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皇帝制度从初创到逐步完善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皇帝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神权被皇权进一步利用。秦统一六国始皇自称“赖宗庙之灵”进而又采用邹衍”五德之运”的学说利用天人感应论“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自此五行相克的学说便成为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理论依据“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汉武帝时董仲舒展了儒家的君权神授说给君权披上了一层神圣而又神秘的外衣。君权与神权的结合加强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侮君轻君即等于侮神轻神是理应受到诛灭的。所以当时一般社会意识总认为皇帝就是真龙天子是秉承天命的圣哲皇帝本人更大力宣扬凡登上皇帝宝座便是“奉天承运”成为皇天上帝授权处理人间政事的最高代表。“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这些帝王总是有“龙德在田奇表见异”他们夺得皇帝宝座又是“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等等。这一切说教都是为了论证皇帝权力理应独尊无二皇帝理应成为天下的“至尊”皇帝之上除了有一个虚无飘渺而又人格化的“天”以外再不容许有敢于越或干扰其权力的任何事物存在了。

第二为维护皇帝的尊严礼乐制度被进一步强化利用。秦统一后一些儒生劝说秦始皇用古礼“始皇以其难施用由此黜儒生”他“焚书坑儒”禁止民间私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的方针是简化古礼强调法制他仅采纳了一些简便易行之礼并以严刑峻法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秦不旋蹱而覆亡一度出现法灭礼坏的混乱局面。至刘邦称帝时“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亦无可奈何。他逐渐意识到礼仪秩序对于巩固本身统治的重要意义于是令著名儒生叔孙通率其诸弟子共定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公元前2oo年值长乐宫新建成诸侯群臣朝贺之际开始实行朝贺大礼。“先平明谒者洽礼以次引人殿门陈东、西乡。卫官挟陛及罗立廷中皆执兵张旗帜。于是皇帝传警辇出房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在庄严肃穆的大礼下刘邦深有感触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自此以后统治者大力加强礼的建设使礼成为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以礼入政、入法提倡“礼本刑辅”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他们还推行儒家礼治的理论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卑上下等级关系使之成为指导立法、司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第三皇权是在排除来自各方面的侵扰之后得以巩固的它经历了与各方面政治势力的较量和斗争。先宗法血缘关系一度仍被作为维护皇权的主要支柱。秦始皇罢封建设郡县削弱宗族势力西汉初却从反面接受教训“惩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这种以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封王封侯以宗法关系维护和支持中央皇权的方法一度又得到恢复。但实践证明这些刘氏侯王并未以宗法为重他们一旦裂土封疆随着封地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有人便居然觊觎帝位企图染指皇位和皇权甚至兴兵作乱诸王互相火并、告状的现象更是相继生。这不仅直接威胁到皇权而且也给社会带来动乱。因此皇帝只得再一次以郡县制代替宗藩制。其次由皇后妃嫔的兄弟子侄们构成的外戚以及由皇帝左右近幸侍从和宦官组成的集团也往往乘隙窃据权柄。尤其是在皇帝幼小、昏庸女主当权时更易于得逞。他们专横跋扈视皇帝为傀儡**弄权直接威胁到皇权的存在也给社会带来动乱。当矛盾激化到不可能调和时皇帝或者是利用其他政治势力将他们铲除或者是屈辱俯伏于他们的权威之下。再者帮助皇帝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功勋集团已经上升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其成员身居显位掌有实权往往又是累世公卿有很大的政治潜在势力。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大量土地财产形成世族豪强势力。皇帝不得不依靠他们同时又必须时刻防备他们对皇权的侵犯。秦汉至魏晋皇权与勋贵集团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戒备有时激为诛戮功臣或兵变政变。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替大都是由于这些勋贵世族势力的颠覆而造成的。

皇帝制度中一切规定和程序都是为了保证皇帝畅行无阻地行使权力。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皇帝个人的才智素质有时能够决定一代政局是否稳定。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形势以及个人的特点。