差汶）为暹国属城敢木丁即泰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Ramakhamheng。参见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页158—174。
2 参见邹启宇：《中泰关系史上的一个疑案》《历史研究》198o 年第5 期。史》所记大德元年的“暹国来朝者”但也有不同意见1。敢木丁是否来元尚难断定不过大德三年元旦成宗特赐虎符的“暹番世子”（当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很可能是本人来到了大都故待遇优于其他来贡“诸番”。据考敢木丁在位时间最晚可到1298 年2洛泰启程来元应在该年五六月或许还未继位为王故称“世子”（也可能已继位而尚未得到元朝正式“承认”）。但大德三年他就以“暹国王”名分上言：“其父在位时朝廷尝赐鞍辔、白马、金缕衣乞循旧例以赐。”（《元史·暹传》）
根据现存记载成宗以后延祐元年（1314）、六年至治三年（1323）天历元年（1328）元统元年（1333）暹国都遣使来元“入贡”3实际交往可能多于此。《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中国商船前往贸易的海外“诸番”中就有暹国。
暹国之南的罗斛国（都城华富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曾遣使来元“贡方物”。二十八年“罗斛国王遣使上表以金字书仍贡黄金、象齿、丹顶鹤、五色鹦鹉、翠毛、犀角、笃缛、龙脑等物”。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三年均遣使“来朝”、“来贡”（以上均见《元史》本纪）。《岛夷志略》“罗斛”条载；“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同书“暹”条亦载“谷米岁仰罗斛”）；其货币用■子“每一万准中统钞24两甚便民”可见当时元与罗斛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商船至其地者多故有中统钞兑换当地货币的比率。元末暹国衰微至正九年（1349）被罗斛新兴的阿瑜陀耶王朝（135o 年建都阿瑜陀耶——今曼谷北之犹地亚故称）兼并合为一国中国史籍称为暹罗1。
敢木丁从中国带回陶瓷工匠之说虽未必可靠但中国陶瓷生产技术在元代传入暹国则应无疑问。考古学者在古台古瓷窑遗址找到的瓷器多与河北磁州窑所出者相同而不同于早期当地人的产品说明当有中国陶瓷工在协助生产2。中国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古台王朝的碑铭中使用了干支纪年和纪日。此外周致中《异域志》说暹罗人“名姓皆以中国儒名称呼”这1 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文（载《光明日报》1978 年4 月6 日《史学》）最先利用了这条资料并提出此说。邹启宇则认为如果敢木丁亲自来朝《元史》不可能漏载其名故不同意此说（见上引文）。还有人认为“来朝”暹主更可能是大德三年正月朔受赐虎符的暹国“世子”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尚芳：《也谈素可泰国王来访问题》《历史研究》1981 年第1 期）。2 据泰国学者对古台城玛哈塔寺院一块古碑的研究兰摩堪亨在位时间最晚只到1298 年（大德二年）则洛泰应在此年（或更早些）继承了王位。参见邹启宇前引文（页183）。3 前三次见《元史》本纪后两次见王东《暹国回使歌序》（《皇元风雅》卷二二）。1 暹国“降于罗斛”的年代仅见《岛夷志略》记载。成书于元成宗时的《真腊风土记》中有“暹罗”之名显系元末明初人误改。最早著录“暹罗”之名者应为元末明初周致中的《异域志》。2 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页172；葛治伦：《1949 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页5o5。
可能只是少部分人但也可见文化影响之深。
真腊真腊国元代除沿用汉籍中这一旧名（又作占腊）外还有按其自称译为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或澉浦只等名明代始译为柬埔寨。九世纪其国统一耶输跋摩一世在位时（889—9oo）建新都耶输驮罗补罗（即吴哥城）。真腊与宋朝多次通使贸易往来亦甚频繁。
《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诏谕干不昔国来归附”所遣使臣应即同书《占城传》所载十九年十二月在占城唆都军中的“诏真腊国使”鲁蛮。《真腊风土记》说：“唆都元帅之置省占城也尝遣一虎符万户、一金牌千户同至本国竟为拘执不返。”按唆都率军至占城在至元十九年十一月鲁蛮可能是适于其时奉使回程途经占城但更可能是随唆都军前往或许就是周达观所记唆都派往真腊的使者。二十二年真腊与占城“贡乐工十人及药材、鳄鱼皮诸物”；二十九年有回回商人阿里愿自备船从征爪哇军前往占城、甘不察“招谕”诏准之但是否到达不明。元贞元年（1295）成宗遣使“招谕”真腊二年二月从明州启航七月至其国大德元年六月返回在真腊居留整一年。使臣随员周达观根据亲身见闻著《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及宫室、塔寺的宏伟建筑和精美雕刻对真腊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地理、物产、贸易以及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翔实的记载是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最丰富的可靠资料1。其可贵之处还在于记载了当时中国至真腊的航路、贸易和大量“唐人”寓居其国的情况列出真腊人喜爱的中国货物有金银五色轻缣帛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明州之席以及水银、纸管、麻布、雨伞等等可见元代与真腊贸易的繁盛。
此后元与真腊的官方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延祐七年（132o）元遣马扎蛮等使真腊等国取驯象天历三年（1329）真腊国“来贡罗香木及象、豹、白猿”（《元史》本纪）。实际上当不止于此。《岛夷志略》记述作者随商船所历诸国对真腊记载尤详说明民间贸易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1 近代学者对吴哥城的考古研究证明周达观的记载准确真实参见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第五节爪哇及南海诸国元朝通使南海诸国始于灭南宋之后1。至元十四年元军取福建南宋主管市舶的蒲寿庚投降使元朝拥有了通海外的主要港口泉州和大量海舶以及熟悉海外交通、国情和贸易的人才。次年八月忽必烈以大将唆都与蒲寿庚并为中书左丞行省福建诏命他们：“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从所欲。”（《元史·世祖纪》）十六年末又命朝臣与唆都商议“招收海外诸番事”并决定“诏谕海内海外诸番国主”（同上）。在此之前唆都已派治中赵玉出使爪哇（十六年十二月还其出使当在上年底）可能还通过蕃商向其他各国传达了上述欢迎“来朝”和允许自由互市的旨意于是十六、十七年相继有马八儿、俱兰、爪哇等国遣使来元。十七、十八年元朝先后派招讨使剌蛮和苫思丁等出使木剌由国（ma1ayu又译没剌由、麻里予儿等今苏门答剌东部之占碑此时为三佛齐国都所在故即指三佛齐国）招讨使杨廷璧等“招抚”海外各国宣慰孟庆元、万户孙胜夫出使爪哇1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爪哇是当时南海的强国杜马班（新柯沙里）朝国王葛达那加剌在位时（1254—1292）不仅将西爪哇纳入治下还征服了马都拉、巴厘岛并乘三佛齐（木剌由）衰落之机出兵往征迫使其臣服。因此元朝“招抚”海外诸国自然要以爪哇为主要目标。忽必烈认为只要征服了爪哇“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元史·亦黑迷失传》）。自唆都派赵玉出使爪哇以后元朝又多次派出使臣：至元十七年十月“遣使谕爪哇国”；十八年十一月“诏谕爪哇国主使亲来觐”（诏使应即宣慰孟庆元等）；二十三年七月“遣必剌蛮等使爪哇”（并见《元史·世祖纪》）。爪哇也有使者前来并曾进金佛塔（同上书至元十九年七月条）。但后来以右丞孟琪为诏使前往却被爪哇国王黥面逐回原因可能是胁迫其亲身入朝激怒了声威正盛的葛达那加剌2。
1 元朝通使海外的最早记录是至元九年亦黑迷失“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元史·亦黑迷失传》）。八罗孛国或以为即印度半岛南端西侧ma1abar 海岸地带（名见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行记）。但此时东南沿海港口都在南宋治下元使何由出海？实属可疑。
1 《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以奉使木剌由国剌蛮为招讨使” 十八年六月“奉使木剌由国苫思丁至占城船坏使人来言乞给舟粮及益兵”疑先后所记系同一次出使。又同书载至元十九年七月“宣慰孟庆元.使爪哇回”九月“招讨使杨廷璧招抚海外南蕃皆遣使来贡”此两使出使时间都应在十八年冬或更早。
2 《元史》卷二一o《爪哇传》、卷一六二《高兴传》均未载孟琪出使年代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谓葛达那加剌于1289 年黥逐元使孟琪（吴世璜汉译本页58）未知何据。二十九年忽必烈以爪哇辱逐诏使为由遣史弼、高兴、亦黑迷失（皆授福建行省平章）率军士二万海船五百艘往征（后实际出征军仅五千）。十二月由泉州启航三十年二月抵爪哇北岸之杜并足（今厨闽）马步军登岸6行水军仍乘舟进规定在八节涧（今泗水南）会师盖因其地上接杜马班下通大海“乃爪哇咽喉必争之地”。这时爪哇杜马班朝已于上年（1292）被其葛郎（谏义里）地方长官哈只葛当（即查耶卡旺1222 年亡于杜马班朝的谏义里王室后裔）攻灭葛达那加剌被杀其婿土罕必喏耶避居麻喏巴歇（今惹班）收集旧部与葛郎对抗。元军至爪哇土罕必喏耶即遣其宰相献户籍、地图迎降。三月一日元军会师八节涧于此立营留部分兵力镇海口然后进兵。土罕必阇耶遣人报告元军统帅说葛郎军来攻其地请求救援史弼等即率军赴麻喏巴歇击退葛郎军。随即分兵三路与土罕必阇耶之军一同进攻葛郎都城答哈哈只葛当抵抗失败被迫出阵1。四月土罕必阇耶请求回麻喏巴歇取所藏珍宝入朝贡献史弼、亦黑迷失轻信其言许之只派二部将带二百兵丁护送。道中土罕必阇耶突然袭杀元将卒并纠集军队夹路攻击从答哈城班师的元军2。元军且战且行三百里退到海口慌忙登舟回国。元朝远征爪哇之役损兵折将三千余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爪哇得而复失”很不甘心竟准备出兵十万再征称“此事犹痒在心”3可见其征服**多么强烈。
爪哇之役曾一度影响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如至元二十九年因准备出征“暂禁两湖、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元史·世祖纪》）。战后取消了禁海令传统关系很快恢复正常。据《元史》本纪元贞元年（1295）到至顺三年（1332）的38 年中爪哇（土罕必阇耶建立的麻喏巴歇朝）遣使来元达11 次此后则仅至正二十三年（1363）一次应是顺帝朝本纪记载缺略。至大元年（13o8）元朝还遣使臣不达达思送爪哇使归国致和元年（1328）元帝特诏“优护”爪哇国王扎牙纳哥。爪哇史料也记载麻喏巴歇高级将领阿迪查哇尔曼曾两次出访中国1当即《元史》所载泰定二年（1325）和至顺三年来元的爪哇国臣昔剌僧迦里也（僧迦剌）。延祐年间（1314—132o）元朝国师曾“附市舶往阇婆国觅藏”2。元时泉州等1 对哈只葛当的处置有四种不同记载。《元史·爪哇传》谓其出降后元军统帅“抚谕令还”；《史弼传》则谓“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高兴传》载元军遭土罕必阇耶攻击后“遂诛哈只葛当父子以归”；爪哇史书《巴拉拉端》说他被关在戎牙路狱中写了一诗然后死去。事实当是元军从答哈班师时收他及其妻子俘虏带走关押于戎牙路不久就死于狱中。
2 土罕必阇耶为何与帮助过他的元军反目为仇？《元史》只说他“既降复叛”《巴拉拉端》说是因为元军要把葛达那加剌的公主作为战利品带回中国（见前揭《印度尼西亚史》页63—64）。3 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1 前揭《印度尼西亚史》页7o。
2 《江苏金石志》卷二o《昆山州重建海宁禅寺碑》。
地商人经常到爪哇贸易获利甚大爪哇商船也往来中国、印度贸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就是在泉州乘爪哇商船西还的3。
元朝与其他南海国家和地区也先后通使。至元十八年（1281）杨庭璧第二次出使俱蓝（详后）次年其归途顺访苏木都剌（今苏门答腊北部东侧八昔河一带）、那旺（与苏木都剌相邻今实格里或谓即《元史》另见之马答国）等国苏木都剌王土汉八的欢迎元使到来遣其臣哈散、里蛮入朝那旺王忙昂比也遣使从庭璧来元。同年元又遣阿耽招徕法里剌（又译别里剌、法而剌今苏门答腊北部东侧兰沙西北）、阿鲁（今苏门答腊东岸巴鲁蒙河口）等国。二十一年福建行省遣使者八合鲁思招徕南巫里（又译南无力今苏门答腊西北端哥打拉夜[大亚齐]）、法里剌等四国均各遣使“以方物奉表来贡”元朝“封法里剌王为郡王佩虎符”。二十三年南巫里、那旺、苏木都剌、丁呵儿（今马来半岛东侧丁加奴）、急兰亦带（又译吉兰丹在丁呵儿北）等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以上均见《元史·世祖纪》）。二十九年亦黑迷失出征爪哇途中遣郝成、刘渊招抚南巫里、苏木都剌、法里剌、木剌由、毯阳（今苏门答腊东侧塔米阳河一带）等国皆遣使来元因暂时禁海其使者留居大都年余至三十一年遣还。元贞元年（1295）毯阳、法里剌、阿鲁三国酋长各遣兄或弟“奉金表来觐”（以上见《元史·成宗纪》、《亦里迷失传》）。
至元二十九年元朝遣宣抚使杨祥等入琉求（我国台湾）时曾有军船到过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当地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次年忽必烈打算遣使招三屿未成行。当时三屿人经常到泉州贸易其男子往往在泉州倾资文身回国后大受尊重“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岛夷志略》“三岛”条）。至大元年（13o8）元朝还派使者米楫出使苏鲁国（今菲律宾苏禄群岛）。
元朝与南海诸国的通使、通商较南宋有更大展《大德南海志》和《岛夷志略》著录了相当多前代未见记载的国家和地区足证交往的范围更广泛。在前书中将南海诸“蕃国”分为“小东洋”（指菲律宾群岛及加里曼丹岛）、“大东洋”（指爪哇及其以东诸岛）、“小西洋”（指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几个区域显然是以南海航路为中轴来划分的。这也说明元人的海外地理知识有了很大进步。
3 《马可波罗行记》页368；《伊本拔图塔行记》《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2 卷页51o。第六节印度、僧伽剌元代前期印度北部处于德里算端国（12o6 年建立）突厥-穆斯林诸王朝统治之下南部则并存着若干大小不等的印度教王国。到十四世纪初叶南印诸王国先后被德里算端国征服成为其直辖省份或附属国。
1222 年初成吉思汗遣军追击逃入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及其部属攻掠了印度西北部一些地区。太宗、宪宗时期先后派遣蒙格秃、斡忽秃儿、答亦儿、撒里等率军征印度和怯失迷儿多次侵入木尔坦、拉合尔和怯失迷儿等地1。其后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都与德里算端国屡有接触从1279 年至1329 年有八次蒙古军侵入印度北部的记录而元朝则主要通过海路与印度半岛南端的马八儿、俱蓝交往。马八儿（ma’abar）阿拉伯语意为“渡口”指由印度渡到斯里兰卡岛之处即半岛南端东侧的海岸地带为潘底亚王国（pandya都城马杜赖）之境。十三世纪初潘底亚复兴摆脱了注辇王国的统治至中叶兼并了注辇国大部地区领土扩展到佩内尔河成为南印度强国之一。俱蓝（又译俱喃、阁蓝、故蓝今奎隆）位于印度半岛南端西侧马拉巴海岸为喀拉拉王国（kera1a十三世纪初从注辇王国统治下独立）的中心唐以来一直是东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海港。《元史·马八儿传》说：“海外诸蕃国唯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应是指其在海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而言。下面将元朝与马八儿（潘底亚王国）、俱蓝以及僧伽剌国（又译新合剌的音今斯里兰卡）使节往来的有关记载列一年表（未注出处者皆见《元史》）：至元十六年（1279）——马八儿遣使来献珍物。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十七年——庭璧至俱蓝其国主令其弟书回回字表文交庭璧转进表示明年将遣使入贡。马八儿遣使上表贡宝物、犀、象。以哈撒儿海牙为俱蓝国宣慰使与庭璧同往其国“诏谕俱蓝国使来归附”。
十八年——哈撒儿海牙、杨庭璧于正月由泉州出航三月至僧伽剌因阻风改航至马八儿登岸欲借道由6路达俱蓝马八儿以路不通为辞（据其宰相不阿里私下向元使报告其时马八儿正准备与俱蓝交战）遂还。遣俺都剌出使马八儿杨庭璧再使俱蓝。
十九年——庭璧至俱蓝国主迎受诏书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奉表入贡；寓居其国的也里可温领兀咱儿撒里马、木蛮领马合麻亦遣使奉表同来进贡；因事适在俱蓝的苏木达国1宰相那里八合剌摊赤代其主打古儿遣使进表和贡品。马八儿国遣使以金叶书及土物来贡。
1 《元史》卷三《宪宗纪》；《史集》汉译本第1 卷页177—178第2 卷页6o； 第3 卷页19；波义耳：《术兹札尼〈纳失里编年史〉所见阿富汗和印度的蒙古统帅》见其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Ⅸ。1 伯希和以为苏木达即《元史》另见之“须门那”今印度迈索尔邦哈里比德见《马可波罗行记注》页83o。
二十年——以杨庭璧为宣慰使出使俱蓝等国；以金符赐俱蓝王瓦你。
马八儿遣僧撮及班入朝。
二十一年——亦黑迷失出使僧伽剌国观佛钵舍利。马八儿遣使贡珍珠等。
二十二年——遣马忽、阿里往马八儿求奇宝。
二十三年——马八儿、须门那（苏木达）、僧急里（僧伽剌）等国各遣子弟来朝贡。
二十四年——马八儿遣使进方物有奇兽一。俱蓝遣使不六温乃等来朝。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取佛钵舍利。次年至得其良医善药马八儿亦遣使来朝。
二十六年——马八儿进花驴二。
二十七年——遣桑吉剌失等往马八儿访求方伎士。
二十八年——马八儿遣使进花牛等。俱蓝遣马不剌罕丁进金书、宝塔、番布、药物等。遣礼部尚书阿里伯、侍郎别帖木儿、亦列失金出使马八儿其宰相不阿里率百人随元使入朝愿归附遂寓居泉州不返后成宗特授中书左丞商议福建行省事1。遣礼部尚书铁里、侍郎阿老瓦丁、不剌出使俱蓝。遣左吉出使僧伽剌。
二十九年——僧伽剌遣使入觐。
三十年——遣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等使俱蓝、僧伽剌、可儿纳答三国赐僧伽剌酋长三珠虎符。
三十一年——遣秃古铁木儿等使俱蓝。卜阿里使马八儿还。
元贞二年（1296）——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儿。
大德元年（1297）——赐马八儿国塔喜二珠虎符。
延祐元年（1314）——马八儿国主昔剌木丁遣其臣爱思丁来贡方物。
马八儿于1311 年被德里算端国兼并置为一省任命穆斯林长官治理延祐元年遣使“来贡”的昔剌木丁应是德里算端所任命的马八儿省长而非“国主”。十四世纪初叶德里算端国通过多次军事征服将南印度完全置于统治之下；到中叶其国衰乱马八儿以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长官或印度王公纷纷叛乱自立。印度半岛的战乱和政局变化大概是大德元年以后元朝与这个地区使节往来骤减的一个原因但数十年中见于《元史》记载者只是延1 《高丽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载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因与其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世祖以奸臣桑哥之妾高丽蔡氏赐之为妻。按刘敏中《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载其先世西域哈剌哈底（今阿曼马斯喀特东ka1hat）人父寓居西洋国（指马八儿）得国王宠信使与诸弟齿掌国政。不阿里继父职仰慕中国主动遣使入贡并有意归附至元二十八年遂弃妻子产业携部属百人随元使来朝世祖赐妻蔡氏遂留居泉州成宗特授为中书左丞商议福建行省事。此不阿里即《高丽史》所载之孛哈里《元史·马八儿传》之宰相不阿里。参见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大学学报》198o 年第4 期。
祐元年一次与以前连年不断的频繁交往相对照殊为可疑很可能是史籍有所缺略。《伊本·拔图塔行记》就记载了一次不见于汉文史料的重要通使：1341 年中国皇帝（元顺帝）派了一个使团到印度向德里算端（muhammadTugh1uq）赠送奴婢1oo 名锦缎5oo 匹以及麝香、珠袍、宝剑等物遣使目的是要求重建samha1 地方（今谟拉达巴德西南桑巴尔）一座以前中国人常往朝拜后被算端军队破坏的佛寺。次年春算端遣伊本·拔图塔率使团（随同中国使臣）回访以男奴、印度歌舞女各1oo 名精布（bairam）、丝料（juz）各1oo 匹盛饰高马1oo 匹回赠中国皇帝。使臣船只在古里（今喀拉拉邦科泽科德）港口准备出航时突遭暴风浪礼品尽没随员失散中国使臣改从俱蓝搭乘本国商船回国而拔图塔不敢回德里报告辗转去了许多地方三年后才从朋加剌（孟加拉）乘商船经苏木都剌来到泉州幸遇前中国使臣为他证明身份地方官奏报朝廷获准赴大都朝见不久仍由海路西还。
元代中国与印度、僧伽剌的贸易十分繁盛。忽必烈时期连年不断的使节往来有不少名义上是政治关系（如所谓“入贡”、“献方物”之类）实际上是贸易活动。此外还有史册未载的官、私贸易往来。马八儿宰相马因的曾对元使杨庭璧等说：“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元史·马八儿传》）《马可波罗行记》载“蛮子”（中国南方）地方的商船常载货物至俱蓝、下里（今喀拉拉邦坎纳诺尔西北）等地可获巨利；马八儿地区出产的精货香料也大半运往“蛮子”地方销售。《元史·食货志》载元贞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俱南（俱蓝）、梵答剌亦纳（在科译科德北）三蕃国交易”可见这三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商人常往之处。元中叶以后中印间通使渐稀而贸易往来则仍很活跃。据《岛夷志略》和《伊本·拔图塔行记》所载元代后期情况俱蓝、古里、下里、梵答剌亦纳、马八儿、沙里八丹（今泰米尔纳德邦讷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图塔所记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里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国商船前往贸易1342 年伊本·拔图塔在古里时就见到港中停泊的中国船只多达13 艘。通使和贸易关系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元朝还遣使赴印度“访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得良医善药”元成宗下诏给派去专为“取药物者”授会同馆使、副职衔（《元史·成宗本纪》）可见对引进印度医药十分重视。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过最重要作用的中印佛教关系唐以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逐渐消亡而日趋沉寂但并没有断绝特别是西藏地区与被称为“印度佛教最后据点”的波罗王朝（八至十二世纪。统有比哈尔和孟加拉地区）的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到元代仍有一些印度僧人来到中国其中事迹较详者为那摩与指空。那摩北印度迦湿弥罗（怯失迷儿）人弃家隐居大雪山下修头陀行十三年善持咒大约在1235 年与兄斡脱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礼敬。那摩曾劝大汗颁行宽宥诏书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蒙哥即位后封他为国师命掌全国佛教 1253年奉旨南来中原驻燕京修复了多处残毁佛寺。当时中原佛、道争执那摩与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禅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伪经诋毁佛教和侵占佛寺诸事并以佛教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255 年在和林、1258 年在开平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忽必烈与蒙哥不和那摩劝导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调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1。指空（苏那的沙野）据称是“中印土王舍城刹底里孙”（指出身刹帝利种姓）2如果他活到128 岁的说法可信应生于1236 年。八岁入那兰陀寺为僧十九岁南往楞伽国（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奥旨并游历南印度各地多年。后至吐蕃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达同来大都；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辗转入蜀坐禅三年。继走罗罗斯地界至云南昆明尝坐夏龙泉寺书梵字般若经。又游湖广贵州元帅府官皆受戒苗、徭、僮、葛佬等诸洞蛮俱来请受戒但不容于湖广行省参政遂前往进谒皇帝经庐山至扬州守臣以舟送于大都。泰定元年（1324）至上都见帝旋即东游高丽参礼金刚山高丽王及众官劝请稍留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传授其僧俗人众。奉旨还大都天历元年（1328）文宗命与众僧**内庭受到众僧的窘辱排挤后众僧犯罪或诛或斥指空声名遂大显。元顺帝对他眷遇有加皇后、太子迎入延华阁问法。至元二十三年（1363）示寂3。指空久留大都“相传能前知号为3oo 岁人敬之如神”④。在印度本国佛教殆已灭绝的元代上述两位印僧先后在中国竟大受尊礼不能不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元代还有一位中国僧人赴印游历：忽必烈时期蜀僧元一游“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贝多叶经及佛如来铁钵献帝诏安置玉石佛于万寿山供养以七宝函贮贝叶经“严加信仰”以佛钵“镇库藏”1。
1 《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常山贞石志》卷十五；《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参见陈得芝《元代内地藏僧事辑》《中华国学》创刊号香港1989 年。2 危素：《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危太仆集》卷十。
3 李穑：《梵僧指空禅师传考》《大正大藏经》史传部三；上揭危素文。④ 宋濂：《寂照圆明大禅师璧峰金公设利塔碑》《宋学士文集·銮坡后集》卷五。1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第七节非洲、阿拉伯半岛元代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半岛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北非的密昔儿（埃及）2、麻加里（马格里布主要指摩洛哥）东非的弼琶罗（柏培拉）、马合答束（摩加迪沙）、层拔（桑给巴尔及相邻东非沿岸地）阿拉伯半岛的默茄（又称“天房”、“天堂”即麦加）、哑靼（亚丁）、瓮蛮（阿曼）等3。
当时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是马木鲁克王朝（1252—1517）统治下的埃及。
126o 年伊利汗旭烈兀在攻取叙利亚后遣使招降埃及马木鲁克算端忽秃思杀使者出兵击败蒙古军于阿音扎鲁特（耶路撒冷北）乘势夺取了叙利亚。此后埃及与伊利汗国不断生冲突马木鲁克统治者利用伊利汗与皈依伊斯兰教的钦察汗的矛盾与钦察汗国结盟使节往来关系很密切。伊利汗国的蒙古官员和军队也有不少因内部矛盾而投奔到埃及。通过各种交往埃及人对元朝和各汗国情况有了相当了解在当时埃及史家的著作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参见本书《国外资料》章）。元代来中国的回回人数以万计其中也有埃及人。据伊本·拔图塔记载行在城（杭州）就有一家埃及大商人父名斡思蛮·本·阿凡（othman bin affan）已故诸子承父业这一家在城内建设了居住区和礼拜寺可见是经济势力很大的回回家族1。
宋代中国与东非地区已有直接交往元代有了进一步展。《马可波罗行记》在讲述摩加迪沙（此名曾长期被误认为马达加斯加）2一节中说大汗忽必烈曾遣使至该地诸岛调查种种奇闻异事其中一名使者被岛人扣留于是大汗又派人传旨命其释放使者；使者回国向大汗报告了诸岛情况并呈献了带回来的长达9o 掌幅的异鸟之羽和重达14 磅的野猪巨齿。马可波罗说他在元廷曾亲见这些珍物并作了测量所述之事是真实的。据此则忽必烈曾两次遣使到摩加迪沙一带。虽然汉文史料未载这两次遣使事但有一条重要史料可以证明元朝确实派使臣到非洲地区。《经世大典·站赤》载：[大德五年十二月]“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2 973 年埃及法蒂玛王朝迁都于新建之开罗城。阿拉伯语为misra1-Qahirah 意为“得胜者之城”埃及遂被称为misr。宋代汉文文献译为勿斯里元代译为密昔儿或密乞儿、米西儿。3 《大德南海志》载：“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其来者视昔有加焉。”麻加里、弼琶罗层拔、哑靼、瓮蛮皆见所载“诸蕃国”中。或谓同书之“黑加鲁”黑为嘿之讹即宋人《诸蕃志》、《事林广记》之默伽腊《岛夷志略》之哩伽塔为maghrib译名 若是则与麻加里一名重复。层拔即《岛夷志略》之层摇（拔之讹）罗。马合答束名见《经世大典·站赤》。
1 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6—497。
2 《马可波罗行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页431；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79—781。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1马合答束即摩加迪沙。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称其所载诸蕃国地理风物“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其层摇（拔）罗条的记述较《诸蕃志》更为准确并谓其地田瘠谷少“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说明元代中国商船到达桑给巴尔一带东非沿岸地区贸易是确切无疑的。近百年来在这些地区不断现数量甚多的中国钱币（主要为宋钱）2和瓷器等遗物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唐宋时代中国人对北非西部即马格里布的情况就有所了解3但中国与该地区有交往的明确记载则出现于元代。大约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作为印度德里算端的使臣来到了中国。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当地官员的款待并获准游历了广州其后奉旨北上大都朝见。途经kanjanfu（建昌府？）时他见到了在这一带回回人中享有盛誉的**学家、摩洛哥休达市人吉洼木丁（kiap; a1-din）原来就是他在印度已认识的布思里（a1-Bushri）。此人曾随其舅父居德里年青而富学识德里算端因伊本·拔图塔的推荐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里但他执意来中国终于获得成功既显且富拥有男奴、女婢各5o 名他向伊本·拔图塔赠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礼物④。次年伊本·拔图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还本国。后来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记》中详细报导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尤其着重描述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大都的情况。据他说当时中国的瓷器远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了摩洛哥1。这部《行记》对摩洛哥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
元代中国的回回人极多按照伊斯兰教徒遵奉的五行仪（’ibadat）之一只要有能力都必须到麦加朝圣而后可称“哈只”。《岛夷志略》“天堂”（即麦加）条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云南是元代回回人较多的地区赴麦加朝圣者当不少明初著名航海家郑和的父亲名叫马哈只可能就是曾赴麦加朝圣者之一。回回人在元代海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经商和朝圣活动无疑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亚丁自古就是阿拉伯半岛与印度、中国交通的主要港口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1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
2 元灭宋后即罢用铜钱有元一代仅至大、至正两次短暂铸钱并许与旧钱通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多携铜钱（主要是宋钱）出海至元二十三年诏“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元史·世祖纪》）；三十年制订的《市舶则法》又规定“金银铜钱..并不许下海”（《元典章》卷二二）可见私贩铜钱者未绝。3 《通典》所录杜环《经行记》中的摩邻国有人认为即指马格里布但尚难肯定。《岭外代答》中的木兰皮国即1o56—1147 年统治该地区的murabit 王朝《诸蕃志》的“默伽猎国”即maghrib已成定论。④ 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4—495。
1 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