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作者对他们的遭遇同情有关系。
个性和典型性的统一《史记》传记叙事善于以个性和典型性统一起来。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无固定的格式大抵因人立传因事成文。就形式说有单传、合传、类传的区分主要意图在于表现传主为人的特征根据对人物特征的认识取舍事件。取大事这是当然的因为它们有关于客观的历史实际也有关于人物的历史业绩。但也不排除小事。如《李斯传》在传写李斯“见吏厕中鼠食不洁”和“观仓中鼠食积粟”而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目的在于表现李斯为人见机行事不顾是非美恶阿世苟活一生贪图富贵利达的特征。又如《张汤传》在传写张汤儿时“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的故事叙述详细目的在于表现张汤为人善于治狱而他的酷吏之才实出于天性。此外如张良、韩信、陈平等传也都写他们年轻时一些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往往也不都是光彩的。司马迁写这些小故事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他们为人的特征的。一般取事不多这是《史记》的特点。不写太多的事件选取重要的几件事来写这样叙事是简洁的不堆砌许多事。项羽、李广都自称身经“七十余战”但传中所写他们的战迹也只有两次。有些事件由于牵连别人或其他原因则写于别传这是司马迁惯用的“互见法”。项羽的好多缺点写在韩信传里一方面表现出韩信用兵有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也赞美了韩信避免了正面批评项羽。又如写刘邦美的事情大的事件但看了《项羽本纪》及其他一些传就会感到刘邦还有另一个面貌。刘邦被项羽打败逃难以及把儿子和女儿屡次推下车等情节都写在《项羽本纪》里。避免在一篇中堆砌事件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为人”的复杂性则于此可见。对于所取之事无论大小往往极力描写有细节、场面使之故事化成为历史画面则又是《史记》传记的风格。这是古代史官记事又一新的高度的展实开后世小说的先河。这里历史和文学就分不开了。《项羽本纪》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关于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描写都是最突出的。如以《汉书·高帝纪》中所写的“鸿门宴”与《史记》的相比那就清楚地看出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差异。《史记》所写的“鸿门宴”也不是司马迁想象或虚构出来的而是根据传说写成的。这种风格实即重点突出。梗概的叙述和具体的描写相结合形成波澜起伏繁简相间、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格。选择人物全面了解人物的“为人”剪裁事件重点突出。某些事件既是个人传记又往往有典型意义反映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从而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李广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酷吏列传·张汤传》、《游侠列传·郭解传》等都是代表作品。
传记中的语言《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很丰富。口头流传的成语、谚语、歌谣广泛采用。又不回避方言土语和后来古文家只求“雅”不同。用古史资料往往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关于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尧典》的“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惟时懋哉！”等语译为“信饬百官众功皆兴”“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维是勉哉！”等原文和译文比较读之就觉译文易读易懂多了。《史记》的语言是“文言”但接近口语一般叙述和人物对话谐和一致明快而含蓄言外有意耐人玩味；简约而繁复不拘一格各当其用大抵服务于人物特征的描写。特别引人兴味的是刻画人物说话口吻从而表现人物的精神态度。又往往适当地强调、夸张使人物形象突出。这是《史记》语言很突出的特点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一、《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二、《陈涉世家》：“陈胜王凡六月。..陈王出（其故人）遮道而呼涉。..入宫见殿层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三、《陈丞相世家》：“于是上（孝文皇帝）亦问左丞相平。..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四、《张丞相列传》：“（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及帝欲废太子..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五、《汲郑列传》：“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以上五例汉高祖让皇帝位的话陈胜故人惊讶陈胜为王一派阔气的话陈平惶恐对答汉文帝的话周昌口吃对答汉高祖的话汉武帝对汲黯的讲话都是当时口语的直录摹拟或完全或不完全生动地反映了说话者当时各各不同的神情态度至今读之犹觉汉初人物谈话的各种情景展现于目前。《史记》人物传记的出色和作者运用语言的努力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战国秦汉以来的那些篇既是历史文献而又富有文学性。其特征在于作者根据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剪裁和强调通过明晰通俗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生动鲜明的形象有他们的个性和典型性从而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面貌和本质。司马迁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由于辞赋和散文的达东汉时代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为文章家的代表文章家就是文学家。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的著名的辞赋家；司马迁也写过辞赋但著名的作品则是《史记》的传记散文。他开创了我国古代散文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史记》流布以后在历史学和文学的展史上生了长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五节司马迁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在史学、文学之外司马迁对天文学也有杰出的贡献。他主持了历法的改革在《史记》中对天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但在许多篇本纪、表、传中记载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而且还写了《历书》和《天官书》开创了中国史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资料的优良传统。我国历代天文学资料之所以能大量流传至今并成了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财富追本求源司马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司马迁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天文学家。
交食周期的次提出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日食和月食是一种不可预测的天变现象。在惊惧之下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并且进一步提出了种种星占学的结论。然而日、月食是日、月、地三者处于特殊的相对位置——几乎或完全成一直线——时必然会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而日、月的运动（实际是地、月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因而日、月食的生也是有规律的。当然人们认识这些规律曾经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司马迁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司马迁分析了历代的月食记录他一破月食不可预测的成见总结出月食现象的生存在一种周期性的规律。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交食周期的数据。《史记·天官书》中说道：“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故月蚀常也。”这一段文字中的数字由于千百年流传中的讹误而有矛盾但月食是有规律的月食是件正常的天象这却是叙述得十分明白的。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司马迁的交食周期就是后来刘歆《三统历》里的数据即一百三十五个朔望月。如果是这样那么上引《天官书》中的数字自“六月者一”起可改为：“六月者五而五月者三凡百三十五月而复始。”
正是由于司马迁现了月食现象中有周期规律人们此后才能自觉地去探求日、月食现象中的其他规律性并由此而展起中国传统的日、月食预报工作。
行星方面的现和明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即已现在相对位置固定不变的众多繁星之间有五颗星在不断地运动着即今所谓行星。行星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从西向东的方向称为顺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从东向西运动的情况而在方向变换关头则会生行星相对静止不动的现象。前者称为逆行后者称为留。由于逆行和留在行星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只占很短的时间因此在司马迁之前人们虽然早已观测到行星有逆行但却认为除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之外其他都是一种反常的变异；至于就火星和金星来说人们认为它们的留仍是一种反常的变异。这些反常现象都被归入到了星占学的范畴里去了。
司马迁分析了汉兴百余年来的史官行星观测记录并结合他自己的观测验证他现在五个行星的运动中都有逆行现象有规律地出现。《天官书》中说道：“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进而他对每个行星都总结和建立了第一份动态完整的行星动态表其中包括了每个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中的顺行、逆行和留各个阶段的运行时间和所行度数。尽管司马迁所定的行星动态表精确度还不高但是他把逆行和留都归入到正常的、可计算的范畴里来从而为我国的行星运动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司马迁是一个敏锐的观测者。他指出行星在逆行时比顺行时可能更加明亮。他说：“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1由于逆行大多生在行星离地球比较近的时期因此观测者自然会看到它比较明亮。他还指出金星可以亮到照出地面物体的影子甚至可以见到它在白昼过子午线2。这些结论也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五颗行星在司马迁之前一直有独特的名字。例如土星称为填星木星称岁星火星称荧惑金星称太白水星称辰星。还有其他各种名称。这些名称来源于各种不同的特征。例如土星的恒星周期为近于28 年古人认为它每年在二十八宿的一个宿内运行将之填满因称填星。岁星的恒星周期近于12 年古人认为它一年在十二次中的一个次内运行观测岁星位置所在即可纪年。荧惑则因这红色的星运行规律复杂古人感到困惑故名。太白则因其色白而明亮。辰星则因其距太阳最远不过一辰（一周天的十二分之一即3o°）。其他的名称则根据种种不同的原由而来。到了司马迁的时代他的《天官书》里第一次出现了土、木、火、金、水这五大行星的名称。它们是在古代五行理论的支配下根据五星的颜色特征而提出的。按五行理论五行配五色即土黄、木青、火红、金白、水黑。而土、木、火、金这四颗行星的颜色确实与此相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马迁天文观测的精细。当然水星的颜色并不是黑的。司马迁也知道这一点。它的命名只是为了凑合五行理论。
传下了第一个全天星官体系为了辨认恒星、观测及记录天象的方便古人把恒星多寡不等地组合起来每个组合有一个特定的名字。这种组合统称星官。
《天官书》是现存介绍全天星官的最早的完整文献。虽然在战国时代的石申（一作石申夫）《天文》八卷（后又称《石氏星经》）和甘德《天文星占》八卷（后又称《甘氏星经》）等著作也有他们自己的全天星官体系但这些著作都没有完整而可靠地流传下来。现在只能在唐代的一些星占著作（如《开元占经》等）中见到大量标为“石氏”和“甘氏”的文字片段它们都是后人增删摘取的结果无法反映出先秦时代的石氏和甘氏星官体系的全貌。
《天官书》将中原地区可见的全部星空划分成五个天区称为五宫。在北极周围的称为中宫有星官14 官；其他天区则划为东宫16 官；南宫2o 官；西宫19 官；北宫19 官。合共88 个星官。这些星官的命名大多取材于人间包括各级官吏、诸侯、古帝、贤相、各种器物、动物、植物等等的名称。人们一见这个体系定以为步入了一个天上的封建王国。其与古希腊的星座命名大异其趣。
1 《史记·天官书》。
2 金星离太阳的角距离最大只有48°。如果金星在子午线上时太阳一定在地平线上很高了。这时不是很亮的天体是无法看见的。
鉴于“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谈父子又均任太史令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提出《天官书》的星官体系是司马氏的体系。它的渊源可能追溯到先秦。它的最晚完成时间当不会晚于《天官书》撰成的年头公元前一世纪初。这个体系当也是汉朝皇家天文机构所使用的体系。
把这个体系与世传的各个石氏、甘氏、巫咸氏等各家古星官体系比较可以看出这些体系中都有若干星官是受到《天官书》的影响和启而组合命名的。例如《天官书》说：“胃为天仓”意为胃宿是天上的粮仓。而石氏却因此而另组合了天仓一官。《天官书》说：“张素为厨”意为张宿是南宫朱鸟的嗉子又是天上的厨房。而甘氏却因此而另组合了天厨一官。又《天官书》说：“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太一是秦及汉初最尊重的天神也是天帝的别名。把天帝置于明亮的北极星的位置上是非常恰当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和司空这三个权位最高的官职它们之设在天帝的边上自然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甘氏却另外设立了三公星官。石氏则把太一独立成一星官置于一个离天极相当远的一颗小星上。显然甘氏的三公和石氏的太一两星官都是在《天官书》之后出现的。总之由于《天官书》的时代下限是明确的以此来研究后代流传各古星官体系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恒星的颜色观测恒星的颜色是恒星的重要物理特征之一。《天官书》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恒星颜色的可靠文献它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书中所记的恒星颜色有：质白色；狼白色；心大星赤色；参左角黄色；参右肩苍色；奎大星黑色；南极赤色；昴白色。
质即现代天文学上所谓的鬼星团m34；昴即今所谓昴星团m45；参右肩即参宿七猎户座γ星；心大星即心宿二天蝎座a星；狼天狼星大犬座a星。司马迁对上述恒星或星团的颜色描述都是正确的和现代观测到的一致。奎大星为仙女座b星红而较暗《天官书》为适应五行配五色的理论因而称之为黑色。考虑到中国有把深色的东西称为墨色的习惯则奎大星之色也可算勉强符合实际。
不符合现今观测所见的有两颗星。一是南极即所谓老人星船底座a星。现今所见为-o.86 等的亮度光谱型为Fo属黄白色。这与《天官书》所称“赤色”相差太远。这倒不是司马迁观测有误而是因为这颗星的赤纬太低对黄河流域的观测者来说它显露在地平上的高度最多只有5°左右。在离地平线这样近的地方地面空气对星光的吸收比较利害从而使恒星的颜色变得红了。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对司马迁的恒星颜色记载的客观性是没什么可怀疑的。
这样我们对唯一一颗其颜色记载与现代观测不同的恒星就必须作认真的对待。这颗参左肩今名参宿四猎户座a星。现今观测到的是颗o.92等亮度的红色的ma型星而司马迁记其为黄色。在二千年中这颗星从黄色变成了红色这只能表明这颗星本身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此事引起了现代天文学家的兴趣对之作了许多研究并因之又一次对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引起了赞叹和钦佩。
提出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亮度是表征恒星物理特征的一个重要的量。现代天文学上用星等来反映恒星亮度的大小。星等数值越小亮度就越亮。1 等星就比6 等星亮1oo 倍而1 等星则比2 等星亮（1oo）
15 倍如此等等。用数字表征星的亮度这个方法起源于古希腊当然当时是没有严格的数量定义的即当时并不知道1 等星比6 等星亮1oo 倍的具体数值因为当时还不掌握测量亮度的具体原理和方法而只是凭肉眼的大概估计。然而正是有了这种直观的数量估计才会展起后来有严格定义和科学量度原理与方法的恒星亮度概念。
长期以来人们都从未想到中国古代是否有恒星亮度的概念问题。因为从未现过中国有用星等数值来表征亮度的记述。然而恒星有亮有暗这是个明显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家不会不注意到这个事实。我们仔细分析《天官书》的文字描述现其中有着某种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
《天官书》中注意到恒星的亮暗问题它用五种文字描述来反映恒星的明亮程度。虽然《天官书》并未给出这五种描述文字的严格定义因而它们彼此间的界限是很难划清的但是从总体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可以分辨的。
第一种描述是“大星”。被称之为大星的在介绍全体星官的那部分文字**有1o 颗其中9 颗已被证认出来它们是（按通用古星名、通用国际名、星等数值排列）：心宿二（天蝎座a1.22 等）
南门一（半人马座bo.86 等）
南门二（半人马座ao.33 等）
轩辕十四（狮子座a1.34 等）
毕宿五（金牛座a1.o6 等）
天狼（大犬座a—1.58 等）
南极老人（船底座a-o.88 等）
北落师门（南鱼座a1.29 等）
河鼓二（天鹰座ao.89 等）
这9 颗星中最暗的是轩辕十四但也有1.34 等即仍是属于现今所谓一等星的范围。如计算这9 颗星的平均星等则为o.51 等。
至于第1o 颗星司马迁称之为将位它的位置应在今所谓后座的范围内。但这个星座内没有什么亮星。一般认为将位星即后世所谓的“郎将”星。但此星星等只有5.o7 等这就不但不是一颗亮星简直是一颗很暗弱的星了。然而从前面9 颗星的分析可知司马迁的大星称号不是胡写的。我们只得认为也许必须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天区有无恒星亮度变化的问题。
此外在介绍金星颜色变化的一段文字中还谈到一颗“奎大星”。奎宿一共16 颗星。这颗奎大星后称奎宿九即仙女座b星星等为2.37 等。它与前述9 颗大星相比至少暗了1 个星等。因为一个星官中常常不止一颗星为了称呼其中的某一颗星时古人常常不得不借助于该星在整个星官中的位置或该星与其他星的亮度比较。前者如称“参左肩”、“参右肩”之类；后者如称这颗“奎大星”。细察全天星官部分中介绍的大星大多是与全天其他星官比较而言的与奎大星这种主要就一个星官范围内而言的大星意义有所不同。加之奎大星之称并不在介绍全天星官的那部分文字中出现。因此我们不认为“奎大星”应属于前述1o 颗全天范围内的大星之列。话说回来即算把“奎大星”也计算在内则也不过把大星的平均星等增到o.69 等而已就平均数而言影响不大。
第二种描述是“明者”。只有一颗星有这称谓即“北极”星官四颗星中最亮的一颗。今称帝星小熊座b星星等2.24 等。
第三种是没有任何描述的一般星。《天官书》中记的全天星官共约5oo多颗星。其中绝大部分未加亮度描述。这些无描述的星中有亮到2 等以上的乃至象织女星这样很亮的星；也有暗到5 等以下的星；不过其中大多数是3—4 等左右的星。
第四种描述是“小星”。明确被这样描述的有三颗星：轩辕御者（狮子座314.58 等）
长沙（乌鸦座x 4.42 等）
附耳（金牛座924.85 等）
另外还有紫觿三星（猎户座、、） 1 j j 1 2 被称为“小三星”。这个“小”字也可理解作指所占范围小。但如果也理解作指亮度小则6 颗星的平均亮度为4.42 等。如果不计这“小三星”则三颗小星的平均亮度为4.62 等。第五种描述是针对最暗的星的称为“若见若不”。这种描述只对“阴德”三星用过。这三颗是天龙座1o 号星和南京大学《全天恒星表》（1972年出版）中的1188o 号和11686 号两星。它们的星等分别为4.77 等5.7o等6.66 等。其中第一颗星不难看到第二颗就较难看到第三颗星则必须有很好的目力在很好的天气条件下才能看到故此司马迁称这一星官是“若见若不”。这三颗星的平均星等为5.71 等也是在常人目力能见的边缘上了。总起来说司马迁对星体亮度的五种描述大体上可以这么区分：“大星”为1.5 等以上的星；“明者”为2 等左右的星；一般无描述的为3—4 等星；“小星”为4.5 等左右的星；“若见若不”为5—6 等以下的星。尽管这几种描述有交叉但大体上的区别还是明显的。这种恒星亮度概念展下去未尝不可形成一种严格的系统。但很可惜司马迁开创的事业后世并没有沿着正确的道路予以展致使这一工作被埋没了二千多年。
关于变星的观测变星是一种亮度在不断变化的恒星。对变星的研究是现代天文学上的一项重要课题。因为大气现象也能导致人目所见的恒星亮度变化所以人们对古人遗留下的大量关于恒星亮度变化的记述难以鉴别。但是有些变星它的最大亮度在人目可见的范围内而最小的亮度又在人目不可见的范围这样忽隐忽现的变星既容易被勤于观测的中国古代天文工作者所觉而我们后人也容易对之进行鉴别。《天官书》就有几处记述了这类变星隐现现象：“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脱。”
“（天）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
“三柱。柱不具兵起。”
所谓“贱人之牢”主要包括北冕座的半圆形部分其中有三颗变星R、s 和T 星。变幅分别为5.8—12.6 等、6.1—12.o 等以及2—9.5 等都是变化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变星。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解这一段时写道：“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一星不见有小喜二星不见则赐禄三星不见则人主德令且赦。”撇开这些星占话语不谈其中谈到正好是三颗星有不见的现象而北冕座T 星又正好在半圆形的边上符合“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的话。可见司马迁说的星实即是指R、s 和T 三星的出现；星虚则是指它们的隐没。
“天市”司马迁说的是四颗星它们是蛇夫座a、k、ν三星及巨蛇座η星。这四颗星的范围内有蛇夫座u 及Rs 变星两颗变幅分别为5.8—6.5等及5.3—12.3 等。它们当是司马迁“星众”、“（星）虚”之说的实际内核。
“三柱”是指“五帝车舍”（后世称“五车”）五颗星范围内的三组星每组三颗星都是成尖锐的小三角形。其中西北方一柱为御夫座x e h 、、、三颗星。e x 和均为变星e 的变幅为5.o—5.6 等。在天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e 是有可能看不见的。这时就可以说是“柱不具”。
总之司马迁观测到并记下了多颗变星。这项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对奇异天象的介绍和记录所谓奇异天象这里是指并不经常出现的古人因不明其本质而对它有神秘感的天象其中包括各种彗星、大流星、陨石、新星和新星、极光以及一些大气光学现象。对于这些天象古人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单单看这些名词现代人已难知它们究竟是什么。而这些长达几千年的天象记录却是当代天文学研究极感兴趣的对象因为许多天象的规律性只有在很长的时期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所以人们必须求助于古人对天象的具体描述和介绍。在全面介绍这些奇异天象的古书中《天官书》是最早的一部（虽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比《天官书》时代更早但其中只有图像而文字却全系星占条文并无天象本身的描述除了彗星外其他是很难判别的。另外在《开元占经》中虽有一些石氏和甘氏的有关片断但它们是否都是战国时代石申、甘德的遗文还很难说）。
《天官书》记载的奇异天象名称共有2o 多个。从对它们的具体描述来看大体上有以下几类：1.彗星《天官书》中记有天欃、彗星、天欃、天枪四那都是具有直而长的彗尾的彗星。有蚩尤之旗那是尾巴特别弯曲的彗星。有五残星那是有五条彗尾的彗星等等。
2.大流星和陨石有的大流星由于气流的影响它的余迹会生扭曲变化人目看来就好象蛇行一样称之为枉矢。有的流星体很大它们能进入到低层大气形成火流星最后堕入地面造成很大的陨石坑陨石形如狗因称之为天狗。有的火流星未堕到地面就爆炸毁灭了如果它们生在白昼人们看不到（或注意不到）它们的亮光而只听见它的爆炸声这就是《天官书》中说的天鼓。关于一般堕落地面的陨石《天官书》称为坠星。
3.极光《天官书》中记载了多种极光现象。烛星：一种象火炬形状的极光。卿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是一种无定形的弥散光面型极光。天开：在黑夜的天幕上突然出现一条光带好象天开裂了一样。还有归邪、旬始等都是各种形状的极光。
4.黄道光《天官书》关于格泽星的描述就是一幅黄道光图像的写照：“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锐）。”在太阳系中存在许多尘埃粒子它们主要分布在黄道面及其附近。太阳光照在这些尘埃粒子上再反射出来被人们观测到就成为黄道光。它的图像就如上述格泽星的描述。因为它很微弱所以很难观测。西方是在十七世纪由法国天文学家开始观测的。因此司马迁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描述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5.新星和新星它们绝大多数是原来暗得肉眼不可见的恒星忽然亮度增加几千乃至几万倍人们就看到天上新出现了一颗星因称新星。有的会增亮几千万乃至几亿倍就称为新星。新星和新星的亮度后来又慢慢降下去逐渐消失不见。古人因称之为客星。有的客星很亮受大气衍射的作用看上去好象射出许多光芒古人因而又称为孛星。这两种名称在《天官书》里都有记载1但奇怪的是未作定义性描述。由于彗星也具有出现后又消失的现象有极少数彗星也会向四周所有方向喷射出气体因此古人也把彗星称为客星或孛星。精细如司马迁居然未能从运动或不运动来区分彗星和新星、新星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除了上述这些奇异天象名称的介绍外《天官书》中也有一些天象的记录。但这些记录极为粗略无法具体确定其生的日期乃至年份。从这一点来说《天官书》的意义不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记录而是开创了一个在纪传体史书中有专门篇幅保存天象记录的先例（至于准确的天象记录则在《史记》的一些本纪和年表中有所记载）。
对太初历工作的作用、贡献和批评太初改历是由司马迁起的。他也参与了安装仪器、进行观测的工作。
可是最后实施的是邓平、洛下闳的太初历而这种历法与《史记·历书》中所记的《历术甲子篇》是完全不同的。《历术甲子篇》中所记的是一种四分历。它的基本数据是一回归年的时间为3651 4日（因而称为四分历）一朔望月的时间为2949994o日。邓平等人的太初历其基本数据则为一朔望月时间为294381日一回归年时间为3653851539日。化成十进制小数就可知道这两组数据十分相近而以四分历为略优。司马迁的拒绝太初历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司马迁在历法问题上有他的缺点。为了强调这次改历的历史意义使汉武帝的统治获得一种神圣性他和一些同事把历法时刻所在的年名加以改动称为焉逢摄提格用干支来表示即为甲寅。这个年名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在改历诏书中予以布。然而按实际的年名当时应该是丙子年。改1 不过《天官书》把孛星写成茀星。
为甲寅一下断开了38 年给历史记载和推算添加了种种麻烦。这使最早奉命改历的人生意见分歧导致有人上疏“不能为算”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不管怎么着后来邓平等的太初历并未采用这个年名使纪年保持了连续。从这一点来讲邓平是对的。
在天文学思想方面的贡献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这就是要研究天和人间的兴亡治乱之间的关系。
古代统治阶级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主宰着人间的命运帝王则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人民的。天通过天上的各种现象来警示地上的帝王臣民：人间将要生何种大事了。至于何种天象将预示何种人间大事则是中国古代星占术研究的内容。天和人间两者有着神秘的关系这种关系古代称之为“天数”。历代帝王设立了官方的天文机关其职责之一就是要监视天象以猜测天的意向。司马迁本人当过多年的官方天文机关的负责人——太史令。他自认他的家族世代是传“天数”的他的祖先是重、黎、羲和都是星占家兼天文学家。司马迁本人也不可能跳出这种阶级的和社会的局限他也相信星占术。他的《史记·天官书》中充满了星占术的语句。这是时代使然也不足怪。
然而司马迁却并不受星占术所束缚。在他研究天人关系的过程中常常现客观的天文现象和以往星占家所传的条文有明显的矛盾在这样的时候司马迁并不怀疑客观现象的真实性而是宁可对星占术作出局部的否定。作为太史令司马迁有条件掌握历代遗存的天象记录和人事史料。仔细研究了这些材料后他现过去的许多星占术文是靠不住的。他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 祥不法。”“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这就是批评这些星占家们并没有固定的原则而是见风使舵“以合时应”“因时务论其书传”。这一来就降低了星占家们“通天”的神圣形象。
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的结果认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1。这个思想就突破了天命的观念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对国家兴亡的作用。由此他提出在见到天变之后对国君来说“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2。这些对策反映出司马迁并未彻底否定天的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司马迁把“修禳”放在对策的最末一种而把调整国君行为的“修德”、“修政”作为第一、第二种对策。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国君自己的行为比天意的作用要大得多。而这个思想实际上可以说已否定了天意的作用。因为如果人的作用盖过了天那么也就谈不上什么天的至高无上了！由于司马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七国兴亡、楚汉相争之类虽然也用过不少天命之类的语言但是他也从他自己的立场、观点出作了许多纯属人世的经验总结。尽管这类总结的正确性还大可讨论但它们和天意、天命1 《史记·天官书》。
2 《史记·天官书》。
决定论之类的思想相比是高明得多了。而这种纯属人间的经验总结才是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本质。
天文现象和任何自然现象一样都是有规律的。但是许多天文现象的规律性比较复杂而不能立即辨出。比如说由于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因此离地球不远而同绕着太阳运动的行星在地球上的人看来其运行规律就不是很简单。又比如说月亮绕地球转的轨道平面和地球绕太阳转的轨道平面不相重合。因此造成日、月、地三者有时会在一条直线上的局面这时就生日食或月食。但由于月亮和地球的公转周期不可通的月亮的运动度和月亮轨道本身都有比较复杂的变化这就使不大能看到的日、月食的出现显得更加捉摸不定。如此等等的现象在古代世界天文学知识极其低下的时候是不可理解的。按照中国古代星占术的观念凡是和已知天文学规律不相符合的天文现象就叫做“变”凡是变就是上天的警告就属于星占家的工作范畴。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就不可能现旧规律的谬误和粗疏更不可能会现新的天文学规律。这是星占术阻碍天文学进步的关键所在。
然而司马迁并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前面说到他现五星逆行和留的规律现月食有周期性等等都是他冲破了星占术观念的束缚而得出来的。
一般来说当现和过去所认为的天文学规律不合的现象时并不盲目地把它归之于自然的“上天警告”而是在大量客观资料的启下意识到它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从而努力寻找出新的天文学规律或对旧规律作出修正这是古代天文学摆脱星占术的束缚而获得展的一条比较普遍的道路。司马迁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杰出典型。
第二十一章霍光金日netbsp;赵充国霍光、金日netbsp;、赵充国是武帝晚年、宣帝早年间的重臣。霍氏盛世势倾朝野。
第一节霍光1受遗诏辅政霍光（？—前68）字子孟西汉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他的父亲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名县吏因事出入平阳侯家与侯家侍婢卫少儿相爱生下去病。不久霍仲孺吏毕归家娶妻生子霍光从此与卫少儿不相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入宫立为皇后卫氏满门富贵去病亦以皇后姊子得到武帝的重用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屡立战功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去病自知生父为霍仲孺。适值出征匈奴道经平阳及派遣官吏迎接霍仲孺至官舍相见认了父亲“大为买田宅奴婢而去”。出征归来经过平阳乃携带霍光西至长安这时霍光年仅十余岁武帝以为郎官稍迁为诸曹侍中。去病死后霍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征和二年（公元前91 年）戾太子刘据（武帝长子）被江充陷害致死武帝以次子燕王刘旦及其弟广陵王胥多过失不堪继承皇位爱少子弗陵欲立之；但弗陵年幼须由大臣辅政。他观察周围群臣唯有霍光最可信赖而且老成持重能够担当起托孤重任于是命宫廷画工画周公辅成王朝见诸侯像以赐光。后元二年（公元前87 年）武帝游五柞宫病危霍光随侍右侧涕泣问道：“如有不讳谁当嗣者？”武帝说：“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让金日netbsp; 不肯。武帝乃下诏立弗陵为皇太子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netbsp;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政；又以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次日武帝病逝太子即位是为昭帝。
专断政事破除“谋反”
昭帝即位时才八岁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全国政务“政事一决于光”。武帝遗诏封霍光为博6侯金日netbsp;为秺侯桀为安阳侯。不久金日netbsp;病死由霍光与上官桀共同辅政。他们之间有着姻亲关系光女为桀子上官安妻彼此之间原本亲密无间光有事由桀代其处理政事。但过了不久两人关系逐渐紧张起来。上官安有女年方五岁。安贪图禄位请求霍光把他的女儿送进宫去许配昭帝为后。霍光以外孙女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上官桀父子又求鄂邑长公主相助由长公主出面主持婚事立上官安女为昭帝后封安为桑乐侯、骠骑将军。上官桀父子对长公主十分感激请求霍光封长公主的姘夫丁外人为侯光不肯又为之求官光又不许因1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霍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此上官桀父子和长公主都怨恨霍光企图与之争夺权力。
此时自以为年长又未得立为帝的燕王刘旦常怀怨望之心；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他的子弟求官不得也怨恨霍光。于是上官桀父子便同长公主、桑弘羊串通一气勾结燕王刘旦策划动政变先除掉霍光然后废黜昭帝立燕王旦为帝。燕王答应事成后封上官桀父子为王。上官安则图谋事成后杀燕王而立其父。
元凤元年（公元前8o 年）八月上官桀等令人以燕王名义上书攻击霍光“专权自恣”说他有三大罪：第一谓其到长安东郊广明乡检阅、考试郎官和羽林军将士练武情况时擅自使用天子外出时的礼仪“道上称 （跸）太官先置”；第二谓其赏罚不公“苏武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杨）敞无功为搜粟都尉”；第三谓其擅自增加大将军幕府的校尉名额不报告朝廷。并称：燕王请求到京城来保护皇帝防止奸臣作乱。这封奏章乘霍光休假之机呈了上去。昭帝虽只十四岁却能识别贤愚明辨是非他以为霍光到广明都试不到十日燕王远在数千里外“何以知之”乃召见霍光。光入免冠顿谢罪。昭帝说：“将军冠朕知此书诈也将军无罪。”后来上官桀及其党羽又在昭帝面前攻击霍光昭帝怒说：“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
上官桀等见上告的计谋不行乃密谋使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长公主家舍人之父稻田使者燕仓知道这个密谋告诉他的上司大司农杨敞杨敞畏事不敢揭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告霍光。这年九月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皆以谋反罪处死并诛灭其宗族。长公主、燕王旦自杀。这次政变被粉碎后霍光“威震海内”昭帝对他更加信任直至昭帝成年以后仍令霍光照旧主持政务。终昭帝之世一直由他执政。
废昌邑立宣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 年）昭帝病逝没有后嗣。武帝之子唯有广陵王刘胥在群臣属意于广陵王。霍光素知刘胥多过失为武帝所不用犹豫不决。他听了一个郎官“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以”之言决意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刘贺狂纵荒淫动作无节政事失当1。
霍光见昌邑王荒淫无道非常担忧向大司农田延年问计延年说：“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并说古代伊尹相殷就有“废太甲以安宗庙”的先例。霍光深以为然就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合谋召集公卿大夫会议于未央宫。会上霍光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听了惊愕失色不敢吱声。田延年离席按剑要求霍光不能辜负武帝的委托应当实行废立以安社稷。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霍光表示同意。议者皆叩头说：“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于是霍光与群臣进宫谒见太后具陈昌邑王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奏请太后下诏废刘贺为庶人。
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商议迎立新君。当时武帝的子孙1 参考《汉书·武五子传》。
齐王刘闳早死没有后嗣；广陵王刘胥多过失前已不用；燕王刘旦以谋反自杀其子孙不在当议之列；近亲唯有武帝长子故太子刘据之孙病已在民间号皇曾孙。光禄大夫丙吉以皇曾孙“至今十**矣通经术有美材”1上书霍光请立之。杜延年“亦知皇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2。霍光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这年九月会同公卿大臣上奏太后立皇曾孙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即位后下诏褒扬霍光“安宗庙”之功增封爵邑一万七千户连同以前所封共二万户；另外先后“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自昭帝时至宣帝初年霍光子弟亲属皆任朝廷要职总揽兵权党亲连体相据于朝廷。一时之间贵盛无比。霍光的夫人霍显还不知足又欲使其小女成君“奇贵”令人毒死许后送女入宫立为皇后声势更加显赫。后来霍显把毒害许后之事告知霍光霍光非常惊恐；但始终不敢揭。
霍氏之祸宣帝即位后霍光曾经请求归政宣帝谦让不受令一切政事“皆先关白光”。光每朝见宣帝“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对他非常敬重。宣帝初即位时谒见高庙霍光骖乘帝心里严畏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可见宣帝对于霍光敬而畏之。
地节二年（公元前68 年）霍光病危宣帝亲临光家问候光上书谢恩请求以国邑三千户分封其兄霍去病之孙霍山为侯宣帝立即令丞相御史大夫照办并拜光子霍禹为右将军以慰其意。光卒后宣帝和太后（霍光外孙女上官后）亲自临丧葬礼非常隆重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将士送葬自长安至茂陵络绎不绝。葬后谥光为宣成侯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光子霍禹袭爵为博6侯。不久又封霍山兄霍云为冠阳侯。霍光死后“霍氏骄侈纵横”。光妻显“广治第室”霍禹、霍山“亦并缮治第室”霍云也是游猎无度。御史大夫魏相上书以为霍氏倚仗权势“骄奢放纵”应当“损夺其权”。宣帝“自在民间闻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后来又听说霍显毒死许后乃采纳魏相的建议罢免霍光女婿度辽将军、卫尉范明友等人的兵权改任文职；霍禹虽被任为大司马而罢其屯兵官属也是有职无权。霍显、霍禹、霍山、霍云等见权势被夺又恐宣帝追究许后被毒事“于是始有邪谋”。地节四年（公元前66 年）霍显、霍禹、霍山、霍云、范明友等密谋动政变先杀死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然后废黜宣帝立霍禹为帝。尚未动即被人告霍云、范明友皆自杀霍显、霍禹及其他霍氏亲属皆被处死“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自武帝以来贵盛一时的霍氏家族终于遭到灭族之祸。
1 《汉书·丙吉传》。
2 《汉书·杜延年传》。
第二节金日netbsp;（前134—前86 年）字翁叔匈奴族人。原本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其父休屠王曾作金人祭天故汉武帝赐其姓金氏。他是西汉封建政权中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是汉武帝最亲信的大臣之一。
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春、夏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两次出陇西郡击匈奴右地（今甘肃河西地区）斩获颇多获得匈奴休屠王用来祭天的金人俘获匈奴王侯贵族数十人。浑邪王、休屠王听到单于“欲诛之”的消息合谋投降汉朝后来休屠后悔浑邪王杀之遂率领自己的部下和休屠王的部下降汉。汉武帝令霍去病处置匈奴降众把降卒留居边塞设属国以处之。至于投降的王侯贵族则派人护送到长安。这些人都得了赏赐和封爵或封侯或封官唯有金日netbsp;同他的母亲休屠王阏氏因为休屠王后悔投降的缘故都以罪被罚为官奴婢日netbsp;被分配到宫中饲养马匹。当时他年方十四岁。
过了几年武帝到宫中游宴带着不少的妃嫔、宫女检阅宫中饲养的马匹。金日netbsp;等数十名养马人牵着马匹经过殿下接受检阅时别人都偷看殿上的贵人唯独日netbsp;走过殿下时目不斜视。武帝见他身材魁梧仪容庄重饲养的马匹又很肥壮惊异地询问之日netbsp;如实奉告。武帝当即提拔他为管理宫中养马的马监。后来逐渐升迁到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之职。
金日netbsp;升任扈从皇帝的高官后小心谨慎未尝有过失武帝“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武帝周围的皇亲贵戚多暗中嫉妒说：“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武帝听说反而更加宠信他。
金日netbsp;之母平素教诲两个儿子（日netbsp;与其弟金伦）“甚有法度”对他们要求严格。武后听说甚为嘉奖。日netbsp;母死后武帝令画工画其形于甘泉宫。日netbsp;每次扈从武帝到甘泉见其母像必拜涕泣尽哀而去。日netbsp;有两子为武帝弄儿经常陪伴武帝。有一次弄儿从后拥抱武帝颈项日netbsp;见而怒视之。弄儿走且啼说：“翁怒”。武帝对日netbsp;说：“何怒吾儿。”后来弄儿长大在殿下与宫人游戏日netbsp;望见“恶其**”遂杀弄儿。所杀的弄儿就是日netbsp;的长子。武帝听说弄儿被杀大怒。日netbsp;叩头谢罪说明他所以杀弄儿的缘故。武帝听了深受感动更加信赖日netbsp;对他的忠诚。由此亦可见他的小心谨慎。
擒马何罗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 年）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其弟马通因戾太子事件惧诛而谋反。金日netbsp;现马何罗兄弟情态异常怀疑他们有异志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何罗也察觉日netbsp;在监视他不敢贸然行动。这时武帝巡游林光宫（秦宫在甘泉宫旁）日netbsp;小病卧于殿中休息处。何罗兄弟乘机夜出杀掉使者兵。第二天早晨武帝尚睡眠未起。何罗等人尚未入宫。日netbsp;正准备上厕所感到情况异常立即坐到武帝卧室前。一会儿马何罗袖中藏刀前来见到金日netbsp;脸色变了快步欲入卧室被室中乐器撞倒。1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金日netbsp;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日netbsp;得以抱住何罗大声高呼：“马何罗反！”武帝闻声惊起左右侍从人员拔刀直取何罗。武帝深恐格斗中误伤日netbsp; 挟住何罗的头颈把他摔倒在殿下随即将其绑起来恶惩之。
武帝赐出宫女日netbsp;“不敢近”。帝欲纳其女入宫为妃日netbsp; 受命辅政武帝病危时召见金日netbsp;与霍光等人嘱其辅佐少主封日netbsp; 昭帝即位后按武帝遗诏以讨马何罗功封日netbsp; 侯日netbsp;固辞不受封。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 年）日netbsp;病危霍光再申武帝遗命封日netbsp;为侯。接受封爵的第二天日netbsp; 敬侯。日netbsp;死后其子金赏承袭侯位为奉车都尉次子金建为驸马都尉并为昭帝所宠信。宣帝即位后赏为太仆列于九卿。日netbsp;弟金伦早死伦子安上宣帝时封侯后来子孙贵盛。
第三节赵充国附辛武贤“通知四夷事”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后来迁徙到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他起初是骑兵因是金城郡良家子善于骑射补为羽林军士侍卫皇帝。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
汉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身份随从2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被匈奴骑兵所包围。汉军几天吃不到食物死伤者很多赵充国与一百多个壮士冲出重围李广利带兵跟随其后终于脱身。赵充国身上二十多处受伤李广利向皇帝报告这个情况皇帝下诏召见。武帝亲自察看他的伤口颇为感叹任他为中郎迁为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时武都郡的氏族人闹事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的身份带兵平定了此乱升为中郎将带兵屯守上谷郡又调回朝廷任水衡都尉。
在拥立宣帝的过程中赵充国参与了霍光的定策因此封为营平侯。本始年间（公元前73—前7o 年）为蒲类将军带领三万多骑兵出酒泉击匈奴。他本当与乌孙合击匈奴于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没有赶到。他带兵出塞一千八百多里西去候山杀虏数百人掠畜七千多1。返朝后为后将军、少府。匈奴动十多万骑兵向汉塞开来打算侵扰汉朝边区。匈奴人题除渠堂投降汉朝后说起这个情况汉朝就派遣赵充国统领四万骑兵驻守缘边的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等九个郡。匈奴单于听到这个消息领兵退去。汉即罢兵。
羌族的动向这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元康三年（公元前63 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于是汉朝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
义渠前去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为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1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1 据《汉书·匈奴传》。
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时为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春天。
赵、辛对羌策略之分歧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以为他老了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赵充国到了金城集结了一万骑兵打算渡过黄河又恐被羌人截击就在夜间派遣三支小分队骑马衔枚先渡渡后安营置阵到了天明全都完毕。于是大部队依次全都过渡。羌人百来个骑兵前来出现在汉军近旁。赵充国说：“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命令汉军不要攻击。派遣骑兵到四望峡中放哨知道没有羌骑。夜间带领汉军上了落都山召集各个分队的校司马对他们说：“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数千人守杜四望峡中兵岂得入哉！”赵充国用兵“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为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他来到设在金城的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羌骑多次前来挑战赵充国命令坚守而不出兵。捉到的俘虏供认羌人内部各个头领互相埋怨说：“语汝毋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十矣善为用。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这说明羌人畏惧赵充国之用兵因而内部生了矛盾。
赵充国之子右曹中郎将赵卬带领一支队伍到了令居。羌兵出动截断这支汉军的粮道赵卬向皇帝报告。皇帝下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联合搜捕山间的羌兵以打通粮道。
起初羌族部落头领靡当儿派遣弟弟雕库来向都尉报告先零部落谋反过几天果然反汉。雕库那个部落的人有一些混在先零部落中都尉就把雕库留下作为人质。赵充国以为此人无罪就让他回去告诉该部落头领说：“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意思是汉军前来是诛羌族中有罪的人区别对待你们不要互相勾结应当立功赎罪还可论功行赏。赵充国是想凭威信招降k 、■部落及被掳掠者瓦解羌族联合之谋待其松懈时击破之。
这时宣帝已调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提出建议：郡兵都守备在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长久。现在敌兵朝夕侵扰土地寒苦汉军之马不能过冬驻守在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有一万多骑兵马匹大多羸疲。可以增加马的饲料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在鲜水上的k 、■等部落。羌人以畜产为生命现在都已离散汉军分兵出击虽不能全诛灭之只要夺了他们的畜产掠了他们的妻子然后退兵冬天再次出击大军频繁打击羌人必定丧胆。
赵充国策略的成功宣帝把辛武贤的奏书交给赵充国命他与校尉以下知羌事者博议。赵充国以为辛武贤之策不妥他与长史董通年上书认为：辛武贤打算轻引上万的骑兵分为两道出张掖纡回千里之路。以一马驼负三十日粮食大约米二斛四斗麦八斛还有衣装兵器实在难以追击。辛辛苦苦到了目的地羌人必然根据这种情况以定进退稍稍退去逐水草入山林。汉军再深入羌人随即占据汉军前后险要之地切断粮道势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所嘲笑千年也不得挽回。而辛武贤以为可夺羌人畜产掠羌人妻子这只是空话不是什么好策。再说武威县、张掖日勒县都当北塞有通谷水草。我们估计匈奴与羌族必有预谋打算大举侵扰希望能阻塞张掖、酒泉以断绝汉朝与西域的交通所以那里的郡兵尤不可调。估计先零部落为反叛其他部落是被迫胁从所以赵充国等建议：欲捐k 、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意思是对羌族各部应当根据主谋与胁从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严惩主谋者宽恕胁从者选择了解羌俗的良吏抚慰羌民这才是万全之策。宣帝将其上书给群臣议论。公卿议论者都以为先零部落兵马强盛而且倚仗k 、开部落的协助难以对付不先破k 、开等部落就无法打击先零。这种意见完全与赵充国之策相反。
宣帝于是任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下玺书嘉纳其策。同时书给赵充国指责他迟迟不肯用兵不顾士兵艰苦不计国家开支；告诉他朝廷已按辛武贤之策行动；命令他“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并说天道顺当出兵必胜。
赵充国受到皇帝指责并不放弃己见他以为将军带兵在外虽受诏命只要能安国家就应按便宜行事。于是上书表面上承认过错实际上进一步陈述用兵利害说：侵扰者乃先零羌而不是k 羌。“今置先零先击k 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先零羌为主谋深恐汉军到来而k 羌、开羌背约如果汉军“先击k 羌先零必助之”以“坚其约合其党”这样必然耗费巨大旷日持久。最后说：“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k 、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如果马上进兵“诚不见其利”。宣帝很快地采纳了赵充国之策。
赵充国领兵到了先零羌所在地。先零羌因长久驻于一地思想上松懈突然看见汉军大部队到来抛弃车辆辎重打算渡过湟水道路险隘赵充国缓慢地驱逐之。有人说逐利宜不宜迟赵充国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果然羌人赴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斩五百多人获得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多辆。汉军到了k 羌地区命令不得烧毁住所损害农牧。k 羌知道这个消息高兴地说：“汉果不击我矣。”他们的头领靡忘派人来说：“愿得还复故地。”赵充国报告这个情况还未得到答复。靡忘亲自前来赵充国招待饮食让他回去告谕k 众。护军以下的军官对这件事都有争议有说对于这种反虏不可放他回去。赵充国说：“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意思是你们都是从自己方便考虑而不是忠于国家的打算。他的话还未说完答复的玺书已到命对靡忘以将功赎罪论。后来k 羌竟不烦兵而平定。
屯田“十二便”
那年秋天赵充国病了宣帝给他书说：听说你有病年老加疾万一去世我很担忧。现在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到你的驻地担任你的副手赶快趁此天时大利将士锐气定于十二月击先零羌。你如果病很严重就驻守不动只让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领兵前去。这时羌众来投降者已一万多人。赵充国估计他们必定动摇打算安排骑兵屯田以待其敝。奏书还未送上去正好得到命令进兵的玺书。中郎将赵卬害怕起来派人劝告赵充国说：如果奉命出兵破军辱国将军守之还可。现在有利而您病又何必争议？“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指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叹息说：何以说话如此不忠！如果朝廷早用我的建议羌患还能到这种程度？往昔推举可以使羌之人我推举辛武贤丞相和御史却荐举义渠安国以致羌事搞坏。金城、湟中的谷物每斛八钱我劝说司农中丞耿寿昌籴二百万斛谷羌人就不敢乱动。耿中丞只申请籴一百万斛结果只得四十万斛。义渠安国再次出使耗去谷一半。失此二策羌人所以敢于叛逆。“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意思是只可设法固守不可轻举妄动如果“四夷”猝然起兵那就不只是羌患了。于是奏上了屯田书。在屯田书中赵充国提出两点建议：一、我带的兵马消耗粮、盐、草等数量巨大“难久不解徭役不息”还可能生其他变故而且羌患“易以计破难以兵碎”所以我以为“击之不便”。二、在临羌至浩亹一带罢骑兵招募民众“缮乡亭浚沟渠”进行屯田。只以少数骑兵卫护屯田者“益积蓄省大费”。
宣帝复书问：如果实行罢骑兵而屯田之策“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要求再申明理由。赵充国申诉说：羌人与汉民一样都有“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之心。如果罢骑兵而屯田“顺天时因地利”胜利在望。羌众已经动摇前后来降者万余人听了宣传而归相告谕者凡七十人次这是解决羌患的实情。同时还提出留兵屯田“十二便”：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坠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遂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他以为“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所以要求朝廷采纳其策。
宣帝复书提到屯田不一定能解决羌患大开、小开还可能与先零联合要求赵充国认真考虑然后再次报告。赵充国又报告说：先零羌所剩精兵不多“失地远客分散饥冻”k 、开、莫须等部落离叛。汉军屯田搞好战备以逸待劳“内有无费之劳外有守御之备”故胜利在望。“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专给于一方颇为“不便”。
赵充国报告每次送上朝廷皇帝都交给公卿议论。赞成赵充国之策者起初“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足见赞成者越来越多。丞相魏相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指赵充国）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这表达了当时大臣们对赵充国的信服。宣帝于是答复赵充国肯定了他的计策。但宣帝因辛武贤、许延寿多次建议出击又担心赵充国屯田可能受到侵扰于是采取折衷之法“两从其计”诏令辛武贤、许延寿与赵印等出击只取得小利；而赵充国不出兵“所降复者得五千人”也获了利。于是又诏令罢兵只留下赵充国负责屯田。
神爵二年（公元前6o 年）五月赵充国估计羌众伤亡及投降者甚多力量削弱请求罢屯兵。得到皇帝的允准于是振旅还朝。
友人浩星赐迎接赵充国时说：将军朝见时应当归功于出击的辛武贤、许延寿二将“如此将军计未失也”。赵充国说：“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他还是把原意作了回报。宣帝肯定了他的计策让辛武贤复为酒泉太守赵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
这年秋天羌若零等部落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之不少部落领率众来降。汉朝予以安抚“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诏令推举可以任护羌校尉之人时赵充国已病四府推举辛武贤小弟辛汤。赵充国立即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这时辛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来临众病免五府又举辛汤辛汤“数醉酩羌人羌人反叛”果如赵充国之言。
起初辛武贤与赵卬谈话赵卬说起车骑将军张安世所为不中皇帝之意皇帝打算杀他是赵充国为其解说才得以免。等到赵充国回朝报告军事时辛武贤罢归原官怀恨在心就上书告赵卬泄漏省中之语。赵卬“下吏自杀”。
赵充国要求退休回了家。朝廷议论“四夷”问题还常常参与兵谋。
甘露二年（公元前52 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谥为壮侯。
赵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追美赵充国曾召黄门侍郎扬雄称颂之。扬雄有“在汉中兴充国作武”的颂词歌颂赵充国在西汉中兴中的武功。
第二十二章汉宣帝汉宣帝承武、昭之后重视吏治谋求相对安定的局面史称“中兴”。第一节经历磨难幼受“巫蛊”事件株连汉宣帝（前91—前49）刘询原名病已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
在位二十五年（前74—前49）。
戾太子刘据是武帝与皇后卫子夫所生他与妃史良娣生子名叫刘进号称“史皇孙”史皇孙与夫人王翁须生子名叫刘病已号称“皇曾孙”。武帝晚年多病心生疑忌。这时卫皇后已失宠江充用事。江充与卫皇后、太子刘据有矛盾深怕武帝死后被太子所害打算先下手谋害太子。当时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征和元年（公元前92 年）丞相公孙贺追捕游侠朱安世朱安世诬告他用巫术诅咒皇帝武帝轻信结果公孙贺被捕死于狱中。次年江充用朱安世之法诬告太子刘据在宫中埋了木偶人以巫术诅咒皇帝。太子刘据闻知大惧乃兵杀了江充及胡巫。武帝兵追捕刘据以兵对抗在长安激战五日死了数万人结果刘据兵败自杀。史称“巫蛊之祸”。当时有人替太子鸣冤叫屈说巫蛊之事多不可信武帝才感到太子“惶恐无他意”而族灭江充家为太子作“思子宫”。太子刘据本有三男一女他本人受害夫人与子女也受株连只遗下一个孙子刘询。
巫蛊案时刘询才生下几个月但也被监禁在郡邸狱中。当时廷尉监邴吉受命处理巫蛊郡邸狱怜愍刘询年幼无辜便命两个谨厚的女犯保养私给衣服食物多方照顾。邴吉治巫蛊事连年不作决断。后元二年（公元前87 年）武帝病重另派人严治犯人。不久大赦。此时邴吉就将刘询送到他的祖母史良娣老家。年已老迈的史良娣之母贞君怜愍刘询幼孤亲自抚养1。后来刘询由掖庭收养才由宗正登记上了宗室簿。当时掖庭令张贺怜爱刘询注意奉养以私钱供给教书。刘询长大娶了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依靠许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生活。
继承皇位刘询因幼遭家难生长于下层不仅知道节俭好学而且“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他还喜欢旅游走遍了三辅之地虽经历困难也自觉快乐。
元平元年（公元前74 年）四月昭帝去世因昭帝无子霍光先是召昌邑王刘贺入京即位不久觉得刘贺“**”乃废除之而建议另立刘询为帝。于是把刘询召到未央宫先封为阳武侯然后才即帝位史称宣帝。1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宣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1 参考《汉书·外戚传》上。
第二节亲理政事肯定霍光功绩宣帝登位时年已十八。霍光因其成*人表示“归政”。宣帝谦让不受而“委任”之。当时朝政“诸事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1。霍光每次朝见宣帝“虚己敛容”以示礼貌。但霍光随侍宣帝内心恐惧“若有芒刺在背”2。直到地节二年（公元前68 年）霍光去世宣帝“始亲政事”。宣帝肯定霍光的功德诏中提到霍光“定万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并称霍光“功如萧相国”。霍光侍卫武帝三十多年辅佐昭、宣二十年掌权期间鼓励农业减轻赋税与匈奴和亲抵御侵扰在当时政界扮演了主要角色对“中兴”事业起了重要作用。故史称：“孝昭委政霍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3宣帝对霍光功德的肯定其实也是表示对霍光之政的肯定尽管他后来为了集权而族诛霍氏但并未抛弃霍光所定的政策。
继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宣帝亲政初曾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十月下诏说：“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就是说将苑囿和公田分给贫民与流民耕种贷给种子与食物还不要百姓出算赋和给徭役。
元康元年（公元前65 年）宣帝诏：“所振贷勿收。”就是说原来赈贷给贫民的种子与食物一笔勾销不予追回。
元康二年五月宣帝诏有“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之说。
即宣布受害严重的地区不必出当年的租赋。
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春宣帝行幸甘泉、河东等地下诏：“所振贷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
五凤四年（公元前54 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让边郡都筑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以供给边郡节约转漕。
甘露二年（公元前52 年）宣帝诏称：“减民算二十”即减去百姓算赋（原为钱一百二十文）中二十文。
因此史称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1。
重视吏治综核名实宣帝亲政之初就注意政情吏治命令群臣奏封事由此了解下情。五1 《汉书·霍光传》。
2 《汉书·霍光传》。
3 《汉书·昭帝纪·赞》。
1 《汉书·食货志》上。
日一听事对官吏观其言察其行考试功能。他要求官吏尽职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下诏说：“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要求郡国长官管教和督促地方官吏不能让他们失职。
他强调决狱宜平特设廷平官。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1他要求官吏奉法元康二年（公元前64 年）下诏说“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他审察吏治元康四年派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主要任务是“察吏治得失”；五凤四年（公元前54 年）又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者”。
他反对苛政下诏批评说：“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即反对地方长官干涉民间喜庆之事。
他反对欺谩黄龙元年（公元前49 年）诏责当时“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指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无相乱”。
宣帝根据吏治情况奖功罚罪。奖赏有功者如：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对安抚流民有功的胶东相王成下诏奖励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神爵四年（公元前58 年）对治行优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同时对颍川吏民也有赏赐。王成与黄霸原秩二千石一年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升秩中二千石一年得二千一百六十石增加秩俸百分之五十1。责罚罪过者如：元康二年（公元前64 年）冬本来精明能干、治理有绩的京兆尹赵广汉因执法出了偏差“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2而被腰斩。神爵四年（公元前58 年）十一月号称“屠伯”的河南太守严延年因酷急和诽谤之罪弃市3。
故史称宣帝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加强汉与少数民族关系宣帝即位之初汉与乌孙为了反抗匈奴侵扰相约分头出兵击匈奴匈奴无力抵抗而逃损失很重。后来匈奴又遭乌孙、乌桓、丁令等族袭击加之大雪成灾力量大大削弱故欲与汉和亲。于是汉边境“少事”。宣帝亲政时正是匈奴内乱外患之日无力侵扰汉境。此时宣帝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下诏说：“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即减少边塞的军屯。匈奴内乱出现了五个单于各派势力多争取与汉和亲或来投靠汉朝。汉为了自身的安宁也积极应付。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匈奴日逐王先1 《汉书·刑法志》。
1 参考《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
2 《汉书·赵广汉传》。
3 参考《汉书·酷吏传》。
贤掸率众来降汉封其为归德靖侯④。五凤二年（公元前56 年）匈奴左大将军王定来降封其为信成侯5。同年匈奴呼遬累单于来降汉也封其为列侯。五凤三年（公元前55 年）三月宣帝诏中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汉朝此时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匈奴来降者。次年匈奴单于向汉称臣派遣其弟谷蠡王入侍。汉朝因边塞无寇减戍卒十分之二。甘露元年（公元前53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于汉1。甘露二年（公元前52 年）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表示愿奉国珍三年正月来朝宣帝同意并安排接待。次年正月呼韩邪来汉朝贺受到盛情接待并得到很多赏赐。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来汉奉献。甘露四年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者格外有礼。黄龙元年（公元前49 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来朝汉朝对他礼赐如初2。
宣帝亲政时汉羌和战是汉羌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宣帝初年羌族先零部落擅自北渡湟水侵占汉民地区。元康三年（公元前63 年）羌族先零部落与各部落的酋长二百多人集会“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地。宣帝闻知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以为羌人各部盟约还可能联合其他各族应当及早准备。他建议一方面命令边兵加强战备监视诸羌；一方面要破坏诸羌联合探听其预谋内情。于是派遣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前去召集诸羌领杀了逆而不顺者又调兵杀了先零羌民一千余人。羌族各部震恐起而反抗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春义渠所部三千骑兵被羌人袭击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情况。宣帝当即调兵马前往金城。以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带兵前往；又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赵充国到了金城以哨兵了解敌情派间谍宣传政策日飨军士而不进击。羌人见汉军坚壁固守无法进攻互相埋怨生了矛盾。辛武贤以为进军时机已到向皇帝上书建议进兵。赵充国以为辛武贤的建议不妥如果冒险进兵必然进退两难。他一再上书建议只能先击主谋者先零部落逼其悔过而赦之再选择良吏前去抚慰羌众。宣帝要他作详细说明。赵充国反复论说马上进击失十二利留兵屯田有十二便。宣帝肯定了赵充国屯田之策于是诏令罢兵让赵充国负责屯田。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o 年）羌民斩了先零大豪杨玉、犹非之向汉投顺汉朝设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顺的羌民。羌乱至此告一段落1。
加强与西域的联系④ 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5 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1 此据《汉书·匈奴传》上。《汉书·宣帝纪》曰：“（甘露元年）冬匈奴单于遣弟右贤王来朝贺。”两个记载不同。
2 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还参考了《汉书·匈奴传》上。1 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主要参考《汉书·赵充国传》。汉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地节二年（公元前68 年）宣帝派遣侍郎郑吉到渠犁负责屯田。郑吉通过屯田积蓄了粮食兵打败了车师。宣帝诏令郑吉继续在渠犁与车师屯田积粮以安定西域对付匈奴。匈奴得知消息前来争夺车师之地。郑吉固守力弱要求增援。宣帝诏令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吓得匈奴骑兵退去。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而不受匈奴欺压乐于“亲汉”。稍后郑吉又迎匈奴日逐王来汉投降。宣帝先命郑吉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南道）各国的安全继又命其兼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宣帝还封郑吉为安远侯这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之事。西域都护的幕府设在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同时主管屯田事业。汉朝的西域都护取代了匈奴在西域的僮仆都尉反映了汉匈势力在西域的消长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也可以说汉与西域关系的密切始于武帝之世而成于宣帝之时1。
“昭宣中兴”论史称“昭宣中兴”是谓西汉初年的皇业得以复兴。以昭宣之政与汉初政治两者比较在经济、政治、民族关系诸方面都是后来居上但同时社会矛盾有所展和激化故汉朝统治旋即由兴而衰。“中兴”之功就统治阶级方面来说主要是两个人物起主要作用一个是霍光一个是汉宣帝。宣帝诛除霍氏只是政治权力之争而不是政治路线斗争。
1 此段情节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和《西域传》。
第二十三章萧望之贡禹师丹萧望之、贡禹、师丹以名儒为大臣能高论而无济时艰。
第一节萧望之受霍光冷遇萧望之（？—前46）字长倩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徙于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家庭世代以种田为业到了萧望之开始学习儒学。他“好学”起初学习《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后来到太常受业又事同学博士白奇还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的儒生们对他都很称赞。他还写有赋四篇2。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霍光居功自傲听不得这种意见。于是独不任用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意思是你不肯循规蹈矩得罪了执政结果不得大官而守门。萧望之说：“各从其志。”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
建议宣帝亲政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皇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现在陛下“思政求贤”用心很好“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建议皇帝“亲理政”“举贤材”“考功能”。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的重要议论。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
这时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
萧望之做得很合宣帝之意接连提升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升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1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汉书·萧望之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2 参见《汉书·艺文志》。
表政见多所建议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他想留在朝廷内不愿意远出为郡守元康六年（公元前65 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宣帝觉得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打算试试他处理政事的才干于元康二年任他为左冯翊。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怀疑君主对己有所不满就装起病来。宣帝听到消息派遣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去向他宣谕旨意说：“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这年西羌反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现在大军出征供给紧张西方农业歉收将会引起饥荒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赎罪以救急难。萧望之与少府李强议以为民有“好义欲利”之心关键在于上之教化对待义与利不可不慎“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他们引经据典反对张敞入粟赎罪的建议。
宣帝又将此议交给两府商讨丞相、御史向张敞问难。张敞说萧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
萧望之与李强又举出武帝时期赎罪法引起暴乱的事实再次反对赎罪之议。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羌患快要解决军需大致相给就否定了张敞之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迁为大鸿胪。
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诏下公卿议。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o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或称少主）远嫁元贵靡。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乌孙持两极无坚约”建议征还少主。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萧望之升为御史大夫。五凤（公元前57—前54 年）年间匈奴大乱议者多说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大臣问策于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如果“乘乱而幸灾”“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他建议：“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汉朝果然调兵卫护呼韩邪单于平定其内乱。
这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宣帝称好萧望之却表示反对。然而推行常平仓“民便之”1。丞相丙吉年老宣帝对他甚为器重而萧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称职。三公非其人1 《汉书·食货志》。
则三光为之不明今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意思是百姓穷困盗贼未止官吏无能都因丞相不称职。宣帝因萧望之轻视丞相就命几个官吏诘问他。萧望之知道不妙免冠答对。宣帝从此对他不大高兴。
由太傅辅政后来丞相司直緐延寿上奏告萧望之对使者傲慢失礼对丞相患病也不过问还有擅作威福和贪财行为触犯了法律要求逮捕查办。宣帝于是指责萧望之“廉声不闻傲慢不逊”沾染污点于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左迁为太子太傅。
萧望之左迁后黄霸、于定国等相继由御史大夫升为丞相。他却不得为相。做太傅时以《论语》、《礼服》等教授太子。
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来朝见天子诏公卿议接见礼仪。黄霸、于定国等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依次在下”。萧望之则认为、对待匈奴应当尊重“宜待以不臣之礼”。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客礼待之”。
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萧望之主持石渠阁会议评议诸儒对《五经》同异的意见2。
宣帝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 年）病重选择可以嘱托大事的大臣把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召到宫中任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周堪为光禄大夫都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元帝。萧望之与周堪本以师傅受到尊重现在多次宴见参议国家大事。萧望之又推荐刘向擢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元帝重视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信任并采纳他们的意见。
与弘恭、石显的矛盾以前宣帝不大重视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弘恭“善为请奏能称其职”。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法”1。他们与外戚车骑将军史高互相勾结而与萧望之等对立。萧望之与史高“有隙”2又“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3打算建议罢免这伙人。他以为中书是为政之本应当选用贤明之人武帝因游宴后庭而任用宦者这不是本朝旧制又违古代不近刑人之义建议罢免中书宦官更用士人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等的矛盾加深。元帝初即位难于改革议久不定还将刘向调为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才士备用谏官会稽人郑朋暗里打算附从萧望之上书揭史高、许章及其子的过错。周堪看过这个奏疏建议让郑朋待诏金马门。郑朋当面吹捧萧望之说萧望之如果兴周、召之业他愿追随2 《汉书·宣帝纪》。
1 《汉书·佞幸传》。
2 《汉书·匡衡传》。
3 《汉书·楚元王传》。
效力。萧望之对此奉承颇为乐意。郑朋还多次称颂萧望之短毁史高说许章、史高的过失。
被宦者势力迫害而亡自郑朋的不正之风暴露之后萧望之就与他断绝来往周堪也不予推荐任用。郑朋为此怨恨倒向许、史把说许、史事的责任推给周堪等人说：“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建议召见了郑朋。郑朋出外扬言说：“我见言前将军（萧望之）小过五大罪一。中书令在旁知我言状。”萧望之听到这个消息就此问弘恭、石显。弘恭、石显担心萧望之亲自申诉会交由其他官员查办立即勾结郑朋及其同伙华龙命二人告萧望之等阴谋打算罢车骑将军及排挤许章和史高等候萧望之休假之日上奏皇帝。于是这事交给弘恭审问萧望之率直地对话：“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弘恭、石显上奏说：“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离毁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召致廷尉。”意思是说萧望之等结党营私要求法办。当时元帝初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便答应了弘恭等人的建议。后来元帝召见周堪、刘向才知萧望之已关在狱里大惊地说：“非但廷尉问邪？”就此责备弘恭、石显二人叩头认错。元帝说把他们放出来照常管事。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出面对元帝说皇帝新即位就审查师傅既然已经下狱应该就此罢他的官。于是元帝下诏说萧望之辅导我八年没有什么罪过把他及周堪、刘更生都罢官为民。而郑朋却当上了黄门郎。
过了几个月元帝又下诏说萧望之“导以经术厥功茂焉”赐爵关内侯任为给事中。元帝还打算依靠萧望之用为丞相。恰巧这时萧望之之子散骑中郎萧伋为其父前事上书鸣不平有司受理此事反而上奏说萧望之本来有罪而不是他人诬告现在他教子上书失大臣之体犯了不敬之罪要求逮捕。弘恭、石显知道萧望之个性刚而不屈上奏说：萧望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不将他下狱不足以解决他怏怏之心。元帝说：“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石显等人说：“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元帝于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石显等立即着手逮捕萧望之并命执金吾派兵包围萧府。使者到了萧府召萧望之。萧望之知道不妙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阻止以为这不是皇帝之意。他为此问门生朱云怎么对待。朱云是个好节之士觉得不好对待劝萧望之自己拿定主意。于是萧望之仰天叹道：“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然饮鸩自杀。这时是初元二年（公元前47 年）十二月。元帝得知消息大惊拊掌大叫：“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他罢食不吃直掉眼泪近侍人员也随之哀恸。于是召来石显等责问议论不审石显等免冠认错过后也就作罢。
元帝对萧望之始终追念不忘不仅让其长子萧伋嗣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扫墓。
萧望之是当时的名儒作风上尚算正派政治上有一定见解。史称他“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似乎评价过高。他身为天子之师官高位重却斗不过两个中书宦者即使有元帝关怀也逃不脱石显等人的暗算。这个问题扯不上什么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实是两支君权附属势力的较量由于萧望之缺乏实际才干君主操纵无能而对手石显等却是玩弄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以致宦者势力得胜师傅势力失败。萧望之个人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节贡禹建议朝廷节俭贡禹（前124—前43）字少翁西汉琅邪（郡治今山东诸城）人。通晓儒家经学学习和传授《齐论》、《公羊春秋》2被征为博士任凉州刺史因病去官。又举贤良任河南县令。过了一年多在工作上受到太守府官的指责免冠认错。他说：“冠一免安复可官也！”于是去官。
元帝初即位时征用贡禹为谏大夫在政事上多次虚心请教。这时农业歉收地方上大多穷困。贡禹向元帝上奏说：古时简朴任贤使能薄税轻徭所以人给家足。到了本朝初年循古节俭；后来争为奢侈上行下效“甚非其宜”。并指出：“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他向元帝建议“少仿古以自节”节省费用遣归宫女减少厩马将一部分苑地分给贫民耕种。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将宜春下苑交给农民耕种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提拔贡禹为光禄大夫。
建议减轻农民负担不久贡禹上书说自己年已八十一岁血气衰竭耳不聪目不明难以任职是个“素餐尸禄餐朝之臣”要求退休还乡。元帝不同意。过了一个多月任贡禹为长信少府。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 年）六月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贡禹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位于三公之列。
贡禹在位多次言朝政得失提出不少具体的建议。他说古时民无赋算口钱自汉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他建议当令男儿七岁才出口钱二十岁才出算赋。
他又说古代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业。现在本朝以铜铸钱开山采掘铜铁斩伐林木耗费人才破坏生态影响天气势必产生水旱之灾。自从铸五铢钱以来百姓犯盗铸罪而判刑者很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商贾求利“而不出租税”农夫劳苦而负担沉重“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所以百姓“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穷者起为盗贼”。他指出这是由于“末利深而惑于钱”根子就在于“钱”。所以他建议取消采铜业及以铜铸钱禁止私商活动也不必收商贾之税务必“使百姓一意农桑”1。
1 本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贡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2 见《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
1 《汉书·食货志》。
他又说各个离宫及长乐宫的侍卫人员可减一大半“以宽徭役”。十万多官奴婢戏游无事费用巨大百姓负担很重应当令官奴婢“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即以官奴婢代替百姓负担徭戍任务。
建议纠正官场风气他又建议令朝廷官员的家庭不得私自贩卖与民争利违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他指出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商贾、赘婿及贪官“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无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武帝兴功耗费巨大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地方政府以便巧书计者和勇猛酷烈者为吏欺上瞒下虐待百姓。所以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有些犯法受刑分子从政行为不端但“家富势足目指气使”号称为“贤”。所以说“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好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他认为造成此政此风的原因“皆以犯法者得赎罪求仕者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所以他建议“宜除赎罪之法”对于选举不实及贪赃枉法者不但免官还要杀头一定要改变长期以来“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的不良风气。
元帝将贡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从此开始令男儿七岁才出口钱。又省一些宫馆的侍卫人员减诸侯王庙卫卒半数。其余贡禹的建议则未被采纳。贡禹又建议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都未得施行。
能言而不能改进政治贡禹为御史大夫时所议多与丞相于定国不合。当时关东连年遭受灾害流民进入关中影响京师安定上书论政者多归咎于大臣。元帝引见于定国和贡禹“条责以职事”指出当时恶吏妄为盗贼濅广民多怨结地方大员多不称职。并指问：“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1贡禹等无言以对想不出什么施政良策。
贡禹任御史大夫仅几个月便去世死时为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 年）
十二月九日2。他死后皇帝追思其议竟下诏罢郡国庙定迭毁之礼。但刘歆以为贡禹建迭毁之议不免“失礼意”3。
贡禹与王吉为友都“以礼让进退”④。当时人们称道：“王阳（即王吉）在位贡公弹冠。”1这是说他俩取舍相同。
贡禹的言论多切中时弊揭露社会矛盾及政治风气较为尖锐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的建议不是基于对社会深刻的分析及有力的措施不切实际1 《汉书·于定国传》。
2 《汉书·元帝纪》。
3 《汉书·韦贤子玄成传》。
④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