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中东西魏、北齐趁机吞并了梁的一些领地梁的某些将领也纷纷投降北朝是以梁“州郡大半入魏”。南朝的疆域大大缩小只有江陵以下的江南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丧失。直到陈朝统治时一直都是划江而守。
梁是南朝时间最长的朝代：相对地说也是南朝比较拥有实力的朝代。
此后的陈朝无论地域和实力都大不如梁北强南弱的形势也更为显著。第四节北齐北周间国力的升降和突厥的兴起东魏、北齐的民族矛盾和错误的民族政策高欢创建的东魏起初在军事、经济、地域范围上都远远过宇文泰的西魏。自公元534 年不堪忍受屈辱地位的孝武帝西入关中高欢事实上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次政治上的失算使他面临两大敌人一是南朝一是西魏。尽管他们之中有强有弱但都是堪与之匹敌的独立政权。高欢要想在对峙中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成为全中国唯一主宰就必须强化东魏的统治。但因其民族政策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使原来居于优势的国力转为弱势。
高欢集团是依靠六镇鲜卑贵族尤其是以怀朔镇鲜卑贵族的支持起家的。因而他认定自己的政权应该是鲜卑人的政权这个政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鲜卑贵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也争取汉族的门阀世族参与政权作为政权的第二种支持力量。为此他自称是渤海汉族高氏的子孙又把女儿嫁给华阴门阀世族杨愔想以此提高自己在汉人中的威信。他所引用并授与要职的官吏如高敖曹、高乾等人都是汉族门阀世族中人物。他还企图调和当时相当尖锐、紧张的鲜卑与汉人的关系下令军中“不得欺汉儿”。他告诫鲜卑人要懂得怎样使用汉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对饱受鲜卑贵族欺负的汉人他又换了一副腔调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七）高欢的这些方法并不能促进民族关系的融洽解决当时颇为尖锐的民族矛盾。
高欢的儿子高澄在政治上有不同于高欢的看法。公元538 年高澄任吏部尚书后进行过革新废除了以论资排辈为晋升标准的年劳之制这是一种“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资治通鉴》卷一四九）为庸才大开仕途之门的制度。高澄废除了这一制度开始选拔贤能注重官吏的才学。“凡才名之士虽未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议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资治通鉴》卷一五八）高澄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依靠汉族势力为高氏集团代魏作准备。高澄也知道这样会引起鲜卑亲信的不满但他决意坚持下去。有一次他故意在满室鲜卑勋贵的注视下给汉人崔暹让位作揖以示敬重借以抬高汉人世族的政治地位。他把崔暹和崔季舒视为心腹委以重任。这就更加引起一些鲜卑贵族的不满。高澄一死崔季舒和崔暹就被强加罪名鞭打受辱配边鄙之地。
公元55o 年高洋称帝正式取代东魏静帝元善见建立了北齐。但这时鲜卑贵族与汉世族之间的矛盾还是没有缓和。
高洋时一批汉族官吏像杨愔（高欢之婿）、郑子默、燕子献等在朝廷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虽然不能说高洋对他们不器重但高洋认为自己的政权是鲜卑人的政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这部分人的根本利益。尽管他也引用汉人但是有所提防。汉世族杜弼为人直率当着高洋的面部敢鄙视鲜卑人说他们只会骑马坐车。高洋心里就很不痛快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终于把杜弼杀了。他立汉人李夫人为后李夫人是汉世族大地主赵郡李氏之女。立她为后不能说仅仅是出于宠爱而没有政治上的用意。他立李夫人所生的高殷为太子后又嫌高殷软弱有汉家气质没有鲜卑人横刀立马的英雄气概。高洋要高殷杀人高殷害怕连砍几刀还没有割下头来。高洋气得打颤认为此儿无用不堪为帝。但他临死前还是命尚书令杨愔、侍中燕子献等汉族官吏辅佐高殷继位。
高殷继位意味着具有汉家血统的人统治北齐这使北齐鲜卑勋贵大为震动他们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生。高洋弟弟高演、高湛联合朝廷鲜卑权势人物动宫廷政变杀了杨愔等人废了高殷高演当了皇帝。这是争夺皇位的斗争但同时也是汉与鲜卑的矛盾。这一点高欢妻子娄氏就说得很明白她是坚决反对高殷为帝的理由是：“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指李夫人）斟酌！”（《北齐书·杨愔传》）
北齐统治的晚期汉世族在朝中地位更加低下。鲜卑贵族韩凤常常当面骂汉人“狗奴大不可奈唯须杀却。”（《北齐书·韩凤传》）高欢时有人说治河役夫多溺死要想法解决。鲜卑勋贵刘贵听了说：“一钱汉（汉人的生命只值一文钱）随他死。”汉世族高敖曹听了十分愤怒拔刀要杀刘贵。高欢只好劝阻还没有斥责高敖曹。而此时韩凤辱骂汉人却再也没有人出来表示愤怒了。
东魏、北齐汉世族与鲜卑贵族的矛盾以及统治者一直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就使东魏、北齐政治上蒙上了阴影不能像西魏、北周那样争取各方面对自己政权的支持。
东魏、北齐政治的**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也不敢打击豪强势力（包括鲜卑和汉族豪强）适当地限制他们的经济扩张而是采取听之任之甚至鼓励纵容的态度。
东魏时官吏贪污盘剥人民的情况就很严重。豪强纷纷庇荫人口与政府争夺劳动力政府利益受到很大损失。所谓：“是时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隋书·食货志》）高欢对此不敢进行制裁。汉世族杜弼不知其中缘故一个劲地劝高欢采取措施。高欢对他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宇文泰）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着急作法网不相烧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北齐书·杜弼传》）高欢的顾虑有其客观的原因但他对这些人的纵容不但不会使东魏、北齐强盛起来反而会腐蚀吞没这个政权。对这一点高欢没有认识到。
北齐后主高纬统治时北齐政治**昏暗到了极点。后主比起高欢、高澄这些前辈来说无论智力、才能和个人品质都差多了。
齐后主生长深宫没有统治经验。他宠信乳母6令萱6令萱收养和士开、高阿那肱为养子与他们结为一伙权倾朝廷。他们“卖官鬻狱聚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杀生予夺唯意所欲。”（《资治通鉴》卷一七二）起初6令萱曾推荐汉世族祖珽执政于朝廷。祖珽执政后政治情况有所好转史称祖珽“颇收举才望内外称美珽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官号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为致治之方。”（《资治通鉴》卷一七一）但不久就因触犯鲜卑勋贵的利益而被陷害。北齐后主时昙花一现的振兴气象很快化为乌有。直到北齐灭亡这种**政治才算结束。北齐河清三年（564）虽然宣布实行新的均田和赋役制度但北齐朝廷对大土地兼并已束手无策。从《关东风俗传》的描绘可以看得很明显。“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肥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又说“露田虽复不听买卖买卖亦无重责。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至春困急轻致藏走。”“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通典·食货志·田志》）由此可见北齐的均田制几乎已名存实亡。这种状况的出现无疑加了农民的破产以致流离失所。这当然是北齐政府所不愿意的但又是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人民只好用起义的形式来争取生存的权利。从东魏初到北齐末农民起义爆的次数是较多的地区也较广规模虽然没有达到全国范围但也常常众至万人。农民起义对北齐的灭亡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东魏、北齐本来国力在当时鼎立三方中并不居于劣势。从地域上看它所占据的地区经过北魏长期经营经济基础是比较厚实的。当时中原最富庶的农业地区大都在北齐境内而且还兼有鱼盐之利。仅沧州一地就有煮盐地一千四百八十四处（见《魏书·食货志》）。它的手工业、制造业如冶铁、制瓷也很达。但北齐政府统治下的贪污公行苛重的赋税很快摧毁了他的经济实力。东魏、北齐的军事力量是高欢起家的资本但在后期也已**衰弱失去了在军事上的优势。北齐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了。
西魏、北周转弱为强宇文泰操纵下的西魏本是当时南北鼎立的三方中所辖之地最小、势力也最弱的一个政权。然而它最终却由弱变强灭了北齐。
在宇文泰控制西魏的初期民穷兵弱处境十分艰难。魏孝武帝西奔随从不过左右微臣。北魏朝廷得力之臣多为高欢所用。为了建立巩因的统治集团宇文泰不得不面对现实一方面竭力争取关西世族的支持另方面则缓和阶级矛盾争取国内形势的好转走向繁荣和稳定。宇文泰苦心经营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措施。经过两代人的努力这才在夫西立足并且越来越强大到北周武帝时北方的局势就为之一变了。
在西魏初期宇文泰急欲革易内政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献策。其中有苏绰提出来的六条措施：”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捆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这六条宇文泰都“甚重之常置诸坐右又令百官习诵之”（《资治通鉴》卷一五八）。不会背诵六条的地方官甚至有丢官的危险。
宇文泰在魏孝文帝之后再次规定了均田制和赋役制度。为了保证均田制和赋役制的推行西魏以及后来的北周朝廷是作了一些努力的。北周法律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了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隋书·刑法志》）西魏对农业的恢复展一直较为重视他们认识到：“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周书·苏绰传》）因此宇文泰令官吏励行劝农对那些能执行命令、奉公清廉的官吏大行奖赏。河北太守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最”宇文泰给他厚赏并让他进朝谒见时另立一旁以示尊贵朝野为之叹服称之为“独立君”。而对那些贪官污吏则严惩不殆宇文泰内兄王世贪污就被他处以死刑。朝廷着力劝农及吏治的整顿对均田制和赋役制的推行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是尽管如此均田的实际效果远远达不到规定的数量。根据新现的敦煌石室资料中《郑延天富等户户籍计帐残卷》（斯坦因汉文书第613 号）记载残卷所涉及的三十三户中只有六户授田达到规定数字；而其余各户授田数量则远远达不到规定标准。这一文件经中国学者考订为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户籍或计帐。它的出土说明了两点：其一证实西魏确实行过均田制。其二证实西魏时期均田制下农民实际授受的土地还达不到规定数目。然而从残卷中却可见尽管均田户授田不足但他们是要依照足额授田数目交纳田租、户调的。而且每年还要服二个月的力役。由此可见农民的负担还是比较沉重的。但由于西魏朝廷尚能大体上做到“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在赋役上力求均平规定从守令到正长都要斟酌得当以免激化阶级矛盾。所以关陇地区土地兼并要比北齐统治区域度慢些程度也小些均田农民多多少少还能分到一些土地从事生产。所以西魏北周局势能够平稳下来使实力逐渐过北齐。
宇文泰在西魏的改革宇文泰在军事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创立了府兵制。府兵制具体的建置年代说法不一。有认为建于大统三年（537）也有说建于大统八年或大统十六年（542—55o）它在中国历史上先后维系了二百多年直到唐中叶玄宗天宝年间才趋于破坏。这可见府兵制的创立意义是深远重大的。初创时的府兵制是仿效鲜卑拓跋早期部落制的一种兵制。早期部落制时期拓跋氏部落联盟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是战斗员一部落的成年人都统一在部落酋长的帅领下。宇文泰初创建时的府兵制就是摹仿这种制度的。它以八拄国统领全部军队一个柱国就相当于一个部落酋长“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周书·文帝纪下》）。改从其姓就是人为的使他们成为一个部落一个血统。
早期的府兵与农民是分离的。府兵是一个特殊的集团不属于郡县管辖即所谓“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北史》卷六十）。
早期府兵制的优点在于：一、一个军事单位有如一个部落他们的关系有如同姓兄弟内部团结好、组织好因之战斗力是强的。所谓“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二、士兵的身分、社会地位提高了部落成员都是自由人。南北朝时期兵的身分地位是普遍降落了无论被称作士家、兵家、兵户、营户、府户等等他们的身分都是依附民。拓跋氏留在北边六镇的士兵身分就明显地经过这种变化。北魏末的魏兰根曾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因此他建议：“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序一准其旧。”（《魏书·魏兰根传》）役同厮养和悉免为民说明他们身分的低下。他们心中不满终于爆了六镇起义。府兵制摹仿部落制使军中上下成为同姓一家“抚养训导有如子弟”兵士身分地位大大提高从厮养成为子弟。三、府兵的生活待遇提高了他们当兵以外“无他赋役”；训练有素了“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
西魏的府兵最初可能以鲜卑人为主但西魏鲜卑人不多六镇起义后的鲜卑人大多留在东魏。
宇文泰起家靠的是以武川镇兵户为骨干组成的军事集团。起初它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后来逐渐有所展。孝武帝入关前宇文泰又创立了十二军“简诸将以将之”赵贵、李弼、独孤信等人就是各军将领。这时十二军仍带有浓厚的部落兵制的色彩。大统九年（543）西魏军已有十万人左右。但邙山一战西魏军伤亡近六万人。经此惨败加上关陇地区鲜卑人兵源本来就有限宇文泰不得不开始用汉人充兵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周书·文帝纪下》）至此汉、鲜卑共同组成军事力量以备防守征讨之事。府兵制的这一演变使鲜卑骑兵和汉人乡兵结合在一起也使鲜卑将领和汉族大姓结合在一起。旧六镇军人入关者和当地强宗大族结合组成关陇统治集团。汉人的加入扩大了府兵制的兵源改变了府兵主要是鲜卑兵的成分。
府兵制也由原来脱离农业生产的兵农分离制逐渐走向兵农合一化。但兵农结合的最后完成是隋唐时才实现的。西魏北周时只有一点萌芽。由于豪族所领乡兵实际上也就是农民他们与早期部落军事组织不同往往与农业生产结合较密切但这时的府兵制还没有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兵民还是分别治理的。
府兵制的创立是西魏北周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它对增强西魏北周军队的战斗能力对强化朝廷权力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由于一个军事单位有如一个部落使兵士之间如同兄弟相处利于团结战斗力也就因此而增强。西魏北周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逐渐过东魏。
在政治上宇文泰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深知要在关西立足与东魏、南梁争一日之长就必须培植起自己的支持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必须包括汉族。但汉族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一定的民族界限。宇文泰不愿像孝文帝那样全盘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积极汉化他把魏末六镇起义看作是鲜卑人对汉化的反抗。但是他也看到不汉化也是没有出路的。他采取的办法是：军事鲜卑化；政治汉化。公元554 年宇文泰宣布孝文帝时改姓元的鲜卑人一律改姓拓跋然后又将汉人改姓鲜卑姓。如赵贵赐姓乙弗氏苏绰弟苏桩赐姓贺兰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府兵制中的汉族士兵也一并跟其汉将改姓。宇文泰想用这种表面上的鲜卑化来平衡西魏政权日益汉化的现实。
宇文泰不仅在军事上依靠汉人而且在政治上也积极吸引他们参与政权。府兵高级将领中汉人占了四分之一。帮助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文官如苏绰等也是汉人。宇文泰确信汉人制度有值得仿效之处。他令苏绰、卢辩依周礼改定官制。当然周礼已年代久远。但正因年代久远他才可以在周礼的旗号下作适合于自己意愿的变动。他所行官制有许多已是秦汉制度。他打起周礼的旗号也还有深一层的意义这样就是想因此而使自己的政权带有几分古老华夏文化的色彩。改革后的官制加强了朝廷集权这对朝廷权力的上升是有好处的。在选拔官吏上西魏“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因之“其所察举颇加精慎”（《通典》卷十四《选举典》）。这种唯才是举的方针对于西魏整个官制的更新无疑是重要的环节。这比起北齐的佞幸卖官要好得多。由于选官制度的严格西魏吏治是较为清明的。
励精图治的宇文泰很想给邻近的齐国一点颜色看看。北齐当时虽然弱点已经暴露但仍处于强盛时期。几次讨伐西魏都无功而还。而南方的梁朝这时却陷入内乱之中。宇文泰认准时机对衰败中的梁朝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比北齐占到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55o 年乘梁朝内乱宇文泰派大将杨忠包围了梁的安6安6附近诸城的梁守将也纷纷投降西魏。从此“汉东之地尽入于魏”（《资治通鉴》卷一六三）。同年二月杨忠乘胜到达石城准备进攻江陵。湘东王萧绎连忙派使臣同杨忠谈判缔结了出卖国土称臣于西魏的盟约规定“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6为界诸同附庸并送质子”。萧绎之所以如此慷慨是想借用西魏力量灭掉与他争夺皇位的哥哥萧纶。西魏乐得从中渔利。不久西魏果然如约杀了萧纶。到了公元553 年萧绎已经称帝（梁元帝）。这时他的八弟萧纪也已在蜀称帝率水军东下以讨侯景为名实际上是冲着萧绎而来。萧绎再次求救于西魏。宇文泰高兴地对群臣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他采纳了大将军尉迟迥的建议派他率甲士一万二千人马万匹从散关兼行袭蜀西魏轻易地于当年就拿下了蜀。至此宇文泰的胃口更大了。公元554 年十一月西魏军攻破江陵引狼入室的萧绎被杀。西魏获得梁朝数万人口驱入长安分赏三军作奴婢。对梁朝的侵犯使宇文泰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了。
公元556 年宇文泰病死时年五十二岁。《周书·文帝纪》说他“知人善任使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能驾驭英豪..性好朴素不尚虚饰”。虽有过誉之嫌但基本上勾画出了他的政治品质。宇文泰对西魏和以后北周的强大有突出贡献他制定的缓和阶级矛盾的均田、赋役制和强化中央政权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府兵制以及注意平衡调节汉和鲜卑两族矛盾的政策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些政策的实行为北周武帝时期的强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武帝和北周的强大宇文泰死后诸子年幼不能担当大任政权落在他的侄子宇文护手中。宇文护见宇文氏家族势力已经强大到可以代魏的地步就迫使西魏恭帝拓跋廓封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周公。公元557 年宇文觉登天子位废西魏建立了周朝史称北周。
同年宇文护先杀宇文泰的旧臣赵贵、独孤信以及对他独揽北周大权表示不满的人。宇文觉对宇文护专权也越来越反感便与一些大臣亲信密谋想除掉宇文护。宇文护察觉后先制人杀宇文觉另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天王。公元559 年宇文毓改称皇帝是为北周明帝。公元56o 年宇文护又杀了周明帝改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邕为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周武帝。
周武帝不同于被杀的两个兄弟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宇文泰对他一直很器重曾对人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周书·武帝纪上》）周武帝即位之初不露声色表面上听凭宇文护摆布而暗中却积极积蓄实力终于在公元572 年杀宇文护夺回政权。他在他父亲励精图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先值得提出的是释放奴婢。西魏、北周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宇文泰灭南朝萧绎时将江陵男女数万口没为奴婢。周武帝即位后于公元565 年下诏：“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赎为庶人。”公元572 年再次下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周书·武帝纪上》）。公元577 年灭齐后即下诏：“自伪武平三年（572）以来河南诸州之民为齐破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听还；愿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周书·武帝纪下》）同年不久又下诏：“自永熙三年（534）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通过这两个诏书北齐公元572 年以来抄略的奴隶、北周自公元534 年平江陵自由民被没作的奴隶和北周在576 年十月以前抄略北齐民没为奴隶的都放免了。只有公元576年十月和齐作战新被俘掠的奴隶未被放免。周武帝这一举动对于一个鲜卑皇帝来说是颇为不易的。以战俘为奴是鲜卑长期沿袭的旧例。周武帝释放奴婢是对祖宗以来旧习惯的改变。这一改变把公私奴隶解放为良人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力量削弱了豪强私家势力。同时也推动了鲜卑族奴隶制残余向封建化的转变。
周武帝的第二项值得提到的措施是他开展的灭佛运动。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阶段。大量人口遁入佛门朝廷失去劳动人手和士兵来源。因此周武帝决心灭佛“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周释昙积《谏周太祖沙汰僧表》“太祖”当作“高祖”）。周武帝灭佛是经过长期的准备的。他先允许佛教徒申述教义让佛、道二教自由争辩。公元574 年他召集百官宣布儒、佛、道三教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末。后来才正式下诏灭除佛教“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书·武帝纪上》）将寺院财产分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灭齐后周武帝又下令禁齐境内佛教“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教事》）。至此北方佛教几乎湮灭无存。
灭佛的结果可用周武帝自己的话来概括：“自废以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广弘明集》卷十《叙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
周武帝对世族和豪族的打击也很果断。世族大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是南北朝时期普遍的现象也是使历朝统治者大伤脑筋的一个严重问题。统治者和他们在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上有矛盾所以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地想打击他们。但打击的程度往往有限总是缩手缩脚。周武帝规定得很严厉凡“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周书·武帝纪上》）。这一法令可以说是从北魏孝文帝创置三长以来对大地主荫护土地人口最严厉的一次法令。
周武帝是主张集权的。他在一次与他的弟弟齐王宪的侍读斐文举的谈话中阐述了他对强化君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看法。他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主。”（《周书·齐王宪传》）他认为东汉末以来的封建依附关系和人口的分割极大地削弱了王权是造成社会长期混乱不治的原因。他主张积极强化君权。而君权的强大对于全国统一局面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在宇文泰改革府兵制的基础上周武帝实行了加强军队和君主的关系的措施。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侍官天子之近臣。改军士为侍官用以加强军士和皇帝的亲近关系用以改变过去府兵专属于某一军队统帅的传统使其直接隶属于君主。这样一来军队分权的倾向有所改变皇帝对全**事劲旅的掌握更为紧密。
周武帝一生戎马倥偬能与兵士同甘共苦。他“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步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战之处躬在行阵”故“能得士卒死力”（《周书·武帝纪下》）。
在宇文泰、周武帝两代人的治理下北周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朝廷统治较为巩固国力也日益强大。在这些前提下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开始把目光转向邻国转向整个鼎峙中的南北双方欲以完成他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
此时南方已从梁末大乱中复苏。陈朝尽管辖地最小但国内形势还能维持小康局面。相反与北周对峙的北齐却日益走下坡路正处于“阖境嗷然不胜其弊”的状态中。因此周武帝决定与陈朝通好取得陈的支持先灭齐。为麻痹北齐君臣他听从柱国于翼的建议暗中蓄锐养精表面上仍制造假象与齐保持友好关系。
建德四年（575）北周武帝下诏大举伐齐。他亲率六万大军直指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其余几路进展也很顺利。但围攻中■城（河南孟律东）时由于城防严密二十多天都无法攻下。周武帝又转攻金塘也没有攻下。九月北齐援军赶到正好周武帝患了重病只好全军撤回。
第二年北周武帝又准备伐齐。他对臣下说我去年伐齐因病不得克敌但却看到了齐军的无能。况且齐朝廷昏乱老百姓朝不保夕生活很苦这是天给我灭齐的机会。要犹豫不决就后悔莫及了。他下令军中有不愿伐齐者以军法裁处。十月北周三路大军由周武帝率领到达晋州驻扎在汾曲。赵王招率步骑一万人攻打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守汾水关内史王谊攻平阳城。不久齐后主高纬从晋阳率军奔救晋州但还未到达周武帝先从汾曲赶到晋州城下督战一举攻下了晋州城俘虏齐军八千人。十一月齐后主率军到达平阳（今山西霍县以南）将平阳紧紧包围昼夜攻打城墙被毁仅存数仞。城中周军冲出两军短兵相接齐兵稍退。十二月周武帝率八万人解平阳之围。以后又经过几次激战于公元577年灭了北齐。
周武帝善于指挥意志很顽强在灭齐战斗中几乎每次都亲临阵地指挥。周军纪律也严明。周武帝曾号令全军进军时不得践踏庄稼违者斩。这对于北周灭齐是很重要的原因。
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北方又开始走向统一。
北方的统一为以后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灭齐后北周国力达到了立国以来的鼎盛时期。从宇文泰苦心经营关西到北周武帝灭齐北周一直处于政治较为清明君臣励精图治的形势下。周武帝死后情况骤然生了变化。
突厥的兴起正当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对峙时北方的突厥民族逐渐兴起并趋于强大这是代替柔然族的新兴民族对于当时东西对峙的北方两国都有影响对于此后隋唐时期的历史也有影响。
突厥人原是隶属于柔然人的。五世纪末柔然逐渐衰落。突厥人大概就在这时开始慢慢地摆脱柔然的束缚用牲畜和手工业产品（主要是铁制品）与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并开始“至塞上市增絮愿通中国”。公元545 年西魏宇文泰派酒泉胡安诺槃陁出使突厥突厥对此很高兴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周书·突厥传》下同）公元546 年突厥也开始派使者到中原向西魏赠送礼物。就在这期间突厥打了一次大胜仗俘虏了五万多落高车人。经过这次大捷突厥开始走向强盛。突厥向柔然求婚柔然主阿那璃很生气说：“尔是我煅奴何敢是言也”突厥主也大怒杀了柔然的使者正式与之绝交。突厥主转而向西魏宇文泰求婚。没想到宇文泰倒同意了。公元551 年西魏把长乐公主嫁给了突厥主土门。公元552 年突厥主土门兵袭击柔然大败柔然于怀亡之北。“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妻子为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土门死他的儿子科罗继位号称乙息记可汗。科罗死他的弟弟俟斤即位是为木杆可汗。从阿史那到科罗突厥与中原的关系还是友好的但到了木杆可汗统治时情况就生了变化。
木杆可汗是个很有雄心的人他“勇而多知务于征伐”。这时突厥国力也日趋强盛为木杆可汗提供了施展宏图的物质基础。他率兵击邓叔子（柔然主）破之。叔子以其余烬奔西魏。他又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一系列成功的征伐使突厥的领土大大扩展。“其他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木杆可汗死后其弟他钵可汗立。木杆可汗和他钵可汗都有“凌轹中夏之志”。
西魏与突厥通使起初是有扶植突厥以治柔然想法的。柔然败亡后西魏与突厥往来更为密切。西魏对突厥“岁给缯絮、锦綵十万段。对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北齐也争相结好于突厥“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恃其强盛非常傲慢。有一次竟对他身边的人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子（北齐、北周）孝顺何优无物邪！”当时“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厚”。突厥摸透了西魏、北齐的心理趁机从中周旋。
突厥本来不尚佛教北齐有一个叫惠琳的僧人被突厥俘虏。惠琳向他钵宣传佛教教义并告诉他说齐国富强就是因为有佛法。他钵大感兴趣也在突厥统治的地方建起寺庙并派使节到北齐寻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和《十诵律》。他钵“躬自斋戒 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建德二年（574）他钵开始与齐通好派使献马。与北周的交往则越来越少了。
北齐被北周灭后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投奔他钵。他钵便拥立高绍义为齐帝声称要为齐报仇。
公元578 年四月他钵率突厥军攻打幽州。北周柱国刘雄率兵拒战兵败身死。北周武帝非常气愤亲自率领北周主力准备北伐但不等出他就病死了。这一年冬天他钵又包围了北周的酒泉大掠而去。北周对它无可奈何。第二年他钵又要求和亲。北周同意把赵王招的女儿千金公主嫁给他钵同时提出要交回高绍义。他钵不同意。北周屡次派人前往交涉他钵才同意送交高绍义。
隋文帝初年突厥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不和。阿波渐强电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国都接受他的号令因而从突厥分裂出来号西突厥。隋文帝派上大将军元契使于阿波进行安抚。对沙钵略隋文帝也答应给他军事上的援助阻止阿波可汗对他的侵袭。隋开皇五年（585）沙钵略上表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玉。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蕃附。”并派子库合真入朝。文帝赐诏书：“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第二年正月隋颁历于突厥。按照传统接受颁历等于接受正朔意味着臣服的意思突厥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为隋的藩属。
突厥的社会习俗“被左袵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突厥很崇尚武力崇尚气力“贱老贵壮”。
大约到木杆可汗时突厥已有了“官”“大官有叶护次特勒次俟利次吐毛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官”实行的是世袭制大约都是些大大小小的氏族贵族长。突厥社会中也有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伤目者偿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支体者输马；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从这些刑法看也体现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突厥这时还“无文字其征兵马及诸税杂畜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
以上所叙为突厥早期历史史料皆见《北史·突厥传》。木杆可汗是六世纪中叶的人物。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到六世纪中叶突厥族还没有显著展起来的奴隶制记载中所说的官大约还只是些大小氏族贵族长他们已是世袭的。所谓刑法也还只是些氏族部落的习惯。他们已经有了私有财产习惯法也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从这些情况看来六世纪中叶的突厥大约还在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阶段或正跨进阶级社会的门槛。
第五节隋代周灭陈统一南北北周的衰落和隋之代周公元578 年一代英主北周武帝病故儿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宣帝。北周武帝死时才三十六岁正当年富力强施展宏图之年。他的去世对于北周正在进行中的统一事业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周宣帝与其父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性好奢侈胸无大志却极有阴谋。周武帝死时他毫无悲怆之状反而抚摸着自己身上被父亲生前教训时留下的伤痕气愤地说：“死晚矣！”（《资治通鉴》卷一七三）
周武帝生前对太子的品质是极了解的。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想促使之改邪归正。太子喜欢饮酒常喝得酩酊大醉。周武帝规定不许把酒送进东宫甚至把跟随他干坏事的太子宫尹郑译等人给撤了。但这一切努力都毫无效果太子表面上“矫情修饰”暗地里一如既往。为太子之事周武帝伤透了脑筋但是其他诸子不是太小便是与太子一样不争气。他又不愿意让颇有才干的弟弟宇文宪继承皇位。对太子的昏淫、无能以及北周未来的命运连周武帝的心腹之臣也看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周武帝和群臣开宴会内史中大夫王轨假借酒后失态捋着周武帝的胡须说：“可爱的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周书·王轨传》）
周武帝最终还是把皇位传给了这个不肖之子北周衰亡的悲剧也从此开始。
周武帝临终时曾火召回宇文孝伯授以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之职。宣帝即位后不久企图杀掉威望颇高的宇文宪就请宇文孝伯助力孝伯坚决拒绝说：“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无故害之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矣。”（《资治通鉴》卷一七三）从此宣帝开始对孝伯不满另与于智、郑译等人密谋杀了宇文宪。第二年又杀了王轨、宇文孝伯。一帮群小都留在宣帝身边受到重用。宣帝整天纵情酒色不问政事群臣请事都由宦官代奏。有一个叫杨文祐的宿卫下士讽刺说：“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无秩序）。”（《隋书·刑法志》）
周宣帝害怕自己穷奢极欲为天下所不容就制定严刑峻法用滥施淫威慑服群下。一面密令左右暗中伺察群臣言行稍有过失就加诛杀弄得人人自危。但是还是有直臣京兆郡丞乐运冒死进谏数了皇帝八条过失：（一）事多独断不令宰辅参政。（二）采女实宫仪同以上诸女不许擅嫁。（三）至尊入宫数日不出所有奏闻统归阉人出纳。（四）下诏宽刑未及半年更严前制。（五）高祖斵雕为朴崩未逾年遽违遗训妄穷奢丽。（六）劳役下民供奉俳优角觗。（七）上书字误辄令治罪杜绝言路。（八）玄象垂诫荧惑屡现未能咨诹善道修布德政。周宣帝听了勃然大怒将运入狱欲加死罪。群臣都惧怕不敢营救。独内史中大夫元岩叹道：“臧洪同死人且称愿：（臧洪事见《三国志》）况同时遇着比干岩情愿与他同毙。”遂入谏：“乐不惜一死实为了沽名陛下不如好言遣他回去借此显示圣上的宽宏大度！”周宣帝这才把乐运放了。
周宣帝知道自己不得人心同时觉得当皇帝总要操心政治于是即位一年就将皇位传给了七岁的儿子字文阐才二十多岁索性做起太上皇来了。从此周宣帝更加沉湎于酒色先后立了五个皇后。命营造洛阳宫尽选民间美女充入宫中。经常外出巡幸晨出夜还侍臣皆不堪奔命。因为他恣情享乐无度不久就得病死了。周宣帝在位只越一年禅位后又越一年总算合成三年死时才二十二岁。
周宣帝的儿子八岁的周静帝年幼无知根本不能处理攻事。嗣后北周的大权就落到了宣帝皇后杨氏之父杨坚的手里。杨坚趁北周主幼臣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这一年是公元581 年。
杨坚是弘农郡华阴人汉族。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开国功臣因功高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年纪很轻时就显示出过人的才识。宇文泰见到他曾叹道：“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隋书·高祖纪上》）周武帝对杨坚也很重用武帝弟弟宇文宪一再劝说武帝尽早除掉杨坚以免后患武帝都拒绝了。杨坚知道自己易被猜疑就故意表现出一付胸无大志的样子。
周宣帝死时郑译、刘昉等人因杨坚为皇后之父便假造遗诏引杨坚辅政杨坚一方面将北周诸王骗到京师予以制服并以武力平息了北周故臣王谦、尉迟迥的武装反抗。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周宣帝即位以来的弊政史称其时“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隋书·高祖纪上》）。这样北方的政治局势就稳定下来开始出现强盛的形势。
陈的衰腐与此同时南朝却处于日暮途穷之中自梁末侯景之乱后始终没有恢复元气。陈朝因循守旧各种矛盾趋于激化终于成了杨坚的俎上食。
陈霸先建立陈朝后梁朝的残余势力及在梁末大乱中趁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不断起来反抗。陈霸先几乎没有一刻安宁。两年后他死去时陈的局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陈文帝继位后陈的号令仍不出建康四里之处。但文帝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军事上平定了盘踞湘、郢的王琳解除了陈的一个大隐患。王琳本是梁元帝任命的湘州刺史江陵陷落后他成为长江中游一带萧梁残余势力的盟主并与北齐相勾结。他立梁元帝年仅七岁的孙子萧庄为帝准备与北齐一同东下进攻建康。玉琳败后陈收复了江、郢二州消除了后方隐患。
陈文帝在经济上也较为注意展农业生产还实行过土断他统治时间不过七年但在陈朝历史上还算是一个粗安的年代。
公元569 年陈文帝死宣帝即位。此时北齐已经走向衰落。陈宣帝很想趁此机会北伐。太建五年（573）他兵十万北伐。一路乘胜前进攻下了“襟带淮汝控引河洛”的军事要地寿阳又活捉了逃到北齐去的王琳。但宜帝只想划淮自守苟安江南故不愿乘胜进攻。
后来北周准备灭齐约陈出兵协助平分天下陈宣帝立即赞同。公元577 年北周乘陈牵制北齐时自己出兵灭了齐。陈宣帝很气愤于是派大将吴明彻再次北伐想夺取徐、兖。
公元578 年二月吴明彻包围了彭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日夜进攻北周王轨引轻兵南据清水（泗水别名位于山东省东部）入淮之口用铁锁连接数百个车轮沉于清水之中切断了陈军的后路。援救彭城的北周各路大军都到了彭城。陈军攻城无望水路又被断绝。吴明彻采取了决堰方法想趁水涨顺水南下。谁知到清口时水势渐渐小了舟舰被车轮挡住无法通过。王轨引兵把吴明彻包围起来陈兵大败吴明彻被俘陈军将士三万连同器械辎重都被周军俘获只逃回了数千骑兵。第二年冬周军乘胜反攻尽占江北、淮南之地自是江北之地尽没于周。陈军这次惨败给了南朝一个很大打击。胡三省也称：“彭城丧师陈人通国上下摇心。”
宣帝时陈政治上是昏暗的。其时“爟烽未息役赋兼劳”百姓很苦所谓“贫居陋巷彘食牛马”。史书对宣帝的评价是“德不逮文（文帝）智不及武（武帝）”（《南史·陈本纪下》）。但宣帝总算还有一点进取之心到他儿子陈叔宝继位时陈朝政治就彻底**了。
陈后主叔宝统治时赋役苛重。官吏的职责就是“刻削百姓为事”弄得人民“资产俱竭”无以自保而且还要“身充昔役至死不归”（《文馆词林》卷六六四引隋文帝《安边诏》）。
人民的生活如此痛苦陈后主却日益昏淫。他在光昭殿前筑起临春、结绮、望仙三个楼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饰以金玉、珠翠内设室床、宝帐史称其中“服玩瑰丽近古所未用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资治通鉴》卷一七六）。
陈后主宠爱贵妃张丽华及孔贵嫔等人令她们住在三阁之中。宰辅江总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及文士十余人与陈后主游宴于后庭称为“狎客”。他们之间互为唱和选出其中一些最为艳丽的诗词令宫女歌唱。陈政治昏暗已到了极点“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资治通鉴》卷一七六）。官吏励行搜括每岁剥削所入过以往数十倍以上。
与此同时北方的隋朝正处于蓬蓬勃勃的上升时期。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革新之举隋灭陈已是势之必然了。
隋灭陈统一南北隋文帝有灭陈之意。隋开皇七年（587）问高颎取陈之策高颎出了一条计谋：“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是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6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隋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就按此行事。果然陈朝中计更加困窘。隋文帝命大作战船准备进攻陈。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巴东）造的战船称为“五牙”。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用以拍敌船）拍竿高五十尺。战船可容纳八百人。
隋磨刀霍霍陈还是一派歌舞升平。陈后主除一味昏淫奢侈外此时又迷信起佛来。他整天疑神疑鬼忽而自卖佛寺为奴忽而又在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级浮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一个叫章华的看到陈朝危在旦夕上书劝陈后主说“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后主见奏不但不思改过反把章华杀了。
隋开皇八年（588）三月文帝下诏伐陈诏曰：“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己。穷奢极侈仰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罪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侧。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同上）并命将诏书写三十万纸晓谕江南各地。这是史无前例地对敌的大规模宣传攻势。
同年十月隋大举伐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俊出襄阳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凌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旦数千里。杨素引舟师下三峡乘夜掩袭陈在狼尾滩（在今湖北宜都）的守军悉俘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素率水师顺流东下。陈江滨镇戍相继奏闻陈后主不以为意仍旧是奏伎、纵酒、赋诗不辍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开皇九年（589）正月朔陈后主朝会群臣之后一直昏睡到黄昏。就在这一天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渡江陈军居然没有觉察。韩擒虎自横江夜渡抵采石采石守军都醉了遂拿下采石。初六日贺若弼攻拔京口。史称“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人于民间酤酒者弼立斩之。所俘获六千余人弼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风纪的严整对宣传的重视及善通俘虏都应视作隋军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初七日韩擒虎进攻姑孰半日拔之。江南父老素闻擒虎威信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于是贺若弼自京口韩擒虎自姑孰并向建康进军。二十日隋军入建康。陈降将引韩擒虎军直入朱雀门。陈后主投井避兵。隋军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而出。此后原属陈的一些地方还不断战斗到二月间全部平定。隋得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万。南北久经分裂之局至此复归于一统。
附:南朝世系表北朝世系表第五章社会经济展的特点第一节门阀世族的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有了变化门阀世族取代了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地位。门阀世族是世家地主的继承也是世家地主的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属于占统治的等级。在地主阶级内部还有其他的等级习惯上往往是混称作“庶族”。其实“庶族”也包含不同的等级。
世家地主主要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门阀世族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这是与世家地主相同的。门阀世族与后者不同的地方：先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与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与国税分离的地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宦途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在近人撰述中对门阀世族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有世家大族、高门大姓、士族、豪族、豪强、权势等称呼。“高门大姓”、“势族”、“权势”都是一般性的名称并无特定的意义。“豪族”、“豪强”在字面上的含义与“世族”有别；在具体的使用习惯上基本上是指地方上有权势而与世族有别的人家但有时也与“世族”一词混用。相对地说“门阀世族”这个词更能表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主等级的特点既能表示其与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连续性又能表示前后的差异性。世族和士族是同义语或基本上是同义语但门阀世族一词用以概括北朝的这一阶层的地主则比“士族”更为合适。
门阀世族的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是在地主阶级中享有高贵身分的等级。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最足以反映这时期门阀地主和一般地主在身分上的划分。“士”是指门阀世族“庶”是非门阀地主。
门阀世族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章帝时有一诏书称：“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刚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李贤的注称：“言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门地”。这说明东汉章帝时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一定的特权地位这是与汉初以来的世家地主不同的。
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之中有的是靠世代居高官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弘农杨家和汝南袁家四世居三公位而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是近代史家所常举的事例。但这种事例在东汉后期毕竟还不多见。
三国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和地方豪族的势力大为膨胀。曹操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豪门大族的展但仍不能不依靠世家大族中的名士来作他的助手。曹操最得力的辅佐是荀彧荀彧就是颖川的世家名门。荀彧向曹操引进的人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杜袭、辛毗等十多人多半是世家大族的名士。1曹操又用“唯才是举”的办法任用一批有才能而不为乡里清议所取的人但他仍不能不用那些来自世家名门的才能之士。
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由各郡现任朝官的高门大姓品第本地人物。这就使高门大姓特别是现任朝官更易于垄断官位。西晋时就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的局面。门阀世族逐渐形成。
九品官人之法或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但这实际上也是势不得已当时门阀世族已在逐步形成九品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则是使其在事实上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
东晋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鼎盛的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也引进了南朝的门阀世族制度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魏的门阀世族制。
门阀世族的特权身分东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凭借门资通过九品官人之法占据了朝廷中的高级官位。《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门阀世族的子弟一出仕就作秘书郎、著作郎。《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载“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和庶族在法律上还没有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已是不平等的。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宰臣王弘和大臣讨论士庶在法律上的地位时对在座的八座丞郎说：“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有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度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宋书·王弘传》）王弘在总结讨论时又说：“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滴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有故不尽亲谪耳。”王弘的话说明当时法律上是不分士庶的但事实上世族的特权是存在的。在这次讨论中就反映出在一些大臣的心目中世族同庶族在法律上是不能平等的；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行法律时也是不平等的。左丞江奥说“士人犯盗赃不及弃世者刑竞自在赃汗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尚书王淮之说：“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当罪耳。..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宋书·王弘传》）。在法律上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但事实上士庶虽然同伍士人在伍却谓之押符同伍庶人有罪士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却要连坐。这不是山阴一处如此其他地方也多如此。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说：“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本。”（《南齐书·竟陵王于良传》）。他反对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1 参唐长孺《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世族他认为这不是先王立理之本。他的反对说明这些情况事实上是存在的。
士庶之际的界限像隔着一层天是非常森严的。两者之间的婚配是不允许的。南齐时世族王源嫁女于富阳满氏。满氏虽自托高平旧族、曹魏大官满宠之后然不为世族所承认。沈约就为此上奏弹劾王源称：“王满连姻寔骇物听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己污之族永愧于昔辰。..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沈休文（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四o）。
门阀世族的婚姻完全依据门第的高低。王谢等世族高门的婚姻多在他们这几家高门间婚配。（参看王伊同《五朝门第》下编第七章三节“婚姻”）
士庶两个等级不但不通婚而且不相交接。《宋书·张劭传附子敷传》载：“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优不得共坐。敷宅设二坐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宋书·蔡廓传附子兴宗传》载：“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南史·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尝令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之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王弘是刘宋开国元勋未曾任中书舍人他与王球是同宗弟兄。从《南史·王球传》看王弘可能是徐爰之误。
从这几个故事看门阀世族同庶族不相交接是很清楚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姓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世族有这样那样的特殊地位和身分他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他们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在这一点上豪门大姓也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不具有世族的那些特权他们同世族的身分就不同了。
门阀世族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广大土地。西晋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谢家“谢混仍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徽传》）。宋时的沈庆之“有园舍在娄湖。沈庆之一夜携子孙徒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焉。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人”（《宋书·沈庆之传》）。常为史家所举的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里水6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灵符传》）。
田园之外他们也与东晋的大土地所有者一样封占山泽。如《宋书·羊玄保传》载：“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宋书·蔡兴宗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这些世族和豪门族的大土地所有常是几代不衰的。东晋时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的谢混家刘宋时仍然“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到谢混之妻晋陵公主死时仍是“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宋书·谢弘徽传》）。北朝高门大姓也都占有大量土地。如赵郡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北史·李灵甫传》）。一般说来北方未垦殖的荒地比较多劳动人手比土地更重要。有了人土地容易解决。所以争夺人口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突出。
当然这是就南北双方的情况对比而言的专就北方说也不是没有土地争夺。北魏孝文帝均田制度实行以前土地兼并的情况已出现了。《魏书·李安世传》就说在均田制实行前“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的上疏说的更详细。他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岂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北齐时土地兼并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关东风俗传》载：“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富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通典》卷二引）。
官府的户口争夺门阀世族和豪门的依附民是不交纳租税不服徭役的其结果是多一户依附民国家就少一户编户民。当然其时还有既不归国家编户也不在世族或豪门家籍的流民有时流民数量还很多但这并不妨碍世家、豪门与官府间对劳动人手的争夺。从官府的立场上说把依附民夺回来变为编户这是对世族和豪门的尖锐斗争。
东晋南渡流民过江者“多庇大姓以为客”。由于“编户虚耗”的问题异常突出当时南方地方官的治绩之一就是查出豪族大姓私藏人口。如《晋书·颜含传》载：“（含）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中欲令户给人足。”又如山遐为余姚令当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绳之以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口归者三万余口。这些地方官吏都代表了朝廷的利益与世族和豪门争夺人口。东晋南朝实行过几次土断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桓温主政下的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的庚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把世族和豪门荫庇和挟藏下的依附民户夺回来编入郡县户籍。土断的实质就是国家向世族和豪门争夺户口。
南朝对户口荫附打击得最严厉的是刘裕。《宋书·武帝纪中》：“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竞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年史司马休之。”晋、宋之际是南朝门阀世族势力升降的一个转折时期。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政治上有实权而且还掌握兵权。王、谢、庾、桓四大家族都掌握政权和兵权。王敦以后王氏已无人掌兵。庾氏在庾翼以后后继无人。桓氏在荆楚势力最大桓玄被刘裕消灭后在荆州还挣扎过一段时间。谢氏顽强地抓住兵权不放最后也被刘宋打垮。刘宋及以后南朝的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都还有地位但已没有兵权而且政治上虽有地位也少实权了。
永嘉乱后北方陷于混乱大小坞堡主都拥兵自守。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或依附或对抗只要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承认其领导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他们的存在是承认的。因而世族和豪门荫附人口的情况是一直存在而且展着的。与此同时官方对世族和豪门的户口争夺一直是在展着的。石勒时期中原地区到处是坞堡组织。石勒在幽冀地区稍能立足之后就“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晋书·石勒载记上》）。前燕慕容 时也有一次对荫附户口进行的争夺。《晋书·慕容 载记》：“仆射悦绾言于 曰：太宰（指慕容评）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 纳之。绾既定制朝野震出户二十余万。”这次斗争是激烈的。慕容评对悦绾怀恨在心不久就把他暗杀掉。南燕慕容德时尚韦韩 上疏说：“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今宜隐实黎萌正其编贯庶上可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军国兵资之用。”慕容德采纳了韩 的建议检查出来荫附户五万八千。当时南燕只有青齐之地五万八千户这个数字也不算小了。
北魏三长制的建立也是由“民多荫附”引起的。荫附者皆无官役却要受地主的征敛。三长制正是官方争夺户口的手段。
北周武帝对荫附户口的禁令很严厉。他制定的法律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隋书·刑法志》）
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晚期强调君权集中的皇帝。他改府兵的军士为侍官旨在加强军队和皇帝的关系。他对他弟弟齐王宪的侍读裴文举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只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臣。”《北周书·齐王宪传》）周武帝所说的近代以来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的一弊实即魏晋以来展起来的依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封建依附意识。周武帝解释《诗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为“一人者止据天子”正是封建君主对门阀世族分割权力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因素的孕育。从东汉开始形成的封建依附关系及有关的封建特权经过三百多年的展至此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门阀世族也就随着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节寺院经济的兴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起来寺院经济也跟着兴盛起来。由于佛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寺院经济拥有很大的特权。名寺大刹实际上也是门阀世族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他们不是世俗门阀而是僧侣门阀。
佛教的传入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张骞曾在大夏看到蜀布、邛仗说是来自身毒（印度）。这时佛教是否也由印度传入西域再由西域东传史籍无考。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此事是可信的。1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有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的记载。明帝时楚王英已经信佛供养僧众。明帝的诏书中已说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说到退还楚王英的缣帛“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撰”（《后汉书·楚王英传》）对佛教已不陌生。
东汉末年笮融在徐州一带修建佛寺。《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载：“笮融者丹阳人也。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以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是有关造像、立寺、受道见于典籍的最早的记载。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其中可能是有出家为僧的。“复以他役”这是中国僧众免除役调最早的记录。楚王英初在彭城后徒丹阳；笮融兴立佛寺招人信道也在彭城下邳广陵。徐州一带是佛教最早传布的地区。
佛教寺院之盛及其政治原因三国两晋以后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展起来。这时期的统治阶级大多是信奉佛教推动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展的。统治阶级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人民使其驯服地服从统治。《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居俗。”何尚之对宋文帝说：“慧远云释氏之教无所不可；适道固是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则？百家之乡十家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千亿则仁人百万。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刑息于国此明昭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
北方的统治者以佛是戎神对佛教有特殊感情。后赵石虎的一个诏书称：“朕出自边戍忝君诸复。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1 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第一节《开辟西域与佛教》和第二节《伊存授经》。
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晋书·佛图澄传》）
石勒、石虎对于来中国的西域僧人佛图澄都很崇敬。石勒称之为大和尚石虎下书国中称：“和尚国之大宝。..朝会之日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挟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皆起坐以彰其尊。”（《高僧传·佛图澄传》）于是“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院相竞出家”（《晋书·佛图澄传》）。当时“澄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高僧传·佛图澄传》）。
后秦主姚兴崇信佛教尊敬西域名僧鸠摩罗什；亲率群臣听罗什讲道。佛教在关中大盛。《晋书·姚兴载记》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统治者的提倡对佛教的兴盛当然是有关系的。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却不能单从统治者的提倡来解释。这时人民愿意投身佛教寺院去作僧众或寺院依附民甚至愿作寺院奴隶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人民受不了国家租税役调的压榨宁愿抛妻别子远离父母到寺院里去作僧众、依附民和寺奴。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列举了十条作僧众的好处其中弟四、五条是：“假使棘生王路桥化长沟巷吏门儿何因仰唤？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库部仓司岂须求及？其利四也。门前扰扰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无惊色。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其利五也。”（《广弘明集》卷二四）
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这就是在棘生王路桥化长沟时作僧众的好处也是人民投靠寺院的主要原因。寺院经济展的初期就是与人民逃避租税役调分不开的。如上所述后赵时百姓“相竞出家”而石虎的一个诏书就指出：“今沙门众甚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高僧传·佛图澄传》）北魏末年僧尼二百多万都是为避役调逃到寺院里来的。《魏书·李孝伯传·附孙李瑒传》称：“延昌末..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场上言：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逃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也记载：“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可见慕道是假避役是真。
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建康城有佛寺五百多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宫饶。僧尼和白徒、养女之多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参看《南史·郭祖深传》）。魏末和北齐时期是北朝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洛阳一地有佛寺一千多处（《洛阳伽蓝记序》）。“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魏书·释老志》）。国家大寺四十六所三公等寺八百四十所百姓所造寺三万余所（《释氏通鉴》卷五）。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僧抵户（寺院依附民）和佛图户（寺院奴隶）遍于州郡。北齐有佛寺四万余处僧尼大众三百多万（《广弘明集》卷十）。
寺院大小不等。小寺一般能容僧众五十人。北魏世宗时沙门统惠深奏请“其有造寺者限五十人以上启闻听造”（《魏书·释老志》）。限五十人听造可能当时小寺僧众有不满五十人的。大寺院有数百数千僧众和依附民户的不在少数。最大的佛寺可容僧众万人。例如东晋桓冲在荆州所造的佛寺：“太元二十年；荆州牧桓冲命昙翼法师渡江造两二寺自晋、宋、齐、梁、陈氏常及万僧。”（《佛祖统记》卷三七）
王公贵族和豪富人家修建佛寺竞尚高大华丽。以北魏的造寺为例《洛阳伽蓝记序》称：“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展；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魏孝文帝延兴二年诏书指出：“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竟费竭财产务存高广。”（《魏书·释老志》）。北魏末年灵太后胡氏所兴建的永宁寺中有九级浮图一所架木为之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 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 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洛阳伽蓝记·永宁寺》）。北朝的统治阶级还曾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今山西省大同的云岗、洛阳伊阙的龙门山等地开凿石窟造了大量佛像。
寺院经济的展和阶级压迫寺院都占有大量的土地。无论国家兴造寺院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以供养僧众。魏孝文帝“兴造大中兴寺置中兴寺庄稻田百顷并以给之”（《释氏通鉴》卷五）。梁武帝于钟山造大爱敬寺以寺侧良田八十顷施寺（《梁书·皇后传·太宗简皇后王氏传》）。隋文帝曾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释氏通鉴》卷六）。立寺赐田这大约是当时的通例。
土地之外寺院还有其他财产。梁武帝于阿育王寺设无碍大会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梁书·诸夷传·扶南国传》）。善男信女都向寺院施舍土地施舍钱财。有钱的人是“糜费巨亿而不吝”的（《晋书·何充传》）。寺院也使用各种手段向人民敲诈夺取土地财产。北魏任城王澄上疏就说“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魏书·释老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寺院是社会福利机关兼作社会救济事业。北魏设有僧抵粟它原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歉收年月贷给贫民。《魏书·释老志》称：“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抵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北齐武平六年大水为灾人民饥馑。北齐后主特诏寺院救济流亡（《北齐书·后主纪》）。富足的僧人也出私财救济贫民。如南朝宋时僧人道猛用每月由宋明帝那里得来的三万钱救济贫民。（《释氏通鉴》卷四）。南北朝后期寺院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高利贷剥削。北魏的僧祇粟就成为高利贷息的资本。宣武帝永平四年诏：“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魏书·释老志》）
佛法平等佛寺却是不平等的。僧尼本是按内律不许私蓄财产的但事实上却是蓄有财产的。僧尼可以接受社会上的供养和施给财物。大和尚往往接受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供养。僧侣世界按照世俗世界的面貌来塑造他们自己。寺院中的上层僧侣构成寺院中的贵族阶级。他们是寺院财产的掌管者实际上就是寺院财产的所有者他们居僧官高位。他们除受寺院内僧众 寺院依附民和寺院奴隶的服役和供养外有时还接受朝廷赐予的租税和人员。南燕主为太山竺僧朗建神通寺给二县租税（《释氏通鉴》卷三）。宋明帝对沙门道猛“月给钱三万令史四人白簿二十人”（《佛祖统纪》卷三十七）。又以僧瑾为天下僧主给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及车舆吏力。南齐高帝对沙门玄畅敕蠲百户用充资给。僧智f 于天台建寺陈宣帝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用供薪水。
一般僧众按佛教内律是不许掘地耕田的。但事实上僧尼大众许多是参加寺内田园劳动和其他杂役使的。北周释道安《二教论》说：“或垦殖园田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广弘明集》卷八）僧众是既参加农业劳动又经商作商贩。
寺院依附民户所受的剥削压榨甚至比俗界农民所受的还要重。仍以北魏僧抵户为例。沙门统昙曜曾于承明元年奏请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管事的都维那僧暹等违反成旨任情追求役使致使五十余人自缢或溺死。
残酷的压迫剥削激起了僧众的反抗。北魏后期从孝文帝时始接连不断有几次僧人领导的暴动。兹据《北史·本纪》列出如下：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谋反。
太和十四年（49o）沙门司马御惠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
宣武帝水平二年（5o9）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永平三年（51o）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
延昌三年（514）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
延昌四年（515）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大乘余贼复相聚攻瀛州。
从公元481—517 年三十多年间僧人领导的暴动就有七次之多。魏明帝时任城玉澄上疏深切地指出佛教教会活动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他说：“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魏书·释老志》）
寺院的特权和北朝的灭佛僧尼有免役调租税特权寺院僧祇户、寺户、白徒、养女等也不向国家纳租税出役调这已经播下官方和寺院间矛盾的种子。当僧众人数少依附户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这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人数众多严重影响官方税收僧众又在民间不是起劝化的作用而是煽动人民反抗甚至领导人民暴动时官府和寺院间的矛盾就突出了。限制僧尼人数限制壮年劳动者出家强制一些僧众还俗在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双方都是不断出现的。严厉取缔佛教寺院强制全部僧众还俗的所谓“灭佛”就生了。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一宗”之祸。这都是灭佛的大事件。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是指后周世宗。四次灭佛就有两次生在北朝。
北周武帝的灭佛最足以说明官方与寺院争夺户口、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和斗争。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七日“初断佛、道两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财富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广弘明集》卷八）。当时“国境僧道反俗者二百余万”（《佛祖统纪》卷三九）。这时的道教只是配角武帝格于众论灭佛不得不灭道。但不到一个月就又恢复了道观二百万僧道中道士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僧尼。
北齐佛教寺院达僧众有三百多万使得北齐政府租税收入大为减少。文宣帝高洋诏：“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
建德六年（576）周灭齐。武帝又尽废齐境佛教。“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刲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广弘明集》卷十）
北周武帝的灭佛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他说灭佛的好处“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广弘明集》卷十）因为废佛僧众还俗出租调服徭役的人数增多了才能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兴盛数百年的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由北周武帝的灭佛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隋朝取代北周、灭了陈朝统一南北后佛教又有恢复。中唐以后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变化寺院组织成为单纯的宗教组织寺院经济进入另一展阶段。
第三节封建依附关系的展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属于封建依附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这三、四百年间不断地有所展。封建依附关系有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有对豪门大族的依附关系有对一般地主的依附关系。具有这种性质的农民都可称为依附民或依附农民他们之中有各种不同的来历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的身分。
客和部曲身分的依附化东汉时期客的身分已有所降低。马援在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他归附刘秀后以三辅地旷土沃乃上书求将其宾客屯田上林苑中。马援的宾客既作牧客又作田客从事生产劳动这必然会影响到客的身分地位。我们虽然还难以明确他们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但宾客向依附关系上走了一步是无疑的。（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三国之始客和奴隶已联缀起来称为“奴客”、“僮客”客的身分明显降低了。晋元帝太兴四年（321）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附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晋书·元帝纪》）显然客和奴隶一样身分都是不自由的所以皇帝用诏书来放免他们。
魏、吴都有赐客制度。孙权赐潘璋妻田宅“复客五十家”（《三国志·吴志·潘璋传》）。陈武死孙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陈武传》注引《江表传》）。曹魏后期“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晋书·王恂传》）。
《晋书·华廙传》：“初表（廙父）有赐客在鬲使廙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货赇致罪狱辞迷谬不复显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与廙。..遂于丧服中免廙官。”这说明西晋时奴、客的地位已相去不远可以以客来换取奴隶说明客的身分的低落。客对主人已是世代隶属除非经主人放遣或以钱财自赎、子子孙孙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元帝初年王敦说元帝听刘隗的话“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道”（《晋书·王敦传》）。王敦的疏反映了晋时客的社会身分和人身隶属关系。客要脱离主人必须得到主人同意经过自赎或放遣。客和主人是有连带关系的。客出了问题主人也负有责任。
部曲的名称始见于西汉是军队的编制称号东汉时成为军队的代名词三国时已用于豪门大族的私兵。随着部曲的私兵化部曲和主人之间产生了人身隶属关系身分上部曲成为主人的依附民。直到唐代法律上仍然规定：“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唐律盗贼律·疏议》）部曲和奴隶虽然都是身系于主但身分地位仍是不同的。依《唐律疏议》所载部曲的法律地位比奴隶要高一些。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和客已逐渐混同。如《三国志·魏志·李典传》先说李典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随后又说他宗族部曲数千家在乘氏。大抵私兵性质强时多称作部曲；生产和劳役性质强的多称为客。
奴隶也成为依附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分依附民是来自奴隶。唐释道宣解释部曲说：“部曲者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量度轻重仪》卷上）。这就是说部曲是由奴隶解放来的虽然赐姓从良了但还未离开本主。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奴隶解放往往不是解放为编户民而是解放为依附民被称为部曲或客。他们的解放只可说是半解放。
如果追溯奴隶半解放为依附民的渊源似可以追到王莽的改革。王莽改制中有一条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在这里土地由私田变成了王田奴隶则仍属私人所有所以称作私属。私属和奴隶不同的是奴隶可以买卖私属不能买卖。这对奴隶虽然不是全解放已是半解放。私属就是魏晋南北朝依附民的先驱。东汉和以后部曲、僮客、奴客的出现和王莽改革中的“奴婢曰私属”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西晋用奴隶屯田。《晋书·食货志》记载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十二月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通过屯田“皆如屯田法”奴隶的身分地位提高到和屯田客一样成为国家的隶属农民。
魏晋之际展起来的世兵身分上低于编户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依附民。东晋朝廷因兵源需要常私家奴隶为兵。晋元帝为了防御王敦以讨伐胡人为名“悉扬州奴为兵”（《晋书·王敦传》）。庾翼“悉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晋书·何充传》）。奴为兵实含着提高奴隶身分为依附民的社会意义。司马元显曾“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居京师以充兵役”（《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元显传》）。“免奴为客”是奴隶主人自己放免自己的奴隶为自己的依附民——客。元显私家的客为乐属以充兵役只是改换了依附民的主人并未改变客的身分。
依附关系的展依附关系在东汉末期已相当展。仲长统说：“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东海胸人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他曾以奴客二千人资给刘备这二千人成为刘备的部曲壮大了刘备的军事力量。
依附关系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失去土地不得已而流亡、投靠门阀世族或豪门大族作依附民。
遇到社会不安或战乱时候大地主有财力有人力的可以筑起堡壁自守。
没有能力自守的小农多投附他们求取保护。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这情况非常突出。东汉末年的田畴率宗族及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西晋末年匈奴族刘渊父子起事反晋中原大乱。门阀世族多逃往江南留在北方的地方豪强多聚坞自守。这些坞堡成为农民的避难场所。郗鉴率宗族、乡曲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李矩平阳人刘渊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被推为坞主东屯荥阳。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晋书·李矩传》）魏浚“永嘉末与流入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砍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晋书·魏浚传》）。郭默“河内怀县人。永嘉之乱率遗众自为坞主流民依附者渐众”（《晋书·郭默传》）。这些来归依附的人众最初可能是自愿的投靠但由于在战争年代以兵法部勒下渐渐变成私兵部曲和私兵部曲的家属成为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他们是初为投靠而终成都曲成为依附民的。
依附民因主人的荫庇可以免除国家的役调负担。汉末三国初期全国性政权瓦解各地陷于一片混乱各地门阀世族和豪门大族成为地方主人他们占有下的依附民不出役调逐渐形成制度。建安初期曹操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和地方政权机构有些大地主依然不肯使依附民出役调。如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调”（《三国志·魏志·王脩传》）。曹洪的宾客在长社县的“征调不肯如法”（《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济南郡主簿刘节家在营县“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前后未尝给摇”（《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曹操对此采取了打击的政策不承认依附民有免役调的特权。
依附民免役调的特权是在曹魏末期才取得合法地位的。《晋书·王恂传》称：“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家动有万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正式见诸法令成为制度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户调式规定以官品之高低荫庇亲属并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一、二品的官可以荫庇佃客五十户。受荫庇的佃客就是他们的依附民。实际上受荫庇的佃客不会在数目上受法律规定的限制的。
依附民免除役调的特权南北朝时期是一直存在的。东晋时“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隋书·食货志》）。对佃客户数的规定是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一品递减五户。南朝的依附民有时称作“属名”。《南史·齐东昏侯纪》载：“先时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可见属名是免除役调的依附民。北朝的依附民也无官役。《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孝文帝建立三长制和均田制对依附关系虽然有所限制但孝文帝实行汉化尊崇门阀对依附关系必不能给以多大的削弱。由于战乱赋役繁重北魏后期农民向门阀世族的投靠有增无减。
逃避税役的僧尼大众及其依附化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统治者基本上对佛教是保护的。僧尼是出家人不事生产。对国家他们是免除役调的。三国时期开始编户齐民为了逃避国家租税谣役负担而投入寺院为僧尼。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也有二百万。这么多的僧尼大众绝大部分是为逃避役调而进入佛门的。如《魏书·李瑒传》载李瑒上书：“今南土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北齐时刘昼上书称“佛法诡狂避役者以为林薮”（《广弘明集》卷七）。文宣帝高洋诏说“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北周武帝对沙门任道林追述他废佛的好处说：“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卷十）。民役稀租调增兵师盛都是因为僧尼还俗了服役的人多了纳租税的人多了。这些僧尼都是因避役调而去作僧尼的。
东晋南朝的情况也是如此。东晋孝武帝时范宁上疏说因为徭役繁重人民“有残形剪要求复除”的（《晋书·范宁传》）。残形是指毁伤身体；剪就是入寺院为僧尼。东晋末年桓玄在与僚属讨论沙汰僧众时说：“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弘明集》卷廿二《与僚属沙汰僧众教》）这些充盈寺庙的僧尼都是为逃避役调才去作僧尼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能逃脱国家役调负担却仍不免于豪门大族的剥削。北魏豪门大族的荫附民对国家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官赋”（《魏书·食货志》）。东晋南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隋朝高颎定输籍法“使人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户奉公上蒙减轻之征”因之“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书·食货志》）。十六国成汉李雄时范长生受封为天地太师封山西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晋书·载记·李雄载记》）。这都说明依附民对其主人有租课负担。为逃避国家课役投入寺院的僧尼也免不了在寺院担任生产劳动向寺院交纳租课。僧尼在寺院中的地位实际上是依附关系的宗教形式。
门阀世族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和僧尼大众都是不在国家户籍中注籍而是“皆注家籍”（《晋书·食货志》）的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世族豪门以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被分割的人口数量之多和它对国家户口比数之大都是相当可观的。一些大家族的依附民、部曲、客等往往是数百人数千人。曹魏时的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三国志·魏志·李典传》）。东晋的刁协有奴客数千人。桓家是江东大族部曲遍于荆楚。南齐的刘善明泰始初年收集门宗部曲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刘怀珍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卫宿孝武大惊。北魏末年渤海高乾之弟高慎有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弟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弟季式白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北齐书·高乾传》）。高家的部曲跟随主人当兵打仗的私兵性强些但他们的依附民性质没有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民总人口数字不见记载因而也很难得出依附人口和国家编户人口的比数。但根据材料可以断言它的比数是相当大的。《晋书·王彪之传》载彪之作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又《山涛传》载山涛的儿子山遐作余姚令时东晋初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遇绳以峻法到县八十天出口万余。这两事都在东晋初期。我们见不到东晋各郡县的户口记载《晋书·地理志》记载的是西晋的郡县和西晋的户口。据《晋书·地理志》会稽统十县有三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约十五万口。王彪之作会稽内史八年出三万余口约等于会稽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这三万余口大约不会是会稽依附民的总数依附民的实际数字当大于这个数字。余姚是会稽的一个县。会稽有十县三万户平均一县应有三千户以一户五口计约有一万五千口。山遐作余姚令八十天就括出一万余口即大约和余姚县的人口数相等了。如前所说山遇也不会把所有依附民都强夺回来。那么余姚县的依附民数要大于县领人口了。当然这不能当作统计数字看也可见依附民人口之多了。
佛教寺院僧尼大众的急剧膨胀也构成严重的人口分割。南朝以梁武帝时佛教最盛寺院僧众和依附民当也最多。郭祖深对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即僧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请精加检括..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南史·循吏传·郭祖深传》）
北朝僧尼数和户口数都有记载人口分割的形势更为明了。北魏末年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而北魏盛时人口有五百万户（《通典·食货七》）户以五口计人口数是二千五百万。僧尼和编户民的比数大略是一比十一。北齐的僧尼有三百万而编户民只有二千万（《通典·食货七》）。两者的比数是一比七大约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僧尼。北周编户民有九百万（《通典·食货七》）僧尼有二百万比数是一比五就更严重了。
僧尼大众之外北朝寺院也另有依附民数量很大。《魏书·释老志》载：“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于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课。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及寺户遍于州郡矣。”僧祇户以平齐户开始而后来的僧祇户决不限于平齐户“及诸民”中的民就是平齐户以外的人。“遍于州郡”的僧祇户和寺户（即佛图户）都是当地人。佛图户既然“兼营田输课”他们已有点像西晋参与屯田后的奴隶他们的身分已开始向依附民转化了。
人口分割最严重的时期在南方是梁朝在北方是北齐。依郭祖深的说法梁朝依附民的总数约是天下户口之半。北齐还要严重。《隋书·食货志》称：北齐时“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户口租调十亡六七”。文宜帝高洋的诏书也指出：“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广弘明集》卷二四）前者是就豪门大族说的后者是就寺院说的。
依附民的众多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区别于秦汉和唐以后的社会的一个标志。
官府占有下的依附人户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郡县编户民比起秦汉的编户齐民来身分也有降低。郡县编户民以外在官府占有下的户口中还有屯田客、兵户、杂户、营户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依附性质。
曹操在许下屯田其后又推广到郡县。曹魏时期有很多屯田客。屯田管理是以兵法部勒屯田官称作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都是军职。所以屯田客是国家隶属性很强的农民。国家可以屯田客赐给巨下。孙权以寻阳屯田六百户赐给吕蒙（《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曹魏曾“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晋书·王恂传》）。这些客户不知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还是在赐人以后才成为客户。如果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这客户就很可能是屯田客。唐长孺似乎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参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不但是屯田客就是郡县编户民隶属性质也是很强的。《三国志·吴志·陈武传附子表传》：“初表有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示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佳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这里可以看到郡县正户、私家僮仆、兵三者是可以互调的。兵户是世代为兵的。兵有兵籍与民籍是分开的。兵必须要有皇帝的制旨才能放免为民（参看《晋书·王尼传》）。兵是被视为贱伍的它和国家的关系是人身隶属关系。孙吴征服山越人后都是“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三国志·吴志·贺齐传》）“强者为兵赢者补户”（《6逊传》）。为兵、补户只是以身体健壮条件而分兵和民原无身分差别。
当然也要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郡县编户民虽然在身分上已是国家的隶属民但法律上仍被称作“良民”和其他名称的国家隶属民、依附民还有区别。晋代方镇去职有送故的制度把国家的兵户送给去职的方镇作私属。晋孝武帝时范宁疏陈时政就说：“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兵役既竭在服良人。”（《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良人就是指的郡县编户民。前面引用过的晋元帝的一个诏书“兔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僮客须要通过诏书放免才能恢复为良人。但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一个诏书看良人和部曲客差别又不太大。诏书称：“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北周书·武帝纪》）从诏书看来为民伍良人还是为部曲客女身分区别在皇帝眼里问题并不大。良人没为奴隶或被抄略为奴隶的可以放免附籍为民伍为良人也可以国与旧主人共居为部曲为客女。区别在于一是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一是国家的隶农。
郡县编户民、屯田客、兵户以外官府还有其他各种依附民其中数量比较多的是北朝的杂户、营户。十六国时期关陇一带的杂户是大量存在的。他们是隶属性很强的官府的依附民。前燕时有营户慕容 时一次检括就出户二十余万（《晋书·慕容 载记》）。东晋南朝也有营户。这营户就是兵户。杂户、营户都不属郡县。北魏的营户多是北方少数民族。拓跋氏统治者一次次的把叛逃的北部民如沃野、统万敕勒、连川敕勒追捕回来把杀剩下来的遗类迁徙到冀、定、相和青、徐、齐、兖等地作营户北魏历史上称他们为城人、北人他们也都是兵户。北魏的杂户、营户数量是相当多的。《魏书·食货志》：“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锦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毁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这可见杂户之多。“户帅遍于天下”也可见他们不属郡县管辖而赋役负担也不同于郡县编户民。
杂户、营户的身分都是低于郡县编户民的。这从北魏后期和北周、北齐的一些皇帝诏令可以证明。北魏景明二年：“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魏书·明帝纪》）北齐天保二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北齐书·文宣帝纪》）北齐天统三年诏：“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建德六年诏“凡诸杂户悉改为民。”（《周书·武帝纪》）《隋书·刑法志》说：“建德六年齐平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但杂户并未绝迹旧的杂户放免了新的杂户又产生。隋唐时代仍是有杂户的。《唐六典·刑部尚书·都官郎中》条的规定明确地显示了杂户的身分等级。这条文说“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表明杂户的身分高于番户低于良人。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依附关系突出和盛行的时期。以前有一定自由身分的人大量成为依附民。奴隶解放而为部曲客也成为依附民。郡县领下的编户民身分较依附民为高被称作良人。但朝廷可以把他们赐给达官贵人使之随时变为依附民。他们的身分比秦汉的编户齐民显然已降低了。
第四节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民族的大量内迁中原地区民族杂居的情况大大地展了。在南方由于西晋末年以来的人口流动民族杂居的情况也有所展。民族杂居的各个地区都经历过自己的行程其中往往是很痛苦的过程。但一旦定居下来在不同民族之间就可能有互相学习、互相融化的机会。无论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或南方民族受到中原势力的冲击无论其是否经过武力较量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化。接受汉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封建化。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展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标志。
民族杂居和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民族杂居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即就春秋时期而论在内地杂居见于记载者有戎狄、蛮夷。戎有犬戎有骊戎、有山戎有茅戎有6浑之戎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有赤狄有白狄有肥有鼓有鲜虞。戎狄与秦、晋等国杂居主要活动于今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境内。夷有莱有介有根牟与齐、鲁等国杂居主要活动在今山东境内。蛮有百濮有卢戎有群蛮与楚、越等国杂居活动于今湖南省以南的广大地区1。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们的名号在史册上大量地消失。他们消失的过程已下可详考但他们主要是消化在先进的社会之中应当是无可置疑的。
秦汉的大一统大大改变了春秋以来民族关系的面貌。这时在星罗棋布的郡县中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聚居区中的某些部分被列入行政区划约等于县级被称为“道”。《汉书·地理志》称孝平帝年间有道三十二。《汉志》所载以道标名者不足三十二之数。而陇西郡所属的大夏、上郡所属的龟兹虽不称“道”当也是少数民族聚居所在。在秦汉的行政区划中还有更高一级的建置即“郡”虽无特定的名称实际上也有少数民族聚居所在。《汉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尊、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汉志》记载了巴、蜀、广汉、武都等地之设郡也说出了这些地方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所谓“有教无类”实际上就是指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倾向。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民族杂居而进入汉化、封建化过程这在当时民族展史上可说是一条规律。匈奴、氐、羌、鲜卑是这些民族中的三个类型他们各有自己的封建化的道路。
匈奴在西汉末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率众五千余落归汉居朔方各郡与汉人杂处所受待遇“与编户大同’。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1 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九。
因连年旱蝗匈奴遭到大饥馑人畜死耗大半。在这严重灾害的打击下的第二年（47）匈奴分裂了。一部分匈奴部落依附东汉是为南匈奴。大部分部落西迁离开本土越走越远是为北匈奴。南匈奴附汉后逐步内迁。曹操以南匈奴势力渐大把他们分成五部以便控制。五部约有三万余落分布于今山西汾水流域。曹操吸收他们的上层参加荐举丁壮参加部伍并把他们中已经任官职和参军的家属数万口逐渐迁居于邺。曹操控制下的匈奴是“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1。这时内附的匈奴人无论是上层或群众都显然进入封建化过程。此后匈奴人中有大批成为大地主家中的田客的。史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2西晋武帝初年匈奴二万余落内附。武帝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3。太康五年（公元284）匈奴继续内附者二万九千三百人。七年（287）内附者十万余口。八年内附者一万一千五百口并有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驴什物不可胜数。前后内附者共十九批。十六国时期匈奴屠各种刘氏和屠各种赫连氏分别建立前赵、大夏政权。由于内附迁居内地与汉人及其他民族杂居从而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匈奴人经历的封建化的道路。匈奴人先后多次内附其封建化的程度或有不同。前赵和大夏政权的封建性质达到什么程度也有待于探讨。但他们都是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中这是没有疑问的。
氐和羌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在殷、周开国时期他们都已参与中原的朝贡和战争。此后他们跟汉族人民杂处其历时的长久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是罕见的。就这一点而论氐、羌接受汉化和封建化是具有比较方便的条件的。三国时期鱼豢著《魏略》记述氐族社会：“其惜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边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1这一段文字表明氐人的汉化已展到一定的水平。其生产结构是耕织和饲养相结合的个体经济这是可以与封建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晋初司马骏徙封扶风“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元康六年氐帅齐万年反晋潘安仁在《马济督诔》中记其事：“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2。这可见这时关中的氐已是编户之民成为所在官府统治下有封建身分的普通劳动者了。关中之羌比氐展的进程要落后一步。十六国时期关中的羌还大量的是营户3营户的身分比编户要差一些但也是封建性的身分。
氐和羌的封建化比起匈奴族和鲜卑族来经历了更为复杂、艰苦的过程。马长寿著《氐与羌》指出“氐、羌人民在更长的时期内是受其他各族1 《三国志·魏志·梁可传》。
2 《晋书·外戚·王恂传》。
3 《晋书·匈奴传》。
1 见《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原作“不与中国同及羌胡同”前“同”字衍文。今依马长寿《氐与羌》页17 校改。马书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2 见《晋书》卷三八《宣五王传》及《文选》卷五七。
3 参看马长寿《氐与羌》21 页。
统治阶级的统治。氐、羌受中原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时候最多如在周秦时、两汉三国时、西晋和隋唐时都是如此。在五胡十六国时氐、羌受苻秦、姚秦、吕凉统治外又受过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胡石氏、成汉寳人李氏、西秦鲜卑乞伏氏、南凉鲜卑秃氏、北凉卢水胡沮渠氏、前凉汉族张氏等的统治。到南北朝时氐、羌或受北朝拓跋魏或北周宇文氏的统治或受南朝汉族宋、齐、梁、陈的统治。此时氐、羌处南北两政权间忽而事北忽而事南跟着各族领的利害而定。而河湟之羌则又在游牧部落吐谷浑政权的统治下受其支配或随牧主游牧、或为国主战争原来已经有所展的农业经济至此又变为游牧生活了。”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长期杂居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尽了折磨一方面又曲折地前进并由此而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氐羌历史的特点。
鲜卑族这里说的是鲜卑拓跋部是由他们的统治者以君主的身分带领着自己的臣民进入封建化过程的这是鲜卑历史的特点。关于鲜卑人的封建化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鲜卑的封建化却不始于孝文帝。《魏书食货志》称：“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敝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391）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398—4o4）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从屯田到计口授田再到躬耕籍田都是封建化制度其中包括田亩的分配、劳动力的编制和君主亲自出面的躬耕形式。特别是计口授田这是孝文帝所规定的均田制的先行形式。《魏书·贺讷传》：“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高车传》：“及平统万（427）薛千种类皆得为编户矣”。又《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户”。《北史·贺讷传》和《高车传》所记与《魏书》两传略同都可以与《魏书·食货志》相证明。1所谓“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是把劳动力同土地相结合是进行封建化很重要的措施。从登国六年的计口授田到孝文帝太和九年（4s5）颁均田令已有九十多年了。孝文帝的改革也还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但自此以后鲜卑人封建化的步子比其他民族要快了。
由汉化到封建化由封建化而促进某些民族间的融合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任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不能完成而有待于隋庙时期的继续进行。
北朝的门阀制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封建化北魏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和均田令的颁布是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标志。同时北朝在政治方面制定门阀制度在文化方面提倡中原传统文化的学习也都具有重要1 参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 页三联书店1956 年版；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512—51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 年版。
的历史意义。
北朝制定门阀制度最早的文献至今可见到的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的诏书和敕均载于《魏书·官氏志》。诏书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其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6、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拓跋珪）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敕写道：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396—398）以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金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己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
据诏书和敕所述都是定姓族定姓族就是定门阀等级。定姓族的标准一是皇始以前是否部落大人二是皇始以后官的大小三是皇始以后爵的高低。三者平衡高者入姓低者入族。把这三者总起来看是以家门的历史地位定门阀的等级。是否能列入姓族要看“三世已上”的家史而定“五世以外”就不能享有姓族的特权了。诏书所说“代人诸胄先无姓族”及规定八姓之后“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表明北魏的门阀制度是袭取魏晋以来汉族社会在习惯上实行的制度。诏书所谓“四姓”即汉族上层社会中习用的甲、乙、丙、丁四姓的提法。太和十九年的诏书和敕关于姓族的决定有的学者认为“对于鲜卑人一方面是在阶级分化完成的基础上完成拓跋族的封建化；另一方面则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灭矛盾加强合作。对于汉士族和非士族豪强又是和鲜卑贵族一起在新形势下制定新的标准重新编制门阀序列。”1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新的门阀序列的建立是孝文帝建立北朝封建秩序的一种战略性措施。
《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新唐书·柳冲传》引柳芳论述魏晋以后的姓族：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6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6、源、窦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今、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1 唐长儒《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8 年版。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
以这两处所记与诏书及敕所述相校颇有出入一时难以究诘。但北魏姓族之制系自汉族引入而北魏和南方的门阀都有世袭的等级制度从《隋书·经籍志》及柳芳所论就更为明白。《隋书·经籍志》称孝文帝迁洛后以南迁代人“并为河南洛阳人”柳芳也说代北南迁诸姓“并号河南洛阳人”。这就又提出了一个地望问题。孝文帝迁洛以后改变了鲜卑贵族的地望都号称河南洛阳人这就是通过地望的改变从而改变他们的北国之恩并削弱他们与汉人间的民族隔阂。《隋书》又称周太祖入关（534）后对诸姓子孙有功者“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而《周书·明帝纪》记明帝二年（558）月庚申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徒咸称河南之民。今同室改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从这两条记载看似是从宇文泰入关的有功汉将先改定为京兆郡望其后在明帝二年又改定了鲜卑贵族的郡望1。至此在北周的统治阶层中无论胡汉都成为同乡共里的人民族的界限可望更少一些了。这是北周在门阀制度与民族关系上比北魏孝文帝采取的更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促进北方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门阀制度意味着封建等级的划分并且是带有宗族承袭的性质。在北魏婚姻关系也同样跟门阀制度相联系。史称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是世族高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又为五个弟弟聘汉族高门的女儿为妻。魏家公主也嫁给汉族名门如范阳卢氏“一门三主”卢道裕尚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尤为时人所称道1。
贵贱不得通婚在北魏是见诸法令的。文成帝和平四年（463）诏：“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今制王公师傅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魏书·高宗纪》）孝文帝太和二年（478）诏：“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维氏族下与非类为婚。先帝亲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只按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魏书·高祖纪》）这两代诏书都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诏书所限禁的婚配是贵族、平民和身分低贱的其他阶层间的婚配还不是他们所说的士庶不通婚。但这种限制拓跋氏族贵族与卑贱之家婚配的法律在拓跋贵族门阀世族化之后又正好为新兴门阀贵族作为士庶不通婚的法律依据。北魏末年博陵崔家生有一女一目失明高门大家没有愿来结亲的。家人打算把她下嫁。她有个姑母嫁在赵郡李家听到消息后非常伤感说：“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魏书·崔辩传》）这一故事说明北朝的门阀世族也是不和社会身分低的卑族结婚的。
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14—17三联书店1956 年版。
1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549—55o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 年版。十六国时期在年迁的少数民族的君主中有不少人崇尚中原传统文化师从名儒究通经史并在境年提倡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1建立汉国的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诵读《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称隋何、6贾无武绛卜、灌婴无文认为“道由人弘”。他的儿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名儒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咏之”说“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两公独擅善美于前矣”2。刘渊第四子刘聪“幼而聪悟。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读》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3。刘渊的族子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也“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 诵。常自比乐毅萧曹。既即位立大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④。
前燕主慕容皩尚经学喜天文。即位后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库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他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5前秦主苻坚八岁时向其祖苻洪请师就学。苻洪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但还是答应了他的妄求。苻坚即位后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坚又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史称自永嘉乱后库序无闻。至是学校渐兴。1后秦主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勖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天水姜龛、东平淳于歧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亲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给诸生以往来的方便不拘常限。2姚兴子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王尚、段章以儒术胡义周、夏侯稚以文学皆常游集。泓受经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亲诣省疾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都行拜见礼。3以上这些事例都见于《晋书》各载记。所记当有夸张但略可见刘渊等人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态度。
后赵主石勒也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有差。勒虽在军中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达方面的材料。2 《晋书》卷一零一《刘元海载记》。“二祖”指汉高祖和汉光武帝。3 《晋书》卷一零二《刘聪载记》。
④ 《晋书》卷一零三《刘曜载记》。
5 《晋书》卷一零九《慕容皝载记》。
1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2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
3 《晋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